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受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张永堂教授之约为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研究生讲中国思想文化问题而写了这本《中国文化六讲》。在这短短的六讲里，作者讲了产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和环境，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特点和发展，也嘹望了中国文化的未来。

自序
前言
第一讲 影响中国文化素质的两个根源
第二讲 国家形态——走向专制
第三讲 中国传统文化的几条主流
第四讲 中国的城市复兴和文艺复兴
第五讲 近代中国的新思潮
第六讲 中国文化的未来

第一讲 影响中国文化素质的两个根源
　　一、农耕生活
钱穆先生研究人类文化，认为人类文化，从源头处看，大别之不外三型：一是游牧文化，二是农耕文化，三是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生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的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类型。
地中海的商业文化，发展出古希腊、罗马文化，再发展出近现代欧洲文化和文明。农耕型文化，有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和中国，都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其中，中国文化一线，又一直延续下来没有中断，而且逐步扩大，由东往西，由北往南，由黄河流域而长江流域，而珠江流域。不像埃及、两河流域乃至印度，中间几换主人，文化未能一线发展下来，而且除印度外，局面都不大。因为局面不大，就常常被外来势力征服。游牧型文化，古代欧洲有日耳曼，亚洲有匈奴、鲜卑、突厥等，其文化发展水平对后世的影响，远不能和商业文化、农耕文化相比。在民族大迁徙后，日耳曼人即接受罗马文化，日渐脱离游牧文化，游牧文化圈日渐缩小。尽管日耳曼族是伟大的，日后对近代欧洲文化有很大贡献，那是它改革后的事，与游牧文化关系甚小。亚洲的匈奴、鲜卑、突厥等，和日耳曼人走的是同一路线，由游牧生活改变为接受汉人农耕生活。游牧地区、游牧文化圈，日渐缩小。时至今日，便只有西方欧洲文化和东方中国文化两大系统，源远流长，成为人类文化的两大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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