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书名“万灵节”是西方的一个宗教节日，在万圣节的次日。该节日纪念死去的信徒，其罪尚未洗净，还不能上天堂。在这一天，人们相信亡灵会归来。故事的主要场景并不是发生在万灵节，然而故事的主人公阿瑟·唐恩倒像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节日——半明半暗、阳间和冥界的交错之中。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是德国首都柏林、西班牙和其它一些欧洲国家。小说主人公着迷地寻找一种方法，以便能清楚地记录下正在发生、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形象和声音、记录下历史和现实明暗交错的“幽灵”。作家似在暗示，历史是一种虚构，而文学却是一种真实。本书是一部欧洲的思想小说，曾被德国一家报纸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50本小说之一。

作者简介：

　　塞斯·诺特博姆（1933— ），现代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语出A. S. 拜亚特），生于荷兰海牙。他是诗人，也是旅行作家和翻译家，作品中的实验风格最让读者印象深刻。多年来，他遍游欧洲，用文字表达他对生活和自我的思考。他获得过各种文学奖项，包括P. C. 胡福特奖、飞马文学奖、康斯坦丁·惠更斯奖、奥地利欧洲文学国家奖。近年来，诺特博姆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名单中。

导读：

Ａ．Ｓ．拜亚特：“最伟大的现代小说家之一”

德国杂志：“20世纪最伟大的50部小说之一”

　　关于历史和时间的流逝，关于一个男人如何着迷地寻找一种方法，以便能清楚地记录下正在发生、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形象和声音。

　　　　　　　　　　　　　　　　　　　　　　　　　　　　　　——《纽约时报书评》

　　和纳博科夫一样，他的小说里满含暗示，哲思遍布在最平常的叙述中。

　　　　　　　　　　　　　　　　　　　　　　　　　　　　　　——《纽约时报书评》

　　《万灵节》是欧洲小说的精粹，强烈建议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准备一部大型百科全书在手。

　　　　　　　　　　　　　　　　　　　　　　　　　　　　　　——澳大利亚《世纪报》

　　你们存在于特定时间的能力是有限的，你们超越时间而思考的能力则是无限的。

　　　　　　　　　　　　　　　　　　　　　　　　　　　　　　——《万灵节》

译 序

方柏林

　　塞斯·诺特博姆（Cees Nooteboom）是荷兰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游记作家、翻译家。《纽约时报书评》称其为“20世纪的乡村说书人”。纽约的《村声》周报称其为“作家中的作家，其著作常象征着艺术本身，其作品中的典故随手拈来，尽管其作品都不长，但是有些读者读起来，可能得重温一下西方（甚至还有东方）文化和文学史才行”。《华盛顿邮报》说：“诺特博姆作品主题宏大，但他绝非眼高手低之辈。他在寻常事物中灌注哲学思考。他的思想会不经意地突然出现，叫你猝不及防，如同一个荒废橱柜里藏着的天使。”

　　对中国读者来说，诺特博姆的名字还略显陌生，但他的部分作品已经开始引进，如其游记作品《绕道去圣地亚哥》。《万灵节》被德国一杂志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五十部小说之一。

　　《万灵节》（All Souls’Day）这部小说的书名“万灵节”不同于我们常说的万圣节（All Saints’Day）。在天主教等宗教中，万圣节是11月1日，纪念已经升入天堂的圣徒。而万灵节则为罗马天主教、圣公会等宗教的一个节日，在万圣节的次日，亦即11月2日。该节日纪念死去的信徒，其罪尚未洗净，还不能上天堂。和中国清明节一样，在这一天，人们相信亡灵会归来。

