嘉宾简介：

　　何建明，苏州人。作家出版社社长。著名作家，全国劳动模范。第一、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在部队工作十五年。后转业到北京某中央机关报社当记者、编辑；1992年起任文学杂志主编。1996年调中国作家协会至今。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曾任《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主编。文学专业和哲学专业研究生。已出版著作38部，改编电影电视8部。

　　代表作品有：《何建明文集》六卷本、《何建明获奖作品集》五卷本；长篇报告文学《部长与国家》、《根本利益》、《永远的红树林》、《恐惧无爱》、《中国高考报告》、《落泪是金》、《共和国告急》、《破天荒》、《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大国的亮点》《野性的黑潮》《警卫领袖风云录》《天堂祭》《科学大师的名利场》和长篇小说《东方毒蛇》、电影《西行囚车》、《信天游》、电视连续剧《国家命运》、《女囚长》、学术著作《论纪实文学与写作》。

　　作品被翻译到十几个国家。其中《中国高考报告》被收入日本、澳大利亚等大学教材。

　　杂志公开卖版面很不光彩，但有隐情

　　主持人：你是如何看待《报告文学》杂志公开卖版面这样一个事件？

　　何建明：我最近注意到网络上都在说这件事情。首先我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觉得这个事件是很不光彩的，不光是办刊人不光彩，而且作为报告文学作家，从事报告文学创作这一行当的人也是件很不光彩的事。

　　但是，这件事有客观的社会原因存在。改革开放以后，办刊物的人非常多。我曾经是《中国作家》主编，也办过这样的杂志，和《报告文学》杂志很熟。在市场经济这样的条件下，稿子与金钱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但是，作为报告文学的文种和报告文学本身来说，我觉得不应该跟金钱挂钩。

　　当然，办刊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是公开的广告；有些企业包括一些干部需要作一些宣传；给刊物钱这种情况还是有的。其他文学杂志则是比较公开的，我所知道的一些杂志或者一些报刊收钱。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刊物还是文体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作为一种文体不应该和金钱挂钩，而办刊确实会和经济存在关联。但是，我们要以什么为主导，这是很重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不能一律规范哪种东西可以，哪种东西不可以。但是至少有一点，如果有一个企业给钱作为软性的广告，在客观现实中是存在的，如果文学作品是以金钱换版面的话，就有失于文学作品以及文体自身的纯洁性，它对公众和读者也是有欺骗性的。

　　深层次地说，我对《报告文学》这个杂志是比较了解的。改革开放以后，报告文学迅猛地发展起来了，很多读者都很喜欢，从《哥德巴赫猜想》一直到现在30多年，报告文学已成为一种读者喜欢的文体。但是以前没有正经的刊物，原来《报告文学》杂志是茅盾当主编，我最早的报告文学作品是在《报告文学》上发表的，后来这个杂志停了一段时间。最后湖北拿了这个刊号，客观地说他们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实力。虽然我还是这个杂志的编委，但是我从来没有承认过。原来有位作家也是他们的编委，但是后来他还是撤出来了，为什么撤出来呢？第一是没有钱来办，第二确实是没有作者。所以我认为一个文学出版社不给他一定资金的支持是办不下去的；第三作为省级的文学刊物，它无法覆盖中国报告文学的使命和责任，客观地讲，他们公开卖版面是有客观原因的。

　　报告文学是用文学手法写的新闻报告

　　主持人：新闻出版总署官员说：因为报告文学是纪实性作品，里面的事件都是真人真事，是一种新闻，而卖版面的事情就相当于有偿新闻。你如何看待新闻与报告文学之间的联系？

　　何建明：我对报告文学的定义是这样的——报告文学是用文学手法写的新闻报告。这个定义在辞典上找不到，是我从事几十年报告文学生涯总结出来的，我认为这是对它比较准确的定位。原来新华辞典上说是散文特写的总称，我认为不确切。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认为他是报告，不但信息量很大，而且有报告的对象，如果新华社社长或者一个企业的老板讲话没有人听，那他的这个报告就不成为报告，我们写的报告文学首先具有报告性。光有报告也不行，还必须具有新闻性；光有新闻报告还不行，必须还有文学性。所以我的定义是有新闻性的报告，还必须是用文学手法写的新闻报告。这是从专业角度来说的。

