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与玛格丽特》魔王撒旦假扮外国教授沃兰德，率随从走访1930年代的莫斯科，遇见莫斯科文联主席柏辽兹和青年诗人伊凡。他们不信鬼神，沃兰德逐一反驳，并预言了柏辽兹当天的死亡。伊凡目睹柏辽兹被电车辗死。怀疑沃兰德是外国特务，紧追不舍，却被关入精神病院。伊凡在病院中认识了大师，只有这位大师相信伊凡的奇遇。大师是个不知名作家，美丽的已婚妇人玛格丽特认识大师后，觉悟丰富的精神才是真正的生命意义。她崇拜他的才华，称他为大师。
大师写过一本关于彼拉多审判耶稣的小说，受到批判，被称为“敌人”、“宗教狂”，大师惊恐万分，烧毁手稿，进了精神病院。大师失踪后，玛格丽特着急地到处寻找，遇见撒旦的随从，得到回春脂，恢复青春，而且裸体飞上城市高空，经历许多奇事，终于救出大师。
撒旦决定将大师和玛格丽特带走。次日当太阳升起时，莫斯科陷没在一片火焰中，他们飞翔离开……

米·布尔加科夫(1891-1940)，俄罗斯著名作家、剧作家。出生于乌克兰基辅市一个教授家庭。1916年基辅大学医疗系毕业后任乡村医生，国内战争时期曾被白卫军征召为军医。1921年他辗转来到莫斯科，弃医从文，开始写作生涯。
布尔加科夫最初作品主要是小品文、特写和其他短篇作品，揭露并讽刺不良社会现象，以幽默和辛辣的文风著称，如短篇小说《魔障》、中篇小说《不祥的蛋》《狗心》和长篇小说《白军》等，在文坛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也引起争论。从1927年起，他的作品实际上已经被禁止发表。
1928年，布尔加科夫开始写他一生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但在1930年当他得知自己作品被禁以后，将《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手稿销毁。1930年，在斯大林的亲自干预下，布尔加科夫被莫斯科艺术剧院录用为助理导演，并重新开始写作《大师与玛格丽特》，至1936年基本写完。三稿完成于1937年。他继续修改作品，直到1940年死于肾硬化前四周。

布尔加科夫的创作达到了讽刺文学、幻想文学和严谨的现实主义小说的高峰，并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和影响了当代的文学倾向　　——即对文学综合发展的愿望。
　　——苏联作家西蒙诺夫
在卡夫卡之后，布尔加科夫成为二十世纪又一位现实的敌人，不同的是卡夫卡对现实的仇恨来源于自已的内心，而布尔加科夫则有切肤之痛，并且伤痕累累。因此，当他开始发出一生中最后的声音时，《人师与玛格丽特》就成为道路，把他带到了现实面前，让他的遗嘱得到了发言的机会。
　　——中国作家余华
一场超现实主义狂欢……天马行空，肆无忌惮。
　　——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才华横溢、幽默有趣，但又深刻严肃、变幻莫测……《大师与玛格丽特》是一部激情四射的社会与政治讽刺杰作，一个复杂的道德与政治寓言……是精彩的英雄主义艺术表现，想象力的狂欢。
　　——英国剑桥大学斯拉夫语系教授西蒙·富兰克林

米·布尔加科夫在苏联文学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半个世纪的岁月洗尽了附着在作家身上红的或白的色彩。他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戏剧家，更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苏联知识分子的代表。其作品《大师与玛格丽特》讲述的是一场魔鬼的狂欢，一段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
为了追随被称为大师的情人，玛格丽特不惜与魔鬼做了交易。最后，撒旦让有情人遂了心愿，永生永世不再分离。作者用一支上天入地、恣肆纵横的笔，让我们阅尽世间的假丑恶，让我们追随大师和玛格丽特飞到天外的一片净土。

第一部
第一章 千万别和陌生人说话
第二章 本丢·彼拉多
第三章第七种论证
第四章 追缉
第五章 格里鲍耶多夫之乱
第六章 正是精神分裂症
第七章 凶宅
第八章 教授与诗人的辩论
第九章 卡洛维约夫的把戏
第十章 雅尔塔的消息
第十一章 伊凡的双重人格
第十二章 幻术揭秘
第十三章 主角出场
第十四章 感谢雄鸡
第十五章 尼卡诺尔的梦
第十六章 行刑
第十七章 混乱的一天
第十八章 倒霉的拜访

第二部
第十九章 玛格丽特
第二十章 阿扎泽洛的软膏
第二十一章 飞翔
第二十二章 烛光下
第二十三章 撒旦的盛大舞会
第二十四章 大师得救
第二十五章 总督拯救加略人犹大
第二十六章 掩埋尸首
第二十七章第50号公寓的末日
第二十八章 卡洛维约夫和别格莫特的最后旅程
第二十九章 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命运注定
第三十章 该走了！该走了！
第三十一章 麻雀山上
第三十二章 宽恕与永久的避难所
尾声
译后记
……