　　这部小说的主要场景并不是发生在万灵节，然而故事的主人公阿瑟·唐恩倒像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节日当中。阿瑟是荷兰的一个记录片摄影师，除了经常接受国际拍摄任务之外，他还有个爱好，就是拍摄黄昏或者凌晨，其时暮色或晨光半明半暗。阿瑟个人也生活在半明半暗、阳间和冥界的交错之中：十年前，他的妻儿在飞机失事中丧生。其亡灵不时浮上心头来，而他却又要努力习惯新的生活。他孤身一人，“了无牵挂，却又藕断丝连，通过看不见的线路和世界连接。语音，留言。都是些朋友，多半是同事，一些和自己生活差不多的人。他们用他的公寓，他也用他们的。要不就住便宜的旅馆和寄宿公寓，一个漂浮的世界。纽约，马德里，柏林”。这漂浮生活中，他落脚最多的是德国柏林。而统一后的柏林本身，也在历史和现实的明暗交错之下。历史的幽灵，仍在这个统一后的城市徘徊。阿瑟在柏林的街上走，就如同一个导游一样，带我们进入这座城市的东西方结合处，带入这个城市的现在和过去，带入这个城市的灵魂深处。

　　阿瑟在这座城市中有一群古怪的朋友，酗酒的俄国女物理学家、多才多艺的荷兰雕塑家、口才迷人的德国哲学家。他们常在德国的一家小酒馆喝酒，品尝各种德国传统美食，如酸奶酪、烩猪肚、按中世纪食谱做成的黑面包、做成大教堂状的香肠大拼盘。他们在一起吃着，聊着，他们的谈话充满智慧。和这样一群朋友在一起，想庸俗一点都难。连酒馆的老板舒尔泽先生，也都文质彬彬，如我们所说的儒商。他执意保留德国美食传统，不叫那全球化中的美式快餐，打败饮食世界的多姿多彩。几个德国、荷兰、俄国知识分子在一起相聚的时候，他们对传统流连忘返，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对一种动物的灭绝而大呼小叫，而对一道烩猪肚这样的美食，对格拉斯笔下女子的优雅气质的灭绝无动于衷，唯有粗俗和无礼代代相传。

　　只是曲高者和寡，深刻的人是孤独的。这群知交一旦离开短暂相聚的酒馆，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就如陷入了各自的孤岛。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万灵做伴，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过去要去对付。俄国人季诺碧亚常会记起在俄国吃不饱肚子的那些漫漫长夜。饥饿让她脱离困境后不停地大吃，吃成了胖子。漫漫长夜中的失眠，让她习惯了仰望星空，开始热衷于外星探索。

　　在小说当中，阿瑟还有个红颜知己，在荷兰的厄尔娜，他们的友谊让人看到男女之间也可以这么无限接近却永不越轨。阿瑟是厄尔娜的禁果，而厄尔娜则是阿瑟永可依靠的安慰，我们谁不希望找到这样可贵的朋友呢？

　　阿瑟在柏林偶遇一个历史专业的女博士，同样来自荷兰，却在研究西班牙某个中世纪女王。在书斋之外，她是空手道高手，是个女妖一般的舞者，是个来无影去无踪的尤物。博士自有自己的幽灵在折磨她。过去她曾被强暴。往事不堪回首。她纵深一跃，跳到了中世纪的故纸堆中了。

　　阿瑟爱上了她，爱情让他日渐走出过去的阴影。可是还不如说是她爱上了阿瑟。阿瑟去找她找不到，她却在黄昏的时候，像猫一样抓门，进门之后，一言不发，脱个精光，骑到荷兰摄影师身上。她显然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女权到不能容忍男方的任何主动行为，包括打电话找她。这场恋爱注定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游戏和梦在柏林的图书馆，在日本四国的八十八寺，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展开。最后的下场却是悲剧。大家回到各自的生活中，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每个人还如同那万灵节的亡灵一样不得超脱。然而一些变化确实又在发生，阿瑟在友谊当中找到了安慰，而女博士看来是要心无旁骛、矢志钻研学问了。

　　人世间多少这样的事情在发生着。人类在一男一女的关系上生发出气象万千的故事来。好多事情被埋没了，然而人类的对话还在绵延不绝，穿越正史的记录，回荡在不间断的时空之中。人类是孤独的，当我们将人类历史当做一条长河的时候，我们又不是孤独的。书中的德国哲学家阿尔诺举杯说：“为我们短暂的生命干杯。为那些遨游在我们上方的成百上千万幽灵干杯……死去的王后，士兵，妓女，牧师……你们永远都不会孤寂。”

