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关于秩序与混沌、生命与虚无的小说，一个敏锐而充满智慧的寓言。

　　1963年深秋，在妻子弃他而去的那天，伊尼·温特罗普上吊自尽。然而，他的自杀，犹如他的婚姻，不过印证了业余玩票者的失败。伊尼生活富足，他跟踪证券市场的波动，时时做点艺术品买卖，情感生活随意放任。他随波逐流，享受着命运带来的一切机遇。奇怪的是这样的人却特别适应现代社会，在混乱和嘈杂中如鱼得水。

　　伊尼漫无目的的漂流让他先后遇见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一对父子。他们过着仪式化的生活，与外面世界格格不入。父亲憎恶人类，离群索居，生活严格按时钟进行，连他最后的自杀也不例外。儿子沉浸于古典日本文化之中，冥思苦索的生活、仪式化的死亡是他的理想。他耗费了一生积蓄，买到一只理想的乐茶碗，在茶礼结束后，他打碎了茶碗，然后沉水而死。

作者简介：

　　塞斯·诺特博姆（1933— ），现代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语出A. S. 拜亚特），生于荷兰海牙。他是诗人，也是旅行作家和翻译家，作品中的实验风格最让读者印象深刻。多年来，他遍游欧洲，用文字表达他对生活和自我的思考。他获得过各种文学奖项，包括P. C. 胡福特奖、飞马文学奖、康斯坦丁·惠更斯奖、奥地利欧洲文学国家奖。近年来，诺特博姆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名单中。

导读：

　　在文学门类如此专业化的当下，诺特博姆作为作家却仍然如此多彩多样：他是杰出的诗人、小说家、旅行作家和翻译家。他的作品本身就是艺术的象征。和纳博科夫一样，他的小说里满含暗示，哲思遍布在最平常的叙述中。

　　　　　　　　　　　　　　　　　　　　　　　　　　　　　　——《纽约时报书评》

　　身为一个小说家，诺特博姆吃亏的地方在于：他太聪明、太世故、太冷静，以至于他无法完全投入现实主义充满幻想的无限乐趣之中……

　　　　　　　　　　　　　　　　　　　　　　　　　　　　　　——J. M. 库切

　　《仪式》是一部敏锐而深刻的寓言，充满了对秩序与混乱、生命与虚无的强烈对照。故事描述了一个混乱时代，这个时代不属于井井有条、追求秩序的人们，而属于那些能够在生命的无限可能之间从容游荡的灵魂。

