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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博物馆藏品显时代光华

发布人：管理员发布时间：2016年2月18日此新闻已被浏览 197 次进入论坛

一件文物的价值“看点”，往往在于其具有印证时代的罕见细节。苏州博物馆馆藏的北宋梵文本《陀罗尼经咒》图、宋代“投龙金简”，和春秋75字吴王余?剑，以独有的珍贵细节，记录了时代光华。
1978年4月，在苏州盘门城内瑞光塔第三层塔天宫内，发现一批五代末期至北宋初年的文物，在出土经卷中，有一件《陀罗尼经咒》，为雕版印刷品。
瑞光寺塔是位于苏州盘门内的一座宋代古塔。宋代大中祥符年间（公元1008-1016年）重建时改为七层八面。高约43米。据苏州博物馆副馆长程义介绍，这卷梵文本《陀罗尼经咒》被藏于真珠舍利宝幢内，为北宋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刻本，皮纸刻印，版框尺寸为25.0×21.2lcm。是国家珍贵古籍。
程义说，在唐代，据说诵此咒可以消灾祛病，持此咒能得神佛保佑，所以很受大众欢迎，经咒被人们视作“护身符”，暗藏于手镯、项圈等其中，随身携带。唐代晚期，印刷术少见，经咒手写得多，刻得少，这件梵文《陀罗尼经咒》刻本为中国唯一最早、最完整的经咒刻本。目前世界上仅日本有一件略早于中国的经咒刻本。
因为经咒为密语，一般人很难理解，为了让人们能明白经咒的内容，通常都要绘製一幅画。这件经咒中间的主尊是释迦牟尼佛，传说天上有很多妖孽在危害人类，释迦牟尼坐?牛车，在天上巡视，左右伴有随从和星宿。
细观此经咒，中央画一长方形双线框栏，内绘佛教经变故事，栏内左、上、右三方，各镌墨线双圈四个，内绘黄道十二宫像，自左下起，依次为：白羊、天蝎、双子、巨蟹、天秤、狮子、宝瓶、双鱼、人马、金牛、室女、摩羯。栏框外周横排梵文经文，计四十七行。经文左右两侧各镌线刻神像十四名，合为二十八宿。上方绘花卉图案边饰，下方为题记。
程义解释道，此经咒的珍贵之处採取的是天城体梵文。天城体是印度文字中婆罗米（Brahmi）字母系统中的文字，其书写形式是横平竖直、棱角分明，字母的形状特徵以“T”形为骨架，字母的上方均有一横杠顶线，行文过程中顶线相连，因而天城体的文字全部均为横写的。天城体是十一世纪才自印度兴起，这件经咒梵文本无疑就是当时刚刚兴起的梵文天城体。
程义认为，根据下部汉文部分末尾的“景德二年八月”的纪年可知，这个印版雕于公元1003年，亦即十一世纪初。经版的书写人为“传大教梵学沙门秀璋”。梵学沙门应该是专门研究梵文佛经的僧侣。根据此卷中“大教梵学沙门”的称谓来看，“当时中国佛教界和印度的联繫非常密切，就连密宗经咒这一类对音义特别关注的文本字体变化都是同步的，这不得不令人嘆服。”
位于苏州西山岛上的林屋洞，号称道教第九洞天，是歷代道教活动的重要地点。1982 年，苏州市整修该洞时，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一套完整的北宋真宗时期的“投龙”遗物。此套“投龙”遗物包括金龙一件，金钮三个，玉简一枚，是目前时间最早、最为完整的“投龙金简”组合，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宗教价值。
道教投龙仪式始盛于唐代。唐代将道教从民间宗教跃升为国家宗教，道教的投龙仪式便上升为国家祭祀大典。唐代的投龙活动，多有记载，尤其以武则天、唐玄宗为最。
道教的投龙仪式，是将写有祈福消罪愿望的文简，和玉璧、金龙、金钮用青丝捆扎，在举行斋醮科仪之后，投入名山大川、岳渎水府。金龙、玉简是帝王道教投龙中的两种重要信物。
程义介绍道，林屋洞在唐宋时期是江南地区的道教活动中心之一，当时遇有水旱之灾，朝廷多派官员至林屋洞按照道教仪式进行祭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投龙”。
“投龙”是道教斋醮仪式中的一个环节，帝王通过金龙、金钮和记载内容的玉简向神灵祈求社稷安定。龙是神兽，是道教用来向神灵传递表章的交通工具。
林屋洞出土的金龙，长15厘米、高5.2厘米、毛重9.78克。金质，捶打剪裁成形，片状。龙头高昂，上颚突出，舌细长，口大张，下颚下捲，鹿角不分叉，尖端上曲，有鬚，长髮后披，蛇颈，腹身粗壮，上曲，虎尾上扬，前胸有长飞翼，四瓣兽足，肘毛明显，火焰状背鳍，前双肢举起，一后肢蹬地，另一后肢抬离地面。此龙形体粗壮有力，全身饰较大的鳞片。
据介绍，目前出土的“投龙”遗物中，金龙较少发现。而此次出土的三枚金钮则极为罕见，形似金戒指，纯金质，光素无纹，由金片锻打成断面瓦形后，即所谓的“圆其外”，叠焊成形。
金钮在道教活动中出现较早，南朝即有。据南朝陆静修所撰《斋戒仪范》记载：“初用金钮九只，连简沉之，后投不需，三过都止”，因此金钮极为罕见。
同时出土的还有宋真宗玉简，纵37.9厘米、横9.9厘米、厚2.0厘米，为长方形，大理石磨製而成。宋真宗玉简文字清晰可见，正面阴刻了“嗣天子臣恒上为宗庙下为群生请福祈恩消灾散咎谨就”等六行楷书，确切地记载了宋真宗赵恒在天禧二年（1018年）委託大臣在林屋洞进行投龙仪式的事件。玉简是“投龙”最为关键的物品。程义表示，林屋洞唐宋道教“投龙”遗物，尤其是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玉简和金钮的发现弥补了道教投龙史料的空白。特别是金钮，过去从未发现过实物资料。
