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理论史(4):清代卷》主要阐述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前夜的文学理论。此一时期的文学理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总结，门类齐全，内容繁富，既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系统性，又带有十分突出的保守性。本卷紧紧抓住这种历史特征，从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历史总结的高度，详尽而清晰地论述了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不但对重要的理论家和理论观点作了全面而新颖的剖析，而且还介绍了一些不被人注意的文论家。因此，本卷不仅有助于读者掌握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也有助于认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征和历史命运。本套书(5卷)初版于1987年，是当时同类著作中规模最大、内容最翔实的一部，也是一部奠基式的经典著作，曾获得首届全国高等学校科研成果一等奖，在学界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很难超越。

《中国文学理论史(4):清代卷》为《清代卷》。“中国文学理论史”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的学科。在中国文化史上，不仅有大量的文学作品，也有丰富的文学论著。这些文学论著涉及有关文学的各种问题，形成了精深独到而源远流长的文学理论。发掘与整理各个时期的文学论著，分析与综合它们的思想观点，梳理与总结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就是“中国文学理论史”的基本任务。

第六编 从明清之际到鸦片战争前夕
概述
第一章 明清之际文学思潮的转变
第一节 陈子龙——从主张复古到提倡“讥刺”
第二节 艾南英的时文——古文理论
第三节 明代文学理论的总结者——钱谦益的诗文理论
第四节 冯班、吴乔、贺裳的诗歌理论
第五节 黄宗羲的诗文理论——回顾、总结、求变
第六节 顾炎武的以学为文的文学观
第七节 王夫之的杂文艺哲学

第二章 清代的文论
第一节 清代文论的开拓者——侯方域、魏禧、汪琬的古文理论附廖燕
第二节 桐城派的文论
第三节 戴震等经学家的文论
第四节 章 学诚的文章 社会学
第五节 恽敬等阳湖派的文论

第三章 一清代的诗论
第一节 清代诗歌理论的历史特征
第二节 叶燮《原诗》
第三节 王士祯“神韵”说
第四节 沈德潜“格调”说附李重华、黄子云、郑燮
第五节 翁方纲“肌理”说附赵执信
第六节 袁枚“性灵”说附吴雷发、赵翼

第四章 清代的词学
第一节 《词苑丛谈》和清初词论
第二节 陈维崧、蒋景祁与阳羡派词学
第三节 朱彝尊、厉鹗、郭唐和浙西派词学
第四节 张惠言、周济与常州派词学

第五章 清代的小说戏曲理论
第一节 清代小说戏曲理论的发展
第二节 金圣叹
第三节 毛宗岗附毛声山
第四节 李渔
第五节 孔尚任
第六节 张竹坡
第七节 脂砚斋
第八节 焦循
第九节 梁廷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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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五卷本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初版于1987年，是当时同类著作中规模最大、内容最翔实的一部，曾获得首届全国高等学校科研成果一等奖；但如今距1991年的最后一次印刷也已经过去了近二十年，在图书市场上久已脱销。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对学术事业的支持和关切，现在得以重排再版，新装面市。
直到现在为止，这仍然是唯一的一部以“中国文学理论史”命名的著作；其他同类著作，大都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或者“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本书原来的《绪言》已就此“正名”之意作了简要的说明。但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名称问题。如果说未定名之前，需要循实以择名的话，那么既定名之后，也会反过来循名以敷实。虽然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并无严格界限，但这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定名为“文学理论史”，自不免要着重于考察各个文学理论概念或范畴的含义与沿革，各种文学理论倾向或思潮的起伏与更迭，以及整个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生成与发展；至于那些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判或鉴赏，也主要是着眼于其中的理论观点。比较而言，如果说“中国文学批评史”更接近于中国文学史的话，那么“中国文学理论史”就更接近于文学理论了。
所谓接近于文学理论，并不是接近于现行的文学理论著作。

文学创作如何反映客观历史内容的问题，就是古代文论家经常讨论的诗文与史的关系问题。孟子说：《诗》亡而后《春秋》作。汉儒说《诗》，则多以史证诗。黄宗羲发展了传统的理论，而提出了以诗文补史的阙漏，以诗文存历史真面目的新观点。他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说：
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日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逮夫流极之运，东观、兰台但记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唏，史于是而亡矣。犹幸野制遥传，苦语难销，此耿耿者明灭于烂纸昏墨之余，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讵知史亡而后诗作乎？是故景炎、祥兴，宋史且不为之立本纪，非《指南集》在，何由知闽广之兴废？非《水云》之诗，何由知亡国之惨？……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见于九灵之诗，而铁崖之乐府，鹤年、席帽之痛哭，犹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尽矣。明室之亡，分国鲛人，纪年鬼窟，较之前代干戈久无条序。其从亡之士，章皇草泽之民，不无危苦之词。以余所见者，石斋、次野、介子、霞舟、希声、苍水、密之十余家，无关受命之笔，然故国之铿尔，不可不谓之史也。
这是论诗，论文亦然。他在《钱退山诗文序》中就称赞“其家传足补史氏之阙文”。他这样认识诗文与史的关系，显然源于明清易代给予他的强烈刺激。因此，他对亡国遗民的危苦之词的史料价值评价最高。他说，每当“流极之运”，兴亡之际，官修正史、御用文人，大多是歌颂新朝功德，而歪曲历史真相。这也的确是普遍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像文天祥的《指南录》，汪元量的《水云集》一类的作品，能补史之阙，存史之真，绝非夸大其词。但是，以诗文补史之阙，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其适用范围却不限于亡国士大夫的黍离麦秀之作，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黄宗羲在多篇文章中，也反复强调了文学作品表现客观历史内容方面，具广阔性、真实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