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时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

——阿摩司·奥兹

　　一部我们无法简单评说的优秀小说。……看似日常和平淡的文字却饱含着成熟的魅力。它简短，表面似乎朴实，可它实际上给你暗示了一种含蓄内在的华丽，一种悬念重重使你不由自主想要追寻的华丽，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华丽……

——池　莉

作者介绍：

　　阿摩司·奥兹　1939年生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文学与哲学学士，牛津大学硕士和特拉维夫大学名誉博士，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教授。著有《何去何从》、《我的米海尔》、《了解女人》等十余部长篇小说和多种中短篇小说集、杂文随笔集、儿童文学作品等。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三十余种语言并获多项重大文学奖，包括“费米娜奖”、“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奖”和2007年度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奥兹不仅是当今以色列最优秀的作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也是一位受人敬重的政治评论家。

序 言

钟志清

中国和以色列地处亚洲大陆的两端,两国之间的了解也像隔着崇山峻岭。

不错,我们知道上帝与犹太先祖亚伯拉罕等立约,犹太人做了上帝的选民,雅各与上帝摔跤易名,才有了以色列“十二支派”。

我们知道犹太民族的历史苦难深重,饱经沧桑,数千年颠沛流离,几乎罹临灭顶之灾,直至一九四七年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才获得一块栖身之地,并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宣布独立。

我们也许更清楚犹太民族的文化神秘幽远,种下了一个具有探索价值的犹太文化之谜,即两千年前就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宗教经典《旧约》。它不仅记载着上帝耶和华与犹太人的契约关系,实录下犹太人上下求索、艰苦创业、兴邦立国,乃至身经乱离的命运,同时也不失为文学总集。无论是《创世纪》中数不尽的情结典故,还是《雅歌》、《诗篇》、《哀歌》中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都曾启迪过无数人的奇思妙想。古老的希伯来文化一向被奉为世界两大文化源头之一。近代犹太人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分别从社会、科学、人本领域对近代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数不胜数的犹太人从不同方面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也经常通过电视屏幕及其他传播媒介了解到,现今的以色列一直战祸频仍,纷争不已,恐怖活动此伏彼起。

但是,除此之外,以色列当今社会的真面目,当代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与喜怒哀乐,谁又知多少?

文学是借助审美手段反映现实生活与作家心灵历程的独特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了解社会与人的一个窗口,是沟通民族心灵的一座桥梁。“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每个民族的文学均负载着那个民族深厚的历史积淀、集体无意识与民族凝聚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将阿摩司·奥兹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是一个相当好的选择。作为作家,他不但杰出,而且相当“以色列化”。

阿摩司·奥兹出生于一九三九年。父母在排犹声浪四起的三十年代,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从俄国移民到以色列,梦想在巴勒斯坦找到自由的“希望之乡”。父亲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博学多才,嗜书如命,懂十几门语言,一心向往做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但始终未能如愿。母亲范妮娅漂亮贤惠,多愁善感。

奥兹童年时代的耶路撒冷由英国托管,日常生活蒙上了一层英雄主义色彩:地下活动,爆炸,逮捕,宵禁,搜查,英国兵,阿拉伯帮,迫在眉睫的战争与恐惧……古老的英雄神话仿佛成了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儿童故事讲的都是耶路撒冷的过去和沦陷。据奥兹回忆:“父母将我送到一座希伯来基础小学,学校教我缅怀古代以色列王国的辉煌,并且希望它在烈火与热血中复兴。”在那个躁动喧嚣的时代,奥兹的理想就是“做一个英雄”。

十二岁那年,母亲自杀,这一事件不仅结束了奥兹童年的梦想,而且对他日后的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奥兹本来就和父亲不和,母亲故去后,他对家庭的反叛意识愈来愈强。十四岁那年,奥兹离家投身到胡尔达基布兹,并把自己的姓氏克劳斯纳改为奥兹,希伯来文意为“力量”。在那个颇具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世界中,奥兹开始了文学创作。后来,基布兹将其保送至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文学与哲学学士学位。按奥兹自己的意愿,他想继续攻读硕士,但未被批准。他只好回到基布兹教书,并从事写作。直到后来功成名就,他才到英国牛津求学,获硕士学位,后又获特拉维夫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一九八六年,奥兹因儿子患哮喘病不得不离开生活多年的基布兹,搬到南方沙漠地区的阿拉德小城居住(据说沙漠地区的干燥气候有利于治疗哮喘),不久便被本·古里安大学聘为文学系教授。

