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启蒙阅读主导 大众阅读变迁
20世纪80年代初,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人们,面临着反思“文革”、建设社会新秩序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社会形势需要新的思想资源从话语高度上予以回答和指导。于是,一个启蒙阅读的时代来临,带有启蒙特征的读书生活是整个80年代社会精神生活最活跃的部分。在这股阅读潮流中,精英知识分子起到了引领和主导的作用。
“人学”成为显学的阅读潮流
1978年,卢新华发表短篇小说《伤痕》。作为“文革”留在我心灵中最深刻的印记的“伤痕”,立刻引起了全社会的共鸣。由此,一场暴露“文革”问题的“伤痕文学”,在全社会引起了关于“人的问题”的争论与反思,由此翻开了30年中国阅读史的第一页。人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开始了关于“人的本质、价值、使命、尊严”的思考与论争、阅读。
与伤痕主题并行,《天安门诗抄》、手抄书小说《第二次握手》成为人们思想和情感解冻的代表性读物。伴随着对人性、人的情感、人的价值等问题的回答,伤痕记忆、人文精神、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化寻根等中西文化潮流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时引领思想时尚;同时各种极具影响力的文学样式,朦胧诗、伤痕文学、先锋小说、寻根小说等也各显神通,引来众多拥趸。
而在回答“人的本质”问题上,带有“形而上”、“终极关怀”的哲学和美学无疑是不可缺少的。萨特的哲学、加缪的小说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社会上出现了“萨特热”,存在主义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新信仰。甘阳翻译的《人论》其实是一本比较专业的、难懂的哲学著作,但人们望文生义,以为它是一本谈人的书,出版后一年内居然印了20多万册。当时,几乎每位大学生都是美学家,或者说是美学爱好者。他们津津乐道于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等美学著作,关注启蒙时代的人的审美情趣、如何做人、终极关怀等话题。
在关注微观的、本质的人的同时,读者还关注着中国的现实命运和未来。国家宏大叙述和民族主义自尊情感同样混杂到这场反思和追问中。对越自卫反击战英雄事迹,反映国家女子排球队拼搏精神,反映数学家陈景润等科学家的文学作品、图书,唤起了从“文革”中走出的多难的“中国心”的澎湃激情。而中国从“文革”中走出来,又向哪里去,一时构成了公共性的话题。当时社会上有大量的东欧社会主义国际出版的思想著作,如南斯拉夫领导人卡德尔的《新南斯拉夫的道路》、德尔拉斯的《新阶级》、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的《第三条道路》、匈牙利学者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等。
知识分子与文化启蒙工程
在回答整个社会发展趋势和满足人们强烈的知识和精神需求方面,前述只是杯水车薪。由此,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实施起宏大的启蒙工程,从整个文化上对社会进行启蒙和思考,从而由知识分子导演了一场文化启蒙阅读热潮。
“文化启蒙热”在8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代表性图书有四套丛书:一是金观涛等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主要译介西方科学哲学等方面的著作,包括“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新三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等;二是甘阳等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三联书店),主要译介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著作,比如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等;三是汤一介等编的“中国文化书院”书库,主要是介绍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除这三套介绍国外新思潮的丛书之外,一套介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向世界的“走向世界丛书”,由钟叔河先生主持完成,在当时影响也非常大。
