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英国当代作家金斯利·艾米斯的著名讽刺喜剧作品，讲述大学临时聘任讲师詹姆斯·狄克逊为求保住教职，忍辱负重，疲于奔命，纠缠于各种麻烦之中，但他对于正统的教授学者们始终持批判嘲讽的态度，这导致他最终与正统教授学者彻底决裂，重获自由独立的生活和真正的爱情。作品极具喜剧色彩。

作者简介：

　　金斯利·艾米斯（1922—1995），英国著名喜剧小说家。出身普通职员家庭，从小对自己的中下层出身深有感触。服完兵役后，完成大学学业，并先后在剑桥大学等任英语讲师。《幸运的吉姆》是他的第一部小说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成为英国现代校园小说的经典作品。艾米斯也因此书的畅销而被视为“愤怒的年轻人”的一员。他还写有《露水情》等严肃作品及间谍小说、鬼故事、犯罪小说、科幻小说等，也出过诗集。小说《老家伙》于一九八六年获布克奖。

　　谭理，真名谭载喜，湖南涟源市人，香港浸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湖南师大，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硕士、博士。曾执教于湖南师大、深圳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兼任北京语言大学和中山大学教授、博导。历任湖南师大外语系副主任，深圳大学外语系主任、外事处处长。长期从事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出版著、译作十五部，在各类国际、国内权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主要作品有《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翻译学》、《翻译研究词典》（主译）、《奈达论翻译》、《中西译学：比较与借镜》、《翻译比喻研究》等。

导读：

　　“啊，明白了，教授；很抱歉。”他说道。他是个受过严格训练的人，能做到理应别人向他道歉的时候，反而向别人赔不是。

　　　　　　　　　　　　　　　　　　　　　　　　　　　　　　　　　　——《幸运的吉姆》

　　艾米斯的笔法极为细腻，极为完美。读起来丝毫不费力，但是却有着许多层的智慧在里面。吉姆是个给人乐趣的人物，我给我的儿子取名为吉姆，希望他也能具有吉姆的一些善良、风趣和幽默的性格。

　　　　　　　　　　　　　　　　　　　　　　　　　　　　　　　　　　　　——E.费根

　　吉姆为他的令人烦恼的生存状态而深感痛苦，他最后释放出了内心的冲动。这一次他做对了。

　　　　　　　　　　　　　　　　　　　　　　　　　　　　　　　　　　　　——L.丹恩

　　《幸运的吉姆》可以被当作礼物送给所有的需要欢乐的人。

　　　　　　　　　　　　　　　　　　　　　　　　　　　　　　　　　　　　——杰弗里·利奇

出版前言

　　一个复杂多变、充满巨大冲突的世纪已然过去。这个世纪里，人们的心灵中前所未有地弥漫着希望与失望、乐观与悲观的情绪；这个世纪的文坛，也因此空前地喧哗与骚动，文学作品数量繁多，审美倾向丰富多彩，思潮流派更替频繁。

　　文学即人学。当下读者全面认知20世纪和彼时文学情状的需求正在增加，作为多年来致力于外国文学译介的专业出版机构，我们希望以必要的责任心，翻译介绍更多更好启迪民智、打动心灵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以实现对人，特别是对其精神取向的尊重与关怀。是以译林出版社精心推出“20世纪经典”，从对20世纪世界文学的整体回望出发，遴选百年来的文学名著翻译出版，以供热爱文学的读者及各界人士丰富学养、陶冶性灵之需要，并力图借此实现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一己之力。

　　20世纪文学史上作品异彩纷呈，作家灿若群星。“20世纪经典”旨在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选择在文坛已有定评且契合社会现实与人的心灵需求的作品，使丛书的每一选篇日久弥新、传之久远。出于对翻译出版现状的认真思索，我们在遴选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中译本的译文水准，无论名家新人，均以实力取舍。译林出版社努力以披沙拣金的态度，为读者献上品位高尚和质量一流的翻译作品。在整体装帧的庄谐雅俗上，也尽量考虑现时读者具有共性的需求。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自身水平所限以及选目因海外授权获得与否而受影响，这套丛书的不足之处恐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海涵。“20世纪经典”的书目将是开放性的，我们热诚期待读者的评判与指正，帮助这一志存高远的事业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译林出版社

