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正当性(中青年刑法学文库)

在本书的书名中，政勋提出了一个关键词，这就是刑法的正当性。这可以说是点睛之词，也是本书学术精神的高度概括。刑法的正当性，当然是一种对刑法的形而上的探讨，这是一种刑法的价值论研究，这在我国还是研究较为薄弱的一个领域。政勋自觉地把理论的触须伸向这一领域，关注刑法的正当性问题，是值得赞赏的。当然，刑法的正当性也并不是只有一个视角，而是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考察。换言之，刑法的正当性存在不同界面。其中一个不应忽视的视角，就是刑法解释论。政勋在本书后记中提出了他对刑法解释的理解：刑法解释不能离开正当性的要求，刑法适用更应该强调正当性的价值。解释者应该往返穿梭于案件事实和刑法文本、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之间，沟通主体和客体，实现解释者和刑法文本的“视域融合”，实现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统一。对于政勋的这一观点，尤其是对于刑法解释与刑法的正当性之间关系的这种解读，我深以为然。对于刑法正当性，我们不仅要关注“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的问题，我以为更应关注“如何获得”的问题。通过什么途径获得刑法的正当性，这是刑法正当性这一命题中的应有之义。这里涉及刑法的方法论问题。刑法方法也就是一种技术，包括立法技术与司法技术，对此的探讨应当成为刑法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政勋，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刑事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个人专著有《正当行为论》、《刑法修正论》二部，在《中国法学》、《政法论坛》、《刑法论丛》、《法律科学》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1.“严打”政策的刑事法考量
2.古典学派的与近代学派
3.从旧兼从轻原则之适用
4.刑法的非正式渊源
5.文理解释
6.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
7.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条件
8.正当防卫
9.体育运动中的正当行为
10.安乐死
11.司法实务中的死刑控制
12.缓刑制度之比较
后记
……

　　受北大出版社的委托，让我主编一套中青年刑法学文库，以展示我国刑法学人在刑法领域取得的前沿成果。
　　我国现代刑法学研究，从1979年刑法颁布以来，正好历时三十年。三十而立，不仅对于一个人来说三十岁是事业有成的时候了，而且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三十年也应当迎来成熟的季节。可以说，我国刑法理论是伴随着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发展而不断成长的，是跟随着刑事法治水平的提升而不断深化的。在各部门法学科，刑法学科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思想活跃的一个学科。以人才而言，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我国刑法学人老中青三代正好形成了一个学术梯队。老一辈刑法学人以高铭暄、王作富、马克昌、储槐植教授等为代表，以1979年刑法颁布为契机，在我国刑法的学术复兴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使我国的刑法学术在中断了二十多年以后得以薪传，历史功绩不可磨灭。现在，老一辈刑法学人均已是古稀、耋耄之年，仍然以一种老骥伏励志在千里的精神，继续为推进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而不遗余力发挥余热，其志可嘉。我们这一代刑法学人，作为法制恢复重建以后的第一批法科学生，赶上了法学事业的黄金季节。以我为例，是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届本科生、建立学位制度以后的第一届硕士生。

　　6.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
　　一、社会危害性的地位
　　社会危害性是我国刑法学的核心概念。通说认为，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概念的基石，是犯罪构成的基础，刑法学特别是其中的犯罪论就是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有学者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学体系称为“社会危害性中心”的体系。①
　　但是近年来，社会危害性的概念却一再受到质疑。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危害性并不具有基本的规范质量，更不具有规范性。……它不具有实体的刑法意义。……社会危害性说不仅通过其‘犯罪本质’的外衣为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刑罚处罚提供了一种貌似具有刑法色彩的理论根据，而且也在实践中对于国家法治起着反作用。”②社会危害性标准具有笼统、模糊及不确定性，与罪刑法定原则是对立的。③

　　从1997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从事刑法学教学与研究，至今刚好10年时间；从1988年夏天大学毕业后从事法律工作到现在，已经跨入第20个年头。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少年，现在已经年届不惑。回首过去，总是有很多感慨，很多叹惋，让人不能不嘘唏叹息，值得怀恋的东西很多，值得总结的东西更多。
　　我对未知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对学问、学术一直情有独钟，在大学期间我就确立了这辈子要以学问为生的信念。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在学术领域的起步却比较晚。大学毕业后不得不到实务部门工作，本想着两年之后就要重新开始学问生涯的——当时规定本科毕业必须工作两年才能报考研究生，但1990年我想参加研究生考试时却被无情地阻止。又过了4年，我才重新得到学习的机会，这一年我27岁，和苏老泉始发奋的年龄恰好相同。
　　没想过自己会从事刑法学研究。我进入刑法领域并非十分情愿，无论是开始在法院刑庭工作还是后来读刑法研究生。上高中时曾经想过将来学历史、哲学或文学，但1984年高考结束后我却报考了当时已经比较热门的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和法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