　　　　　　　　　　　　　　　　　　　　　　　　　　　　　　——《华盛顿邮报》

译 序

吴冰青

　　若要勾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荷兰当代文学的概貌，五位杰出的大作家是绝对回避不了的，他们是威廉·弗雷德里克·赫尔曼斯(Willem Frederik Hermans)、杰拉德·雷夫(Gerard Reve)、哈里·穆里施(Harry Mulisch)、塞斯·诺特博姆(Cees Nooteboom)以及海拉·哈瑟(Hella Serafia Haasse)。现已作古的赫尔曼斯和雷夫，连同穆里施，并称“三巨头”，曾长期统领战后的荷兰文坛。荷兰饱受战火蹂躏，作为荷兰现代史上核心的一章，二战不但成为他们笔下最重要的故事背景，也激发了他们对战争作更深入的审视，而不仅限于简单的道德感知(正义与邪恶)。赫尔曼斯的主题是人在现实的混乱中寻找秩序的无力，他的哲学带有虚无主义意味。在他的重要作品《达摩克里斯的暗房》(De donkere kamer van Damocles)中，赫尔曼斯彻底颠覆了抵抗战争中荷兰人民的英雄形象和英勇事迹，把战争描绘成一个晦暗、残酷的场面，其间人们的反应固执而无理性，“真理”常常无从寻找。雷夫以自传体小说《夜晚》(De avonden)一举成名，小说描绘了战后的荒凉景象，其价值在于极为独到的语言风格，作者赋予日常俗语以沉郁、反讽的神髓，作品中充满了反语、幽默和自相矛盾的世界观，常令读者和批评家无从把握，但对后世的影响将是久远的。他自认是颓废的浪漫主义一派，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总是不惮提起宗教、性、情感和文学诸方面的禁忌话题。上帝、爱欲和死亡是雷夫的文学主旋律。穆里施的作品中，二战同样是反复出现的主题。他的父亲是奥地利通敌分子，母亲却是犹太人，如此极端的反差令他敢于说出这种招惹争议的话来：“我就是二次世界大战。”关于二战，流传最广的作品无疑是穆里施的《刺杀》(De aanslag)，这是一个刺杀通敌分子的故事，小说结构完美，情节扣人心弦。他的代表作是1992年出版的《天堂的秘密》(De ontdekking van de hemel)，这部光彩夺目的神话现实主义“绝对小说”，讲述了一位被挑选者受命将石碑送回天堂的故事。一些美国批评家将这部小说与但丁、荷马和弥尔顿的作品相提并论。他的另一部作品《齐格弗里德：黑色牧歌》(Siegfried, een zwarte idylle)虚构了希特勒的儿子，向我们展现了他的悲剧遭遇，作品被读者推选为欧洲最佳小说。对荷兰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另一条主线，则深深植根于荷兰的殖民历史之中。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远涉重洋来到东印度群岛，带回去的不仅是金银香料，更有异域的故事。哈瑟承接了先辈穆尔塔图里和埃德加·杜·佩隆的余绪，所谓“荷属东印度小说”在她的作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她一生的前二十年是在东印度群岛，特别是爪哇度过的，这段经历留下的印象成了她的灵感的重要源泉。她的处女作Oeroeg即是根据她对东印度群岛的记忆写成的，小说描写了身在殖民地的荷兰人的困境和伤痛，自此分裂人格的基调频频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哈瑟还创作了大量历史小说，她的文学成就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其作品的质量与“三巨头”难分伯仲，人们尊称她为荷兰文学的“老祖母”。

　　这五位大作家中，塞斯·诺特博姆则是另一番景象。他的作品常常着力于关注非现实性的问题，如时间的短暂、记忆的飘忽、现实与思绪的朦胧，而且对表现的形式十分重视，因而他的文学道路是现代主义而非现实主义的。他的文学主题包括死亡、自我的神秘性以及现实与幻想的关系等，充满了思辨的哲学意味，所以也有人称其作品为哲学小说。诺特博姆极为博学，不但博古通今，还对世界许多地方的文化有直接的体验，遂得以在人类文明的广袤时空中任意驰骋。在他看来，写作本身就是思考的一种方式，他的作品涉及到大量的文学、历史、神话、宗教的知识，而又是完全独立的。

