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国际合作出版工作委员会举办的国际合作出版工作研讨会暨对外合作20年优秀工作者表彰会在京召开，28位有着20年对外合作出版经验的一线版权经理人受到表彰。14位编辑以亲身经历开诚布公地畅谈了各自的经验和体会。大家一致认为，目前中国出版“走出去”虽然还存在着较大难度，但是“走出去”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下。特别是近几年，种种迹象和数字显示，中国图书“走出去”取得了明显进展。
围绕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出版交流、用好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以及认真做好版权贸易、扩大自主版权的输出、逐步提高中国图书国际市场份额等主题，经验丰富的编辑们介绍了各自的做法，并就“走出去”、版权保护与引进等操作层面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阎晓宏，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司长张福海，中国版协国际合作出版工作委员会顾问许力以、主任常振国，中国版协副主席杨德炎、韩绍祥等为获奖者颁奖。
关键词一“走出去”
资助计划应向出版社倾斜
人民出版社对外合作部副主任杨松岩说，今年3月，“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第五次工作会议发布了一个利好消息——“翻译出版工程”不仅可以资助翻译费用，还可以申请资助出版及推广费用，但前提是必须有国外出版商确认出版。他认为，可以由政府出面组织有关专家，选出几十种有代表性的反映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高端作品，用适合西方读者阅读习惯、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编译，以全额资助翻译出版工程的形式，直接用英文出版，给国外出版商提供英文样书，加大“走出去”的力度及效率。
会商相关部门减免税收
杨松岩建议，请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办公室（简称“推广办”，下同）会商税务、海关等政策制定部门，研究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有利于“走出去”战略的减免税政策。比如，可否凭出版社提供的与外商签订的版权输出合约，在履约过程中诸如版税支付、转付等方面给予直接免税，以及样书寄送、接收免交海关税等优惠政策。
不搞行政指标
杨松岩说，国际书展上往往能听到这样的信息：某某集团、出版社输出版权多少项。据了解，这样上报数字的单位也是出于无奈，因为他们被要求必须输出多少项目，有的单位还被下达了行政指标。试想，这样做能否得到科学的统计数据？他建议各出版社以实际情况为依据，按市场规律运作版权贸易。
组织国外出版商对口考察
杨松岩认为，可以由“推广办”拿出一笔资金，由各成员单位提供国外特别是欧美专业出版商的名单，邀请他们到中国各自对口的出版社访问。来访人员必须是负责购买中文版权的专业人员，这样便于直接沟通，保证信息交流准确、针对性强、效果显著。
关键词二版权保护
关键在于制度建设
据读者出版集团出版业务部部长范海成介绍，该集团根据国家出版法律法规，结合各专业出版社的实际，在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制定了《出版发行合同管理暂行办法》等内部管理制度，要求集团所属各出版社的出版、印制、发行及其他经济活动都必须签订合同。合同的主要条款对双方当事人、图书出版方式、发行方式、发行范围、付酬方式、付酬标准、履约期限、原材料的品种和规格、印数、工价、结算方式、发行折扣、违约责任、纠纷解决办法等作出明确约定。同时，该集团还制定了合同管理办法的执行细则，以保证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版权保护重在实践
范海城认为，在论证选题时，除从内容、学术价值等方面进行详细论证外，对每一个选题还应从版权保护角度进行论证。比如对汇编作品、多人合著的作品，要求必须取得每位作者或该作品著作权人的授权。在办理发稿手续前，由专人检查合同条款，负责把关。重点图书的合同必须由出版业务管理部门负责人和集团分管业务工作的领导审核，重点监控。若发现条款不全、权利与义务规定不清等问题，将退回重签；经检查合乎要求后方可办理发稿手续，以此预防各种著作权纠纷的发生。出版合同的约定期限一般为3年至5年。近几年来，该集团有意识地与作者协商延长合同的有效期限，争取签10年。
增加音像电子等出版物条款
范海城介绍，面对数字出版蓬勃发展的形势，读者出版集团所属各出版社对原来使用的一般合同条款作了延伸。如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在上世纪90年代签订的出版合同，就规定了在出版纸介质图书的同时，经作者许可，可以出版音像电子等出版物。延伸产品所带来的收益，由作者与出版者分成，做到“一源多用”，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关键词三版权引进
应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由于文化的差异，图书的引进存在“水土不服”的风险。出版者应选择那些适合中国人实际操作的图书，并进行必要的技术性处理，使其“软着陆”。青岛出版集团总经理吴宝安举例说，2007年，青岛出版社推出的《一天比一天年轻》原版书由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该书以一年365天、每天一篇健康随笔的形式，将调节身心的方法娓娓道来。该社曾担心这本书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拿到样书后，他们发现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该书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表达了对生命和健康的感悟。由于作者对东方文化非常推崇，书中还多处提到作者在中国的经历以及中国的养生经验，非常适合中国女性阅读。编辑过程中，该社也对书中纯西化的内容进行了技术性处理。