　　小说中每个人都被过去的幽灵纠缠，而过去合在一起，便是历史。作家似在暗示，历史是一种虚构，而文学却是一种真实。常听人说：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实的。

　　小说中的女博士在研究一个非常冷僻的课题，中世纪西班牙女王。虽然她最后跑到西班牙国家图书馆找到了资料，可是所有这些资料加在一起，又能说明多少真相呢？在那遥远的过去，我们对真相又能有多少了解呢？治史其实就是一个悖论：你写历史，你的使命是要接近真实，可是你不去想象，如何填补文献之间的沟壑？作者引用马可·布洛赫的告诫说：“历史现象，脱离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则无法理解。”而你若是去想象，就开始在打虚构的擦边球了。小说的最后一页，引用的是罗伯特·卡拉素在《卡什亡国考》中的一段话：“近数十载，今人治史，好取毫枝末节，虽渺远无关亦趋之也。史家吞吐之故纸汗牛充栋，及至成书成文，虽誊录书手，问津者亦鲜也，而况学人乎？治史者偶可诉诸动机，自我欺哄耳。学者涉于文献之海，自觉拨云见日，去伪见真。或饰其文以数字、图表，自诩科学。然史之辙迹，皆无声之谜。史料搜罗日众，则此理益昭昭也。逝者如斯，曩昔之生灵运命，沉寂无边，自成一体，与前无涉，与后无干，非名号、公证、文牍之考订所能涵括也。”

　　然而这个女子却要放逐自己到中世纪，我们跟着一道放逐，哲学家阿尔诺也跟着研究起中世纪的音乐来。这小说提到的中世纪圣歌，或是冯·宾根所作的曲子，都很好听。可是今人的演绎，又有多少还是原貌？

　　历史和现实纠结，故去的亲人和自己的生命交错。亡灵和过去成了生命的场，在我们每个人的周围。过去看不见，琐碎，有些正在发生之中就开始被人遗忘，历史学家不会去关注，它们却形成了我们的生命，影响着我们各式各样的决策。科幻小说中常言“回到未来”，而这部小说，则是让我们迈入过去，因过去写就了我们的现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也写道：“于是我们划着船，继续向前，逆流而上，船毫不停歇地倒退着，驶向过去。”

　　小说中记载了两种历史，一种是史家笔下的历史，它们是大事、大人物，另外一种历史是“无名”的历史，无数发生过的琐屑之事，它们构成了人类的历史传承，虽然它们一直在流逝，甚至还在发生的时候就被人遗忘。沉默寡言的摄影师一边记载着柏林墙倒塌这样的重大事件，一边自己在捕捉自己的“无名”历史：它们是脚印、雪地、倒影、形形色色的声音……研究历史的学生奥瑞恩吉的研究则和他的捕捉形成一种有趣的回应。如果说阿瑟在捕捉、挽留当下的历史，奥瑞恩吉则在回溯历史，试图捕捉历史中的“当下”。两人奇特的交往就如同一首曲子，两个主题往来交错，韵味无穷。

　　坏小说如可乐，爽快而不健康；好小说如陈年佳酿，入口回味不尽。这小说情节并不曲折，甚至有时候显得沉闷，但是故事却很有嚼头，情节所串起来的那些思考最为精彩。这部小说被评论者称为“思想小说”（a novel of ideas）。故事的每个枝节都被作者用来连缀自己的思绪的片段。我最喜欢看的是阿瑟的“狐朋狗友”在酒馆里的胡侃，或是阿瑟自己柏林雪地漫步时的遐想。这些聊天和遐想无所不及。《卫报》说诺特博姆在艺术、哲学、语义学和纯粹咬文嚼字的胡说八道上都驾轻就熟。澳大利亚《世纪报》（The Age) 则说读者最好带一本百科全书来看此书。从奥德修斯的远航，到尼采抱着驴子哭泣；从冯·宾根的音乐，到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画作，作者的思路四通八达。诺特博姆自由穿梭于欧洲的各国文化之间，以至于阿瑟和女博士的恋爱，反成了冰糖葫芦中间的那根棍子。