阿摩司·奥兹是当代以色列文坛上极具影响力的优秀作家。他自幼受家庭影响,阅读了大量以色列经典作家及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表现出出色的文学天赋。早在耶路撒冷小学接受启蒙教育期间,他所作的诗歌和小文章便经常见诸学校报刊。在基布兹时,他利用休息时间勤奋写作,后来每周得到一天特批的写作时间。自六十年代登上文坛后,奥兹先后发表了九部长篇小说《何去何从》(1966), 《我的米海尔》(1968),《触摸水,触摸风》(1973),《沙海无澜》(1982),《黑匣子》(1987),《了解女人》(1989),《费玛》(1991),《不要称之黑夜》(1994),《地下室中的黑豹》(1995);三个中短篇小说集《胡狼嗥叫的地方》(1965),《一直到死》(1971),《恶意之山》(1976);杂文、随笔集《在炽烈的阳光下》(1979),《在以色列国土上》(1983),《黎巴嫩斜坡》(1987),《天国的沉默》(1993),《以色列、巴勒斯坦与和平》(1976)等;儿童文学作品《索姆哈伊》(1978)。他的作品不仅在以色列十分流行,而且在世界上影响很大,曾获多种文学奖,并于一九九八年以色列建国五十周年之际获以色列国家文学奖。

《何去何从》是阿摩司·奥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其背景置于约旦边境附近的一个基布兹。德国移民鲁文·哈里希是基布兹的诗人、导游和教师,妻子伊娃抛弃他及一双儿女,与前来度假旅行的堂兄弟私奔德国,留下鲁文与女儿诺佳及儿子盖伊相依为命。伊娃出走后,流言四起,说女教师布朗卡·伯杰与鲁文有染。布朗卡有丈夫、子女,丈夫埃兹拉是基布兹的卡车司机,喜欢夜里出门运货,哥哥是耶路撒冷的名博士,可谓门庭显赫。时光就这样一天天逝去,鲁文的女儿诺佳已长得亭亭玉立,情窦初开的姑娘对曾被自己拒绝过的年轻小伙子拉米萌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埃兹拉在一个深夜强暴了诺佳,致使诺佳怀孕。一度希望诺佳做儿媳的拉米母亲再不愿让儿子同“血管里流着母亲不洁的血”的女孩子有任何瓜葛。鲁文对女儿深感负疚,不再同布朗卡往来。诺佳拒绝堕胎,离开基布兹,与埃兹拉的关系告终。埃兹拉与妻子和解,重新回到她身边。后来,拉米的母亲去世,拉米与诺佳结婚。

《何去何从》不仅讲述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基布兹人的故事,同时也描绘了基布兹生活的危机以及新老两代人之间的代沟。

基布兹是当代以色列社会的一个特殊产物,本世纪初由新移民先驱者创建。在基布兹,人人平等,财产公有,颇有原始共产主义的味道。奥兹最初到基布兹时,那个世界对他来说比较陌生。他拿不动锄头,还要写诗,由于多年生活在知识气氛浓厚的耶路撒冷,所以他讲一种特殊的语言,惹人发笑。老人们喜欢同奥兹聊天争论。他们知道奥兹有志于小说创作,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一切事情都交给他,以便得到安全的保存。因为在基布兹,一切归于公有。无论房产、花园,还是人们终生照看的果树,什么都传不下来,留下的只有回忆和经历。奥兹成了老人们的忠实听众,无疑得到了一笔可贵的财富。当时,基布兹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即使同现在贫困线下的生活相比也显贫穷,每人吃半个鸡蛋,每张桌子共用一把餐刀。人们具有一种不安全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在基布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非常默契、亲密,能够净化人性中某种不纯洁的因素。也就是在那个世界中,奥兹意识到理想与理想者本身的不一致,意识到梦想与梦想者之间的距离,意识到试图改变世界的伟大理想与狭隘的自私心理之间的矛盾。尽管奥兹在基布兹生活多年,但一直对基布兹持批评态度,认为基布兹虽是先驱者们“出色的想法”,但同现实世界却相去甚远。

