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读余秋雨,今天更要读赵柏田！
——张生(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作家)

你知道吗？被誉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其实并没有多少改革中国现状的进步思想，他的眼光仍然停留在封闭的传统之中；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被林语堂称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的王韬，居然还是一位长期逐歌征色的浪子；至于大名鼎鼎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晚年竟然沉迷于星际漫游的幻想之中，曾梦见自己编辑了一份火星地名索引……当我们从赵柏田先生新作《帝国的迷津》中看到这样的一些历史真相，会忍不住拍案惊奇吧！原来，在历史教科书之外，还存在着一种迷人的历史，它比我们头脑中的历史印象更真实，更有趣，更发人深思。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西潮涌入，新旧知识交汇，古老的中国正向近代转型。时代风云变幻，处在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如林则徐、徐继畬、王韬、容闳、严复、康有为、杨度、李慈铭等人，无不面临政治、人性、知识和爱欲的煎迫与选择。
本书是“赵柏田知识分子系列”第三部。作者摒弃宏大、僵硬的教科书式历史叙事，而是贴近人物的内心世界，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进不了大历史的“边角废料”，进行了作者所谓的“小历史”书写，为一个个历史人物重建了鲜明的形象，也为一个辉煌而又沉重的时代找到了它的侧影和轮廓。当代中国重温昔日语境，自当不无镜鉴之处。

赵柏田，小说和随笔作家。1969年8月出生于浙江余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协签约作家。在各大期刊发表作品200余万字，入选多种选刊、选本，部分作品译介到国外。
曾获“十月”散文奖、2000年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全国大红鹰文学奖等。主要作品有《我们居住的年代》、《站在屋顶上吹风》、《历史碎影》、《岩中花树》（中华读书报2007年百佳图书）等。近年致力于思想史及近现代知识分子研究。

历史的真实向着诗意的心灵开放——代自序
迷津——林则徐与徐继畲的一次交锋
　一 还乡
　二 从内陆到沿海
　三 乌山之争
　四 林则徐的终结
　五 徐继畲的退隐生活
　附记一：关于通商口岸的入城
　附记二：华盛顿纪念塔内的宁波石碑
　人物档案
先觉者悲歌——王韬和他生活的年代
　一 黑暗中的笑声
　二 生活在边缘
　三 灯火楼台
　四 淞沪漫游
　五 一场多角恋爱
　六 “圣朝之弃物，盛世之废民”
　七 东游扶桑
　八 重返上海
　九 迷雾中的脸
　附记：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经过及与王韬之关系
　人物档案
从暴民到顺民——1852年春夏宁波纪事
　一 晨光下的嚣动
　二 红封与白封
　三 进军东乡
　四 告密者
　五 奔跑的疯女人
　人物档案
一场殖民地爱情的始末——罗伯特·赫德在中国的最初十年
　一 去东方之路
　二 领事馆小湾
　三 黑暗中绽放的情欲之花
　四 动物世界
　五 阿姚
　六 强弩之末
　人物档案
纵横四海——海盗布兴有事迹考
　一 绿壳
　二 招安
　三 捕盗
　四 恶棍来了
　五 火拼
　六 与福建水手争斗
　七 捕杀九丁
　八 攻城
　九 结局
庸人列传——上海往事里的道台们
　一 小地方
　二 被欺骗的林则徐