　　新闻和报告文学之间的关系，从文体本身讲，关于真人真事这部分是必须按照新闻规律执行的。我是搞报告文学的，何人、何事、何地等新闻报告的五大要素是报告文学当中必须有的，但是它和新闻不一样的地方是，文学作品强调细节，它和新闻的真实性有本质上的区别，它是文学的真实，不是新闻的真实，但是文学真实里面必须包含着新闻的真实，同时它还有一个文学本身对社会理解的真实。所以它们的差异和相连点就在这里。

　　主持人：有网友问你是如何看待报告文学现状？现在的报告文学缺乏直面现实、直面社会矛盾的勇气和实践力量，深刻关注社会矛盾的作品为什么难以涌现？

　　何建明：我觉得这位网友说得有一定道理，之所以有一定道理，是这几年读者期待有更多的报告文学作品能够让人们记住。但是，他说得不全面，因为他仅仅看到了他认为影响比较深的报告文学作品，而没看到其他好作品。我这么评价报告文学作品：这十几年，我认为我们发表了一批比较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但是它确实没有满足广大读者期待的那种希望——像七、八十年代的每一部作品都很响亮。

　　这里面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文学作家批判的力度不够了，对社会歌颂性的东西更多了；二，今天的媒体包括文学当中，还有一种纪事作品对我们的影响很深，很多好作品埋没在这么大的信息量里面，今天的作品未必能替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一部《班主任》或者《哥德巴赫猜想》，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时代变了，在我刚刚起步写报告文学的时候，我看到一本《人民文学》就觉得了不起了，现在有多少啊？像我的《根本利益》，当时发行了40多万册书，报纸有一百多家，这么大的量还有相当多的人不知道。而当年《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上共发了120 万份，但是就这120 万份的杂志又传播到各个媒体当中，量就更大了。而当时我们唯一能看到的杂志就是《人民文学》，现在可以看到100本甚至200 本类似《人民文学》这样的杂志。时代虽然不同了，但事实也证明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创作出一部或者几部作品能覆盖到社会上所有的读者，这是我们今天整个文学中存在的问题。

　　解放思想并不意味着批判，网络时代考验报告文学

　　主持人：应该说报告文学在改革开放初期掀起思想解放浪潮方面发挥了突出
作用，你刚才也提到了像《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作品。在当下，报告文学恐怕
不是去解放别人思想的问题了，更重要的是要解放自己的思想。那么，报告文学
如何解放自己的思想？

　　何建明：解放思想有两种，解放思想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带着某种批判的精神，带着某种一定要打破某种东西的想法。毫无疑问，解放思想需要我们拿出勇气来，要对以前不好的，影响我们发展的条条框框以及我们自己的观念进行突破。

　　但是有一点要说明的，一个文学形式的创作，包括一个作家的创作方式解放思想是指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正确认识我们今天的国家、今天的民族、今天的时代正在发生什么，这样的解放思想使我们作家包括读者在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观。我认为一个主流作家，一个当下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个时代、热爱这个民族的作家的解放思想首先要正确地认识你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中什么东西是最主要的，也就是说如何正确判断这个国家、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主流的东西，这也是要思想解放的。我们很多文人、作家包括网友认为解放思想一定要突破、要批判，而且这种创新甚至带着一种西方人对我们中华民族的看法，我认为不正确。思想解放首先建立在中国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上。而且要客观地审视我们中国现在的发展，我认为这样的思想解放对我们很多文人来说很重要，很多文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思想解放就是对政府提意见，批判某些东西，我认为这至少是片面的。

　　第二点就是在创作上我们要突破一些瓶颈，我们不要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去考虑，或者说我们要迎合什么东西，我们既然是作家，既然是负责任的作家，我们应该勇于面对现实。比如我15年前写矿难，我的第一部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叫《共和国告急》，当时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时候就认识到矿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想到现在的矿难越来越严重了。作为作家，我们要直面这种问题，实际上我们党和政府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还会屡屡发生这样的问题呢？那就说明这个问题还有很深的社会背景，我们就要揭露这种事情，这是对我们党和国家负责任的，这种事情上也要解放思想。