奥兹的基布兹思想直接影响到创作。《何去何从》中的伊娃曾因丈夫鲁文之故毁弃了与堂兄弟的婚约,后来又心甘情愿地随他私奔慕尼黑。一方面是因为搞艺术的堂兄弟爱她,需要她,她本人也像《创世记》中的原型夏娃(伊娃谐音)一样禁不住诱惑;另一方面则是她富于幻想、追求精神生活的天性与基布兹严格的生活格格不入,对丈夫知足常乐、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颇为不满,因而执意离去。诺佳也是一样,她称自己是“山的女儿”,然而在基布兹这个毫无隐私权可言、一切均公之于众的地方她感到非常压抑,于是向往另一个所在。奥兹之所以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取名为“另一个地方”(希伯来文书名),是因为他想表明一代新人对先驱者信仰的怀疑与挑战。

十二年后,奥兹又完成了另一部以基布兹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沙海无澜》。青年主人公约拿单与《何去何从》的诺佳一样,也决定离开基布兹,梦想到一个有爱情、有冒险、有秘密奇遇的遥远所在。

约拿单出生在基布兹,并在那里生活了二十余年。父亲约里克是前任内阁成员、工党领袖,现为基布兹书记,专横跋扈而热衷政治,沉醉于往昔的辉煌岁月;母亲哈瓦盛气凌人;妻子里蒙娜温柔漂亮,却头脑简单。在丈夫眼中,她显得毫无意义,夫妻生活平淡如水,约拿单因而备感压抑。正当他打算离开之际,一个笃信斯宾诺莎哲学的俄罗斯青年阿扎赖亚来到基布兹。第一次到约拿单家做客阿扎赖亚便为里蒙娜的美色所倾倒。由于天气之故,他不得不留宿,约拿单意识到此人可代替自己的位置,说不定能够唤醒里蒙娜这个“睡美人”。约拿单突然离去后家里起了轩然大波,父母互相埋怨,里蒙娜默默地忍受着,阿扎赖亚则大肆传播自由思想。

约拿单冲向内盖夫沙漠,他想穿过边境,前往约旦的红石城佩特拉。他深知自己在越过边境之际便有被阿拉伯士兵俘虏的危险。抵达边境时,他同军营里的女兵有一夜之欢,堪称体验到了爱和危险且又有了秘密奇遇。有的评论家认为:“约拿单恐怖地发现,‘真正的人生’原来就是通向死亡,通向地狱之路。”他所向往的佩特拉红石城也成了一座地狱,于是他决心重回基布兹,与妻子及阿扎赖亚和平共处。

约拿单虽然重新回到了基布兹,但并不意味着他同父亲之间的冲突得到了缓解。父亲是本·古里安、列维·艾希科尔的同代人,这批人代表着建国者们追求的正义与和平的信仰与创造力。但与之相对的是,先驱者们的妻女、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似乎缺乏上代人的精神支柱,即使在抵御外敌侵略的战斗中也是这样。父辈们是为了实现复国主义理想,而年轻一代则是为了生存,这种冲突不可避免。从这个意义上,阿摩司·奥兹的小说表现出当代以色列人信仰的失落。由于终日生活在战争的隐患之中,许多以色列人的内心深处不免产生一种强烈的生存危机意识。

《我的米海尔》是阿摩司·奥兹的成名作,也是迄今为止奥兹全部创作中最负盛名、最受赞誉的一部作品。自一九六八年发表至今三十年来,已再版五十余次,翻译成三十种文字。表面看来,这是一部爱情小说: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文学系女大学生汉娜与地质系学生米海尔邂逅相遇,不久便结成眷属。婚后,米海尔潜心学业,挣钱持家,却忽略了妻子的感情追求。往昔的一对恋人逐渐产生距离,漂亮而感伤的汉娜不禁失望、痛苦,进而歇斯底里……作者在开篇便用女主人公的口吻写道:“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时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这段极富抒情色彩的文字在文中几次出现,一唱三叹,动人心弦。