　三 十年后
　四 宫慕久
　五 青浦事件
　六 一个游手好闲的野心家
　七 又蛮横又优雅的麟桂
　八 雷米的地皮
　九 东山再起
　十 天敌
　十一 黯然落幕
　附记：上海道台
　人物档案
名士风流——李慈铭在北京
　一 入京
　二 做了京官
　三 到处都是敌人
　四 青年艺术家赵之谦
　五 进士李慈铭的经济生活
　六 “御前仗马”
　人物档案
缀网劳蛛——西学东渐中的容闳
　一 新知识与人生
　二 三迁其业
　三 在中国内陆旅行
　四 去南京
　五 一场改变了命运的谈话
　六 留美幼童
　七 复活
　附记：留美幼童自述
　人物档案
如云漂泊——杨度在1898年
　一 春日出行
　二 上海风流
　三 北京之行
　四 汉水之旅
　五 不如归去
　六 雪落潇湘
　附记：有关《杨度日记》
　人物档案
与中国巨人赛跑——严复与近代中国
　一 一个海军军官的人生初年
　二 总教习的苦恼与屈辱
　三 著述以醒世
　四 “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五 “一个糟糕的时期”到来了
　六 过渡年代里的一代人
　附记：内藤湖南记录的一次对话
　人物档案
两生花——碎片拼接的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命运
　一 自杀的女人
　二 天纵远游
　三 鹤子
　四 “窗前的露水与雾”
　五 天堂漫游
　人物档案
百年约园——张寿镛的传奇人生
　一 消失的石榴树
　二 “茫茫三十年，不堪回首顾”
　三 日月光华
　四 当书痴遭遇战争
　人物档案
法官和他的另一个角色——关于吴经熊的一桩公案
　一 一脚踩上了一个好时代？
　二 一个理想主义者与一个经验主义者的通信
　三 从“约翰·吴”到“若望·吴”
　四 一个天主教徒的安魂之所
　人物档案
参考书目
跋：历史地表下的人性之书

看了赵柏田的书，我有一种冲动，今后要向朋友们奔走想告，大家都扔了余秋雨来读赵柏田。……我想我要对赵柏田致敬，为他的趣味的纯真，为他的耐力和坚韧。
——张念(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文化产业系教授，文学批评家)

赵柏田的写作最重要的价值，也是他与余秋雨非常重大的区别，在于他找到了一种有效的叙事方式，一种从先锋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话语方式，这种叙事方式同时也本源自新史学，在史实与想象、历史与现实经验之间架起了一道奇妙的桥梁，经由一个个隐秘的通道，把现代性和人类性的经验在历史场景中还原。
　　与当下流行的所谓“文化散文”不同，赵柏田的非虚构性作品把一种带有强烈“现代主义”色彩的个体存在经验，灌注进对历史的人与事的追忆与想象中，以个人的生命体验打开历史的“黑匣子”，让消失了的人与事，向当代经验敞开和发声。
——张闳(同济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文学评论家)

对一个作家最好的批评是表扬他，对一个学者最好的表扬是批评他。作为同行，我要大声表扬赵柏田。赵柏田就是宁波的余秋雨、浙江的余秋雨。我们读余秋雨，今天更要读赵柏田。秋雨老师有开拓之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他的文化散文撒下了启蒙的种子，赵柏田则另辟蹊径，用他智性与诗意交织的文字造了一个花园。……在这个花园里，我们看到了明清文人们、现代知识分子一个个在活动。……他走近他们，让他们发出光来。其实这是柏田自己身上的光照亮了他们。从前只知道宁波有缸鸭狗，现在我们知道了，宁波不仅有缸鸭狗，更有赵柏田。
——张生(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作家)

赵柏田写作的特点在于沟通了古今，沟通了文史。我个人感觉是气息醇正，用心良苦，因为正好与当代知识分子的状况构成了对照，有一种潜在的对话关系。
——王鸿生(同济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

赵柏田笔下的人物，都戴着他们各自的音容笑貌和时代特征来到了我们跟前。他们由此成了我们这些活人的生活的一部分。而我们，这些活人，对那些干巴巴的历史规律没有兴趣；我们更愿意对那些不清晰的东西怀有好感，因为不清晰就意味着神秘，意味着可能性。
——敬文东(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

赵柏田的写作可贵的是呈现出了多元的格局……确实在他的笔下，历史与当下常有天涯比邻之感。……他是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把日常化、民间性提上来，以此与大历史构成对话。
——毛尖(华东师大对外汉语系副教授，文学评论家)

把时局变化揉合于小说笔法，绵密、平静的叙述和小说笔法的交互使用，是赵柏田的语言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作者叙事的瓷实轻省，学识的通达圆润，在中国作家里，是一个稀罕的品种。激烈，深沉，痛苦，厚重，什么难受的本事我们都有，没有的也是一学就会，唯有飘逸，轻松，幽默，风雅，这些西方文化里，看似轻慢实则高贵的东西，我们却采取排拒的态度，想学的也是一学就走样。最可贵的，还是作者的见识，该叫史识，一种才气与学识的结晶。作者不仅对他笔下的人物，都有沉潜的研究，就是对那些稍稍涉及，甚至一笔带过的人物和事件，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
——韩石山(《山西文学》主编，作家)