　　有时候这根棍子还不够用，不足以串起他的思绪，故而诺特博姆还用了几个章节的画外音、插入语。在这几个章节，作家直接叙述他所看到的故事，直接开始讲述自己的思想。这样的颇具实验色彩的夹叙夹议算是怎么回事呢？作者没有明说这些章节的叙述者是谁，是观察一切的亡灵，还是作家自己？看过电影《柏林苍穹下》（Wings of Desire) 的朋友们一定都对柏林上空的天使印象深刻。这些天使可以看见所有的人间行为，他们知道一切，但是他们并不干预。这本小说穿插的几个章节就如同这部电影里天使的视角，也可以说是作家把希腊戏剧里合唱队的做法嫁接到小说上的大胆尝试。通过小说中阿瑟的例子，我们似乎也能看出作者是要直接进入作品，却又试图不留痕迹。阿瑟在亚特拉斯山脉南部一骆驼集市上所拍镜头中，曾经留下自己的阴影，而他本人不出现在画面当中，用阿尔诺的话来说，这是“上镜而不出镜的一个办法”。不管这样做的是作者本人，还是其笔下的人物，这种作者和作品的有趣互动，都让人寻思良久。如阿瑟自己所想的那样，他倒不是想抢自己作品的镜头，和作品一起不朽。他不过是一个人间万象的收集者、狩猎者，他收藏意象、声音，却又眼睁睁看着它们的流失。他甚至想进入其中与其一起消逝。

　　诺特博姆小说的文字有时充满诗意，有时则有浓厚思辨色彩。作家带着我们在欧洲思想的沟壑和山峦之间奔走。《万灵节》中的诺特博姆是一个具有大欧洲情怀的欧洲人，他对德国、西班牙文化的了解恐怕不亚于德国和西班牙人自己。他也时刻在思考德国人的忏悔、忧郁和严谨，荷兰人的敞亮、透明与狡诈的来龙去脉。他眼中的欧洲有时候是一个地形上的整体，“柏林总让他觉得他是站在一个大平原的中央，而这平原一直延伸到俄罗斯腹地。柏林、华沙、莫斯科，这些都是途中的小站而已”。可是这个整体确实蕴含着诸多不和谐的声音。“身为外国人，你甚至都不能提‘民主’二字，否则从未参与过杀戮的年轻一辈会警告你不要低估他们的国家，现在不要，将来也不要。他们会把最近的恐怖事件说给你听：纵火；某个安哥拉人被人从东德火车上抛下来；某个人拒绝说‘向希特勒致敬’结果差点被光头党打死。如果你说这些袭击实在可怕，实在要去谴责，但是也发生在法国、英国、瑞典”。

　　诺特博姆也在思考柏林墙的倒塌对德国，对欧洲究竟意味着什么。东德和西德表面上是统一了，然而精神上未必统一。当初统一时种植的热情种子，最后长成了法尔克广场那儿歪歪斜斜不成材的小树。“你可以把柏林墙拆掉，但是这墙是不会消失的。”西德人对东德人充满敌视、猜疑和鄙视。“你还记得当时那欢天喜地的情景吗？还记得人们在查理检查站发香蕉的情景吗？欢迎东部来的兄弟姐妹？你听过他们最近的谈话没有？老是讲他们穿得如何如何，他们言谈举止如何如何。同样肤色，内里却有这些种族歧视的话语。老是在说他们什么什么不能做，或者是他们如何好吃懒做。‘战后连我们都没钱去马洛卡这些地方度假，他们倒好，成群结队地去。’‘这些人中间有一半人向国安局出卖另外一半同胞，现在倒好，我们和他们所有这些人捆在一起了。’‘要是照我的意思，柏林墙还是不要拆的。’‘不能就这样把两个国家捆到一起来，四十年的历史不能说没就没的，他们和我们不一样。’诸如此类，一个接着一个说法。” 而东德人“觉得自己被人忽悠了”，而两边的人都是“对统一简直一点都不懂。整个国家像装在盘子上一样端给了他们，他们却不知如何下手”。这样深深的隔阂也如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日渐整合的欧洲之上。统一之后，一样是背负着各自的历史，一样心怀猜疑，一样相互回避。想来阿瑟与女博士的爱情，又何尝不是东西德统一，甚至整个欧洲走向共同体的一个预言！