　　诺特博姆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是小说家、诗人、游记作家、散文家、编辑，对翻译和戏剧也有所涉猎。他在文学界受到极高的推崇，后现代作家、诗人A. S. Byatt称他为“最伟大的现代小说家之一”。《当代小说评论》杂志说：“他的全部作品具有这样的特质：博学、语言精纯以及在纳博科夫和达文波特身上看到的技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评论道：“自省的扭折在另一位作家那里(例如贝克特)也许会引发心灵的极度痛苦，但是诺特博姆和他化身的叙事者给人的印象却是太过文雅，在这个世界上太过安适了，很难因之真正感受到痛苦。这是诺特博姆作为作家的特殊不幸：他太聪颖、太深奥、太冷静而不能致力于对现实的宏大幻化工程，却又甚少因这种命运——被逐出真挚情感的富于想象的世界——而感到苦闷，乃至将其一化而为它特有的悲剧。”自20世纪50年代起，诺特博姆已出版了五十余部作品，创造力至今仍然非常旺盛。他获得了近二十个文学奖，择其要者有飞马文学奖(《仪式》)、穆尔塔图里奖(《在荷兰的山里》)、康斯坦丁·惠更斯奖(全部作品)、奥地利欧洲文学国家奖、P.C.胡福特奖(全部作品)，近年来更是多次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诺特博姆1933年生于海牙，幼年时父亲即死于二战空袭，母亲后来改适一位“非常严格”的天主教徒，他被送入教会办的学校寄读，前后多所，有圣方济各会的、圣奥古斯丁修会的，但都因其个性难以适应教会学校的约束而未能毕业。1951年，他开始在希威散一家银行工作，1953年因为太瘦弱入伍不成，转而开始游历欧洲。1955年发表处女作《菲利普与他人》(Philip en de anderen)，小说讲述主人公在地中海的漫游故事，而又包含了一段重要的中国奇遇。作品随后获得了安妮·法兰克奖。次年出版诗集《找寻家的死者》(De doden zoeken een huis)之后，获得旅行资助，这样他从50年代末开始写作旅游故事，后来竟成为大家。1963年发表的小说《骑士已死》(De ridder is gestorven)情节非常简单：一位荷兰作家自杀，留下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内容是关于一位作家接手写完一位已死作家的小说。朋友决定替他完成小说，于是从他留下的笔记的片言只语中将小说的情节一点点拼接起来，也将作家的生平拼接了起来。我们可以在小说中看到博尔赫斯的影响，文体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这部小说之后，诺特博姆似乎感到自己进入了死胡同，“我想，让他自杀了事，我就不必自己写完小说了”。随后十七年，他再没有写过小说，只是把精力放在诗歌和游记散文的写作上，直到1980年发表《仪式》，才又重新回到小说创作中来。自此，除了继续诗歌、游记散文的写作，他还发表了大量的小说作品，其中包括1984年的《在荷兰的山里》(In Nederland)、1991年的《下一个故事》(Het volgende verhaal)、1998年的《万灵节》(Allerzielen)和2004年的《失乐园》(Paradijs verloren)。

　　也许没有哪位现代作家比诺特博姆更具国际性了，他一以贯之地透过一种文化的棱镜观照另一种文化，比如在《仪式》中，他将日本茶道加于西方生活，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对比。他热爱旅行，游踪遍及大半个世界，单是住过的旅馆就写成了一部书(《诺特博姆的旅馆》)。他把自己的时间一分为三，分别留给了德国、西班牙和荷兰。他是海外影响最大的荷兰作家，被读者视为当代欧洲最卓越的作家。他的作品在德语地区极受欢迎，有时译本竟早于原本出版。

　　诺特博姆的写作兴趣，即诗歌、游记、小说，其实早在50年代就已成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虽然如此，他自认首先还是一位诗人。不过客观地看，他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很可能是因为小说和游记的成就。作为小说家，他完全可以与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并肩而毫不逊色；作为游记作家，他的触角深入到历史、文化的幽深之处，其同道将是尊贵的玛格里斯、布瑞南、弗莫尔以及莫里斯。

　　诺特博姆的小说带有实验性，他经常采用框架叙事的结构，而各叙事层的写作大都具有不同的风格，故事中嵌套故事，随着故事推进，框架叙事与各嵌入叙事逐渐融合（即使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或地点），甚至死去的人物也要活在其后裔里，最终参与叙事的融合。框架叙事手法见于许多文学经典，如《天方夜谭》、《变形记》、《呼啸山庄》等。他通过事件流和意识流来营造故事气氛。他笔下的主要人物通常是复杂、混乱的，他们的爱与性也大多不够“正常”。他的小说还常常牵涉其他文化，它们在小说建构上的重要性也是他人难以相比的。这些特点，都很值得我们细致考察和学习。