历史是文献记载下来的，留着很多空白处，这些空白需要填充，否则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不到位的。很多史学家在研究这些历史的空白处，但往往不得要领。这恰恰是作家施展才情、发挥想像的的巨大空间。我认为这是赵柏田先生作品的魅力最重要的一点。通过历史认识自我，这是历史研究的意义，也是文学创作的意义。
——顾青(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出版家)

赵柏田的技巧在于他对历史的叙事有一种小说化的训练。对于小说中细节的掌握，对日常生活的重视，是这一代小说家最擅长的。他们普遍由过去的宏大叙事的叙写转向了日常生活的关注和呈现，柏田的由小说转向历史叙事显得非常自然，他把一个小说家的训练有素的目光投向了历史深处，小说化的叙事里又尽量做到了学术上的严谨，让我们看到这一代对历史认识的深度、广度和厚度。 他通过一种小说化的叙述方式找到了历史的真切度。
——　施战军(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文学评论家)

我感兴趣的是赵柏田的叙述姿态。存在着三种叙述姿态，一种是仰视的，是注释性的，一种是俯视的，肢解性的。赵柏田采用了一种平视的目光穿透历史，让作者、人物、读者在一个平面上互动，形成一个“场”。……以往我们的关注点总落在人物与时代关系上。赵柏田的书写颠覆了这种观念。
——盛子潮(浙江文学院院长，文学评论家)