若单纯作为一部爱情小说,《我的米海尔》可能比较普通。但它不仅仅局限于对婚姻与家庭生活的描写,正如阿摩司·奥兹所说:“若问我的风格,请想想耶路撒冷的石头。”引自1997年4月1日本文作者与阿摩司·奥兹的访谈。耶路撒冷的石头具有许多层面,负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在犹太人的心目中,耶路撒冷是一座极富历史感的城市。三千年来,迦南人、亚叙人、巴比伦人、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穆斯林、十字军相继征服过这座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耶路撒冷成了英辖巴勒斯坦首都。巴勒斯坦分治后,耶路撒冷成为一座国际型的城市。直到一九六七年“六日战争”老城才重归犹太人所有。

作为犹太人,阿摩司·奥兹对耶路撒冷充满深情。“我爱耶路撒冷是因为我出生于此。”“这是我出生的城市,我梦幻中的城市,我的祖先和人民痴心向往的城市。”但在奥兹心目中,耶路撒冷“从未真正成为以色列国家的一部分”。在《我的米海尔》中,奥兹不止一次地写道,耶路撒冷是座让人伤心的城市,并借汉娜之口道出,“那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幻影。四面八方都是山。”“我生于耶路撒冷,但我却不能说耶路撒冷是我的城市。”小说把耶路撒冷比作被人围观的“受伤女人”,暗示它处在阿拉伯世界的重重包围之中。汉娜到北方基布兹过逾越节时,为不再受耶路撒冷的困扰而感到轻松愉快,甚至对这座古老的城市心生恨意。将耶路撒冷置于否定的层面上进行抨击这在犹太作家的作品中确属罕见,足见作家“爱深恨弥深”的情感。同时,作家又把笔端伸进耶路撒冷的神秘生活之中:冰冷的石墙,幽深的小巷,令人炫目的日光,喧嚣嘈杂的市场,黑漆漆的森林,灰沉沉的天空……婚礼上的踩玻璃仪式,希伯来大学校园内阴冷的建筑,街上神出鬼没的小贩,教会学校的孩童,悠扬的教堂钟声,独立日,西奈战争,住棚节,逾越节等等,这一切不仅为我们展现出五十年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描绘出那个乱世之秋的社会场景。

《我的米海尔》确立了阿摩司·奥兹在以色列文坛上的重要位置。小说通过女主人公汉娜的眼光观察世界,感受人生,手法上匠心独运,行文流畅自然。汉娜自幼与邻居家一对阿拉伯双胞胎青梅竹马,双胞胎任由她支配,能够满足她的强权与施虐意识。但结婚之后,她从丈夫那里得不到这一切,于是她绝望、抱怨、发泄,近乎歇斯底里。汉娜的性格本身具有很多弱点,但是奥兹采用女性口吻叙述故事,展开情节。如此丰富地表达出女性意识在现代希伯来文学史上堪称独创。

著名希伯来文学批评家格肖姆·谢克德认为,《我的米海尔》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多愁善感的汉娜有些像奥兹的母亲。奥兹承认,他的许多作品中均有自己生活的影子。在创作《我的米海尔》之前,小说中的许多人物便在他的脑海里徘徊了很久,却又挥之不去,令他整整花上近三年时间进行创作。

另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是《费玛》。这部作品布局精巧,情节始于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二日星期一凌晨,到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七日星期六安息日结束。主人公费玛是一位五十四岁的离婚男子,在一家妇科诊所做招待。费玛年轻时是个诗人,其诗作深深感染着耶路撒冷的读者。他称自己是百分之百世俗的犹太人, 但却笃信希伯来神秘哲学,感觉整个世界上充满着上帝的灵光。他博学健谈,关心政治,尤其是关心动荡的以色列现实,喜欢同友人在咖啡馆谈论现存体制,研讨诗歌。同奥兹一样,他也笃信阿以和平,但父亲巴鲁赫却是个右翼极端分子。费玛意识到,是因为母亲的过早离世才造成他与父亲之间情感上的隔膜。每天夜里他在梦中辨认母亲的形象,早晨起身记下自己的精神活动历程。

在某种程度上,费玛堪称奥兹的负面,所以显得比较愚钝。他在思想上是个英雄,但在行动上却是个反英雄。如果人们接受他的建议,那么他无疑能够解决以色列所面临的问题,成为举世瞩目的诗人。但这个世界却背弃了他,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已死”,缺乏雄心、信心与自我兴趣。用他前妻的话说就是“什么也不爱”。在他看来,“爱情必然导致灾难”,而“缺乏爱情”又会造成“屈辱和伤害”。他同妻子在一起时缺乏激情,但把妻子赶走后又觉得心神不宁。