吉 姆 的笑

——代前言

阮 炜

　　金斯利·艾米斯一九五四年发表了《幸运的吉姆》。这是二战后英国小说史上不可多得的一部喜剧（甚至闹剧）作品。当时的艾米斯用它来讽刺他从来就不喜欢的精英文化、学院生活，以及战前现代派那种实验主义。从立意和结构上看，这部小说多少是一篇现代“灰姑娘”故事，只不过性别被颠倒了，时间设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地点设在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学。在此故事中，出身寒微的大学历史教师吉姆·狄克逊不得不像其创作者那样艰难地吞咽着地位低下带来的种种苦味。他不得不在学院里那些出身高贵，因而趾高气扬、装腔作势的资深人士面前，尤其是在几乎以他的恩主自居的威尔奇教授面前低三下四、忍气吞声，否则他那份临时教职将保不住，遑论转为永聘了。但吉姆像艾米斯那样，对在大学教书并非由衷喜欢，而是出于生计的考虑。当他与教授们关系难处时，常常发出感叹说当初走错了路。后来的事件发展证明，吉姆确实不适合呆在大学里。但灰姑娘必须有一个归宿，她必须找到一个王子才成其为“灰姑娘”，或者说吉姆必须有一个公主方可谓“幸运”，故事方能结束。吉姆自然找到了他的公主。她是漂亮的克莉斯廷·卡拉汉，有一个工商界名人的舅舅。依傍着这棵全新品种的王室大树，遭受精神迫害、力比多一直遭到压抑的吉姆终于翻了身，冲着威尔奇教授发出了宣泄性的胜利狂笑，现代灰姑娘故事就在吉姆的笑声中圆满收场了。《幸运的吉姆》出台后约六七年时间，生活模仿了艺术。因这部小说带来的丰厚稿酬和巨大名声，不甘守在大学寒窗里的艾米斯能够离开他只是挣口饭吃的地方，干起专业作家的火热行当来。艾米斯何尝没有笑？

一

　　故事开始时，吉姆已经陷入与同事玛格丽特·皮尔的关系之中。玛格丽特泼辣有余、温柔不足，而且工于心计，喜欢操纵，甚至不惜以自杀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她的自杀肯定是未遂的。

　　当吉姆想摆脱玛格丽特而苦于无方时，他在威尔奇教授举行的家庭音乐晚会上认识了一对新人，即威尔奇的儿子贝尔特朗及其年轻漂亮的女友克莉斯廷·卡拉汉。贝尔特朗自称是艺术家，其实是一个花花公子，他作为“艺术家”有一个混蛋理论，那就是：“凡是美术大师都会有很多女人。假如他能有很多女人，他也就是一个美术大师了。至于画得怎么样就不必多管。”事实上，他在认识克莉斯廷之前，刚刚抛弃了一个玩腻了的女人，而与克莉斯廷的关系刚刚开始，他又与有夫之妇卡洛尔·戈德史密斯热乎起来，并且很快上了她的床。贝尔特朗的优秀品质当然不止于此。他不光会玩女人，而且用吉姆的话说，是“一个骗子、一个势利小人、一个恃强凌弱的家伙、一个十足的笨蛋”，甚至连一个“好情人”也算不上。凡此种种，给了吉姆·狄克逊夺取克莉斯廷的战斗以必要的正义性，使他在“反贝尔特朗战役”中成为正义之师。克莉斯廷不仅漂亮，而且通情达理，更重要的是，她开始与他接近，这就使他和威尔奇父子的关系尖锐复杂起来。

