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平天下，吾辈自认不才，谢弗敢为；才高八斗的通儒式的博学者，也仅止于心向往之；而从国外贩卖各种新式理论刑具，在这一还活着的文学身上操练，又于心不忍，无已，只好认清自己没法抓着头发跳出身在的地球去的情境，老老实实回来，种自己的园地。至于如何种法，私心以为，既然我们仍旧身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与其清点前人到底留给我们多少遗产、珍宝，不如回头来看看，他们当年的努力到底开了什么样的头，提供了多少相对于以前的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有没有生长的余地。说到底，就是与其把文学的精灵关进学术研究的魔瓶，不如把它们放飞，看看它们到底有可能造出什么样的奇境。关注这些问题(并不奢望轻易就可弄清)，似乎也可以尽到一点一个文学学徒对历史与当代理解与参与的责任，这也是这篇前言竟然堂而皇之用了这么一个夸大的标题的原因。

前言
前言：开放可能性
据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思想淡出而学术凸现的年代，一向与现实联系比较紧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于是也“学术”起来了。这当然是件好事情，只要大家真正按学术标准用力，一些本来含混不清的问题大致上的轮廓自然会比较清楚地凸显。只是当问题轮廓凸现出来之后，思想的因素自然而然也会显现，恐怕是避也避不开。从事人文学科方面的研究，我一向以为理想的状态是思想与学术的统一，两者相辅相成，并不存在谁淡出谁凸现的问题：思想如果
可以淡出，恐怕并不能称为真正的思想；而学术竟然可以凸现，这样的学术，一不小心，也许竟会变成皇帝的新衣。
说到我所学习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专业，我自己比较服膺这样的思路：自晚清以来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像一条长河一样，虽然有很多的弯曲，也曾经激起了很多漩涡，但到现在并没有中断，而且仍然绵绵不绝地从我们这些当代人的身上流过。假使学者从这长流中截取相对独立的一个阶段或者一种浪潮进行研究，以往那种抽取特点、进行概括分析的“学术”思路可能不会显现太大的弱点；但假使要对这一仍在涌动的文学长流从整体上进行概括地描述或定性，则不但会冒很大的风险，而且得出的结论有多大的意义，也是很值得怀疑的问题。更可忧的问题在于，这样的研究一不小心就会落人本质论的窠臼，重新变为这门学科的研究者好不容易摆脱的教条，尤其当我们自觉到面对的是“文学”这一在人类心智与感性发展中也许是最为鲜活生动的艺术门类时，就更是如此。如果一方面是把本来活泼生动的生命制作成标本或木乃伊，另一方面却冀其生命长久，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恐怕并不是忍心而为的。从最初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兴趣到渐渐步人研究之途，对我所面对的研究对’象，说老实话，我是常常会产生遗憾或者不满足的心情的——这遗憾与不满足，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到现在，堪称完整、完美、耐读的作品确实数量很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看到太多的很有生长点的发展趋势常常遽然中衰，最初的宣告与最终的实绩，常常形成讽刺性的对照。不过，我也颇怀疑正是这种不完整、不完美、遽然的中衰与改头换面的重生是我这个文学学徒对这一学科发生兴趣、难以忘情的原因所在——这种不完整、不完美，可能也正暗示了这门学科研究的对象还处在生发与发育之中，即使屡经斫伐然而元气未丧，暂时的沉寂之后仍将大有作为，它所面临的新处境、新现象将逼迫我们像浮士德一样永不停歇地对一些基本的文学和生存的问题持之以恒地进行追问。
因为常常有这种想法，所以我不大赞成将这一尚在发展中的文学流程经典化的做法。提倡这种做法的学者的出发点可能是想借此确立这门学科可以和古典文学、外国文学并举的地位，这当然无可厚非，可是弄不好，很可能就会让它变成陈列着用大头钉钉着寥寥可数的漂亮或稀有的蝴蝶标本的玻璃柜。不过我也不赞成那种一笔抹杀这百年来的文学家的努力的轻浮态度——为这百年的文学进程频频写悼词，恐怕并不能由此证明它已经成为可以告别、埋葬的僵尸，反而无意中又一次显示了在这个进程中屡见不鲜的某种轻浮而色厉内荏的态度重新又借尸还魂，至于其论证的逻辑混乱与材料之轻率薄弱，更是不值一提。就我自己来说，我是常常觉得这百年的文学乃至社会历史进程中凸现出来的很多问题，仍然是我们必须直接面对的，而前人的焦虑很大程度上也仍旧是我们自己无法回避的。