　　《仪式》是诺特博姆最著名的小说，可以说是他最精巧完美的作品。诺特博姆中断小说创作长达十七年之久，才磨出一本薄薄的小书，1980年甫一出版，立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次年，小说获得荷兰声望很高的费迪南德·博德维克奖。1982年，一个由著名学者组成的委员会从荷兰近十年创作的最好的小说中将它挑选出来，授予飞马文学奖，随后英文版面世。这是诺特博姆首部译成英文的作品。1989年，小说被拍成电影。

　　小说的开场是1963年深秋，伊尼·温特罗普的妻子齐塔离开了他，伊尼因此上吊自杀。伊尼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在现代社会中颇有代表性：他生活舒适，不必为生计奔忙；他不受任何规则的约束，随意放任，享受命运带给他的一切偶遇和新鲜的刺激；他是一切的“浅薄爱好者”，时常做做艺术品交易，进出股票和期货市场，给报纸写写星象运势预言，满足于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闲逛。但他却是个十分敏感的人，梦魇般的回忆时时笼罩着他，让他每天都体会一次幽暗的死亡。齐塔怀了孩子，但伊尼极度惧怕改变，终于没让孩子出世。从此齐塔开始冷淡他，而伊尼也在女招待的怀里寻找安慰。他们最终分道扬镳，伊尼那天写下的占星预言也成了现实：他感觉到寒冷、恐惧和羞辱，唯有自杀。然而即使是自杀，他也没有能够取得成功。

　　时间回溯到十年前，伊尼通过姑母认识了阿诺德·塔兹。阿诺德是一位滑雪好手，他爱思考哲学问题，反对宗教，厌恶人类。在他眼里，自然就是上帝，而人类是邪恶的。他生活在孤独之中，一个人旅行、写书、监看山火。他的生活严格按时间和程序进行，读书、散步、晚餐、喝咖啡、就寝无不如是，于是事事都成了仪式。在阿诺德的推动下，伊尼从姑母那里争得了一份遗产。之后，阿诺德年年冬天隐居于阿尔卑斯深山，他对人类的厌恶最终蔓延到对自我的认知，于是他让自己冻死在雪地里。

　　二十年以后，伊尼与阿诺德的儿子菲利普在一家亚洲古董店偶遇。菲利普是阿诺德与一位印度尼西亚女子所生的儿子，但阿诺德从未提起过他。与父亲一样，菲利普也是离群索居，在空荡荡的寓所里禅定、冥思，所不同的是，时间似乎已经完全游离于他的生活之外了。菲利普对日本乐烧茶碗很有研究，拥有一只古代大师的杰作是他唯一的梦想。机会终于来了，他耗费了一生的全部积蓄，买到一只罕见而美丽的赤乐茶碗，于是邀请了伊尼和艺术品经纪人举行茶礼。之后，他打碎了茶碗，然后沉水而死。伊尼来到菲利普的房间，只见茶碗的碎片四散开去，犹如点点退色的血迹。

　　三个人都试图在世上寻找自己的位置，寻找某种自我完满，他们也都曾自杀。两位塔兹都断绝了与世人(包括家人)的联系，他们在孤独中寻求生活的意义。他们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世界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倒是伊尼，他的生活没有任何目标，只是一味随波逐流，唯有一点好处，他能接受一切可能性，就是这一点让他生存了下来。

　　小说故事很简单，然而思想却十分丰富，让人一读之后，还望再读。我们看到对时间记忆的感悟、关于宗教的对话、对存在问题的争辩，甚至有关瑜珈的议论，都很中肯而富于启发。书中涉及到的人类仪式，至少就有基督教圣餐礼、苦修会的冥想、伊尼的割礼、犹太教的明耶、佛教的入定、日本茶礼等，每种文化、每段人生都与一些仪式紧密相连。飞马文学奖提名委员会在报告中称赞《仪式》具有“引人注目的叙事结构，以及一个敏锐的人对这个世界的知觉，作者拥有迷人的洞察力，最后须指出的是，本书的写作，与它的复杂性相称，是既明晰又透彻的”。我想，每个人阅读这部小说，定会得到丰富的感受和领悟，就不需我在此赘言了。