　　这部作品的翻译很有挑战性，其文字常常晦涩难解，作者旁征博引，也叫人应接不暇。然而这也是和大师过招，过程虽艰苦，却苦中有乐。在那夜深人静之时，这个世界上似乎只剩下自己和面前这些文字。

　　翻译过程中，一些提到的专有名词译者略加了注释，让有兴趣的读者能及时查考。但为了不影响阅读，注释内容有限。

　　书中也使用了拉丁文、俄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多个语种的文字。为尽量保持作品特色，这些文字第一次出现的时候用原文，注释中给出中文释义。如再次使用，恐阅读间隔过久，故用仿宋体，必要时，注释中再次给出原文。

　　在此书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众多朋友的热心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感谢马歇尔大学的约翰·霍尔尼亚克先生在我翻译出现疑难时给予的热情帮助。感谢住在柏林的黄海星先生在德文上给予的帮助。感谢西班牙马德里的陆志远先生在西班牙语和西班牙地名、人名上的帮助和建议。译林社姚燚老师，说看过我以前翻译的《河湾》两遍，实属知音。受其重托翻译《万灵节》，自不敢懈怠。虽明知所有的翻译相对于原文都是失败，还盼败相不是那么难堪。译文中错谬和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塞斯·诺特博姆访谈

　　塞斯·诺特博姆十八岁那年离开天主教寄宿学校，此后五十多年间，他走遍了全世界。二十二岁时，他出版了处女作《菲利普及其他》，此后陆续出版《荷兰山间》、《真相与表象之歌》、《木星！》、《骑士死了》和《下回分解》。他最近的小说《万灵节》去年才出英文版。1983年，因《仪式》的出版，塞斯·诺特博姆首次被介绍给美国公众，此前他在荷兰和德国享有盛誉，尤以他自称的“旅游文学”著称。他的旅游文学结合了日记、散文和简介。我们在纽约的阿岗昆酒店的大堂会面，坐在低低的沙发上聊着，如同两个绅士般的阴谋家。诺特博姆看起来个头要比照片上小，个性随和，说话有趣。当天上午，他早早起来在街上行走，很想去斯特兰德书屋一游，希望能找到一本米兰·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晚上，他要去看昆德拉在书中提到的雅纳切克歌剧。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我很好奇，你再一次坐下来，接受这种采访的时候，脑海里都想些什么呢？

　　塞斯·诺特博姆：再一次坐下来接受采访？什么意思？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过去几年你接受过很多次这样的采访。

　　塞斯·诺特博姆：是的。但你知道，写作是私人的事情，而采访则是一种相互交流。接受采访时，受访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采访者。有些采访者对我的作品很熟，有些只是给某个日报或其他地方应付差事，并不是真的对我有什么认识。我得看采访者是谁，然后调整说话方式。采访最大的好处，是迫使你将某些观点明晰化，你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这和写作一样。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你有没有想过在采访中新造出一个自我来？我记得纳博科夫曾经说过，在接受采访时总有诱惑，为不同的采访者创造出不同的自我。

　　塞斯·诺特博姆：过去四十年来，我一直在第三世界国家旅游，写过在欧洲、亚洲、南美的旅行。人们总是问：为什么你一直都在旅行？旅行是不是一种逃避呢？多年来，我为这个问题编造了不知道多少答案，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了。不过今日接受采访，我不打算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我想先从《万灵节》说起。你的其他小说短得多，这一部的篇幅是其他小说的两倍以上，为什么？

　　塞斯·诺特博姆：这一点岂不是不言自明？是小说中的人物要求有这样的长度。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人物？

　　塞斯·诺特博姆：没错。还有柏林、共产主义、二战、恐怖主义，这些都是大题目。小说牵涉到这些历史性的话题，还有一个人对这些话题的反应，另外这里还有对个人命运的反思，写少了怕是应付不了。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万灵节》讲述了一个记录片制作人的妻儿前往西班牙度假，遇飞机失事身亡，制作人接着住在柏林，常在这个城市里漫步。柏林这个城市有什么地方吸引你？