　　吉姆与贝尔特朗在美女之战中是怎样决胜负的呢？后者以其道德上的缺陷不可能不被击败，完全是活该，因为从根本上说，是他自己打败了自己。但这并不妨碍两个男子汉像两只从未交锋的公鸡那样行事，诉诸拳脚以决高低。贝尔特朗自然被正义的吉姆击倒在地，甚至恰如其分地以灰溜溜的眼神表示服输。

　　吉姆与玛格丽特的冲突结果怎样呢？故事结束前他与她的前男友卡奇帕尔谈心，后者向他披露了有关她的大量信息，使他认识到她人品很成问题，他没有什么对不起她。因此他从玛格丽特陷阱中获得了解放。吉姆又是幸运的。

　　吉姆与威尔奇教授的龃龉的含义要比以上讨论的两个方面丰富得多，涉及到他对精英文化乃至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的蔑视。其实，在整个故事中，吉姆对“文化”、“艺术”这些字眼都是极端鄙夷的。对他来说，勃拉姆斯的作品是“垃圾”，莫扎特只有“肮脏下流”的份儿。另外，吉姆·狄克逊的情场敌人、文化敌人、阶级敌人，他在“反贝尔特朗战役”中的手下败将贝尔特朗·威尔奇恰恰与贵族出身的哲学家、文学家贝尔特朗·罗素同名，这恐怕不是巧合，因为他们两人还禀性相同，恰好都是“和平主义者”。这自然不是吉姆的错，而是艾米斯的意思。一切都在如来佛艾米斯的手掌心中。

　　那么吉姆与学院的关系怎样呢？他不仅仅与直接的老板威尔奇教授关系紧张，而且对校长和所有其他教授也是敬而远之，在背后极尽嘲笑、挖苦和捉弄之能事。在他与威尔奇的关系上，威尔奇实际上是对得起他的。吉姆对威尔奇在能否给他续聘合同的问题上闪烁其词大为不满，甚至在背后歇斯底里地诅咒他，是根本没有道理的，因为这必须由校方的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开会表决通过才算数，况且吉姆本人的教学和学术表现也实在没有什么突出之处。这一点在名为“可爱的英格兰”的演讲的情节中就看得更清楚了。威尔奇叫吉姆而非其他人去作这个向社会人士开放的期末演讲，本意是要表示对他的重视，加强他在学院的地位，从而使他能够顺利再续下一年的聘用合同。这正是吉姆求之不得的事。但本质上反学院、反文化的吉姆是喝醉了酒去作这次演讲的，他结结巴巴、牛头不对马嘴地乱说一通后，最后得出了中世纪的英格兰从来没有“可爱”过的结论。这醉醺醺的观点与听众的期待完全相反，与学院举行开放演讲以对社会宣传自己这一公关目的也相迕，吉姆因之丢了学院的脸，自己也出尽了洋相。但这并非简单地是吉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从故事的整体结构和内在逻辑来看，他这么做其实是当大赢家的必要步骤和条件，即，一箭双雕地与威尔奇教授在学术观点上彻底决裂，同时也将体制性的学院文化，甚至广义上的文化嘲笑一通。

　　凡此种种清楚地说明，吉姆与威尔奇父子的冲突并非单纯的个人恩怨，而是具有更广阔的含义，即它是吉姆代表的社会势力与文化或文化的精英性的冲突。当然，吉姆与教授、学院和文化的矛盾仅靠这种闹剧是不能得到彻底解决的。矛盾要最后解决，必须动用校园以外更宏大的社会力量。与吉姆在台上作那酒气熏天的演讲的同时，卡洛尔在台下把贝尔特朗与她的关系披露给了克莉斯廷，使后者最终坚定地否弃贝尔特朗，倒向吉姆。这意味着吉姆在背离学院、投身于那大社会的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可爱的英格兰”事件发生之后，试用期里的吉姆不可能与校方再续聘用合同。克莉斯廷的富商舅舅，即那个在一段时间内已经卷入吉姆与各方关系之中，贝尔特朗竭力巴结但未能巴结上的戈尔阿夸特是深知他的处境的，立即打电话给他，邀请他去自己手下工作，从而把他从被学院炒鱿鱼的窘境中解救了出来。吉姆得以从此远离学院大门，在伦敦的一家大公司干一份闲差，拿丰厚的薪水。