　　本书是从阿德里安娜·狄克逊的英译本转译的，人们对这个英译本历来评价甚高。狄克逊本人长期从事荷兰文学的英译工作，1974年获得马蒂努斯·尼约夫翻译奖。中译本参校了俄文译本，因此订正了英译本一两处疏误，部分注释也相互作了印证。译者衷心希望能很快看到直接译自荷兰语的新译本，到那时，这个本子或许就可以“退休”了。

2008年7月10日

塞斯·诺特博姆访谈

　　塞斯·诺特博姆十八岁那年离开天主教寄宿学校，此后五十多年间，他走遍了全世界。二十二岁时，他出版了处女作《菲利普及其他》，此后陆续出版《荷兰山间》、《真相与表象之歌》、《木星！》、《骑士死了》和《下回分解》。他最近的小说《万灵节》去年才出英文版。1983年，因《仪式》的出版，塞斯·诺特博姆首次被介绍给美国公众，此前他在荷兰和德国享有盛誉，尤以他自称的“旅游文学”著称。他的旅游文学结合了日记、散文和简介。我们在纽约的阿岗昆酒店的大堂会面，坐在低低的沙发上聊着，如同两个绅士般的阴谋家。诺特博姆看起来个头要比照片上小，个性随和，说话有趣。当天上午，他早早起来在街上行走，很想去斯特兰德书屋一游，希望能找到一本米兰·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晚上，他要去看昆德拉在书中提到的雅纳切克歌剧。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我很好奇，你再一次坐下来，接受这种采访的时候，脑海里都想些什么呢？

　　塞斯·诺特博姆：再一次坐下来接受采访？什么意思？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过去几年你接受过很多次这样的采访。

　　塞斯·诺特博姆：是的。但你知道，写作是私人的事情，而采访则是一种相互交流。接受采访时，受访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采访者。有些采访者对我的作品很熟，有些只是给某个日报或其他地方应付差事，并不是真的对我有什么认识。我得看采访者是谁，然后调整说话方式。采访最大的好处，是迫使你将某些观点明晰化，你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这和写作一样。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你有没有想过在采访中新造出一个自我来？我记得纳博科夫曾经说过，在接受采访时总有诱惑，为不同的采访者创造出不同的自我。

　　塞斯·诺特博姆：过去四十年来，我一直在第三世界国家旅游，写过在欧洲、亚洲、南美的旅行。人们总是问：为什么你一直都在旅行？旅行是不是一种逃避呢？多年来，我为这个问题编造了不知道多少答案，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了。不过今日接受采访，我不打算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我想先从《万灵节》说起。你的其他小说短得多，这一部的篇幅是其他小说的两倍以上，为什么？

　　塞斯·诺特博姆：这一点岂不是不言自明？是小说中的人物要求有这样的长度。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人物？

　　塞斯·诺特博姆：没错。还有柏林、共产主义、二战、恐怖主义，这些都是大题目。小说牵涉到这些历史性的话题，还有一个人对这些话题的反应，另外这里还有对个人命运的反思，写少了怕是应付不了。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万灵节》讲述了一个记录片制作人的妻儿前往西班牙度假，遇飞机失事身亡，制作人接着住在柏林，常在这个城市里漫步。柏林这个城市有什么地方吸引你？

　　塞斯·诺特博姆：我与柏林很有渊源，只是这本书不是自传（比如我没有因飞机失事而失去妻儿）。首先，对荷兰人来说，柏林是一个从前敌国的首都，小时候我也常听到 “元首”从这首都发来的消息、讲话、指示，这些东西都来自柏林。孩子的生活中会蕴涵这种强大的、神话般的内容。战后，我们和德国并无多少相干。我那时候还年轻，但一旦可以去旅行的时候，我就去了南方，去那些有光亮，那些还没有遭受破坏（或者说没有遭到同样破坏）的地方。关于德国的想法完全就像一个诅咒，只是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而已。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在《真相与表象之歌》中，你写道：“一个人坐到桌子边，突然想到了一个句子：上校爱上了医生的妻子。”

