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文化靠边站，商业站前台，将是出版的倒退。不能仅以数字来衡量产业和企业。
　　10月30日~11月1日，第22届大学出版社订货会在厦门举行。与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博览会交易会同场、同期举办，此届大学订货会集聚了更多人气。今年是大学出版社改革的关键年，在关键年里，改革、发展、联合成为了订货会这个交流平台上的关键话题。

　　体制改革的变化何在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出版管理处处长魏小波在大学版协理事长会议上指出，2009年年底前，除有特殊原因的高校出版社外，需要全部完成转制任务。目前，除新疆大学出版社外，所有大学社的改制方案均已上报至教育部社科司。已有10家大学社基本完成改制，财政部批复了教育部直属的47家高校社和音像社的清产核资意向申请，教育部财务司接到了15家大学社清产核资结果报告，3家社正在进行产权登记和产权变更。
　　改制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如何改成为大学出版人集中关注的问题。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王星表示，改制决不是简单地挂个牌子，表面上的改造只可能造成大学出版社由“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转变为“企业单位事业管理”，这样，反而有可能造成出版社负担的加大。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林全认为，改制不应该只着眼于获得免税的优惠政策，否则会存在一些隐患，而改制需要的是进行更深入彻底的改变，人员不宜大变，应该改变观念，并建立现代法人结构。
　　体制改革为一些出版社带来了切实的变化，他们体味着这些变化带来的成功和遇到挫折后的探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总编室副主任金蕾介绍，自2007年7月集团组建以来，出版社加大力度推进以“主干的教育科学（包括心理科学）和人文科学，精干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为定位的图书结构转型，打造学术精品，重点发展职业教育教材、高等教育教材。2008年，集团的高校教材和学术著作销售码洋增长45%，2009年高等教育文科教材品种第一次进入新华书店排行榜前20名，产品结构的调整收到了良好的成效。经历了“伤筋动骨”的改革之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表示，大众文学和数字出版等领域尚在培育期，希望能够做出新的增长点，数字出版风险很大，规避风险的唯一的办法就固本，把原来擅长的教材、教育心理“长板”继续做好、做大。

　　“小舢板”如何对抗“大航母”

　　今年6月，新闻出版总署明确提出将在3~5年内培育出六七家资产、销售双双超过百亿元的大型出版传媒企业的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坦言，他对未来的发展很担忧，“小舢板”与“大航母”谈判和竞争的筹码将越来越少，在这场博弈中，“小舢板”随时有人才流失的危险。毫无疑问，对抗是需要以“吨位”做基础的。
　　体制改革让更多的大学出版社意识到市场竞争的严酷性，如何做好经营，是将经济利益放首位，多出版带来丰厚收入的畅销书，还是坚守大学出版的学术著作出版本质，无疑已经成为大学出版人思考的重要问题。
　　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认为，出版在中国不是资本问题而是内容问题。对于大学出版而言，学术、文化、专业是特色，坚守文化的人“靠边站”，做经营的人在前台，这是大学出版的倒退，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就走过这样的弯路。贺圣遂指出，仅以数字来衡量产业和企业是空泛而不实际的。“向钱看”的不正确发展观与大学的文化使命无疑成为了转企改制过程中一对矛盾。为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提出，大学社在处理产品结构上可以采取“公民、英雄和圣人”三个层次。大部分大学社应该履行“公民”的职责，要为多数人群服务；一部分出版社要坚持学术出版，来充当“英雄”的角色；而少数出版社可以充当“圣人”的角色，遵循自己的特色，维持自己的一贯追求。
　　在数字时代，对占有学术、教育资源优势的大学社而言，这既是机会又是挑战。传统出版目前没有太多可以借鉴的经验，赢利模式以及与其他企业的合作模式尚不明朗。甚至有出版社负责人表示，很难讲以后出版的纸质书内容是不是属于出版社的了，数字内容提供商也是传统出版社的强劲对手。正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董事长何林夏描述他对当下数字出版的心态——迫在眉睫，无从下手。集团新成立的数字出版中心目前正处在明确项目、寻求人才的阶段。朱杰人也坦言，虽然市场前景光明，但路线并不明朗。

　　联合之路能走多远

　　成立集团是众多大学社规模扩大后的发展之路，但是，单打独斗或许已不是大学出版扩大规模和影响的最佳选择。本届订货会上，交大联合体、四川高校出版社联盟和国防院校出版社联合体的展台再次吸引了与会者的目光。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张天蔚认为，交大联合体的联合是顺理成章的，联合的实质是品牌联盟，他指着联合展台上方连接四家出版社的一道横梁告诉记者：“这就是一座桥，把我们连接了起来。”林全透露，四家交大社今年的合作已经渗透到了共同策划选题方面，大家都瞄准了“大交通”的选题，但各有侧重。这种结合方式也更利于市场整合，占有大的市场份额，从而使自己有一席之地。
　　出版社之间的联合如果仅仅是出版内容相近的出版社以共同形象参展，或者联合巡展，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今年，11家师大社联合体在大学订货会上并没有集体亮相。出版内容相近的出版社在很大程度而言，是竞争的关系。社社联合，如何处理好竞争关系，如何进行选题、资金、渠道等多方面的整合或许才是更应该考虑的问题。
　　贺耀敏认为，一方面大学出版社需要加强多种形式的合作或联合，以共享出版资源与渠道，并通过产业化、集团化互惠互补；另一方面，合作可以以内容为平台，可以采取股份制等方式合作，比如国家大项目，没必要采取“1+1+1”的申请方式，若干家出版社可以联合申请，这样带来的整体影响力将很大。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徐维凡指出，大学社在现有体制内虽然不可能像其他市场主体那样进行横向联合或者兼并重组，但仍可走出自己的道路。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