据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宗教与王朝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古人认为，上天是人们生死祸福的主宰者，因而歷代封建统治者无不借助神权，假託天意，每个封建帝王都自称“天子”，以示上受天命来管理人民。这点在宋真宗身上尤为突出。
宋真宗赵恒是宋朝第三任皇帝，经歷了澶渊之盟，以“岁币”的形式换取与辽国之间的“和平”。赵恒听信佞臣王钦若的建议，大肆开展崇道仪式。在帝王的“带动”下，“天下争言符瑞现象”。而作为道教圣地的林屋洞，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赵恒青睐的与神灵沟通的重要场所。
程义说，林屋洞宋真宗玉简是目前唯一考古出土地点明确、实物可靠无疑的宋代帝王“投龙”遗物。因此，林屋洞“投龙”遗物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时间最早，组合最完整的道教“投龙”遗物。但是，这也有可能是林屋洞最后一次“投龙”，因为“天圣（1023-1032年）中，仁宗皇帝以其险远穷僻，难以赉送醮祭之具，颇为州县之扰，乃下道录院裁损，才留二十处，馀悉罢之”，“所罢处不可悉记”。苏州西山林屋洞就在所罢之列，此后再未恢復过，所以也就没有留下任何相关“投龙”遗物了。
2014年底，苏州博物馆徵集到一件春秋时期青铜剑，剑身铸有铭文七十五字。2015年5月在该博物馆展出后，立即引发海内外的高度关注。
该剑为“一”字形窄格，圆茎带两道箍，圆盘形首，剑脊隆起，宽斜从，近锋处明显收狭，双刃呈弧曲形。通长57.5厘米、宽4.8厘米，束腰部分长约22 厘米。剑身和常见的吴剑接近，但剑格中部隆起较常见“一”字格略高，剑柄和剑首装饰简单。铭文铸在剑脊两侧，每侧一行，共计七十五字，其中重文一字。
吴国王室青铜器存世较少，且多为兵器，铭文极少有记事内容。该剑铭文不仅有三位吴王的王名，三个国家，而且还记载有征伐、王位继承等内容，是吴国王室兵器中较为重要的一件，也是目前世界所见先秦兵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
程义说：“这些铭文的内容非常关键，里面涉及很多吴、越、楚三国之间的交往和打仗。”程义表示，这些内容和《左传》和《史记》相互印证，对研究当时的歷史和谜团意义重大。
一年来，经过苏州博物馆考古学家们的孜孜研究，终于破解了这把剑的铭文含义。
程义说，首先，此剑铭文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吴王王名的争论。该剑铭文明确了寿梦为父，寿梦有四子，即诸樊、余祭、余?、季札，诸樊、季札之名已经考订清楚。此剑铭文又明确了兄弟关系。
其次，这剑的器主、年代与鲁迅路吴剑相同。鲁迅路吴剑之“姑雠　”及本剑之“姑雠亓　”是同一人，即余?。“姑雠亓　”一词的出现，为吴国王室氏名研究提供了线索。此剑的製作年代，与鲁迅路吴剑基本相当，只是此剑铭文更为丰富。据其内容可以判定，此时吴王余?刚即位不久，为了纪念这个重要的时刻而特意製作了此剑，并撰写了记功性长篇铭文。
程义认为，此剑比鲁迅路吴剑保存完整，依据该剑铭文，可对鲁迅路吴剑铭文不清楚或误释的文字做一补释。此外，透过铜剑铭文，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吴国的歷史文化，了解到更多关于吴国王位继承的资讯。
他说，因为寿梦欲传位于季札，所以吴国王位传承採取兄终弟及之制。《史记索引》引《公羊传》曰：“谒也，余祭也，夷末也，与季子同母者四人。季子弱而才，兄弟皆爱之，同欲以为君。兄弟递相为君，而致国乎季子。”其具体情形，据剑铭文可知，王位继承人是由在位的王指定“嗣弟”或“义弟”的方式来确定的。这个嗣弟或义弟可能要有一定的军功，所以余?在剑铭中一再强调自己的赫赫战功。
如果综合考察多件吴国青铜剑铭文，当时相当一部分青铜剑的铭文已经包含有大量的记事成分。这些铭文，多的如此剑达七十馀字，放在北方青铜礼器中也算中等篇幅。因此有理由认为，由于吴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战争格局，使得铜料在吴国异常珍贵，所以早期吴人没有採取北方以容器、乐器为礼器的传统，而是因地制宜地以剑为礼器。到了阖闾、夫差时期，国力日渐强大，方有少量青铜礼器之铸造。
程义表示，这是吴国歷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可以称为以兵为礼或兵礼器时期。

资料来源：大公报江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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