　　这一情节表明，如果没有学院外的社会势力像解围之神般适时地介入，准文化人吉姆是不可能“幸运”的。但问题在于，吉姆“幸运”得太过分了。他的运气可说是咄咄逼人，过分溢出，全然不知节制。小说结尾时，踌躇满志的吉姆偕着美丽姣好的克莉斯廷与坐着汽车的威尔奇一家人不期而遇。威尔奇父子神色自然十分难看，看上去跟纪德和利顿·斯特雷奇一个样。冲着威尔奇们，冲着罗素、纪德、斯特雷奇们，冲着学院和文化，正义的吉姆发出了胜利的狂笑。他那被低贱阶级出身和非精英文化身分压抑多年的力比多终于获得尽情的释放。他笑得前仰后合，笑得眼镜片上蒙了一层水汽，笑得闭不拢嘴，直至笑声变成呻吟。与此同时，威尔奇家汽车的呜咽声越来越弱，直到被其他汽车声及吉姆与克莉斯廷的说话声淹没。

　　如果这一场景可看作吉姆对文化发动的正面战争，那么他在此之前进行的游击战或地下活动便不计其数了。在“反贝尔特朗战役”中，吉姆与克莉斯廷这一“贝尔特朗的女孩子”可以说是在威尔奇一家人的眼皮底下开始恋爱的。他们的第一次亲昵行为也是在威尔奇的住处发生的。威尔奇喜欢开汽车，吉姆坐他的车真不算少，但几乎次次都取得了某种直接或最终嘲弄威尔奇的效果。这其实是他借用威尔奇的有限资源来打击威尔奇。

　　应当注意，吉姆最后的狂笑是攻击性的笑。攻击的对象显然不仅仅是威尔奇父子，而是一个大得多的目标。而且吉姆的笑源自艾米斯的“愤怒”。事实上，五十年代的艾米斯被评论家们称为“愤怒的青年”。他愤怒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他达到了相当高的文化水平而还未取得现存秩序发放的文化身份证。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改变，艾米斯就将愤怒不起来。

二

　　必须看到，如果吉姆仅仅使用学院的逻辑是不可能打败威尔奇，因而是笑不出来的。只是当他毅然蹬开学院规则，投入工商大亨戈尔阿夸特的怀抱以后，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此，不妨对Ｅ．Ｍ．福斯特《霍华兹别墅》的主题和弗吉尼娅·伍尔夫在其著名演讲《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里说的一些话作一回顾。福斯特的小说发表于一九一零年。这是不寻常的一年。一九二四年伍尔夫以不太准确的词语“冒昧”地宣告“人性”发生变化的时间，就是这一年，或确切地说，是这一年的“十二月左右”。不必去深究这变化究竟是不是在伍尔夫认定的时间发生的，只须承认，及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性”或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确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那么这变化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再用伍尔夫的话来说，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主仆之间、夫妇之间、父子之间——都变了。人的关系一变，宗教、品行、政治、文学也要变”。伍尔夫在这里使用的几乎是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尽管她并没有讲明是什么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那么这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很显然，变化的动因就是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也必然有其政治和文化含义，即，它将影响上层建筑。一九一零年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已有相当长的时间，资产阶级已经惨淡经营了几百年，不可能不深刻改变人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结构，亦即导致所谓“变化”。其中最深远的部分，莫过于那些更为直接地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并非专指体力劳动者）取得了极大的政治权力，大有凌驾于直接从事文化活动者之上的势头。