奥兹用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把日常琐事、政治见解、耶路撒冷的现实社会融到一起,展现出个人与社会、性欲与政治、梦幻与现实、善良与邪恶的冲突。他不仅表现当代世界,而且追溯古老的以色列文化传统。

小说的希伯来文原名为“第三种状态”。作品对此进行了相关描写:连绵的阴雨过后,太阳喷薄而出。星期五耶路撒冷的早晨,一切犹如创世之初,这美妙的景观刺激了费玛,使他顿悟出在“沉睡”与“清醒”之间存在着“第三种状态”,“第三种状态”具有哲学意义。奥兹曾解释说:“‘第三种状态’不仅指梦幻与现实之间的状态,也是喀巴拉神秘教所提到的中和状态,是对不需做任何决定的世界的渴望。如果让费玛在散步和打盹间做出选择的话,他很难做出决定。睡觉固然令人惬意,但散步也不坏。最后,他决定穿睡衣散步,于是乎皆大欢喜。”“这也代表着对一切矛盾归于和谐后某种复音状态的渴望。这是小说中的一个深奥问题。”总体上说,《费玛》是阿摩司·奥兹九部长篇小说中最富哲学色彩的一部小说,进而被称作“宗教小说”。

构成《费玛》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费玛同女性的关系。阿摩司·奥兹擅长描写家庭生活,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是他全部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一九八九年,奥兹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题名为《了解女人》,产生很大反响。小说的主人公约珥是以色列摩萨德组织的一名特工人员。作品写的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约珥的妻子伊芙瑞娅触电而死,邻居前去救助时也不幸身亡,从此谣言四起。约珥提前退休,搬到特拉维夫,与岳母、母亲、女儿生活在一起,养花,烹饪,为女人们操持家务,同自己并不爱的女邻居交欢,经常坐在电视机前入睡,最后到一家医院当了一名志愿者。

作为摩萨德组织的一名特工人员,约珥曾经不相信一切人,不相信一切事。退休后,他盼望把自己解析人的本领转入剖析他所忽略的家庭世界。触电而死的妻子,患有癫痫病的女儿,以及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且总在喋喋不休的岳母和母亲,她们究意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全身心地去了解生活中的女人。小说书名“了解女人”出自《旧约·创世记》第四章第一节“亚当了解夏娃,他的女人”(中文通行译本均译作“亚当和夏娃同房”)。了解女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约珥寻找自我真实、追寻生命意义的过程。约珥与妻子共同生活了二十年,不忠似乎已经成为习惯。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奉献给了自己的国家和义务。退休前夕,约珥曾被老板唤去,要求他到曼谷寻找一名恐怖分子的前妻,他拒绝了。顶替他前去执行任务的同事落入陷阱,惨遭伤害。约珥以前背叛了家庭,而今又觉得愧对以色列。一个人把终生贡献给了神圣的生活,其结果却是一种失落。他是否要对妻子的事故、女儿的痛苦、同事的死亡负责?所有这些问题悬而未决,对读者无疑是一种挑战。

以上介绍的五部作品向读者展示了奥兹创作的总体风貌。奥兹一向推崇希伯来文学大家阿格农、布伦纳、别季切夫斯基等人的创作,酷爱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及美国作家梅尔维尔等的作品。他的创作手法与叙事技巧主要得益于上述文学大家的影响,他用讲故事的方式向我们娓娓动人地描述当代以色列人的生活,“语汇极其丰富”。

近代希伯来文学自复兴以来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和诗人,但纵观整个希伯来文学发展的脉络,所描写的基本上就是形形色色犹太人的艰辛历程。有些评论家认为,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作家所探讨的不是“个人的意义”,而是“犹太人的意义”。在他们那里,语言已不单纯是一个载体、一个工具,而是一种文化。作为六十年代登上文坛的“新浪潮”作家的代表,阿摩司·奥兹一方面注重描写家庭生活,剖析人生,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同时又受到集体无意识的侵扰。用他自己的话说,“倘若这种歇斯底里的犹太纽带非常坚固,没有它我又怎么能够生活?我又怎能放弃这种对集体共振与部落纽带的沉溺与迷恋?如果我将这毒瘾戒掉,我还剩下什么?我们岂能过普通、和平的生活?我们当中谁能?我不能。”在他看来,一个希伯来文作家不可能只为爱情而描写爱情,不可能只去描写人类总的境况。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则不难理解阿摩司·奥兹作品的多层面特色,从其流畅舒缓的字里行间发掘出凝重与深邃的意蕴。