除系列丛书之外,像《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书,亦在社会引起了轰动。
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知识的系统自觉的梳理和译介,引导和开阔了人们的阅读视野,为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思想资源。同时,一代知识人也在知识梳理和译介的过程中,成长为富有时代使命感、铁肩担道义的主流精英知识分子,他们扮演了社会启蒙的声音之源的角色。
暗涌的大众阅读潮
就在社会启蒙阅读的主流表层下,另一股阅读潮流——大众阅读潮流或通俗阅读潮流,也在悄悄地进行着。
大众文化阅读潮流暗涌,主要出现在80年代后期,那时社会上出现了男读武侠、女读言情的热潮。金庸与琼瑶成为最受欢迎的作家。这两股热潮有共同的特点:一是代表性作家基本来自香港和台湾,如武侠小说中的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等,以及爱情小说中的琼瑶、岑凯伦、亦舒、玄小佛、姬小苔等;二是这两大阅读热潮起始的时候,都处于半地下状态,并且都引发了极大的社会争论。那时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组织,从出版者到读者的版权意识都是缺失的,加上当时两岸三地间的文化交流还有许多障碍,出版者也缺少正确的版权引进渠道。
港台的武侠小说进入大陆市场,竟是从书商印制和发行小报、以刊代书的方式开始的。如当时广东佛山一家很不景气的文学刊物,因为承包给书商连载梁羽生的小说,期发高达70万~80万册。读金庸、梁羽生小说的,不但有大学教授、文化学术界名人等,也有“引车卖浆者之流”,是地地道道的男女老幼通吃的“万人迷”。中国民间的读书会并不发达,那期间,不少武侠小说的受好者三五个、七八个地自觉成立了“金庸阅读会”、“梁羽生兴趣小组”或者干脆就叫“我们是武侠小说迷”,定期聚会,讨论武侠小说的故事情节,也讨论小说所涉及到的正史和野史。当时的武侠小说,多是非法出版或盗版。严格说起来,中国的第一代民营书商,应该是当时这一批以各种方式经营武侠小说的人。只是这一代民营书商,在书业赚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后,几乎没有留下来继续经营图书的。
爱情小说的出版比武侠小说要略为正规一些,时间上也要稍微滞后一些,但由于当时它的主流读者是中学生尤其是中学女生,上下延展到了一部分小学高年级和大学低年级学生。她们中的许多人是以一种狂热的态度茶饭不思地在读“琼瑶阿姨”,中学生不那么隐密地议论“爱情”也由此开始,因而它在知识界和教育界引起的争论也更大,甚至有家长写信要求禁止琼瑶小说及后来岑凯伦小说的出版。但是,在中学生几乎不再读琼瑶以后,他们的母亲和外祖母却拾起琼瑶小说读了起来,一些平常从来不买书的城市家庭,都想法配齐了琼瑶在大陆出版过的所有小说。因为港台爱情小说在大陆如此受欢迎,以致两个四川的青年男人合作以“香港·雪米莉”的名义出版了几十本爱情小说,也都本本畅销。这两股热潮在我国大陆阅读史上的意义在于,它不但大规模地普及了阅读,使阅读不再只是精英阶层的专利,而且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赋予了读书以消遣性和休闲性。
90年代:大众阅读主导 精英阅读淡出
20世纪90年代,在80年代中后期暗涌的、蛰伏的大众阅读浮出历史地表。在新兴的大众媒体,尤其在电视的推动下,迅速成为一种主导的阅读潮流。而80年代启蒙式的精英阅读在大众文化语境下很快淡出。
由此,80年代的“一主一辅”的阅读模式虽然没变,但是“主”、“辅”地位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大众阅读取代精英阅读成为阅读的主导力量。
失宠的精英阅读
90年代前期,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不知所措的时代。市场经济既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成了解构性的变化,也让社会的核心价值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消费主义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主导价值方向。
与此同时,从80年代到90年代,阅读的精神性与物质性完全颠倒。阅读的功利性、娱乐化逐渐显现。对于大众来说,文化已渐行渐远,大众在启蒙文化方面的需求冲动性逐渐消退。新兴的阅读媒介——电影、电视很快开始冲击大众的阅读方式,泛文化阅读逐渐被广泛接受:一部家喻户晓的电视剧《渴望》完全可以取代80年代的一本《人民文学》。作为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电视在后工业社会日益成为一种承担精神教化的话语保全。随着许多重大社会变革的发生,许多人已经无法进入一种显示自足的阅读状态,一种从未有过的、来自实际生活的压力将大众推向娱乐化阅读。80年代盛行的武侠、言情小说甚至加入了畅销书的范围。
