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理论史(五):近代卷》主要介绍了：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这80年中，社会性质在变，经济基础在变，阶级结构在变，推动历史前进的社会主要矛盾在变；文学理论当然也在变。不过，文学理论的变革，除了遵循整个文化变革的一般规律之外，还具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那么，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发生了什么重大变革，具有哪些历史特点，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性呢？ 本卷《中国文学理论史》之五——“近代卷”为您揭晓！本卷全面阐释了这八十年问文学理论急剧而复杂的变化过程；着重介绍、分析了传统杂文学理论体系的终结和新的纯文学理论体系的产生；深入而充分地评价了龚自珍，黄遵宪、王国维等一大批重要的近代文论家及其文学理论。

《中国文学理论史(五):近代卷》为鸦片战争前后至五四运动前夕(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理论史，以资产阶级文学思想与封建正统文学思想之间的嬗变、影响和斗争为主线，全面阐释了这八十年问文学理论急剧而复杂的变化过程；着重介绍、分析了传统杂文学理论体系的终结和新的纯文学理论体系的产生；深入而充分地评价了龚自珍，黄遵宪、王国维等一大批重要的近代文论家及其文学理论。本套书(5卷)初版于1987年，是当时同类著作中规模最大、内容最翔实的一部，也是一部奠基式的经典著作，曾获得首届全国高等学校科研成果一等奖，在学界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很难超越。

第七编 从鸦片战争时期到五四运动前夜
概述
第一章 从鸦片战争前夜到甲午战争时期的
进步文学理论
第一节 龚自珍
第二节 魏源包世臣
第三节 冯桂芬王韬
第四节 太平天国的文艺思想

第二章 从鸦片战争前夜到甲午战争时期文学论坛上的主要流派
第一节 阮元的文言说和李兆洛、蒋湘南的骈散合一论
第二节 从姚门诸弟子到曾国藩的古文理论
第三节 宋诗派的理论代表——何绍基
第四节 刘熙载和《艺概》
第五节 王闾运与汉魏六朝派的文学主张
第六节 谭献、陈廷焯等对常州派词论的继承与发展

第三章 戊戌变法前后的文学理论
第一节 “诗界革命”理论与黄遵宪的成就
第二节 “文界革命”理论与梁启超、裘廷梁、严复的不同倾向
第三节 “小说界革命”理论
第四节 张之洞、陈衍的诗文理论

第四章 辛亥革命前后的文学理论
第一节 章炳麟和中国杂文学理论体系的终结
第二节 王国维的资产阶级“纯粹”文艺哲学
第三节 南社的革命文学思想及其成员之间的理论斗争
第四节 鲁迅初期的文学思想

这部五卷本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初版于1987年，是当时同类著作中规模最大、内容最翔实的一部，曾获得首届全国高等学校科研成果一等奖；但如今距1991年的最后一次印刷也已经过去了近二十年，在图书市场上久已脱销。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对学术事业的支持和关切，现在得以重排再版，新装面市。
直到现在为止，这仍然是唯一的一部以“中国文学理论史”命名的著作；其他同类著作，大都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或者“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本书原来的《绪言》已就此“正名”之意作了简要的说明。但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名称问题。如果说未定名之前，需要循实以择名的话，那么既定名之后，也会反过来循名以敷实。虽然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并无严格界限，但这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定名为“文学理论史”，自不免要着重于考察各个文学理论概念或范畴的含义与沿革，各种文学理论倾向或思潮的起伏与更迭，以及整个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生成与发展；至于那些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判或鉴赏，也主要是着眼于其中的理论观点。比较而言，如果说“中国文学批评史”更接近于中国文学史的话，那么“中国文学理论史”就更接近于文学理论了。
所谓接近于文学理论，并不是接近于现行的文学理论著作。

桐城派的大师姚鼐，先后主讲于梅花(扬州)、紫阳(徽州)、敬敷(安庆)、钟山(江宁)诸书院凡四十余年，从他受业、问学的人，为数不少。其中作为桐城派“正宗”的传人，有所谓“姚门四弟子”或“姚门四杰”。“姚门四弟子”是指方东树、管同、姚莹和梅曾亮；而“姚门四杰”则是于方、管、梅三家之外，加一刘开。因此，姚莹有诗云：“方刘管梅均堪畏，输却家鸡是阿蒙。”我们这里说的姚门诸弟子，即综合以上两种说法，指方、刘、管、姚、梅五家。这五家之中，刘开、管同死于鸦片战争之前，方、姚、梅三人一直活到19世纪50年代。由于这五个人从生活际遇到文学思想有许多共同点，而且在桐城派文学理论的演变中，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倾向，所以也就一并论及了。
姚门诸弟子，基本上都属于汉族地主的中下层，他们在当世都不得志。方东树、刘开皆以诸生终老，管同仅得一举，梅曾亮虽然中了进士，但做了二十余年的小京官(户部郎中)，不得升迁，只好愀然引退了。只有姚莹官至广西按察使，然而仕途之上也“数厄当道”。鸦片战争中，他在台湾兵备道任上，团结军民，数败英军，战功卓著；可是议和之后，投降派却把他投进了监狱。出狱后贬官四一川，奉使入藏，往来奔波，直到咸丰登极之后，才起用他去镇压太平天国，次年病死军中。这些人由于地位不高，境遇不顺，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对时代的危机相当敏感。在“朝廷晏安、四夷宾服”，“举世以为太平”的时候，他们就频频地发出警告，指出“非常之患即伏于其中”。例如，早在1813年，梅曾亮就惊呼“奸民”(指胸怀大志的反抗者)对封建统治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民论》)。姚莹远在嘉庆年间也觉察到民族危机逼近，因而着手“购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复光律原书》)，作应变的准备。由于“深忧乱之将起，变之将至”(方宗诚《大意尊闻序》)，他们在年轻的时候，都怀有“经济之志”，不甘于做一个单纯的文人。然而，腐朽的清贵族对汉族地主中下层蕴蓄着的一点政治活力，不仅没有利用，反而百般摧抑，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只能做“文人”，而不能做“能臣”了。
在对待文学的问题上，他们代表着文坛上的守旧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