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和本土文化剧烈变迁和最终奠定基础的重要时期，也是个体“自我”及个体文化史的个体形象迅速演变的历史时代。本书试图从这一时期个体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出发，综合运用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方法，对先秦两汉魏晋时期不同历史阶段背景下个体“自我”的演变过程、表现形式、内在规律以及历史影响，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马小虎，1966年生于新疆，哲学博士。1984年至1988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读本科；1988年至1991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师从刘泽华先生攻读硕士学位，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1991年至1994年在广州大学哲学系师从李锦全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中国哲学史，1994年至今在深圳市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著有《先秦儒家革命观研究》、《(黄帝内经>的人格模式》、《“圣人”历史原型考》、《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病理学研究》、《先秦道家自我观研究》、《个体自我与肉身成圣——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几种重要的自我理论》等论文、论著。

后记
经过近一年颇为艰难的写作，这本论文终于杀青斯竞。本文付印、答辩之际，我要衷心感激业师李锦全先生三年来在学业上的悉心指点、勉励和鞭策。我深深愧感与先生孜孜求真的境界还有很大距离，三年来的师训和教诲是我永志难忘的。
我还要感谢我在南开大学历史系的硕士导师刘泽华先生、中山大学哲学系的袁伟时、胡景钊、冯达文和李宗桂等老师、同窗张永义博士及陈立胜先生在论文写作上给予的帮助和教益；还要感谢我的朋友朱彤先生三年来的真挚关怀。
最后我还要对我的妻子王琳为我在天津南开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读书生活所作出的巨大牺牲表示由衷的感激。
十年寒窗如一日，君子安贫乐道而不耻恶衣恶食，悲夫!然而一种热烈的执著又鼓舞着自己努力奋进。本文写作过程中，常感那死了的历史又生动地再现于眼前，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吏，信然。我相信，中国人独立的个体“自我”必将在商品经济这种磅礴的历史洪流中得到真正的实现。 (1994年4月，广州中山大学)
时光飞逝，大学生活的一切历历在目。时隔9年，当我在繁忙而紧张的工作之余整理和修改完成这部凝聚着自己心血的博士论文时，不禁产生了多少感慨和伤感……因此，我产生了一种十分强烈的冲动，要把毕业以来的一些与此书相关的感受在本书出版之际表达出来。
1994年7月，我告别了10年的大学校园生活，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后即奔赴深圳，以28岁的“高龄”第一次以应聘方式参加工作，直至今日我的“工龄”比公司里的那些小姑娘还少很多。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开始，我的心思经常会回到我的博士论文上，也经常光顾书店去留心相关的新的书籍，但是由于自身工作缘故，修改工作也是时断时续，有时竟然会在一年之内也不曾动笔。但时隔9年之久，这本论著现在终于修改完成了，毕竟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夙愿。在这9年时间中，尽管我对自己的这个研究始终保持着一种自信，原文的总体框架和观点还是比较合理而正确的，但是某些观点和局部结构尚显稚嫩，因而我对原文重新进行了细致的思考、着力的修改，在修改过程中也重新充实了不少新的内容、修正了不少旧的观点。需要指出的是，原来本书的题目是《先秦两汉时期的个体“自我”演变研究》(后来又改为《先秦两汉时期个体文化史形象的演变——个体“自我”和“自我意识”的发展史》)，但是随着思考的深人，发现如果不去专门研究魏晋时期的个体性演变史，是难以全面阐述清楚先秦两汉时期最终形成的“国家社会个体”形态的最终本质的。因此，魏晋部分的研究和写作几乎都是在参加工作以后完成的，最后根据出版要求，书名也就改为《魏晋以前个体“自我”的演变》。但是，等全部修改、写作完毕，自己才有了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因为时间跨度太大而难免挂一漏万，甚至在某些方面粗率浅薄、孤陋寡闻。但是我想，对于我这样一个学术功底尚浅的史学新兵，只要孜孜不倦地学习和积累，相信总会有新的认识和发掘。罪我知我，全在同志们的批评指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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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和本土文化剧烈变迁和最终奠定基础的重要时期，也是个体“自我”及个体文化史的个体形象迅速演变的历史时代。本书试图从这一时期个体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出发，综合运用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方法，对先秦两汉魏晋时期不同历史阶段背景下个体“自我”的演变过程、表现形式、内在规律以及历史影响，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先秦两汉魏晋时期个体“自我”演变研究的意义
第二节 关于“自我”概念及其时空形态
第三节 文化史中的个体“自我”及其研究方法论
第二章 中国古代早期文明形态中的“自然个体”
第一节 氏族社会和农耕文明与“自然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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