　　还有一种就是写作上要突破，为什么人们期待《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作品？就是因为我们写作上还是有种种顾虑，包括认识不够，或者思想上有些脆弱，这正是我们要解放的。这几个方面解放以后，我认为读者期待的报告文学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主持人：有网友问，在网络时代，人人都是信息源，人人都是传播者，每一个人都是信息终端。也就是说，人人都是“报告者”。报告文学要成就自己，必须在文学性上下功夫。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整个社会泛娱乐化的时代语境下，认真研究文学性的报告文学作家不是太多了。要知道，报告文学丧失了文学性，也就丧失了自身。你对此有何看法？

　　何建明：这个网友的问题很好，今天媒体高度发达、网络高度发达，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报告者”，而且事实也证明这些“报告者”对我们社会的发展，对社会的推动包括对政府的监督都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已经看到一旦事件发生以后想掩盖住是掩盖不住的。他提的问题很好，今天这样的时代，由于很多高科技和现代化的设施具备了，我们人人都是“报告者”。

　　但是它也使我们报告文学作家面临着一个挑战，这就是当人人都可以成为“报告者”以后报告文学作家怎么办？那就是说我们光有报告者是不够的，他不是报告文学作家，不是报告文学家，报告文学作家在写作上应该要关注的是什么。比如人家会说这个人活了或者说死了，我就要说这个人为什么活着，活着过程中碰到了什么问题，死了又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死？这给我们提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人人都是“报告者”的时代，报告文学的前途在什么地方。我就要告诉他，今天当我们都是“报告者”的时代，我们报告文学作家面临着更高的要求，也促使我们的写作水平有所提高，同时也要直面更多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面对我们的“报告者”。

　　躺在写作台上离世才是我最完满的人生

　　主持人：文化记者倪方六提问——对于当代文学，我觉得很浮躁，我发现一种现象，能写的不写了，去炒股、弄剧本，去当官；不能写的在支撑一种文学繁荣，起点中文网的不少作者，就是这部分的代表——当然这些无知者无畏式的写手们是值得尊重的。他们制造出的工业化文字正在影响大批的网络读者，而工业化的文学作品，除了噱头，创作的技巧，文字的美感和文学作品本身应该带有的阳光的元素少了。我想问，怎么理解和看待这种“能写不写”和“不能写在写”现象？

　　何建明：这个记者提的问题我认为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的写作者本来很有名气，或者在读者中影响很好，但是他们现在不去写了。但是我要告诉这位网友：还有相当一部分继续在写。一个把文学、生活、自己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作家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写作。比如我就从来没有动摇过我的写作，即便我当了主编，也可以去作生意，但是这些都不是我愿意干的，我还是要继续我的写作，那些对文学带着崇拜的人是不会动摇的。

　　今年改革开放30年了，我今年也说过“我还想写30年，当我过世的那一天，如果我躺在了写作台上的时候，我认为这才是我最完满的人生”，我觉得还会有很多这样的人，正是他们支撑着我们的报告文学，也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多好的文学。我认为有一批作家不写了去炒股也很正常：一是他们对文学的信念动摇了；二是他们的功利性比较强，所谓功利性比较强就是写作得不到炒股那么多的利益；三是他们可能写不出那么好的作品，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退出文坛也是很正常的。

　　还有刚才也谈到本来不是写作的人在写文学作品，正如刚才所说的现在是人人都是“报告者”的时代，可见今天是人人都可以写作的时代，为什么呢？网络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原来我当《中国作家》主编很牛的，因为谁投稿都得投到我这里来，现在不行了，他不买我的账也可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脱颖而出的优秀写作者也是和我们当年一样，当年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当作家，我投了以后人家给我登了，我才慢慢地成为了一个作家，所以我觉得像现在这种情况首先要考虑到它的积极意义。