历史的真实向着诗意的心灵开放
——代自序
历史正在沦为消费品。
消费历史，正在成为现代人职场打拼和茶余饭后的一道什锦拼盘，由此带来的危险，是在一种乡村教师式的喋喋不休或痞子腔式的解构中，把历史本应带给我们的智性和审美的愉悦彻底消解。在这样一个过量消费的时代，诲人不倦的伪启蒙读物和捧哏逗乐的娱乐风稳稳当当地占据着市场排行榜的前位，而“为了让历史学更富有人性”（马克•布洛赫语）、试图擦亮历史之镜的著述反倒更有可能湮灭无闻。
当尘埃落定，历史的魅力会不会因为它在一个时代里曾被当作时尚物品一样来消费而有所逊色呢？显然不会。因为这魅力正来自过往的时间长河里那一张张消逝的面容，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那数不清的人与事，当他们穿过落日的灵棚，都去向了哪里？历史中的人与事，呈现在纸上的词与物，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能让我们感受到探幽抉微的喜悦，更能激发起我们被禁锢的想象力？
在自谦为“一个技工的笔记本”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中，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66—1944）吁请世人，“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在这位年鉴学派一代宗师看来，一听到历史具有诗意便惶恐不安，或者以为历史诉诸于情感会有损于理智，都是荒唐和愚蠢的。历史的真实向着诗意的心灵开放，当我在这里开宗明义要为自己的历史叙事方式找到一个合法化的背景时，马克•布洛赫半个多世纪前的这句告诫一下子跳了出来。
马克•布洛赫已经死了，死于1944年纳粹射出的一颗子弹，也是殉身于他“史家必须与全部生活之源泉即现实世界保持不断接触”之信念。他那种为了让历史学更富于人性的努力，至今还在人文知识界产生着恒久的影响。正是他，和其他优秀的历史学家一起，启示我走上了这条沿着人物的内在纹路观照与体察人性的道路；也是他，启示我在回溯历史暗河时不忘倾听人间的消息。我现在以这样的方式叙述历史，也是向他这样以求真为职志的历史学家、向历史现场的记录者表达发自内心的敬意的一种方式。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西潮涌入、新旧知识交汇的近百年中国历史，是本书展开的一个背景。这一较长时段，也正是晚清知识界在感时伤世中喊出的“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王韬语）的时代。其时，旧文化依然根深蒂固，却早已过了黄金时代。在西方武力撞击之下国门被迫洞开，新旧知识、观念交汇形成的锋面，让无数官员、学者的人生和学术面临着歧路，在巨大的迷茫中无所适从。传统旧学与新知识——所谓“西学”，这两种知识体系并无福柯所说的“相似性”，所以它们不可类推，不会仿效，不会交感，而是在同一个世界间有着清晰的界限。
观念的冲突伴生着痛苦的裂变，这痛是人生之痛，更是家国之痛。本书所涉及的部分人物，如林则徐、徐继畬、王韬、容闳、严复、康有为等，他们穿过时代的永夜，已经沐浴在了新知识的曙光下。他们大多活动于近代通商口岸城市（学界惯于把这些人称作“通商口岸知识分子”），西潮的涌入，由器物而制度而思想，以通商口岸城市为中心的东部中国这片狭长的沿海地带最得风气之先。不过，即便是在新派的阵营，也是不无冲突和分歧。还有一些人物如杨度、李慈铭、段光清等，他们和同时代更多的文人学士在旧文化的框架内度过了大半个人生，传统已经渗入到他们骨髓里，无论思想还是行事都不脱旧文人的格局与习气。
本书试图搭建一个人性与观念史交织的平台，让官员与学者、传教士与海盗、思想家与冬烘先生、维新人士与保守派大员悉数登场，在现代性与传统、道德与人性之间角力争逐，呈现出一帧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的浮世绘。
考察本书所述十余位主要人物的生平，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中叶，跨度一百余年，他们中大半是官员兼学者，个别以布衣终身，都以自己的方式或深或浅地介入了那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和官场。因此本书也在一个侧面上，触及了晚清以来官僚政治中人性的一面：这些官员（学者）的长处和弱点，他们面对新事物的疑惧与不安，他们个性的怪诞与乖张，他们之间的思想争锋与利益争斗，以及他们对这世界从幼稚到成熟的描述。他们中最优秀的一些人，已经堪称那个时代的思想精英。诚然，在近代中国做一个思想家，首先意味着要有承受失败的强大的内心力量。这些先觉者就像一个个与巨人赛跑而注定失败的人，他们大声呼告着，要告诉那个巨人前方何处是悬崖，何处是坦途，但他们的声音总也追不上那个踉跄着前进的巨人。
本书描绘的这些个案，或许正好印证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迷津：急剧的政治变革往往超越时代思想，中国思想家的理论建构几乎很少像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发展中那样，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导；任何思想家都很难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始终引领着时代潮流，执思想界之牛耳。如同春天的气候一般多变的近代中国时局，使得很少有几位思想家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原有思想并构成严密的体系，以加速度行进的时代导致了思想家们一个一个地落伍（这一观点，亦可参见马勇先生的《严复学术思想评传》一书）。他们的思想就像一支支不失锋利的箭簇，铆足了劲离弦飞去，却总是脱靶。有几次看似已经命中了近代中国的软肋，但巨人不知如何一转身，那箭还是轻轻滑过，飞驰着，落入历史和时间无穷的幽深处。
可悲可叹就在于，后来的世代里，当中国的奔跑获得越来越快的加速度时，后起的一群人丢弃他们的前辈就像丢弃一个个恶梦的影子。
在近代中国，政治向来是政客和野心家谋求权力、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舞台，而不是公民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因此凸现出一个极大的矛盾：要改革的没有权力，有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又不会主动、积极去改革，结果会酿成大众共同参与的暴力，最终可能形成暴政与推翻暴政的历史循环。现代性之于中国，是一个多么漫长、曲折、艰难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迷津依然是现在时。
本书同时试图把这些人和事放到人性与爱欲这一文学与历史的铰接点上进行考察。套用特里•伊格尔顿的一个说法，爱欲以及身体，是一套“精心设置的编码”，正可以投合知识分子追索复杂性的激情，它是“文化与自然之间的铰接点”。尽管，历史阐述从社会、政治史向身体学的转向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就已初露端倪，但在中国，这种把大脑与感官结合起来的叙事，对早已习惯一元史论的读者的阅读神经还是不无挑战意味。
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的足迹和心迹可用一个词概括之——大幅度后撤：从生活世界到文字世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从对当下生活的描摹到历史书写，从文学走到学术边缘。当退无可退，无所依傍，也是我在绝地里完成新一轮空翻的时候了。
窗外，寒冬夜行人正吹着轻快的口哨经过。新年凌晨的钟声即将敲响，新事物的气息弥漫而至。我俯首谛听内心渗出的一丝声音，这声音渐趋宏大，又消融于无边的夜色。
我从历史的边缘经过，我以叙述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