　　作为知识精英分子的福斯特在这些变化中见到了世界的分裂和人与人的疏离，因而出来扮演了现代先知的角色，发出欲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连接吧”的呼吁。在《霍华兹别墅》中，他推出的“连接”样板，主要是施莱格尔姐妹这样的知识分子与威尔科克斯之类的资产阶级相互间的沟通、理解、尊重，甚至联姻。这种方案大约有点过分，引起了后来利维斯、屈瑞林等二战后文化人的不满。他们对《霍华兹别墅》进行了口诛笔伐。但他们很可能没有想到的是，至少在一九一零年在《霍华兹别墅》里，福斯特及其施莱格尔姐妹多少是有资格去怜悯威尔科克斯的，也就是说，文化人至少能够居高临下去怜悯生意人。施莱格尔姐妹主动担当起来的历史使命，显然是给没有灵魂可言的威尔科克斯们注入灵魂，她们也确实有自信有能力采取主动的姿态，即，是她们去“连接”威尔科克斯，而非威尔科克斯去“连接”她们。及至五十年代，社会经济形势已发生了进一步的深刻变化。一九五四年与一九一零年之间虽然只有几十年时间，但这期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不可不谓地覆天翻。“人性”自然也发生了进一步变化，甚至它究竟是什么，现在也由不得文化人来给说法了。权力似乎都操在生意人手里了，现在恐怕是他们说了算。既如此，施莱格尔姐妹怎么好意思去主动“连接”威尔科克斯，给他们注入“灵魂”呢？她们恐怕不得不努力琢磨在新形势下自己的新角色应当怎样扮演了。甚至不妨问：她们究竟还存在吗？也许她们已变型成为威尔奇教授，在吉姆狂笑的猛烈打击下，在准文化人与大资产阶级联军的大举进攻下吃力地招架着，眼看就要败下阵来。

　　当然，与《幸运的吉姆》出笼有更为直接的关系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浩劫自然对英国的经济、政治、社会乃至知识生活产生了至为巨大的冲击。战争结束时，工党也以全新的面貌崛起了。它推行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福利政策和经济国有化措施，其影响至为深远。何以至此？英国是在以保守党为首的联合政府领导下打败纳粹德国的，但冲锋陷阵的士兵却不大有文化人，而多来自社会下层。因此，统治者对他们作出重大让步乃理所当然之事。实际上，当战争仍在进行之时，下层人士便已得到了一些意义重大的利益，如巴特勒教育法案就是在一九四四年通过的，它将为低收入者带来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在战后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被艾德礼击败便毫不奇怪了。工党新政府上台后几乎立即开始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从而使英国向大锅饭国家大大靠近了一步。工会的势力极大地膨胀起来，开了工人阶级在以后几十年内动辄罢工的先河，使英国得了著名的“英国病”。

　　工党这一系列表现将大大削弱英国经济不说，自然还有其他社会效果，其中包括挫伤威尔奇们的元气，以及为吉姆的笑营造足够的底气。从根本上说，贝尔特朗被吉姆击败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历史缘由。二战后，社会中下层人士有了比先前多得多的受教育机会和社会流动机会。但是一些人相对地位的上升意味着另一些人相对地位的下降。在这社会游戏中，文化人阶层是输家。他们相对衰败了，贝尔特朗的道德堕落便是这衰败的征候。与之恰成对照的，是与吉姆一样出身寒微的艾米斯不仅上了牛津读书，而且当上了大学教师，甚至写出了《幸运的吉姆》，成为红极一时的小说家。他本人自然也成了某种文化人，尽管在写该书时显然尚未被文化人阶层完全接受。