　　塞斯·诺特博姆：这是真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不明白，我写书是没有预先规划的。去年11月，我在休斯敦跟一些创作系学生座谈，说到我动笔写小说的时候并无计划，他们都不肯相信。但是我真是没有计划。我会枯坐在那里，感到有些绝望，然后会想出第一句：上校爱上了医生的妻子。接着慢慢把一本书写出来。《真相与表象之歌》说的是小说和小说创作。我从来没有去过保加利亚，可是看过这书的人都以为我去过。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这和很多作家的做法相悖，他们写书事先会布局谋篇，会像插花一样去安排。

　　塞斯·诺特博姆：我记得我访问过在密西西比牛津市的福克纳故居。他用铅笔在墙上计划出了《寓言》中的每一天。对此，我只有羡慕的份儿，可惜自己做不到。相反，我的写作是进行细致绵密的描述。我的写作来自于旅行见闻。旅行让我能够更敏锐地描述《下回分解》中的里斯本和《万灵节》中的柏林。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据我所知，在一定意义上说，你不是天主教小说家，但是你的小说中充满天主教的精神。

　　塞斯·诺特博姆：我的父亲在战争中去世，我妈妈1948年改嫁给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我被送往天主教寄宿学校，因为修士们能够提供最好的教育。也许继父希望我成为一名牧师，这个结果并没有出现。但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我所有小说中都有修士，我现在还常有诱惑，在所有小说中安插一个修士。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你这种东奔西走的生活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塞斯·诺特博姆：我想任何一种生活都有不利的一面。但就像我在《诺特博姆酒店》中所说的那样，过去五十年我去过太多地方，已经在自己心目中建立起一个酒店了。它是穷人的酒店，也是富人的酒店；是第三世界的酒店，也是第一世界的酒店；它的一侧是极地冰海，另一侧是加勒比海滩。它的房间不计其数，在每一个房间里，我都写了一些东西，因为我的很多前期工作在旅行中完成了。《万灵节》写于加利福尼亚州、澳大利亚、西班牙。我把这本书一直带着走，如同一个固定任务：积雪和柏林，柏林和积雪。这个意象一定深入骨髓了，因为我写书的时候，离开德国已经有几年，动笔时我在阳光明媚的南加州。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像卡尔维诺或纳博科夫一样，你的书有独立的生命。你邀请其他人加入到这样的生命当中。

　　塞斯·诺特博姆：恐怕没有邀请人。举例来说，《真相和表象之歌》是我很珍惜的一本书。我不想再在欧洲出版它。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这是为什么？

　　塞斯·诺特博姆：嗯，我想它恐怕也不会畅销。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那么一定会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写畅销书呢？你是一位出色的记者，你走过很多地方，为什么不写出一部约翰·格里森姆那样的小说呢？

　　塞斯·诺特博姆：我不能。我做不到。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看过这类书籍。不过他们的书都有情节，显然是很独创的情节，写得好，不然大众不会这么喜欢。可是你让卡尔维诺写一部格里森姆式小说试试！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我已经注意到，继你其他几部小说之后，在《下回分解》中费尔南多·佩索阿再次出现。佩索阿什么地方这么吸引人？你自己对他又是什么感受呢？

　　塞斯·诺特博姆：他做了一件我们许多人都想做的事，只是如果我们现在来做的话，就显得像在模仿了：他创造出除自身之外的其他作家来。也就是说，将自己分裂，分裂成虚构的其他人，但又能写出真实的小说来。我相信，这是你所能想到的最大的虚构。记住玛丽莲·梦露的一句话：“真实的花园中有想象的……”不，“想象的花园中有真正的蟾蜍”。我是说创造出虚构的诗人，写出真正的诗歌来。很棒。他们没有护照，他们却能写书。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喧嚣之书》中有那么多美丽的忧伤，无尽的重复，书中还写了各样的应对方法。