阿摩司·奥兹不仅是一个天才的作家,而且是一个出色的社会活动家。他一直呼吁阿以和平,亲自参加过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战争”和一九七三年的“赎罪日战争”。他不但撰写长、中篇小说,而且写有大量的政论及随笔,题材包罗万象。时至今日,奥兹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三十余种文字,译介程度之广在以色列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耶胡达·阿米亥。其作品在欧美世界亦反响很大。国外对阿摩司·奥兹的研究已深入到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各个角度,可谓仁山智水,妙论迭出。在我国,九十年代初才出版了第一个希伯来短篇小说选集。此次将一个以色列作家的五部作品一并推出,算是希伯来文学在中国翻译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了。

致中国读者的一封信

亲爱的读者:

我的五本书首次被译成中文,从亚洲最西部的一个小国到同一大陆的东方大国旅行。我的文学创作能够为架设世界上两个最古老的文明之间的心灵桥梁尽微薄之力,我深感荣幸和愉快。中文和希伯来文都存在了数千年之久,两种语言都留下了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创作。泱泱华夏与区区以色列均面临着将源远流长的古代遗产同充满活力的现代创造协调一致的困难。我们有许多地方要互相学习,有许多地方要互相了解。

我的小说主要探讨神秘莫测的家庭生活。家庭是最古老的社会构成单位,大概也最为神秘。现代中国和以色列之间尽管差别很大,但我相信,我们在家庭生活的组合、家庭生活的温情、家庭生活的深处等方面有共同之处: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与情感通常带有普遍性。我不但希望我的小说在富有人情味上让中国读者备觉亲切,而且要在战争与和平、古老的身份与全面的变化、深邃的精神传统以及改变与重建文化的强烈愿望方面唤起人们对现代以色列状况的特殊兴趣。

犹太人民曾多次遭受欧洲人的欺凌。对中国人民来说,我们确有许多共同之处。互相阅读对方的文学或许是了解对方思想与灵魂的最佳途径。愿大家在中国读我的书就像是在我们两种文化之间进行一场私人谈话。

谨致由衷的问候。

阿摩司·奥兹

一九九七年五月于以色列

英译本序

翻译工作并非完全不可为之,但却是极其困难的,尤其像《我的米海尔》一书,其创作精华主要在于语言神韵。更为复杂的是,以色列人的希伯来语自然反映出说话人不同的语言背景,作者在书中人物中识别出构成以色列全部人口总和的所有民族与语言群体的说话例子,从中得到娱乐。在老一代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波兰语和意第绪语;汉娜母亲主要讲这两种语言,但在家里则多用俄语,并吃力地讲希伯来语;继之还有德国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也门人,甚至布哈拉人。书中人物,包括像汉娜、米海尔及其同龄人等母语为希伯来语的人,每人讲的又是不同类型的希伯来语。虽然我在翻译时尽量传达出这种多样性,但是想在此提起读者注意,因为这是本书的一个基本特征,它也许会让那些从未有过亲身体验的读者感到困惑并难以把握。

以色列背景很奇特,但我希望不难理解。历法,当然是犹太历法,是由起止于日落时分的安息日决定的。至于在传奇故事中占有显著地位的耶路撒冷风光,以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欧洲人与东方人、教徒与“启蒙了的”犹太人这些形形色色营垒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我就不想对汉娜本人所作的生动而透彻的评价加以赘述了。