　　现在包括网络和书商在内，所谓的70后、80后、90后也不是真名，几个人凑在一起出书的这种功利化的写作我认为是很有害的，对我们民族很不利。

　　文学没有衰败，拿体制说事真是可悲

　　主持人：很多人在谈论文学边缘化甚至文学死亡的话题时，以为文学似乎与当代社会进程无关，那你认为文学与当下有何中意义呢？

　　何建明：我我认为文学在社会历史大潮中稍微靠边一点才是问题的真正定义，不要把文学放在政治和经济前面，那就乱套了，一部文学作品价值把人的神经搞糊涂了，这就不对了。文学本身就是使读者在情操上有一种熏陶和消遣，也可能影响他的人生。稍微边缘化一点和边缘化的自然状态我认为是它完全正确的定位，在西方也是如此，哪天听说文学成了社会的主流也是不可能的。

　　另一种说法说文学快死亡了可能就认为文学边缘了就是死亡了，这也是不对的，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他，我们每年出版社出这么多书，销量也是很好，而且我们网络文学在消费者当中影响也很大，怎么会死亡呢？我看到的就是繁荣，而且比以前还繁荣。

　　主持人：大家普遍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的衰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面对这个令人失望的事实，作家们责怪“体制”，而他们所批判的“体制”泛指当下这样一个整体上不利于严肃文学创作和传播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你如何看待现在作家行业的“体制”？中国文学创作环境到底如何？

　　何　建明：这个问题说的人很多，如果是专业作家的话我不明白他们还有什么对体制不满意的。我觉得他们享受着的是无限的体制上的优越，他们一天到晚还在说体制上对他们的不公平，我觉得真的很可悲。他们拿着体制下一切可以给他们的东西，像我这样的业余作家我从来没有享受到体制可以给我带来的优越的待遇，如果他还在说体制的问题他真的很可悲。

　　如果是业余作家他碰到体制的问题那可能就是发表的问题，如果还有一点问题认为我想表达的东西这个不让我出，那个限制着，那你是否就要检讨一下你的作品是否和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我认为这是他要思考的。

　　今天在我们这么好的体制下这么多作家享受着体制的阳光的时候他说体制不好我就真的不可理解了，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些人的这些问题了。

　　主持人：那你觉得现在中国文学的创作环境还是挺不错的？

　　何建明：我认为在我感受到的体制当中真的很好。我在国家出版社，作家来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由我们这些编辑来审查，没有任何政府机构说你这个可以出、这个不可以出。你除非犯了纪律了，有关政府来查你这是非常正常的。

　　谁都可以成为写作者，诺贝尔文学奖没啥了不起

　　主持人：在你看来茅盾文学奖呈现出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应该怎样处理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何建明：文学奖在一定阶段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这次我们茅盾文学奖评了四部作品，这四部作品应该说代表了我们这几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话说回来我们还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没有入围或者没有评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文学价值和影响力。只是这几部通过评委的评审以他们的标准（也是比较成熟的标准）来进行评判，茅盾文学奖出来以后我们认为也是最好的，可能大家认为这几部作品很一般嘛，我认为这种想法也是很正常，比如报告文学的作品我们看不到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出不来这样的作品正是因为大家不满足，
这样才会有期待，当我们不会期待，全部满足的时候我们的文学就要走向死亡了。

　　主持人：网友问，今天的文学进入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作家们在写什么和怎样写上，可说享有了相对充分的自主权。为何还是产生不出多少公认的大作家大作品呢，根源究竟何在？我们现在的文学到底缺少些什么呢？

　　何建明：这位网友说得非常好，我可以举这么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英雄，一个健康的运动员，如果把他放在温室里养的话是出不来的，我恰恰觉得我们的体制给了作家太多的享受，而使我们这些作家写作的深刻度、吃苦度远远不够，像那些用生命进行写作的作家恰恰没有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优秀的作家写不出好作品的原因所在。所以我说温室里是培养不出彪形大汉，培养不出优秀的运动员，更培养不出英雄，同样也培养不出优秀的作家。一个作家就应该敢于舍弃自己的舒适的环境和生活，要投入生活、感受生活，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我认为现在的作家很大一部分都在弱化，我们优秀作家根本用不着这样的生活，为什么呢？他稿费很高，找他的人也很多，山珍海味都好好的，请他写作去的都是风景很好的地方。恰恰是没有成名的人是在一边吃着方便面，一边在写作，我对他们充满信心，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写作和生活以及命运联系在一块，恰恰是他们能写出大作品来。我们还是有很大一批这样的人在执着地追求，很多年轻的写作者就在
这样的生活，对自己的写作充满着激情，充满着“我可以舍弃一切朝着我的目标去奋斗”，我认为希望就在他们身上。