90年代前半期,出版界、知识界“知识无用论”再度浮现,一些教授知识与技能的图书、各类文凭考试类教辅书、各类工具书成为阅读主流的一部分。许多原本出于文化主流的创作和阅读,比如诗歌、哲学等人文阅读内容、叙事性小说等渐渐退到边缘状态,取而代之的是大众文化的电影、电视和通俗文化消费。至此,随着商品社会的到来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大众文化迅速崛起。这让刚刚从80年代的启蒙精神中走出来的知识界极为不适。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人文学者面对启蒙激情留下的“废墟”(1990年贾平凹的作品《废墟》出版,由此引发巨大争议)开始了“旷野上的呼号”(1993年,王晓明等人的文章《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引发了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处于主流文化中心的“知识分子”话语权被喧嚣的大众俗文化淹没,旨在反对精英文化的“反文化”意识开始蔓延。
同期,在对“告别革命”和“躲避崇高”的逻辑所展开的学术思潮中,后现代主义在知识界兴盛一时。其中,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所涉及的后现代观念和思维方式及其文化研究理论成为学术界涌动激荡的思潮。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等后现代名著大量引进。另外,反现代化、反全球化、批评西方霸权等思想倾向的著作大量出版,代表性的如华勒斯坦的《自由主义的终结》、乔姆斯基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彭慕兰的《大分流》等。
多元勃发的大众阅读
从80年代后期兴起的王朔小说热,就开始发起了对精英阅读的挑战。其中显露出来的对精英价值观和话语体系的冷嘲热讽成为大众追捧的对象。在90年代,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全面兴起,大众阅读彻底地突破了精英阅读的防线,全面勃发。
首先,曾经属于“精英阅读”对象的题材逐渐被打造成易于消化的作品,阅读逐步走向平民化,雅俗共赏。
苏童、余华、莫言等80年代后期兴起的先锋文学作家由于影视等大众媒体对其作品的改编而畅销和流行起来。张爱玲、林语堂、钱钟书、梁实秋等人的作品在大众层面广为流行。张爱玲笔下的爱情故事男女主角成为都市女性茶余饭后的谈资,“围城”更是成为大众用于替代“婚姻”的代名词。甚至,知识界关注的《废都》也成为读者热捧的对象之一。
其次,名人传记类图书吹响了中国畅销书出版的号角。
1995年,《刘晓庆——我的自白录》发轫,中国图书市场上多出了一个热销的群体性品种,同时,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也开始出现了。1996年,中国体坛和政坛风云人物庄则栋出版了自传《邓小平批准我结婚:庄则栋和佐佐木敦子》一书,立即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同年,中央电视台元老级的节目主持人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出版后,同样热销。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名人传记出版一浪高过一浪,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倪萍的《日子》和崔永元的《不过如此》销量都超过了百万册;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一次订货会就订下20万册;冯小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首发就是30万册。1997年的畅销书排行榜前10名中,有4本是这一类书。
再次,都市传奇类小说、历史解读类小说成为占据大众阅读的一批又一批生力军。
关注人生浮沉、金钱美女、趣味八卦等主题的都市传奇类小说造就了池莉、张抗抗、海岩等一批关注当下大众情感的作家。《情爱画廊》、《便衣警察》等一批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成为家喻户晓的谈资。
1997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万历十五年》成为轻松解读历史类图书市场的领袖书籍。这本书以其特有的角度,一反中国人对历史的正解态度,而以略带调侃、却又不乏生动历史细节穿凿,着实让不忍读晦涩历史者,大朵甘怡,一时间洛阳纸贵,并由此掀起“黄学”热,甚至捧红了余秋雨。而这股热潮大众化的源头始于两位作家,一位是河南南阳的二月河,另一位是湖南岳麓山下的唐浩明。