　　塞斯·诺特博姆：他酗酒死了，留下两万七千页未发表的手稿，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最后，我们可否讨论一下你唯一翻译成英文的旅行作品《绕道去圣地亚哥》？我想知道为什么此书没有那么零散。叙述者长篇累牍，一说就是好几个章节，而此书分明可以分散成很多自成一体的文章。

　　塞斯·诺特博姆：我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书来写，它只是一系列文章。我常会回头去写圣地亚哥。对我来说，它是西班牙的精神首都。西班牙就如同不同国家的结合，只是通过这个地方汇聚在一起，因为它是西班牙守护者、使徒雅各的埋葬地。我只是一篇一篇地写，没有想到它会成为一本书。不过最终还是成了一本书，但是我想这书也会原谅自己吧，但愿你能理解这一点。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目前来说，你是不是像你自己所说的那样，在“等待下一部小说”呢？

　　塞斯·诺特博姆：没错，我始终这么看，觉得自己是在“等待下一部小说”。这一点很难准确描述，不过这有点像化学里的情形。你加一滴什么东西进来，固体能变成液体。所以这一两年我还只能忍一忍，脑子里得想些主题，不管是不是急迫。在某个时候，但愿那“一小滴”会来，这样我就可以重新开始……担负起给新的小说虚构人物的重任来。我记得在《洛杉矶时报》上看到过，说《万灵节》的情节很淡。我哪里会去在乎情节！谁会去在乎情节呢！以情节见长的作家成千上万。这本书里当然也有些情节，但主要还是散漫的思考和哲学论述。你要是问为什么这么写，我会说这么写的书太少了，所以我就写得这么散漫。当然了，取舍都是读者的权利。不过我很想念……想念小说里的这些人物，这是不是自我陶醉呢？时间会告诉我们的。我真的想念这些人物。我觉得自己创作出了一些很了不起的人物，就算小说结束了，他们还可以一直在一起神聊，永远这么海阔天空地说下去。为什么不这么说下去呢？如果他们真能这样的话，那么我就算是创作出了一部普鲁斯特式的小说，当然我这里说的是类型而不是质量。另外，我耳朵里也常回响起一种声音。196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玛丽·麦卡锡。我那时候还是个初出茅庐的作家，在爱丁堡参加一次作家会议。我在那里遇到了几个人，如诺曼·梅勒……还有玛丽·麦卡锡。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这是1962年那次关于威廉·巴罗斯的会议。玛丽·麦卡锡是《裸体午餐》的坚决支持者。

　　塞斯·诺特博姆：是的，这些都对。玛丽不知何故，怎么说呢，喜欢上了我。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她去世。我经常去她在缅因和巴黎的家中拜访。这种关系维持得很困难。她无法看我的书，因为还没有翻译过去。对她来说，这交往基于直觉或本能。我可以看她的书。我很佩服她的散文。她的思维很敏锐。当然，看到这样的人物觉得我有些才华，我受宠若惊。《仪式》翻译之后，我就像是要赶考一样，因为她完全有可能说她不喜欢。我曾听到她跟别人评论一些书籍时说：“这是我一年来看到的最糟糕的书。”诸如此类，听到这些话我都会感同身受，浑身发颤。但她却喜欢我这本书。后来，等我们更熟悉了，她曾在信中问我：“荷兰的某某某现在怎样了？”我会回答说：“某某某刚出版了一部六百页的小说。”她回信说：“塞斯，你给我写短点。”

　　采访者托马斯·麦格尼格尔曾著有《走向派奇奥格》（1987年）和《N.佩特科夫的尸体之梦》（1992年），均由戴尔克档案出版社出版。

　　（方柏林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