　　我们现在的氛围当中，谁都可以成为写作者，他们有这样的好机会，不像以前，投一个稿子给一个出版社或者一个杂志社一下子全
毙了可能就不干了。今天是一个写作的时代，人人都可以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当他表演得最好的时候他就是最好的作家。尤其我们现在体制这么好，党和国家这么重视我们的文化和作家，给予高度的待遇，像这次茅盾奖出来以后我看到黑龙江省委、陕西省省委都对那几个获奖者高度奖励，这种奖励也是很丰厚的，我觉得对我们的文学都是极大的促进。

　　主持人：你怎么看当下的文坛？看现在流行的那些消费主义的作品？目前都市文学流行，私人化写作流行，却鲜见重大的现实题材的原创文艺作品诞生？你对当代作家的创作与现实较为分离的现象如何看？

　　何建明：关于重大的现实题材的原创文学为什么诞生得比较少的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我们当代的小说家出的作品很多是和他们的生活状态有关系。我曾经在几次论坛上讲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当代的小说家和诗歌散文作家（除了报告文学作家）这一块重大题材的诞生特别少，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当下的主流作家和我们崇拜的作家的生活状态几乎不在我们社会主流状态之下，所以他们不了解当下我们社会主流的重大题材的生活和现实，他们可能关在家里写一点自己孩子的事情，自己内心世界的感受，写一点历史的事情，而写不出当下的，这是和他们的生活状态有着直接关系的，我认为这是我们当代文学创作的软肋，就是因为我们主流作家生活在社会边缘化的生活状态下，所以写不出人民群众、我们国家、我们时代期待的那种和时代发展、现实重大问题相对应的问题。

　　主持人：那在你看来该如何改善这样的现状呢？

　　何建明：我们一直提倡深入生活三贴近，但是我看来看去这么多年来我们有一部分作家已经进入这样的状态，但是相当多的作家还没有进入这种状态，他们还是独立地、自我地进行自我的选材，如果有名气的作家他们确实不用深入生活，不用到人民群众期待的岗位上去，他在家里自己过日子也照样可以写文章，发行量一样很大，但是读者看不到像五、六十年代的大作家写的作品，这是我感到很失望的。

　　但是我很期待的就是现在非专业作家，包括网络写手，他们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恰恰是他们这部分，我认为过五年十年，他们可能会写出大作品来，我对他们的期待比所谓的现在的主流作家更高，更有信心。

　　主持人：还有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你觉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人有必要去追求吗？

　　何建明：我觉得中国作家只管写自己的作品，如果诺贝尔文学奖降到我们头上也是应该的，因为我们这么多的作家在努力地写着这么多的作品，我们中国作家是具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实力，实际上我们先辈的作家有的是，而且是够格的，只不过是他们没有给我们评，所以我认为我们要以平常心去对待，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我，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我的水平已经摆在这个位置了，你评不评只是给我加一个皇冠而已，评诺贝尔文学奖是作品出来以后才评的，价值早就存在了，所以认为中国的一些优秀的、成熟的作家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淡了。

　　优秀作家必备五种素质

　　主持人：那你认为优秀的作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呢？

　　何建明：作家有很多种作家，如果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我认为应该具备五种素质：一是政治素质在中国这样一个讲民主、政治的作家，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具有政治家的素质，政治家考虑的问题你必须得考虑，比如报告文学当中反映一个人先进，他只是某一方面先进，并不代表他所有方面都先进，我们讲一个典型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很一般嘛，但是身边的人是立体地看他的，而报告文学只是写这个人比较突出的一面的。所以一个作家要具有政治家的素质，比如现在我们社会出现了好几个地方的出租车司机罢
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事情有很复杂的社会背景，你如果把它扩大化那可能就成了大问题了。所以一个作家要写这些问题的时候要有政治家的意识，有些问题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要考虑全局性、复杂性和深刻性。