还有几点独特之处大概有用或有趣:以色列评论家提出,米海尔的姓氏戈嫩意为“保护人”,不管怎样,提供这一信息对英文读者来说是公平的。我保留了几个希伯来文单词、短语的原有形式;对于不是无释自明的东西我偶尔加以翻译(如“Cholera”不是指疾病,而是波兰语中一句普普通通骂人的话)。一两个人名具有充满深情的爱称形式——如“汉娜”变成“汉娜卡”(意第绪语)或“汉卡”(俄语)。帕尔马赫是英国托管时期成立于巴勒斯坦的犹太组织“哈戈纳”的先锋队。在音译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名字时,我旨在做到与目前的发音一致,但有时却对某些相似的用法规则无能为力。ch,kh,以及多数情况下h的发音同h在loch中的发音一样。

最后要说明的是,尽管我得益于作者的密切合作,翻译中的任何不足之处均系我的过错,不是他的,我负全部责任。

尼·德朗士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于剑桥

译 后 记

完成《我的米海尔》初译稿是在我抵达特拉维夫大学作访问学者的第20月。

说起来不失为一种奇妙的巧合。1994年10月,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校长丁斯坦教授率代表团初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常务副院长汝信研究员签下学术交流协议。不知是阴差阳错,还是命定在天,我竟在面试时被当时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兼东亚系主任、中英比较史专家谢爱伦教授选中,遂于1995年10月中旬只身飞往旧日“希望之乡”而今却战患频仍、纷争不已的以色列。在这里,我一边协助东亚系教古代汉语,一边主攻希伯来语言和文学。

以色列朋友告诉我,“希伯来语是能够与上帝对话的惟一语言”,而我则叹惜这上帝离我们中国人太遥远。我依旧清楚地记得最初同新移民一起学习希伯来语的情景,从基本的字母、单词到简单的句型、语法,酷似婴儿学语。新移民虽来自不同国家,但许多人自幼便唱诵《托拉》和赞美诗,可谓老师一点即透。而对从零起步的我,美若天籁之音的希伯来文仿佛谶言讳语,难以理解。诸多华人学子在一级级淘汰考中的失利令我忧心忡忡。也就是从那时起,在特拉维夫这座终年绿茵叠翠、姹紫嫣红开遍的海滨城市,我这个从15岁起即开始跻身中文系殿堂的人才真正领悟到何为“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何为思乡伤怀。夜晚,挑灯夜战自不必说,偶尔,独自伫立空旷的平台,聆听地中海阵阵涛声,远眺天涯深处故乡之所在,不免心中怅然,慊慊思归。就这样一天天捱到尝试用希伯来文阅读的1996年夏。

友人推荐给我的是约书亚的《面对森林》,但此篇东西对我来说似乎有些沉重。我想到奥兹的《我的米海尔》。九六年春季在特拉维夫大学留学生中心学现代希伯来文学时我读过该书英译本,并看过电影,感觉相当不错。果然,希伯来文版开篇那简约优美的行文又一次将我带入了一个动人心弦的新鲜世界。我于是边读边尝试着将其译成中文,想将它献给中国读者。

不料一段时间过后,希伯来文老师给我拿来一份报纸,上面登载了奥兹的五部作品即将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消息,其中包括《我的米海尔》,撞车事件发生了。远在国外的我一面请《世界文学》编辑部朋友帮助询问是哪家出版社欲出此书,是否已找到译者等事宜,一面决定忍痛放弃这丹青初染的“半壁江山图”。1996年8月,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文化处一秘车兆和先生邀我同访希伯来文学翻译学院,从曾与我们《世界文学》合作过的尼莉·科恩女士那里得知,南京译林出版社计划出阿摩司·奥兹选集,目前正在筹划中,可能尚未找到译者。我在她的建议下致信译林,自报家门请缨。译林毕竟是译林的风格,我那封异国来信经几位同志辗转,三周后便得到回复。于是,我便在上帝脚下,用我们古老的文字同“先知”(指本书作者,他的名字阿摩司取自《旧约》一先知名)及“选民”(指犹太人)继续一种特殊的交流。

