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甲子，其间沧桑巨变，报纸从未缺席。同步、即时，精心书写着每一段值得记住的历史。可以说，60年间报纸的每一点细小变化都折射着新中国60年前行的足迹。

    报业格局：属性步入统一 门类迈向多元

    对私营报纸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新中国成立后新闻事业迈出的稳健的第一步。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私营报纸在许多地方还都存在，其中不乏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报纸，如《大公报》、《文汇报》等。据1950年3月新闻出版署统计，当时全国共有报纸336家，其中私营报纸58家，占总数17%左右，但当时私营报纸普遍遇到了异常艰难的情况，其中报纸销路下降、广告减少、经营难以为继成为主因。

    上海《文汇报》的情况颇为典型。据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写的资料显示，其在筹备复刊时即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机器设备简陋的困境，是由《解放日报》借给大量纸张油墨才得以复刊的。加上解放初期对新体制的不适应，发行局面始终打不开，广告也很不景气，致使文汇报社月月亏损，财政状况日益困难。

    《文汇报》的境况是当时私营报纸的一个缩影。有数据显示，到1950年6月底，私营报纸数目减为43家，到11月底为39家，到12月底为34家，到1951年4月底为31家，到8月下旬只剩25家。时至1952年年底，已为数不多的私营报纸迎来了自创办以来的最大转折——公私合营。在保留私营报纸最多的上海，中共上海市委下达了《市委关于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后加强领导问题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对私营报纸的管束，同时宣布《文汇报》、《新闻日报》、《新民晚报》进行公私合营。

    1953年，所有私营报纸都转变为公私合营报纸，后来又逐渐退还私股，实际上皆为公营。这种改变也可以从新闻事业的定语上找到答案：新中国成立初期有“新民主主义新闻事业”、“人民的新闻事业”的提法，自1953年起皆称为“党的新闻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的近10年时间里，报业的品种并没有直接发生什么改变，在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影响最大，堪称“红色报业”四大家。值得一提的是，进入上世纪50年代末，晚报进入了第一个成立高峰。

    据中国晚报协会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在上世纪50年代有多家晚报创刊，分别是《羊城晚报》、《北京晚报》、《南宁晚报》、《合肥晚报》、《大同晚报》、《太原晚报》、《成都晚报》等，而此前我国仅有3家晚报。其内容相对注重生活化、趣味性，与硬邦邦的“日报口味”略有不同，这无疑迈出了报业贴近读者的重要一步。

    进入上世纪6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晚报的创刊几乎停止，仅有《武汉晚报》、《西安晚报》2家在这一时期创刊。此后的10年间不但没有新报创刊，许多晚报还被迫停刊。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晚报开始复苏。1979年11月，《南昌晚报》率先复刊。两个月后，昆明《春城晚报》创刊。这是“文革”后创刊的第一份晚报，在业界有“报春燕”之称。其后，《北京晚报》、《羊城晚报》、《新民晚报》等老牌晚报先后复刊。上世纪80年代，又有30家晚报创刊，上世纪90年至本世纪初，共有98家晚报创刊。至此，晚报阵营基本形成，成为报业大军中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在晚报发展比较成熟的同时，另一种报纸形态——都市报应运而生。1994年年底，中国第一家都市报——《华西都市报》在成都问世，创办者席文举将该报定位于市民生活报，并称“市场需要不需要，读者喜欢不喜欢，是衡量我们办报的标准和试金石”。

    《华西都市报》一举成功，都市报旋即风靡全国。在广州，《南方日报》创办了《南方都市报》；在福州，《福建日报》创办了《海峡都市报》；在石家庄，《河北日报》创办了《燕赵都市报》；在武汉，《湖北日报》创办了《楚天都市报》……至2005年，全国的都市类报纸达到287种，平均期印数4852.3万份。

    都市报的崛起加速了中国报业产业化进程，在报业运营上，都市报大胆尝试、一次次破冰，传媒上市、传媒经营多元化、传媒重组等也因此成为报业的新课题。

    今天，报业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市场的细分。比如，按报纸发行时间细分，有日报、晚报、晨报甚至午报；按地域范围分，可以分为全国性报纸和地方报纸；按服务功能分，有生活服务类报纸、财经类报纸、体育类报纸等。数量与种类的增加，成为报业繁荣的最直接表现：2008年全国共出版报纸1943种，平均期印数21154.79万份。其中，全国性和省级报纸1050种，地市级报纸877种，县级报纸16种，综合报纸806种，专业报纸1137种。
 
    新闻表达：曾经一波三折 80年代后成功转型

    翻开60年报业长卷，其与时代变革的联系极其紧密，最为突出的表征就是新闻的内容与表述。如果进行一个粗略的划分，可以说，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是新闻产品特别不稳定的时期，甚至可以用“左右摇摆”来形容。进入上世纪80年代，新闻迎来“好日子”，一步一个台阶地向前发展。

    1956年上半年，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报纸开始活跃起来。1957年《人民日报》改版，方向之一就是“开展自由讨论”。费孝通的名文《知识分子的早春》就发表于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也成为大鸣大放的重镇。知识分子们从各个角度向党和政府建言献策，尖锐大胆、饱含情感。然而一年之后的1957年，许多报纸因所谓的“资产阶级方向”问题被批评，许多曾于报刊发表鸣放言论的知识分子也遭受不白之冤。于是，这次鸣放以报纸亮出开放姿态为始，以各界噤若寒蝉为终。

    1958年，“大跃进”开始，报业也随之掀开“放卫星”的序幕。在1958年~1960年间，“亩产百万斤”、“每小时产铁26万吨”这样的数字充斥报端。因此，有评论人士认为，“此期的报纸刊登的不是新闻，是玄幻小说”。1961年，《人民日报》刊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标志着对此前浮夸之风的拨乱反正，报业的新闻也重回理性。

    就在报人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变故又突然袭来。1966年，“文革”开始，而这次浩劫长达10年。10年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报被冲击、被夺权的现象相当普遍。大量报纸被改为革委会的机关报，另一些则被打压甚至停止出版，因为它们是“放毒、造谣的旧报纸”。10年间，报纸的发展停滞，一些报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文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并由新华社转发通稿，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报业壮丽多姿的发展序幕由此拉开。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报纸渐渐从宣传本位回归到新闻本位。1982年，《新民晚报》提出“我们的报纸决不是专办给领导同志看的”。几乎在同一时期，新闻界提出了“关于新闻语言多样化的问题”。当时穆青同志提出，新闻写作要打破新华体那种比较呆板、比较枯燥的方式，要用一种新闻散文化的方式来表现。这个问题看上去是一个业务技巧问题，实质上却标志着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开始从过去较为单一的“政治教科书”的功能和角色扮演中走出来。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的发行量创历史性地达到600万份，而发行量高达300万份的《中国青年报》也被看成是当时的一个标杆，其对大兴安岭火灾的报道从模式化的歌颂政府、赞美英雄中走出来，直面灾难，深入揭露大火背后的官僚主义和造成火灾的深层原因，成为新时期新闻的代表作。此后，副刊热、舆论监督热、民生新闻热成为新闻履行多种功能、扮演多种角色的表现方式。如今，除了对新闻的报道外，报纸的休闲功能、服务功能也都一一体现出来。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