　　二就是一个思想家的素质，毫无疑问我们光当政治家是不行的，一个文学家必须要有敏锐的思想。

　　三是社会学家的素质，这个社会非常复杂，特别是像我们报告文学作家，要写一个城市要写一个人要了解很多很多东西，要研究社会现象。

　　四是要当一个普通的人，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呢？只有普通人才有普通人的情怀，对我们国家，特别是对老百姓，对我们的人民，对我们的生活要具有普通人的那种生活才可能写出当下我们的人民和群众期待的东西。

　　最后才是一个具有写作能力的作家，我们很多写作者，很多作家前面这几个都不考虑，一来就是我是作家，他认为“天下老子第一”，其实我认为这些作家是不成熟的，写的作品也基本上是漏洞百出，或者给了一个作家一个笔但是到处去“扫”，但是扫的地方可能就扫错了。

　　所以我认为一个作家就应该具备我刚才所说的这几种素质。

　　主持人：汶川大地震后你去四川灾区采访并出书，请你谈谈感受？

　　何建明：汶川大地震我去了三次，我这次回来以后写的第一部作品也才出来，是《生命第一》，这也是独立作家写出来的第一部的救灾现场的作品。在这之前我在报纸上和报刊上包括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求是杂志和光明作家发了很多这样的东西。因为我到地震现场以后确实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两点：一个就是生命，说来说去最关键的地震让我们最揪心的就是生命的问题；二是生者和死者之间让我们看到了人的某些精神的东西，这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所以我的情感，包括我的感受，包括我去现场独立思考的东西都在我的《生
命第一》当中基本上都体现出来了。

　　主持人：当时确实还是有很多作家直接去汶川地震现场进行直接的采访。

　　何建明：我们作家协会是第一个团，高洪波是团长我是副团长，当时走到北
川现场可以说作家当中我是第一个到现场的，我走的路也比较多了，感受也比较
深刻，后来也陆续去了几批作家，他们也陆续地在写，而且也有写出来的。我认
为我们报告文学作家包括一些诗人使命都是一样的，每当碰到国家大事的时候我
们都会冲到前面，而且我们还会经常碰到，总是冲在前面的“作家勇士”。

　　世事纷扰，最渴望当个专业作家

　　主持人：你是咱们国家唯一获得劳动模范称号的作家，现在又是作家出版社掌门人，那你是怎样协调管理和写作之间的关系的？

　　何建明：这对我是比较痛苦的事情，作为一个社长来说，我天天面临一百多个人，我们平均每天出两部书，作为社长我去的时间不长，我去了大概四个多月，我几乎天天都要面临着每个编辑和我讨论、交流，各个部门向我汇报和处理的事情，所以我每天几乎是七、八点钟到单位，一直到晚上六、七点钟才走。我的办公室门口都是排着队的，一天下来我都觉得有点头晕了。但是我也必须去面对，就是因为我想迅速地处理我们出版社的问题，而且很令我欣慰的是通过大家的努力这四个月里我们出版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效益也提高了很多，大家的干劲也很足。

　　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很痛苦，我欠了很多账，很多别人让我写的东西我到现在也没有写出来，这一点我很遗憾，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写作，我自己对我的要求就是“我有两个肩膀，一个肩膀扛着出好书的责任；一个肩膀承担着写好书的重担”，我想我尽我所能吧。

　　主持人：你最希望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

　　何建明：我希望当一个诚实的作家，我现在干了30多年获了那么多奖，他们都把我当做作家，但是我从来没有一天真正当过一个作家，我从来没有整个的十天的时间静下来写作，这也是我很遗憾的事情，如果问我最喜欢哪种工作，我希望当一个专业作家，我希望像一个专业作家一样有无限的时间可以自由安排进行自己的写作，这是最好的。有可能这要等到我退休的时候了，我希望在这之前组织上给我安排一个专门写作的时间我就很开心了。我到现在认为我自己就是一个业余作家，我的作品也是业余的水平。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