翻译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把原作从一种语言转化成另一种语言,而且要准确地传达出原作的风格、语气、文本意义、文化背景及民族精神,以便在人物与读者、作家与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我国几代翻译工作者所追求的信、达、雅堪称理想的境界,但欲达此种境界则十分困难。曾同在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系执教、称得上语言天才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普兰迪教授对我说:“翻译中最难的不是语言,而是另一种文化。”我深有同感,文化语境的差异是翻译过程中最难逾越的一大障碍。阿摩司·奥兹的语言“十分激越”(希伯来文学评论家格肖姆·谢克德语)、“丰富”(作家约书亚语),有时热情澎湃,有时平易舒缓,不但节奏感强,而且有许多层面。有些词语在希伯来文中本来有意义,如男主人公名字“戈嫩”在希伯来文中意为“保护人”,“汉娜”的第一个字母与“戈嫩”的第一个字母拼在一起为“节日”、“快乐”之意,只可惜这种神韵用英文和中文均无法直接传达出来。有些成语、短语及方言倘若硬译会令中国读者摸不着头脑,只好在汉语中寻找类似的表达方式。

许多事就是无巧不成书。1996年秋,奥兹应邀到特拉维夫大学讲学,我有机会能够在课后蒙他点拨。令我惊诧不已的是,听众往往提前半小时便去排队,等候入场,容纳500人的讲堂整整一学期爆满,常常是掌声不断。

许多人说,他们不仅喜欢读奥兹的书,而且喜欢听他说话,难怪以色列前工党领袖西蒙·佩雷斯称奥兹有“外交部长的天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2月,我应本·古里安大学之邀前去参加阿摩司·奥兹国际研讨会,整个会议群情振奋,高潮迭起。奥兹好友西蒙·佩雷斯前来助兴,并在闭幕式上讲话,较深入地论述了现代希伯来文学现象,奥兹本人则大谈创作《我的米海尔》的经历。也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我有幸与著名的英译者尼古拉斯·德朗士被安排在同一轮作发言。我忐忑不安地告诉他,由于我的希伯来文水平不够,所以一直参照他的英译本,这位造诣深厚的剑桥学者莞尔一笑,答道:“谢谢你,能够帮你我非常高兴。”那温文尔雅的君子风范令我迄今记忆犹新。

奥兹不仅帮我解决了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难点,而且多次鼓励我要在希伯来文学翻译与研究领域里坚持不懈。说实话,我很幸运,正是围绕《我的米海尔》一书的种种工作,我才步入了真正的希伯来文学世界。希伯来文比较简洁精练,词汇意义十分清晰;英文的词汇意义相对来说比较灵活丰富。初译此书时,我的希伯来文刚学至三级,没英译本则无法工作。一年后,希伯来文达到六级,光持英译本则让我有点隔雾看花的感觉,不敢贸然下笔,但愿这是一个进步。译林出版社那位通过各种通讯手段已经熟悉但是从未谋面的顾爱彬先生不时交给我支支令箭,也无形中促使我在这个世界中向前深入,至少在对阿摩司·奥兹其人及其作品的研究与把握上是这样。

而今,我已结束特拉维夫大学为期两年的访问学者生涯,欣然回国,继续从事我所喜爱的编辑译介工作。《我的米海尔》一书也经过长途跋涉,在问世30周年之际得以同广大中国读者见面了。

夜阑人静,往事悠悠,命运之神就是这样在砥砺人拉紧生命的纤索、咬住牙关前行。我作此后记,意在记住自己最初步入希伯来文学神殿的甘苦,记住与阿摩司·奥兹、尼古拉斯·德朗士、译林出版社的一段书缘。

应该说明的是,《我的米海尔》在翻译过程中参照了1968年特拉维夫阿姆·奥维德希伯来文版、1976年纽约班塔姆图书英文版、1991年伦敦维塔奇英文版等多种版本。英文版十分精彩,在文法结构及用词等方面总体上保持了原作风貌,只是个别章节有增译、漏译及句式变通的现象(其中第3章、第40章、第42章等较为明显),不同的英文版本之间也略有变动。奥兹本人也曾宽容地允许我省略一些地名,允许我对行文中不太符合中国读者习惯的地方稍加调整。但为了让读者看到原书全貌,我还是决定将所有地名译出,译名按1968年希伯来文版及1991年英文版加以统一。

最后,请允许我在此向前文提到的有关人士,向我曾经工作学习过的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系、希伯来文学系、希伯来语言研究中心(乌勒潘)、留学生中心,向希伯来文学翻译学院、本·古里安大学阿摩司·奥兹图书馆,向我在国外求学之际关心支持我的领导、师长、同事和亲友致以深深的谢意。

钟志清

1998年元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