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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藏金石拓本结集出版

发布人：管理员发布时间：2015年10月15日此新闻已被浏览 422 次进入论坛

碑帖是碑和帖的合称。在古代，先人为了记述前朝重要事件和隆重庆典等，会以纪事形式请书法名家书写再由名匠刻手刻凿在石碑之上，称为“刻石泐碑”，用宣纸拓印下来的内容经过裱装成轴或册页，才成为碑帖。几千年过去，许多刻有名家墨宝的碑石现今都不復存在，从碑刻上捶拓下来的拓本便成为我们回望歷史的途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抗战开始南京大学西迁重庆途中，师生冒险捶拓、收集拓片；七十多年后，香港收藏家柯君恒协助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学珍藏金石拓本（一）》。　　大公报记者周婉京
南京大学（下文简称：南大）始创于一八八八年，由汇文书院、宏育书院、基督书院合併发展而来，旗下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于一九三○年，由美国铝业大王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所留资金贊助。七十多年来，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工作主要包括收藏该校所藏各类文物书画和歷代金石拓本，加以整理和研究，令国宝级文物蜚声海内外。
二○○二年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该校名誉校董柯君恒协助出版了《南京大学文物珍品图录》，其中就整理了南大中国文化研究所馆藏的名单，该书收录藏品类别有：青铜器、龙泉?、德化?、耀州?和景德镇?的瓷器，玉雕、漆雕、木雕、竹雕的器物或人物，以及古砚、古墨和古锦，也包括部分珍贵的宋画和书法。
柯君恒认为整理研究和出版校藏藏品至关重要，正如文史名家李小缘指出：“研究中国文化，可据资料，大别有二：曰史籍，曰古物。古物足以证史，亦足以纠史。而其弥补失阙，功用尤大。”于是，两年前他又与南京大学歷史系合作，在藏品里逐步分批整理，考证了三千幅最有价值的歷史碑拓，制定长期计划，分期分批装裱，拍照註释、校正编印。
本书收录了南大所藏两万零六百八十件歷代金石拓本中的近七十件（套）精品，内容涉及汉魏时期以来的摩崖题刻、神道碑铭、佛教洞窟题刻等，书体有隶书、楷书、行书等，既涵盖在书法史上风格独特的六朝《爨宝子碑》、《爨龙颜碑》，也有唐代的欧阳询、颜真卿、元赵孟頫、宋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等著名书法家的作品。为了顺利出版，书籍出版期间特别组成一个超过十人的编委会，费时经年。柯君恒亲自到馆选刊本编目录。
“因为从年幼起开始临帖学习书画，所以常常也会读帖。要知道，许多书法史上的精品和神品，留名的和不留名的，大都是碑刻留传。因为纸本难以保存千年，在书法中是分碑和帖的，这是两个类别。”说起自己与书法的缘分，柯君恒能滔滔不绝地评述许久。因其数十年前成立的“宗陶斋”，以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据柯君恒透露，宗陶斋多次在内地举办展览，从明清到民国主题以名家楹联最为专精，于是他站在书法爱好者和藏家的角度上，指出此本书中的藏品，在书法艺术和文献资料都有很高价值。
实际上，中国歷代的名碑，以汉碑和唐碑最为集中，汉碑以隶书胜（汉碑多不署书家名），唐碑以楷书胜，所以碑刻部分所选以东汉隶书碑刻和唐代楷书碑刻为主。东汉名碑，书内选用了《景君碑》、《礼器碑》、《史晨碑》、《尹宙碑》、《赵宽碑》、《曹全碑》及《张迁碑》等。唐代名家，选用了欧阳询、李邕、颜真卿、史惟则、窦臮的作品以及吕秀岩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具体来看，拓本的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既是实用汉字形体演进节奏之记录，又是时代风尚变迁之反映。此二者，在柯君恒及南京大学歷史系专家编审时，力求兼顾，入选篇章以书法精美且资料难得者为先。
碑刻利用石的有形材质，通过精心撰写、书丹、镌刻，留下形美质美的“史料典籍”，再经特殊方法传拓到宣纸之上，于是肌理可观，凹凸可辨，富有金石韵味。那么怎样的碑帖才算得上是有代表性？
柯君恒随手翻开拓本的装帧书，讲述书中首篇刊出的秦代瑯琊台刻石残石背后的故事。此碑是秦二世登临瑯琊山（今山东省胶南市南）修瑯琊台，勒石颂扬皇帝功绩。虽然字已漫漶，但仍辨认刻石书体为秦篆，刻石存于山崖之上，成为现代人了解秦代的重要文献。目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也藏有年代更早的同类瑯琊刻石，此类刻石虽残泐严重，笔画却仍透露?秦朝气息。书内收录的名碑名帖不止此一篇，到了北魏，就要数《龙门二十品》。