关键词四民族出版“走出去”
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
民族出版社策划部主任曾晓武建议，政府应将更多的民族类图书纳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予以重点资助；编选全国民族类图书“走出去”专门书目，针对周边国家进行重点推荐；由政府提供资金或场所，帮助中国民族出版机构参加国际图书展和文化宣传活动，在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中进一步突出民族出版的地位和影响；在周边国家建立旨在推动民族出版“走出去”的文化交流中心等机构，与国外政府及出版机构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合作，国家在资金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以确保诸如调研、宣传、寻求合作伙伴、整合各方面资源等前期工作的开展，还可以在条件成熟的国家进行试点。
加强海外市场调研
曾晓武认为，调研可分多种形式：一是对国际书展和国外出版同行的调研，了解各国的出版水平、状况以及国外同行对中国民族出版“走出去”在内容、形式方面的建议，学习国际化理念、规则和经验；二是积极鼓励、派遣编辑人员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广交朋友，搜集国外专家以及一般读者对中国民族出版的意见，对多方面的信息进行综合，不断学习、融合、取长补短；三是对国外读者进行直接调查，可以在国际展会现场对国外读者进行问卷调查。他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出版社“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版贸
曾晓武表示，民族出版在进行版权贸易时，应注重“以进带出、以进促出”和“量身定制”两个策略。前者就是通过引进其他国家的版权，与国外同行进行充分的业务交流，了解国外读者的需求以及图书编辑、发行等特点，探索中国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途径与方法，熟悉国外市场的运作模式。在建立合作关系的同时，及时总结经验，有针对性地推荐自己的作品。在实施这一策略时，可以与国外出版机构互换版权、互免版税，以减轻彼此的出版压力。后者就是在广泛的海外市场调研基础上，针对一定的读者需求，策划相应的选题。如：针对国外一些读者对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宗教状况不了解甚至存在误解，以及一些国际反华势力在此方面的宣传严重损坏我国国际形象的情况，约请国内宗教界的专家和学者，对中国当代宗教问题研究成果进行汇集，先行出版汉文蓝本，并根据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发行，以加强在宗教问题上与西方研究界的对话，同时为国外一般读者了解中国的宗教政策及宗教问题研究提供参考。
开展双赢出版合作模式
曾晓武举例说，《中朝词典》是改革开放初期民族出版社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国图书出版社合作编辑、翻译的大型双语工具书，在20多年的中朝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备受国内外读者青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许多词汇已不能满足读者需求，亟待增补和修订。2005年，民族出版社就该书修订再版事宜与朝鲜外国图书出版社再度联手，分别发挥词条编写、辞书翻译的优势，进行合作出版。双方还兼顾了中朝两国读者的共同需求和语言特点，大大缩短了出版周期，减少了两国各自的出版成本投入。
关键词五粤港合作
香港是“走出去”桥梁
距离香港很近的广东能否与其联手合作，共促中国图书“走出去”？广东科技出版社副社长傅东伟的思考是，首先要澄清集约化的概念。他认为，集约化不是两个集团简单的再集团化或泛公司化，而是通过紧密、全方位、立体化的横向联合，实现中文出版资源共享，构筑加速双方走向世界的合作平台。对此他建议：第一，成立相关机构，即成立相应的经济实体或相关管理部门，统筹组织双方在选题策划、编辑、制作、印制和配送等方面的项目合作和开发。第二，共享出版资源。主要包括两种出版资源：（1）选题信息。加强选题信息联动互通，优化和充分利用选题资源，避免重复出版或资源的浪费。（2）编辑和作者、译者。共享编辑和作者、译者资源，可以大大降低出版成本，提高出版效率。第三，实施交流互访。加强编辑和营销人员等业务人员的互访、交流和学习，定期举行业务人员培训学习等。特别是粤方应针对自身薄弱环节，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学习港方先进的管理、经营和营销经验。第四，整合出版力量。共同开发面向海内外两个市场的项目，如中医药、传统养生、民俗等优秀传统文化类和时尚生活类出版物，并为此组建一支高水平的作者队伍。可以采用新的机制（如项目制）来运作这些项目。此外，双方还可以共同购买外版图书选题，分别出版繁体字和简体字版，联手拓展海内外中文图书市场。
粤港合作优势突出
傅伟东认为，在“走出去”方面，粤港双方合作，优势更为突出。比如，当前中医药文化在海外已经迅速融入主流社会，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时机已经成熟。广东是我国四大中医基地，目前又正值建设中医药强省时期，而几年前香港政府也提出发展“中药港”的思路。粤港双方要抓住机遇，以中医药为突破口，利用内地丰富的作者资源，精选“走出去”项目。