治国平天下，吾辈自认不才，谢弗敢为；才高八斗的通儒式的博学者，也仅止于心向往之；而从国外贩卖各种新式理论刑具，在这一还活着的文学身上操练，又于心不忍，无已，只好认清自己没法抓着头发跳出身在的地球去的情境，老老实实回来，种自己的园地。至于如何种法，私心以为，既然我们仍旧身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与其清点前人到底留给我们多少遗产、珍宝，不如回头来看看，他们当年的努力到底开了什么样的头，提供了多少相对于以前的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有没有生长的余地。说到底，就是与其把文学的精灵关进学术研究的魔瓶，不如把它们放飞，看看它们到底有可能造出什么样的奇境。关注这些问题(并不奢望轻易就可弄清)，似乎也可以尽到一点一个文学学徒对历史与当代理解与参与的责任，这也是这篇前言竟然堂而皇之用了这么一个夸大的标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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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举起义旗之后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回忆鲁迅
弱的自我：从郁达夫说起
沈从文：我们如何追忆和想象乡土
张爱玲：我们如何面对都市
穆旦：新诗与现代经验
胡风：批评的“现实主义的路”
无名氏与当代文学中潜在写作的意义
昌耀：末被命运压垮的诗
文学的民间精神：以莫言为例
王安忆：作家的第二口气
王小波：先锋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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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思想淡出而学术凸现的年代，一向与现实联系比较紧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于是也“学术”起来了。这当然是件好事情，只要大家真正按学术标准用力，一些本来含混不清的问题大致上的轮廓自然会比较清楚地凸显。只是当问题轮廓凸现出来之后，思想的因素自然而然也会显现，恐怕是避也避不开。从事人文学科方面的研究，我一向以为理想的状态是思想与学术的统一，两者相辅相成，并不存在谁淡出谁凸现的问题：思想如果可以淡出，恐怕并不能称为真正的思想；而学术竟然可以凸现，这样的学术，一不小心，也许竟会变成皇帝的新衣。
说到我所学习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专业，我自己比较服膺这样的思路：自晚清以来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像一条长河一样，虽然有很多的弯曲，也曾经激起了很多漩涡，但到现在并没有中断，而且仍然绵绵不绝地从我们这些当代人的身上流过。假使学者从这长流中截取相对独立的一个阶段或者一种浪潮进行研究，以往那种抽取特点、进行概括分析的“学术”思路可能不会显现太大的弱点；但假使要对这一仍在涌动的文学长流从整体上进行概括地描述或定性，则不但会冒很大的风险，而且得出的结论有多大的意义，也是很值得怀疑的问题。更可忧的问题在于，这样的研究一不小心就会落人本质论的窠臼，重新变为这门学科的研究者好不容易摆脱的教条，尤其当我们自觉到面对的是“文学”这一在人类心智与感性发展中也许是最为鲜活生动的艺术门类时，就更是如此。如果一方面是把本来活泼生动的生命制作成标本或木乃伊，另一方面却冀其生命长久，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恐怕并不是忍心而为的。从最初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兴趣到渐渐步人研究之途，对我所面对的研究对’象，说老实话，我是常常会产生遗憾或者不满足的心情的——这遗憾与不满足，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到现在，堪称完整、完美、耐读的作品确实数量很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看到太多的很有生长点的发展趋势常常遽然中衰，最初的宣告与最终的实绩，常常形成讽刺性的对照。不过，我也颇怀疑正是这种不完整、不完美、遽然的中衰与改头换面的重生是我这个文学学徒对这一学科发生兴趣、难以忘情的原因所在——这种不完整、不完美，可能也正暗示了这门学科研究的对象还处在生发与发育之中，即使屡经斫伐然而元气未丧，暂时的沉寂之后仍将大有作为，它所面临的新处境、新现象将逼迫我们像浮士德一样永不停歇地对一些基本的文学和生存的问题持之以恒地进行追问。