　　塞斯·诺特博姆：我与柏林很有渊源，只是这本书不是自传（比如我没有因飞机失事而失去妻儿）。首先，对荷兰人来说，柏林是一个从前敌国的首都，小时候我也常听到 “元首”从这首都发来的消息、讲话、指示，这些东西都来自柏林。孩子的生活中会蕴涵这种强大的、神话般的内容。战后，我们和德国并无多少相干。我那时候还年轻，但一旦可以去旅行的时候，我就去了南方，去那些有光亮，那些还没有遭受破坏（或者说没有遭到同样破坏）的地方。关于德国的想法完全就像一个诅咒，只是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而已。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在《真相与表象之歌》中，你写道：“一个人坐到桌子边，突然想到了一个句子：上校爱上了医生的妻子。”

　　塞斯·诺特博姆：这是真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不明白，我写书是没有预先规划的。去年11月，我在休斯敦跟一些创作系学生座谈，说到我动笔写小说的时候并无计划，他们都不肯相信。但是我真是没有计划。我会枯坐在那里，感到有些绝望，然后会想出第一句：上校爱上了医生的妻子。接着慢慢把一本书写出来。《真相与表象之歌》说的是小说和小说创作。我从来没有去过保加利亚，可是看过这书的人都以为我去过。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这和很多作家的做法相悖，他们写书事先会布局谋篇，会像插花一样去安排。

　　塞斯·诺特博姆：我记得我访问过在密西西比牛津市的福克纳故居。他用铅笔在墙上计划出了《寓言》中的每一天。对此，我只有羡慕的份儿，可惜自己做不到。相反，我的写作是进行细致绵密的描述。我的写作来自于旅行见闻。旅行让我能够更敏锐地描述《下回分解》中的里斯本和《万灵节》中的柏林。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据我所知，在一定意义上说，你不是天主教小说家，但是你的小说中充满天主教的精神。

　　塞斯·诺特博姆：我的父亲在战争中去世，我妈妈1948年改嫁给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我被送往天主教寄宿学校，因为修士们能够提供最好的教育。也许继父希望我成为一名牧师，这个结果并没有出现。但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我所有小说中都有修士，我现在还常有诱惑，在所有小说中安插一个修士。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你这种东奔西走的生活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塞斯·诺特博姆：我想任何一种生活都有不利的一面。但就像我在《诺特博姆酒店》中所说的那样，过去五十年我去过太多地方，已经在自己心目中建立起一个酒店了。它是穷人的酒店，也是富人的酒店；是第三世界的酒店，也是第一世界的酒店；它的一侧是极地冰海，另一侧是加勒比海滩。它的房间不计其数，在每一个房间里，我都写了一些东西，因为我的很多前期工作在旅行中完成了。《万灵节》写于加利福尼亚州、澳大利亚、西班牙。我把这本书一直带着走，如同一个固定任务：积雪和柏林，柏林和积雪。这个意象一定深入骨髓了，因为我写书的时候，离开德国已经有几年，动笔时我在阳光明媚的南加州。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像卡尔维诺或纳博科夫一样，你的书有独立的生命。你邀请其他人加入到这样的生命当中。

　　塞斯·诺特博姆：恐怕没有邀请人。举例来说，《真相和表象之歌》是我很珍惜的一本书。我不想再在欧洲出版它。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这是为什么？

　　塞斯·诺特博姆：嗯，我想它恐怕也不会畅销。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那么一定会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写畅销书呢？你是一位出色的记者，你走过很多地方，为什么不写出一部约翰·格里森姆那样的小说呢？

　　塞斯·诺特博姆：我不能。我做不到。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看过这类书籍。不过他们的书都有情节，显然是很独创的情节，写得好，不然大众不会这么喜欢。可是你让卡尔维诺写一部格里森姆式小说试试！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我已经注意到，继你其他几部小说之后，在《下回分解》中费尔南多·佩索阿再次出现。佩索阿什么地方这么吸引人？你自己对他又是什么感受呢？

