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进入交流活动现场的媒体报道，曾经造访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的现场主持人首先发问：“高密的父老乡亲担不担心你将他们写到作品里去？”莫言说：“任何作家都会大量使用故乡和青少年时期的素材，我的小说里也有许多生活中的原型，但我没问过他们同不同意将我写进去。我没写小说前，他们什么都会和我说，我开始写小说后，他们就会提防说，别和他说啊，担心他写到小说去。所以我想他肯定干了什么坏事，所以我感到作家有种力量，坏人担心会被写进去，而好人不怕。”

　　随后，莫言谈到当天下午的一次经历，他说：“今下午和一个传教士的女儿聊天，发现她一个西方人，却一口高密话，一问她祖父母果然在我家乡附近代过，我的小说中瑞典传教士和这个事实是密切相关的。我的小说里有个瑞典传教士，当时中国有个别人写文批评我，说我为了得诺贝尔文学奖，所以写了个瑞典传教士。但确实有个瑞典传教士在我的家乡传教。”

　　陈安娜的提问则更加关注写作本身，她问莫言写作的速度往往很快，是否因为在动笔之前以及完全构思好了。莫言说：“有的小说很成熟，有的有个大概想法，我发现很多精彩细节是从写作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天堂》属于后面这种情况。这个小说有故事原型，1987年确实在我的故乡山东发生过这个事情。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报道很生气，拿起笔来就想把它写成一篇小说。”

　　陈安娜还谈到，从小说中能够感受到莫言的感情，而不是冷眼旁观地写作。莫言则说：“我确实是这样，喜欢把自己置身故事，早先的《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还好，到《生死疲劳》时，已经跳进小说里，但小说里的和现实中的我不是一个人，他既是我也不是我。小说里的莫言没什么优点，现实中的莫言优点还是很多的。”

　　随后，现场主持人以《生死疲劳》为例，认为莫言作品中很多是写小人物对抗权威。莫言则借《秋菊打官司》进一步说：“相信现场听众很多看过张艺谋的电影《秋菊打官司》，秋菊通过千辛万苦才得到一个小公道，该电影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唤醒了大家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这部电影上映后，中国上访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和张艺谋有直接关系。但我写《生死疲劳》时，没把西门闹写成秋菊，这个故事的原型可以在蒲松龄的小说中找到，小说是说主人工为替父亲洗清愿望，不停地在穿梭于地狱和人间，小说结局坏人受到惩罚，好人得到好报。所以我的小说人物描述既来自文学传统，又来自现实生活。”

　　“《天堂》里被撞死的农民是有人物原型的，是我的一个叔叔，当时撞死他的是个没有驾照、替我一个当干部的远方亲戚开车的司机，我知道这事时，非常生气，想要替我叔叔讨个公道，但他们闹只是想多要点钱，这又回到当年鲁迅写作的主题上去，农民确实很穷，但他们自身确实具备了很多让人生气的地方。”莫言还说，“现在宝马车撞人的报道不少，但是其他牌子车撞人的也有，不止宝马牌车。这涉及一种仇富心理，谁要站在开宝马车人的立场辩护，会被口水淹没死。未必所有开宝马的车都是坏人。有钱人中确实又坏人，但并非所有有钱人都是坏人，中西方都一样。发生如此撞车事情时，要具体分析，是否有违反交通规范。”

　　最后，莫言还谈到中国的年轻作家如何表现农村。莫言说：“现在有不少80、90后在写农村，他们写的与我不一样，我写的是记忆中的农村，他们的农村是现实中的农村。另外，创作主题不一样，我像他们那么大的时候，在农村，现在这个年纪的人在城市打工，很多在城市打工的人在写农村，他们是在写农村还是城市生活，已难定位。”

来源：新浪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