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谈谈我对此书价值的一点粗浅认识。古代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举世瞩目的莫高窟藏经洞所出的丝织品理应成为敦煌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可是作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敦煌学形成、兴起百年以来，对敦煌壁画、彩塑艺术及以古写本资料为中心的地理历史、宗教文化、政治经济、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而对敦煌丝织品文物的专门研究却相对薄弱，尤其是对其应用类别、图案纹样、制作工艺及相关的文化交流缺乏具体的探索。研究丝绸之路而对丝绸语焉不详，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憾。所幸赵丰教授在经过了多年对古代丝绸（如青海都兰墓地所出古代丝织品）的潜心研究之后，厚积薄发，从本世纪初与包铭新教授一起开始带领王乐等助手与学生切人了古丝路丝绸研究的课题。他们在东华大学徐明稚校长和服装·艺术设计学院李柯玲院长等领导的有力支持下，拓展视野，将研究生教学、科研与考古调查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大气魄组织师生进行了历时20多天的环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古丝织品出土遗址考察，历尽艰辛而收获颇丰。从2006年起，他们又立志主要从文物的角度出发，收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敦煌古丝织品实物。两年多来，赵丰和他的课题小组成员足迹遍及英、俄、法、印及国内的敦煌、旅顺等地，采集到丰富的第一手信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这些，在赵丰为本书写的“后记”中已有详细的记述，既涉及该课题的实施过程，也谈到他们的研究思路与具体方法，读者应该可以从中获得不少的启示。我自己最突出的感受是：赵丰他们所做的研究，无疑地是具有创新的意义。这种创新，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们的课题研究，不仅开拓了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是在继承发扬先驱学者筚路蓝缕精神的基础上，又注入了加强实质性的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的新动力、新观念，因此效率高，成果显著。为了尽可能“竭泽而渔”地掌握流散在国内外的敦煌丝织品材料，他们同伦敦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圣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巴黎吉美博物馆及旅顺博物馆的合作都是坦诚互利和卓有成效的；对留存在敦煌当地的出土丝织品，也以真诚合作的态度克服困难取得了积极成果。第二，高校或科研机构要革除浮躁因袭、急功近利之风和种种形式主义的弊端，首要的是要从如何培养人才、使用人才、评价人才这一根本上着手。有充满开拓精神、能身先士卒的好的学科带头人，有不畏艰苦、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加上有远见卓识、甘为敢为强大后盾的领导班子，共同营造和谐的创新环境，就不愁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这项成果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结合、相辅相成的一个典范例子，这也为当今被人嘲为“窄士”的“博士”如何朝着实至名归的方向努力做出了榜样。

本书以敦煌出土的自北魏到元代的丝织品，包括用织、染、刺绣三种基本技法制成的佛幡、经帙、残片等各种以编织纤维为材质的文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解放后考古发掘品为主，同时结合国外收藏的敦煌丝织品实物，从历史的、技术的、艺术的层面，对敦煌丝绸进行了综合的研究。附录“敦煌文书中的丝绸记载”收录了大量的丝绸信息，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赵丰，1961年出征，浙江海宁人。1997年在中国编织大学获工程博士。现任上海东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编织史研究，出版有《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丝绸艺术史》、《织绣珍品》等多部专著，主编《敦煌丝绸艺术全集》和《中国丝绸通史》（获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出版政府奖），曾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等进行客座研究。

第一章 藏经洞丝绸的发现与研究
　第一节 斯坦因收集品的收藏与研究
　第二节 伯希和收集品的收藏与研究
　第三节 鄂登堡收集品的收藏及研究
　第四节 橘瑞超收集品的收藏及研究
第二章 莫高窟窟区丝绸的考古发现
　第一节 南区织物的考古发现
　第二节 北区织物的考古发现
第三章 敦煌丝绸的品种类别
　第一节 单色织物
　第二节 多彩织物
　第三节 染缬
　第四节 刺绣
第四章 敦煌丝绸的图案类型
　第一节 敦煌文书和壁画中所见的纺织品图案
　第二节 敦煌丝绸的图案排列
　第三节 敦煌出土丝绸的图案分期
第五章 敦煌丝绸的使用形式
　第一节 丝绸在宗教生活中的运用
　第二节 丝绸在世俗生活中的使用
第六章 敦煌丝绸的消费用途
　第一节 敦煌僧俗大众的丝绸消费
　第二节 敦煌佛教教团的丝绸消费
第七章 敦煌丝绸的原产地
　第一节 来自中国内地的丝织品
　第二节 番锦、胡锦和中亚系统织锦
　第三节 高离锦和朝霞锦
第八章 敦煌的丝绸贸易与丝路经营
　第一节 丝绸作为货币流通
　第二节 敦煌与吐鲁番之间的丝绸价格比较
　第三节 经营丝路的国家利益
附录
后记

第一章　藏经洞丝绸的发现与研究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曾经是连接东西方文化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隋书·裴矩传》引《西域图记·序》，指出了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莫高窟又名“千佛洞”，开凿于前秦二年（366年），既是敦煌历史和文化的象征，也是敦煌文物的主要收藏地。莫高窟在其香火绵延的千余年间一直有丝绸材质的物品相伴。
　　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篆雇了几个伙计在清扫莫高窟第16窟入口处堆积的流沙时，意外发现甬道北壁壁画后有一个密室。王道士与伙计连夜击墙入室，发现该洞窟“约丈余大，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之下”。这个洞窟就是被后人称为“藏经洞”的莫高窟第17窟。洞中除发现大量纸质文书外，还有不少丝织品，其中包括经帙、经袱、佛像以及各种残片。
　　藏经洞发现后，英国的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及俄国的鄂登堡（S.F.Oldenburg）等人纷纷来到敦煌，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了大量藏经洞发现的文物，其中也包括十分珍贵的丝织品。20世纪初，西方和日本一系列中亚探险活动使中国西域的大批古物流散世界各地，敦煌的丝绸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