　　塞斯·诺特博姆：他做了一件我们许多人都想做的事，只是如果我们现在来做的话，就显得像在模仿了：他创造出除自身之外的其他作家来。也就是说，将自己分裂，分裂成虚构的其他人，但又能写出真实的小说来。我相信，这是你所能想到的最大的虚构。记住玛丽莲·梦露的一句话：“真实的花园中有想象的……”不，“想象的花园中有真正的蟾蜍”。我是说创造出虚构的诗人，写出真正的诗歌来。很棒。他们没有护照，他们却能写书。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喧嚣之书》中有那么多美丽的忧伤，无尽的重复，书中还写了各样的应对方法。

　　塞斯·诺特博姆：他酗酒死了，留下两万七千页未发表的手稿，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最后，我们可否讨论一下你唯一翻译成英文的旅行作品《绕道去圣地亚哥》？我想知道为什么此书没有那么零散。叙述者长篇累牍，一说就是好几个章节，而此书分明可以分散成很多自成一体的文章。

　　塞斯·诺特博姆：我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书来写，它只是一系列文章。我常会回头去写圣地亚哥。对我来说，它是西班牙的精神首都。西班牙就如同不同国家的结合，只是通过这个地方汇聚在一起，因为它是西班牙守护者、使徒雅各的埋葬地。我只是一篇一篇地写，没有想到它会成为一本书。不过最终还是成了一本书，但是我想这书也会原谅自己吧，但愿你能理解这一点。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目前来说，你是不是像你自己所说的那样，在“等待下一部小说”呢？

　　塞斯·诺特博姆：没错，我始终这么看，觉得自己是在“等待下一部小说”。这一点很难准确描述，不过这有点像化学里的情形。你加一滴什么东西进来，固体能变成液体。所以这一两年我还只能忍一忍，脑子里得想些主题，不管是不是急迫。在某个时候，但愿那“一小滴”会来，这样我就可以重新开始……担负起给新的小说虚构人物的重任来。我记得在《洛杉矶时报》上看到过，说《万灵节》的情节很淡。我哪里会去在乎情节！谁会去在乎情节呢！以情节见长的作家成千上万。这本书里当然也有些情节，但主要还是散漫的思考和哲学论述。你要是问为什么这么写，我会说这么写的书太少了，所以我就写得这么散漫。当然了，取舍都是读者的权利。不过我很想念……想念小说里的这些人物，这是不是自我陶醉呢？时间会告诉我们的。我真的想念这些人物。我觉得自己创作出了一些很了不起的人物，就算小说结束了，他们还可以一直在一起神聊，永远这么海阔天空地说下去。为什么不这么说下去呢？如果他们真能这样的话，那么我就算是创作出了一部普鲁斯特式的小说，当然我这里说的是类型而不是质量。另外，我耳朵里也常回响起一种声音。196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玛丽·麦卡锡。我那时候还是个初出茅庐的作家，在爱丁堡参加一次作家会议。我在那里遇到了几个人，如诺曼·梅勒……还有玛丽·麦卡锡。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这是1962年那次关于威廉·巴罗斯的会议。玛丽·麦卡锡是《裸体午餐》的坚决支持者。

　　塞斯·诺特博姆：是的，这些都对。玛丽不知何故，怎么说呢，喜欢上了我。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她去世。我经常去她在缅因和巴黎的家中拜访。这种关系维持得很困难。她无法看我的书，因为还没有翻译过去。对她来说，这交往基于直觉或本能。我可以看她的书。我很佩服她的散文。她的思维很敏锐。当然，看到这样的人物觉得我有些才华，我受宠若惊。《仪式》翻译之后，我就像是要赶考一样，因为她完全有可能说她不喜欢。我曾听到她跟别人评论一些书籍时说：“这是我一年来看到的最糟糕的书。”诸如此类，听到这些话我都会感同身受，浑身发颤。但她却喜欢我这本书。后来，等我们更熟悉了，她曾在信中问我：“荷兰的某某某现在怎样了？”我会回答说：“某某某刚出版了一部六百页的小说。”她回信说：“塞斯，你给我写短点。”

　　采访者托马斯·麦格尼格尔曾著有《走向派奇奥格》（1987年）和《N.佩特科夫的尸体之梦》（1992年），均由戴尔克档案出版社出版。

　　（方柏林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