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市场后反响不大。出版于1991年的《雍正王朝》却受到社会各阶层读者的追捧,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历史小说,同名电视剧也相当热播。
唐浩明的《曾国藩》是“文革”后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一段历史和那一批历史人物的文学开山之作。《曾国藩》的走红,源自它在中国政界和商界受到高度关注。
第四,90年代中后期,阅读个性化、分众化趋势崭露头角。
在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的熏陶下,白领阶层兴起,商业类图书逐渐显山露水。此时,《格调》为白领阶层提供了生活、阅读的范本;同时,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人的各种问题的出现,人们开始寻找能解决“个人问题”的读物宣泄情感,为自己的生活寻找改变的范本。《绝对隐私》等口述实录类图书,《谁动了我的奶酪》、《穷爸爸、富爸爸》等实用经济管理图图书,《学习的革命》、《比尔盖茨给青少年的11条准则》、《哈佛女孩刘亦婷》等励志类图书成为不同人群的阅读范本。
21世纪:类型阅读借势 影视联姻盛行
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中国新阶层力量的成长、社会话语的多元和丰富,加之媒介的影响和推动,尤其互联网的发展,加速了大众文化的分化,让读者的层次变得丰富、立体。青春、言情、财经、励志、名人、小资、卡通、网络、魔幻、玄幻、盗墓、穿越、漫画等都培育和发展起自己固定的阅读群体。阅读进入了类型阅读时代。
类型阅读全面勃兴
近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与之伴生的各类人物的故事,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一些为公众所关注的社会现象逐渐成为作者创作的灵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官场、商场、职场小说的兴起。
早在20世纪90年代,以官场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渐趋高涨。从1999年王跃文的《国画》,到2002年陆天明的《省委书记:K省纪事》,再到2007年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等,这些小说的兴起无疑与中国文学中源远流长的官场文学有着割舍不断的精神联系。这些小说在微妙刻画出为官之道的同时,又在深层次中揭露出“腐败”这一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引起了大众的阅读兴趣。
消费文化盛行,商场职场小说在近几年广为流行,成为白领阶层阅读的主力对象。从2006年出版的《圈子圈套》、《输赢》,到2007年的《基金经理》、《杜拉拉升职记》,再到2008年的《浮沉》、《红袖》,都是以企业商战、职场攻略、办公室政治为内容,触动了职场年轻人实现“中产阶级”的梦想。“比教材好看,比其他题材小说有用”,正是这样的特点使职场小说满足了读者休闲娱乐和实用的双重需求。
更为壮观的类型创作与阅读出现在网络上。网络作品中的玄幻奇幻类、历史架空类、穿越类、都市类、言情类、灵异惊悚类、军事类、游戏竞技类、科幻类等都得到很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的人加入到娱己娱人的网络写作中,更从网上走向网下,成为普通市民书架“常客”。
从1999年宣告网络文学诞生的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到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再到陆幼青的《死亡日记》,不得不承认,这股势力已经在大众的阅读范围内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萧鼎、天下霸唱、当年明月等来自网络的写手转变成畅销书作家,为网络文学开始了产业化运作提供了范本。
同时,实用性阅读成为一种共性阅读需求,其中生活健康类经过几年的发展在2008年出现爆发。《不生病的智慧》、《求医不如求己》等一批又一批养生类图书引发了热读、热卖。
青春文学 最发达的分众阅读
从近年的畅销书榜单来看,毫无疑问,新世纪成了“80后”年轻人文化主导的社会。韩寒、郭敬明等一批青春写手的崛起成为一种重大的文化现象。青少年阅读群体逐渐壮大,其购买能力和群体愿望表达的诉求亦越来越强烈。
郁秀是第一代青春文学的代表人物,她16岁时的《花季雨季》开启了青春文学的时代。