　　当然，早在二十世纪最初二三十年，与艾米斯出身相当的Ｄ．Ｈ．劳伦斯便已成为驰骋在知识前沿的黑马，但他并没有被学院体制接纳；他虽然遭到当时知识界许多人士的排斥，但他并没有用文学创作直接向他们挑战，至多只是影射一下，或私下骂骂街罢了。及至艾米斯时，形势已大不一样。产生他的社会势力的壮大使他理直气壮，使他觉得正义不在别处，就在他这一边，更重要的是，给了他有利的位置，给他灌足了墨水，使他能够直接向学院挑战，甚至不妨说，使他发动了以文化为假想敌的战争。但他的对手不能只是一个抽象概念，而必须有血有肉。贝尔特朗·威尔奇就再好不过地满足了这一正义要求。为教授的儿子居然被画成这么一副嘴脸而鸣不平，大可不必，教授的儿子完全可能是一个花花公子和势利小人。问题在于，艾米斯真正的敌人是文化或文化的精英性，可怜的贝尔特朗不过是替它吃了枪子，或替它挨了吉姆的笑而已。

三

　　从吉姆宣泄性的笑声吞没威尔奇汽车发动机的声音这一象征意味极浓的场景似乎不难读出这样的意思，那就是，吉姆不光在美女之战中是胜者，就连在文化之战中，他也是十分幸运的。不仅他是笑到最后的人，而且他的胜利是全面的，尽管这胜利的赢得终究是依靠了非文化或超文化的逻辑。在吉姆·狄克逊几乎单枪匹马地打败了文化的那一刻，现代灰姑娘故事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出身低微的吉姆不光赢得了公主，而且按照故事的特定逻辑，还因之赢得了社会地位。也就是说，他在阶级之战中也是胜利者。在这里，把金斯利·艾米斯与吉姆·狄克逊等同起来的诱惑是强烈的。当然这样做既不明智，也不公平，但《幸运的吉姆》毕竟使作者名利双收，使他得以在六十年代初脱离学术界，干起专业作家的行当来。对于他那份炙手可热的得意，守在学院冷板凳上的可怜巴巴的威尔奇教授们能怎么样呢？

　　其实，吉姆就是不与学院和文化打正面或游击战争，他最后也必然会抛弃这些东西的。何以见得？吉姆身上带有过多的阳气，而学院却似乎阴气过盛。男教授们都已过了生理鼎盛期，只有被他捉弄嘲笑的份儿。威尔奇只是其中一人，还有音乐教授巴克利，甚至还有校长。女教师呢？那位哲学女教授已六十好几，而那位经济学女高级讲师则体重达二百磅，在舞会上，她们自然是不会有男伴的。玛格丽特虽然不算太老，但比之克莉斯廷，已实在不年轻，何况她还有那么多的毛病。在整个故事中，吉姆的朋友、盟友、合意的女友都不是学院教师，而是社会人士。但吉姆并非对学院里的任何人都蔑视，有三个漂亮的女生不在此列。可见他与他“正义”地击败的贝尔特朗，其实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关系。那么吉姆对男学生的态度如何？米奇是故事里唯一着了一些笔墨的男生，他是二战复员军官，在女生中很有威信。再加他成绩好，在许多方面懂得比吉姆还多，问的问题常把他难倒，自然就对吉姆的阳刚形象构成了威胁。吉姆对此麻烦的解决办法是，不让他选修自己的“中世纪生活与文化”这门课，但对他要客客气气，“不能采用拳打脚踢的方式——尽管他活该被人拳打脚踢——而只能采用装笑脸、表示遗憾的方式”。当然吉姆的如意算盘最后落了空，三个女生都选了其他教师的课，选他的课的人恰恰是讨厌的米奇，但这只能更驱使他逃离校园的阴寒，投奔到公司的阳光下去。

　　但是吉姆真的那么幸运吗？他的笑真的具有某种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吗？假如公平地把吉姆与艾米斯分开来考察，不难发现后者之所以有经营出前者的激情，是因为他还没有被他所攻击的现存文化秩序完全接受，而他在自我深处，未必不认同于这一秩序。因此，吉姆投入戈尔阿夸特的怀抱无异于将灵魂廉价出卖给魔鬼靡菲斯特。与吉姆一样出身中下阶层的戈尔阿夸特虽然没有吉姆式的冲动，没有像吉姆那样在与学院、文化的战争中冲锋在前，发射极富攻击性的笑声，但他却是这一战争中决定胜负的最根本的因素。