布尔加科夫和《大师与玛格丽特》
余华
布尔加科夫
1930年3月28日，贫困潦倒的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莫斯科艺术剧院一个助理导演的职位，“如果不能任命我为助理导演……”他说，“我请求当个在编的普通配角演员；如果当普通配角也不行，我就请求当个管剧务的工人；如果连工人也不能当，那就请求苏联政府以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方式尽快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
作为一位作品被禁的大师，布尔加科夫在骄傲与克服饥饿之间显得困难重重，最终他两者都选择了，他在“请求”的后面没有丝毫的乞讨，当他请求做一个管剧务的工人时，依然骄傲地说：“只要处置就行。”
同年4月18日，斯大林拨通了布尔加科夫家的电话，与布尔加科夫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然后布尔加科夫成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一名助理导演。他重新开始写作《大师与玛格丽特》，一部在那个时代不可能获得发表的作品。布尔加科夫深知这一点，因此他的写作就更为突出地表达了内心的需要，也就是说他的写作失去了实际的意义，与发表、收入、名誉等等毫无关系，写作成为了纯粹的自我表达，成为了布尔加科夫对自己的纪念。
这位来自基辅的神学教授的儿子，自幼腼腆、斯文、安静，他认为：“作家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应该坚贞不屈……如果使文学去适应把个人生活安排得更为舒适、更富有的需要，这样的文学便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勾当了。”
他说到做到。无论是来自政治的斯大林的意见，还是来自艺术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压力，都不能使他改变自己的主张，于是他生活贫困，朋友疏远，人格遭受侮辱，然而布尔加科夫“微笑着接受厄运的挑战”，就像一首牙买加民歌里的奴隶的歌Ⅱ昌：“你们有权力，我们有道德。”
在这种情况下，布尔加科夫的写作只能是内心独白，于是在愤怒、仇恨和绝望之后，他突然幸福地回到了写作，就像疾病使普鲁斯特回到写作，孤独使卡夫卡回到写作那样，厄运将布尔加科夫与荣誉、富贵分开了，同时又将真正的写作赋予了他，给了他另一种欢乐，也给了他另一种痛苦。
回到了写作的布尔加科夫，没有了出版，没有了读者，没有了评论，与此同时他也没有了虚荣，没有了毫无意义的期待。他获得了宁静，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他用不着去和自己的盛名斗争；用不着一方面和报纸、杂志夸夸其谈，另一方面独自一人时又要反省自己的言行。最重要的是，他不需要迫使自己从世俗的荣耀里脱身而出，从而使自己回到写作，因为他没有机会离开写作了，他将自己的人生掌握在叙述的虚构里，他已经消失在自己的写作之中，而且无影无踪，就像博尔赫斯写到佩德罗一达米安生命消失时的比喻：“仿佛水消失在水中。”
在生命的最后十二年里，布尔加科夫失去一切之后，《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写作又使他得到了一切；他虚构了撒旦对莫斯科的访问，也虚构了自己；或者说他将自己的生活进行了重新的安排，他扩张了想象，缩小了现实。因此在最后的十二年里，很难说布尔加科夫是贫困的？还是富有的？是软弱的？还是强大的？是走投无路？还是左右逢源？
《大师与玛格丽特》
在这部作品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就是大师和玛格丽特，他们第一次的出现，是在书的封面上，可是以书名的身份出现了一次以后，他们的第二次出现却被叙述一再推迟，直到篇幅过半，大师才悄然而来，紧接着，美丽的玛格丽特也接踵而至了。在这部篇幅不小的作品里，大师和玛格丽特真正的出现正是在叙述最为舒展的部分，也就是一部作品中间的部分。这时候，读者已经忘记了书名，忘记了曾经在书的封面上看到过他们的名字。
在此之前，化名沃兰德的撒旦以叙述里最为有力的声音，改变了莫斯科的现实。虽然撒旦的声音极其低沉，低到泥土之下，但是它建立了叙述的基础，然后就像是地震一样，在其之上，我们看到了莫斯科如何紧张了起来，并且惊恐不安。
显然，布尔加科夫的天才得到了魔鬼的帮助，他饱尝痛苦和耻辱的内心，使他在有生之年就远离了人世，当他发现自己讨厌的不是几个人，而是所有的人时，他的内心逐渐地成为了传说，在传说中与撒旦相遇，然后和撒旦重叠。因此可以这样说，《大师与玛格丽特》里的撒旦，就是布尔加科夫自己，而大师——这个试图重写本丢·彼拉多的历史的作家，则是布尔加科夫留在现实里的残缺不全的影子。
《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叙述具备了十九世纪式的耐心，尤其是开始的几章，牧首湖畔的冗长的交谈，本丢·彼拉多对耶稣的审讯，然后又回到牧首湖畔的谈话，四十多页过去了，布尔加科夫才让那位诗人疯跑起来，当诗人流浪汉开始其丧失理智的疯狂奔跑，布尔加科夫叙述的速度也跑动起来了，一直到大师出现之前，布尔加科夫让笔下的人物像是传递接力棒似的，把叙述中的不安和恐惧迅速弥漫开去。
