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全面透视上海近代商业教育发展史的学术著作。首先，它论述了近代上海商业教育的萌芽过程，从教育史的角度印证了经济史学界关于“买办是中国第一代新式商人”的最新研究结论。其次，本书详细论述了20世纪上半叶上海近代商业学校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分析了商业学校教育的特点、经验教训及其与上海商业近代化之间的互动。最后，本书以会计教育为例，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上海近代商业教育在全国的“领头羊”地位。

常国良，男，1972年生，黑龙江齐齐哈尔人。2006年于华东师范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黑龙江大学教育学院。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和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评论》、《船山学刊》等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高等学校学术文摘》论点摘编。

第一章　近代上海商业教育之萌芽
　第一节　买办的出现与近代上海买办群体的形成
　第二节　买办的近代商人属性
　第三节　19从世纪后期买办教育背景看上海近代商业教育之萌芽
　第四节　萌芽期上海近代商业教育的特点、意义与局限
第二章　近代上海初、中等商业学校教育研究
　第一节　近代上海初、中等商业学校教育的萌芽与初步发展
　第二节　20年代后中等商业学校教育的演进
　第三节　“一个实验性的学校”：中华职业学校
　第四节　上海中等商业学校教育的特点
第三章　近代上海高等商业教育研究
　第一节　高等商业教育发展阶段分析
　第二节　高等商业教育类别分析
　第三节　高等商业教育办学路向分析——以沪江大学商学院和城中区商学院为对象
第四节　近代上海高等商业教育的特点
第四章　近代上海会计教育研究
　第一节　近代上海会计革新运动
　第二节　近代会计教育的发展与上海的会计教育
　第三节　潘序伦及其开创的立信会计教育事业
余论　近代上海商业教育的反思与启示
　第一节　近代上海商业教育的特点
　第二节　近代上海商业教育的困境
　第三节　近代上海商业教育的启示
参考文献
附录　近代上海商业教育大事记
后记

第一章　近代上海商业教育之萌芽
　　第一节　买办的出现与近代上海买办群体的形成
一、近代买办阶层的出现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清政府为了限制外国对华贸易，仅开放广州一口与西方诸国通商，并设立海关。指定了十三家官牙行，负责管理和经营中外进出口贸易。这就是所谓的公行制度，又称广州制度。十三行经营商馆，招待外国商人。商馆为了招待外国商人，帮助他们解决交易过程中的困难，特派了一批办事人员，分别担任供应船舶、办理伙食、管理金钱出纳及雇用管理工役等事务。早期来华贸易的葡萄牙人称这些办事人员为Comprador，意思是“采买者”。当时中国人把这些招待外国商人并为之服务的办事人员称为“买办”。在上海方言中，买办也叫“康白度”，又称“江北大”。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并明文废止了十三行独揽中国对外贸易的旧例。《南京条约》第五条规定： “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按照这个规定，各国商人可以不通过十三行而直接与中国商人交易。1844年中美签订的《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又规定，外国商人“随意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书手”，“应各听其便”，“中国地方官勿庸经理”。这意味着，买办不再由中国官府允准，由行商担保，而是受外国洋行自由雇用。自此，买办开始成为外国商人在中国的雇员，从洋行的总管变为商业上的助手。开埠之初充当买办的主要是广州公行时期的行商，商馆中的职员、通事以及一些与外商有贸易往来的封建商人。随着外国经济势力向通商口岸的不断发展，外商在华纷纷设立洋行，作为中外贸易媒介的买办也随之在各通商口岸迅速发展起来。到19世纪50年代，买办已经成为社会上引人注目的职业，加入买办队伍的人越来越多，已露出别具一格的端倪。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外商洋行的急剧增加，买办队伍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根据海关统计，1875年在华外商企业共有343家，1895年达到603家，19世纪末达到1933家，全国当过买办的人数至少有万人以上。买办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在极短的时间内积聚了大量的财富，“成为地主以下—个最富有的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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