　　可以认为，戈尔阿夸特是转世的威尔科克斯。在一九一零年，是施莱格尔姐妹居高临下去“连接”威尔科克斯。在一九五四年，是戈尔阿夸特主动去“连接”学院人和文化人。但“连接”的含义在此“后现代”的社会政治氛围里已经大变。戈尔阿夸特“连接”他们的行动，实在只是以一种极其鄙夷的态度去“影响”或操纵、控制他们。他向吉姆披露他介入学院人、文化人的生活的感受时说：“我每天都有几个小时的枯燥事……我想对别人施加影响，叫他们做我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而要达到那个目的，我就必须先让他们惹我厌烦，你明白吧。然后，当他们自以为把我弄得晕头转向、胡言乱语而感到快快活活的时候，我就进行反击，使他们乖乖地照我的意愿办事。”戈尔阿夸特这种发散着“后现代”气味的轻蔑恐怕只有吉姆的狂笑能够一比高低了。

　　虽然艾米斯推出了反文化的英雄吉姆，他终究很难与其所反抗的文化一刀两断，因为当他以吉姆的笑声嘲弄文化时，他多少已属于文化的阵营。因为从逻辑和常识两个角度来看，文化营垒里出来的人反起文化来显然比营垒外的人更有力度，或者说营垒外的人根本无法反。然而，就在吉姆冲着他的情场敌人、阶级敌人、文化敌人猛烈倾泻其笑声的同时，大资产阶级宰制下的大众文化、大众传媒、大众消费、甚至大众旅游全在迅速崛起，正开始发出巨大的笑声来。他的笑恐怕难免起一种“支客”（广东话里指站在餐馆门口迎领客人入内就餐的小姐）的作用，从而为把这些东西堂而皇之迎入社会的殿堂做出了贡献。它们才是真正的笑到最后者。吉姆的笑虽然明白无误地传达了作者的反精英文化、反学院的态度，但写作《幸运的吉姆》时的艾米斯多少已经算是一个文化人，或至少处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因此他终究恐怕免不了被这一社会视为异物。无论他怎么笑，或者让迸溅着荷尔蒙的吉姆怎么笑，也难逃被这个社会移山倒海的笑声所吞噬的命运。艾米斯在《幸运的吉姆》以后的创作中立场和情绪渐趋缓和，似乎就证明了这点。该书大大提高他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这一事实本身意味着，他不再有“愤怒”的理由。吊诡的是，反精英的《幸运的吉姆》也给艾米斯带来了巨大的文坛声誉，使他多少成了一个“精英”，甚至给他挣来了“精英主义花花公子”的美名，尽管同时也有人更愿意赠给他“无产阶级土包子”这一称呼。

　　从文艺创作上流派之争的角度看，艾米斯极力反对的实验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也多少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十年后，冲浪于大众社会商业之潮的实验主义便在英国文坛上卷土重来了。及至八十年代，艾米斯的儿子马丁·艾米斯走上了与他老子大不相同的艺术道路，成为八十年代英国实验小说的先锋。

　　艾米斯——吉姆的笑也许最终源自英国人幽默的天性，不然《幸运的吉姆》哪会自一九五四年以来不间断地每年重印一次甚或两次？这种笑也许根本是无害的，但在一个存在的神圣性被一层层剥离侵蚀的时代，这样笑下去，恐怕不能不笑到虚无主义里去。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既然本文用汉语写成，笔者自然希望它对汉语知识界有一点现实意义。笔者相信，在这个“崇高”被一点点地躲避掉，甚至被“渴望”到堕落里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个吉姆的笑声充耳、“过把瘾就死”式的痞子文学大行其道的时代，它总会有点意义的。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于深大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