傅伟东说，粤港出版合作之外，拓展对外营销也有机可寻。（1）利用各种机会，共同在海内外进行各类营销活动，宣传推广双方合作的品牌。（2）利用港方原有基础，成立以信息提供和营销为主要业务的海外分公司，尽快建立海外图书销售网络，为最终进入国际市场做好准备。（3）在利用各种渠道输出图书版权的同时，还要为图书在海外的直接销售（即现货外销或实物外销）开拓渠道。（4）选择1家至2家海外出版社，利用其销售渠道发行双方图书。（5）双方在引进版权的同时，还可以考虑引进技术和专家，使出版与学术交流结合起来，并寻求共同与外方合作出版的机会，在海内外两个市场销售。（6）除利用港方现有的海外发行渠道外，双方也可尝试利用海外合作伙伴自身的销售网络发行粤港出版物。
关键词六 专业出版“走出去”
科技社应注重版贸人才长期培养
机械工业出版社版权部主任谌建辉认为，合格版权贸易人才的短缺已成为目前制约国内出版社，特别是科技出版社对外合作业务发展的瓶颈。据不全统计，除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出版社外，全国其他地区的大多数出版社平均各社拥有版权经理不到1人，距发达国家每百名编辑拥有2名至3名专职版权经理人的标准相差甚远。随着我国与各国科技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涉外版权贸易的日益发展，培养合格的版权贸易人才已成为国内出版社亟待解决的问题。
出版社应下大力气制定切实可行的国际版权贸易人才培养计划。合格版权经理人的培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不仅需要领导重视，而且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各出版社可因地制宜，花大力气制定切实可行的培训计划，对相关人员进行全方位系统培训。所采用的培训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如参加由各专业学会或政府主管部门举办的版权经理培训班、聘请国内外专家前来社内授课，有条件的出版社甚至可以派人到国外进修等。
对此，高等教育出版社自然科学学术出版中心林梅深有同感。她认为，充分发挥编辑在国际性学术图书出版中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几年的实践，他们充分认识到，一线编辑作为组稿、策划活动的主体，是成功的重要因素。要做好国际性学术图书的组稿工作，组稿编辑将面临很多挑战：第一，应具备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对特定领域或某一学科有比较系统、深入的了解。第二，还要时刻关注本学科的学术发展，尤其要知晓各领域中的国际学术热点，了解该领域在世界范围有哪些优秀学者，这样才能在组稿活动中有的放矢。第三，由于面对的是国际作者，编辑要用英语处理信件、合同和书稿等，这就需要编辑努力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适应国际性学术图书组稿工作的需要。第四，针对海外学者这一特殊群体，编辑要有热心为他们服务的理念，还要尽可能地考虑他们的经济收益，使他们觉得在国内出版图书很受尊重。第三，因为写书是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的工作，而在海外的学者大都还要做研究，所以组织这样的稿件必须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耐心，持之以恒。
关键词七可持续发展
编辑出版外向型英文图书是重要环节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版权部主任白玉美认为，要想让外商看懂并做出购买版权或订货的决定，就需要英文版图书。在策划选题时，要有国际市场意识，对有可能输出版权和对外销售的图书，可以出版中英文对照的双语版本，或同时出版中文版和英文版，这样有利于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也有利于多种文字版的版权输出。在国际书展上展览的图书，如果是英文版或中英文对照的双语版，外商就能详细了解其内容。他们认为图书的内容适合他们国家的读者阅读时，就会做出购买版权或订货的决定，否则就有可能失掉合作的机会。
此外，白玉美认为，应该抓住参加各种国际书展的机会，展示出版社品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建工社就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等大型国际书展。近几年，建工社增加了到海外参加国际书展及考察的团体和人数，并且注重向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图书输出工作。通过这些书展，建工社达成了许多版权输出和版权引进的意向，也交到了许多外国朋友。
不仅如此，建工社还注重利用多种形式立体宣传出版社产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建工社就注重编辑制作中、英、日文的宣传品。近几年，该社又加大了对外宣传的力度。除每年制作输出用英文书目外，他们对新书和新选题还制作了精美的携带方便的单页宣传品，并利用各种机会发放。除了纸质宣传品，他们还全力打造该社的英文网站，同时与其他网站进行链接，通过网络进行宣传。另外，该社还在各种杂志和相关网站上刊登广告进行宣传。这极大地提升了建工社图书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有些外商就是通过这些渠道了解建工社的图书，并主动同该社联系，进行版权洽谈和购买图书的。建工社也经常通过外商的宣传品和网站得到信息，然后申报选题并与之进行洽谈。
来源 ：中国新闻出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