“张猛龙碑更是日本的书道中人誉为碑中神品。弘一大师和张大千早年都学过张猛龙碑，尤其弘一大师的早年北魏书法在近年书画拍卖市场更是屡创高价。草圣于右任亦是写魏碑的高手，百年来的书坛地位无可取代。我的老师姚公秉年少时则专攻龙门二十品中的四品，终成一代大家。”柯君恒忆述道。
在河南洛阳的龙门山上，有自北魏至北宋开凿的大大小小的佛窟，至今尚存的就有一千三百五十二个，有佛龛两千三百四十五个，造像多至十万馀尊。这些造像记中的功德主多是北魏的王公贵族、高级官吏和高僧名业。他们为孝文帝歌功颂德或为祈福禳灾而开龛造像。
龙门造像题记中，经常出现横画向右上方明显的欹斜，且波磔（书法指右下捺笔）明显，带有隶意，表现为收笔时按笔，上挑出锋。在《龙门二十品》造像题记内的“点”画大多呈三角形，这是受刻刀影响的缘故—刀在石上运行难度更大，笔锋较迟钝，不如在纸上运行的流畅、快捷。同时，由于受隶书的影响，魏碑点画有向上挑的走向；还有些点画为横的写法，将并列的点画横向连成一体。
柯君恒说：“从碑文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民生、经济、文化情况，以及人们对宗教（尤其是佛教）的崇尚，字形不断演变，每个时期的故事更是不尽相同。”再看三国时期，《曹魏受禅碑》便改以隶书入碑，碑文记载魏文帝曹丕“受禅于汉室”的歷史事件，在当时诸侯纷争、天下不宁的时代，碑记所载恰能补益于史籍。
金石拓本指的是书法，却不止于书法。在七十多年前，从事拓写、运送、保育的工作并不比刻石容易。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月十三日，战火烧到上海。八月十五日，日军航空兵开始轰炸南京。当时，南京大学（时称“金陵大学”或“中央大学”）自认为系美国教会财产，地位“中立”，十月四日还坚持开学。不料局势不断恶化，十一月十八日，大学停课，短短几天中，师生们收集包装箱，解决车辆、船隻的问题，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批金大师生在裘家奎、孙明经等人带领下，拖?家什开始向成都迁移，这当中就包括了是次出版的一些拓本。
据柯君恒介绍，书中收录的另一部分拓本来自南大迁校途中。超过一百名文史科系的师生（多数来自南大中国文化研究所）分期分批迁往重庆，沿途见到珍贵的碑刻就用材质特殊的宣纸拓下来，可谓“一路走，一路拓”。眼下，书中收录的碑石小幅的只有报章大小，寥寥数字，大的高于房间墙壁，详详数千言。地处山野之间的碑石，需师生几人共同搭建楼梯，齐力协作方可拓写。
在南大西迁途中，不得不提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商承祚。一九三八年初，商承祚在随迁路上听说长沙出土文物，立即转道前往，收集文物六十六件，并写下《长沙古物闻见记》。一九四○年，商承祚正在日军围攻长沙之际，再度入湘，抢救了文物一百五十五件，这批文物至今珍藏于南大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其后，商承祚和敦煌学专家、考古学家刘铭恕等人踏遍四川等地，实地考察石刻、碑刻、崖墓、汉阙、汉砖花纹，拍照并收集旧拓片以进行比对。据不完全统计，在金陵大学同仁的努力下，抗战西迁八年，中国文化研究所获得拓片等文物二千六百八十馀种，成为此次出版的重要基础。
只可惜，因为碑石外部遭千百年风化，拓本并不完美，更有不少碑刻现已无处可寻。柯君恒说，过去因为战乱、后来大型基建致使大多数原石没能得以保存，他不禁感慨：“战争年代一个炮弹就能让玉石俱焚！我也是几年前看了目录后，发现这些兼具文物、歷史、艺术价值的拓本需要被更多人知道，于是我和陈骏校长说，一定要将这套拓本整理、出版、流通，一来出于文化传承的必要性，二来要令南大前辈保护中华文化的精神彰显出来，使后人了解它们的珍贵。”
在超过二万件拓本中，亦有来自部分藏家的捐赠。例如，一九三四年，汇文书院创始人加拿大人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将其在中国四十年间耗资巨万的收藏捐赠给中国文化研究所，其中有碑帖六十六件、拓本一百七十三件、拓本册二十二册，亦包括宋拓《大观帖》等稀世国宝。
《南京大学珍藏金石拓本（一）》选择以中英文双语（繁体中文）出版，柯君恒表示英文翻译有助外国学者研究。论及初衷，柯君恒说，选择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今秋出版本书，除了追念当年南大前贤保护华夏文明之源的高山景行，更希望借文物命运折射国家命运，此书的出版也可被看作是和平年代对先烈的缅怀。他说：“歷史学家可从内容上取证，研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家可学习书体、书画的美感；收藏家会从中看到艺术、文物价值，岂不是各得其乐的美事？”

资料来源：大公报江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