因为常常有这种想法，所以我不大赞成将这一尚在发展中的文学流程经典化的做法。提倡这种做法的学者的出发点可能是想借此确立这门学科可以和古典文学、外国文学并举的地位，这当然无可厚非，可是弄不好，很可能就会让它变成陈列着用大头钉钉着寥寥可数的漂亮或稀有的蝴蝶标本的玻璃柜。不过我也不赞成那种一笔抹杀这百年来的文学家的努力的轻浮态度——为这百年的文学进程频频写悼词，恐怕并不能由此证明它已经成为可以告别、埋葬的僵尸，反而无意中又一次显示了在这个进程中屡见不鲜的某种轻浮而色厉内荏的态度重新又借尸还魂，至于其论证的逻辑混乱与材料之轻率薄弱，更是不值一提。就我自己来说，我是常常觉得这百年的文学乃至社会历史进程中凸现出来的很多问题，仍然是我们必须直接面对的，而前人的焦虑很大程度上也仍旧是我们自己无法回避的。治国平天下，吾辈自认不才，谢弗敢为；才高八斗的通儒式的博学者，也仅止于心向往之；而从国外贩卖各种新式理论刑具，在这一还活着的文学身上操练，又于心不忍，无已，只好认清自己没法抓着头发跳出身在的地球去的情境，老老实实回来，种自己的园地。至于如何种法，私心以为，既然我们仍旧身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与其清点前人到底留给我们多少遗产、珍宝，不如回头来看看，他们当年的努力到底开了什么样的头，提供了多少相对于以前的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有没有生长的余地。说到底，就是与其把文学的精灵关进学术研究的魔瓶，不如把它们放飞，看看它们到底有可能造出什么样的奇境。关注这些问题(并不奢望轻易就可弄清)，似乎也可以尽到一点一个文学学徒对历史与当代理解与参与的责任，这也是这篇前言竟然堂而皇之用了这么一个夸大的标题的原因。

郜元宝：我们这次谈鲁迅，不局限于文学。鲁迅是文学家，他的文学无所不包，按理谈文学就是谈他整个的人，竹内好不是说过吗，鲁迅“有一个除被称为文学家以外便无可称呼的根本态度”。但目前文学功能一再缩小，在这种情况下把鲁迅局限于文学来谈，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还是先从别的地方谈开去，看看能否再回到那个“根本的态度”。
第一个问题：鲁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上次谈胡适，胡适是什么样的人，似乎蛮有把握回答，因为他的边界清楚，形象也较鲜明。鲁迅呢?很奇怪，虽然我们最熟悉的是鲁迅，但唯其如此，鲁迅是怎样一个人的问题反而不能遽然作答。曾经有段时间，鲁迅的形象似乎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后来怎样呢?正因为我们曾经有过那么清楚的“鲁迅相”，一旦不再流行，就只好面对模糊的鲁迅了。现在有人用各种方式重构鲁迅形象，这是必然的要求，但我希望新的鲁迅形象不要再是强制推广的“共名”。说得明白点，我倒比较喜欢模糊状态，如果又变得皎如白昼，恐怕谈论鲁迅的资格就只能再度为钦定的或自命的权威们所垄断了。并没有我们今天理解的单纯的学术，也没有我们今天理解的单纯的文学，他一直就做着把文学和学术融合起来的工作。他的杂文与小说对中国农民和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本身不都相当具有“学术价值”吗?现在很多人研究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不都要提到《阿Q正传》吗?陈万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里提到辛亥革命以后党人失望于政治，纷纷寄希望于文化与文学，但最忠实地记录这一段心灵历史的，舍鲁迅其谁?他当然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用个人的精神承担去记录。在他那儿，文学学术没有截然的分别。现在呢，好像文学就是虚构，就是贩卖情趣、捕风捉影的勾当，充其量只能抓住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学术则是中性、客观、普世性的。两者越离越远。
刘志荣：他的文学和学术，即使表面上表现得不一样，精神上是相通的。是不是可以回到他的早期的五篇文言论文那边去讨论?他对当时的各种说法为什么不满意，参照这些文章中的论述，最主要的似乎是他认为那些正在炫耀的“新学说”仅仅得异域文明之皮毛，而不通背后的精神，却企图以此来宰制人心与社会。早期他的思路非常强调“自性”，比如说他在《摩罗诗力说》中讲的“个人”，我们现在只注意他说的狂放的一面，违抗世俗，独立特行，但后面支撑的核心实际上是“自性”这个概念，这种狂放也正是因为对自己比较真诚，有那种真诚的心声，所以才不管别人怎么说，他的精神态度仍旧不一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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