韩寒是第二代青春文学小说的领军人物。高一时问鼎首届新概念全国作文大赛,却在期末考试中因六门功课不及格而留级,很快又不得不休学,他的“另类”和“桀骜不驯”,使2000年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他的小说《三重门》,在很快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的同时,也很快地被贴上了“反叛的一代”的标记。此后,韩寒的书如《零下一度》、《像少年啦飞驰》、《长安乱》及《通稿2003》等,无不上市即上畅销书排行榜,而且常常是久居榜上不下。
第三代青春文学的代表人物非郭敬明莫属。他的小说更少现实的重负,而更多爱情与魔幻,多了些浅浅的浪漫与忧伤。郭敬明迷们更是让他的小说市场销售和他本人“没有伤痕只有美好”。从《幻城》到《梦里花落知多少》、《左手倒影右手年华》,再到《爱与痛的边缘》、《岛1》和《岛2》,这些书全部打榜成功。即便法庭判决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圈里圈外》后,郭敬明迷们不是对抄袭者的郭敬明不满,而是对被抄袭者的原告愤怒。这种从对作品到作者的无条件崇拜,是郁秀和韩寒未曾享受过的。
第二代、第三代青春文学小说不再是只有孤独的行者。韩寒、郭敬明的身后,有一大群风格各异的、来自台湾和韩国的作者,除了传统写手,还有网络写手。如来自台湾的王文华的《蛋白质女孩》和来自韩国的可受淘的“那小子真帅”系列和《狼的诱惑》等,以及先在网络上刮起旋风的安妮宝贝的系列小说、慕容雪村的系列小说、孙睿的《草样年华》、张韬的《理工大风流往事》等等。正是他们,共同导演了中国图书市场青春文学的大剧。
分众阅读的多媒介语境
文学与影视的联姻、网络文学的兴起、文学的视觉化策略,已成为当下阅读的重要标征。在影视传媒和网络媒介的推动下,一些适应大众消费的作品借助强势的媒体力量在网络、电视、电影、报纸、杂志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在这种语境下,大众阅读逐渐发展成视觉化阅读、碎片化阅读、浅阅读。《老照片》的出版开启了一个读图时代。视觉元素开始成为当代文化的主流形态,大众开始不自觉地从视觉的角度去阅读,其阅读行为也正在从基于印刷文本的阅读逐渐转向基于视觉图像的解读。文字的没落与图片的大行其道是由传播符号所引发的阅读消费方式的变化特征,也反映出大众在紧张、快速、信息爆炸的传播时代越来越倾向于直接、轻松、趣味十足的阅读方式。
市场经济剥削了大众的阅读时间,知识经济促使了大众对阅读的渴求,这对矛盾使得大众追求信息快速消费语境下浅层次的、以简单轻松甚至娱乐性为最高追求的阅读形式,希望以方便、快捷、轻松的方式获得信息实现自我充电。首先体现在阅读文本的浅显性和通俗性上,其次表现为知识和文化的“二次消费”。繁忙的大众已没有时间去阅读那些抽象、晦涩、深奥的经典文本,于是他们以媒介为平台,通过精英阶层的导读来获取知识。比如由“百家讲坛”引发的通俗历史图书,如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易中天的《品三国》、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等,都是通过影视媒介进入大众阅读视野的典型例子。与《百家讲坛》同步因通俗历史解读而走俏的还有当年明月,他的“明朝那些事儿”系列,估计发行量达500万册,其博客点击量则早已过亿人次。
私人化的精英阅读
进入新千年以后,“精英阅读”与“大众阅读”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在精英内部,也因为学术分工、学科界限等原因,缺少共同的兴趣点、话题和讨论对象,呈现高度分化的态势;一些比较有成就的作品其影响也主要限定于本学科领域内部。2000年以后,虽然有《陈寅恪集》、《钱钟书集》等学术大师的作品结集出版,但是其中重要的分册已经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过,精英们对其并不陌生,所以反响有限。在这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已经没有《顾准文集》、《随想录》等人手一册、众人争说的作品。常见的是李泽厚等功成名就的作者,发表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结集出版。这个阶段的精英阅读呈现出高度分化、私人化、学理化的特点。虽然有些小的论争,比如,关于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的争论,但是已不复有“人文精神讨论”那样关乎市场经济大潮中知识分子自身位置、取向的大讨论。大部分精英还主要是在书斋中根据自己的情趣和专业做平静的阅读,在沙龙、讨论会上进行专业探讨。
令一些知识分子和年轻读者有些兴奋的倒是以陈丹青等人为代表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陈丹青的《退步集》等作品,以犀利的词语和鲜明观点,令读者感到震撼和痛快。
来源 :出版商务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