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理论史(1):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包括先秦至南北朝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书中以儒、道两家文学思想为主线，阐明了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规律；对老、庄及玄学家的文学思想和影响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作了新的评价；对《文心雕龙》、《诗品》等重要著作及教化说、缘情说、滋味说、自然之道、言意之辨等重要观点也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本套书（5卷）初版于1987年，是当时同类著作中规模最大、内容最翔实的一部，也是一部奠基式的经典著作，曾获得首届全国高等学校科研成果一等奖，在学界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很难超越。

《中国文学理论史(1):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属于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原来的《绪言》已就此“正名”之意作了简要的说明。但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名称问题。如果说未定名之前，需要循实以择名的话，那么既定名之后，也会反过来循名以敷实。虽然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并无严格界限，但这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定名为“文学理论史”，自不免要着重于考察各个文学理论概念或范畴的含义与沿革，各种文学理论倾向或思潮的起伏与更迭，以及整个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生成与发展。

概述
第一章 先秦的文学理论
第一节 孔子
第二节 墨子
第三节 孟子
第四节 庄子附老子
第五节 荀子
第六节 韩非子
第七节 《易传》

第二章 汉代的文学理论
第一节 《乐记》
第二节 《诗大序》
第三节 《淮南子》
第四节 司马迁
第五节 董仲舒与谶纬神学
第六节 扬雄《法言》
第七节 班固王逸
第八节 王充《论衡》

第二编 魏晋南北朝
概述
第一章 魏晋的文学理论
第一节 曹丕曹植
第二节 陆机《文赋》
第三节 左思、皇甫谧的赋论
第四节 挚虞的《文章 流别论》和李充的《翰林论》
第五节 葛洪《抱朴子》

第二章 南北朝的文学理论
第一节 文笔说
第二节 沈约和声律论
第三节 裴子野和萧子显
第四节 萧氏三兄弟
第五节 颜之推《颜氏家训》

第三章 杂文学理论的系统总结——刘勰《文心雕龙》
第一节 刘勰的生平和《文心雕龙》的写作
第二节 《文心雕龙》的思想渊源和刘勰的世界观
第三节 “文之枢纽”——《文心雕龙》的总纲
第四节 “论文叙笔”——《文心雕龙》的文体论
第五节 “割情析采”——《文心雕龙》的创作论及其他

第四章 纯文学性诗学的开端——钟嵘《诗品》
第一节 物感说
第二节 三义说
第三节 滋味说
第四节 流别论

这部五卷本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初版于1987年，是当时同类著作中规模最大、内容最翔实的一部，曾获得首届全国高等学校科研成果一等奖；但如今距1991年的最后一次印刷也已经过去了近二十年，在图书市场上久已脱销。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对学术事业的支持和关切，现在得以重排再版，新装面市。
直到现在为止，这仍然是唯一的一部以“中国文学理论史”命名的著作；其他同类著作，大都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或者“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本书原来的《绪言》已就此“正名”之意作了简要的说明。但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名称问题。如果说未定名之前，需要循实以择名的话，那么既定名之后，也会反过来循名以敷实。虽然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并无严格界限，但这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定名为“文学理论史”，自不免要着重于考察各个文学理论概念或范畴的含义与沿革，各种文学理论倾向或思潮的起伏与更迭，以及整个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生成与发展；至于那些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判或鉴赏，也主要是着眼于其中的理论观点。比较而言，如果说“中国文学批评史”更接近于中国文学史的话，那么“中国文学理论史”就更接近于文学理论了。
所谓接近于文学理论，并不是接近于现行的文学理论著作。

曹丕对四科的不同要求，虽然都只用一个字来概括，但应该说是颇为精当的。例如，“铭诔尚实”的提法，就很有针对性。据史书记载，蔡邕为郭泰写碑文时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见《世说新语》注引《续汉书》）在当时像蔡邕那样德高望重的人写铭诔仍不免对死者有虚美之辞，可见尚实是多么重要。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曹丕的四点要求已经脱出了儒家教义的约束，且不管后人如何阐释，单就这“雅”、“理”、“实”、“丽”四字而言，确实看不出还有“宗经”、“征圣”的影子。特别是“诗赋欲丽”，对诗赋敢于突出形式华丽的要求，更表现出曹丕在思想上的解放。按照儒家的传统观点，历来是不把艺术的形式美或审美价值放在第一位的。如《乐记》中说：“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致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所以，“诗赋欲丽”是对儒家文论的大胆突破。鲁迅是十分赞许这一点的：“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曹丕之强调文学的特殊性和形式美正是文学走向自觉的表征。
曹丕在对文体的认识的基础上又引申出他的文学批评的原则。曹丕的批评论的基本观点是：要看到各个作家不同的长处，不可求全责备。这显然是应用了当时人才论的研究成果。
东汉实行“察举”、“征辟”制度，品鉴人物成为政治家的一个重要课题。三国时历经战乱、饥荒、疾疫，士人凋零，人才的发掘更为急迫，魏、蜀、吴的君主都十分爱惜人才。因此，人才理论的探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我国第一部人才论专着刘劭《人物志》也在这时应运而生。人才论的一个中心论题是如何发挥“偏至之才”的作用。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便主张不要排斥偏至之才。他发表过《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其中有云：“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士有偏短，庸可废乎！’’刘劭在《人物志》中曾反复论述偏至之才。他把人才分为十二种：“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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