我们读到的篇章越来越辉煌，叙述逐渐地成为了集会，莫斯科众多的声音一个接着一个地汇入红场。在魔鬼的游戏的上面，所有的人都在惊慌失措地摇晃，而且都是不由自主。所发生的一切事都丧失了现实的原则，人们目瞪口呆、浑身发抖、莫名其妙和心惊胆战。就这样，当所有的不安、所有的恐惧、所有的虚张声势都聚集起来时，也就是说当叙述开始显示出无边无际的前景时，叙述断了。这时候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爱情开始了，强劲有力的叙述一瞬间就转换成柔情似水，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就是片刻的沉默也没有，仿佛是突然伸过来一双纤细的手，“咔嚓”一声扭断了一根铁管。
这时候书的一半篇幅过去了，这往往是一部作品找到方向的时候，最起码也是方向逐渐清晰起来的时候，因此在这样的时候再让两个崭新的人物出现，叙述的危险也随之诞生，因为这时候读者开始了解叙述中的人物了，叙述中的各种关系也正是在这时候得到全部的呈现。叙述在经历了此刻的复杂以后，接下去应该是逐渐单纯地走向结尾。所以，作家往往只有出于无奈，才会在这时候让新的人物出来，作家这样做是因为新的人物能够带来新的情节和新的细节，将它们带入停滞不前的叙述中，从而推动叙述。
在这里，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出现显然不是出于布尔加科夫的无奈，他们虽然带来了新的情节和新的细节，但是他们不是推动，而是改变了叙述的方向。这样一来，就注定了这部作品在叙述上的多层选择，也就是说它不是一部结构严密的作品。事实也正是如此，人们在这部作品中读到的是一段又一段光彩夺目的篇章，而章节之问的必要连接却显得并不重要了，有时候甚至没有连接，直接就是中断。
布尔加科夫在丰富的欲望和叙述的控制之间，作出了明智的选择，他要表达的事物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叙述的完美必然会破坏事实的丰富，他干脆放任自己的叙述，让自己的想象和感受尽情发挥，直到淋漓尽致之时，他才会做出结构上的考虑。这时候大师和玛格丽特的重要性显示出来了，正是他们的爱情，虚幻的和抽象的爱情使《大师与玛格丽特》有了结构，同时也正是这爱情篇章的简短，这样也就一目了然，使结构在叙述中浮现了出来，让叙述在快速奔跑的时候有了回首一望，这回首一望恰到好处地拉住了快要迷途不返的叙述。
《大师与玛格丽特》似乎证明了这样的一种叙述，在一部四五百页的长篇小说里，结构不应该是清晰可见的，而应该是时隐时现的；它应该在叙述者训练有素的内心里，而不应该在急功近利的笔尖。只有这样，长篇小说里跌宕的幅度辽阔的叙述才不会受到伤害。
大师和玛格丽特，这是两个雕像般的人物，他们具有不可思议的完美，布尔加科夫让他们来自现实，又不给予他们现实的性格。与柏辽兹、斯乔帕、瓦列努哈和里姆斯基他们相比，大师和玛格丽特实在不像是莫斯科的居民。这并不是指他们身上没有莫斯科平庸和虚伪的时尚，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里我们读不到莫斯科的现实，而且他们的完美使他们更像是传说中的人物，让人们觉得他们和书中的撒旦、耶稣还有本丢·彼拉多一样古老，甚至还没有撒旦和耶稣身上的某些现实性，而大师笔下的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倒是和今天的政治家十分相近。
布尔加科夫在描叙这两个人物时，显然是放弃了他们应该具有的现实性！因为在《大师与玛格丽特》里，我们已经读到了足够多的现实。在柏辽兹、里姆斯基这些莫斯科的平庸之辈那里，布尔加科夫已经显示出了其洞察现实的天才，可以说是我们要什么，布尔加科夫就给了我们什么。就是在撒旦，在耶稣，在本丢·彼拉多那里，我们也读到了来自人间的沉思默想，来自人间的对死亡的恐惧和来自人间的如何让阴谋得以实现。
在长达十二年的写作里，布尔加科夫有足够多的时间来斟酌大师和玛格丽特，他不会因为疏忽而将他们写得像抒情诗那样与现实十分遥远。当然，他们也和现实格格不入。布尔加科夫之所以这样，就是要得到叙述上的不和谐，让大师和玛格丽特在整个叙述中突出起来，然后，正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使结构在叙述中得到浮现。
在《大师与玛格丽特》里，作为一个作家，大师与现实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他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自由，这一点和布尔加科夫的现实境况完全一致，这也是布尔加科夫自身的现实与作品之间的唯一联系。这样的联系十分脆弱，正是因为其脆弱，大师这个人物在布尔加科夫的笔下才如此虚幻。
在这里，布尔加科夫对自己的理解产生了虚幻，或者说他宁愿虚幻地去理解自己。现实的压制使他完全退回到了自己的内心，接着又使他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将自己的命运推入到想象之中。于是出现了玛格丽特，这个美丽超凡的女子，与大师一样，她也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之中。两个同样的人在莫斯科的某一个街角邂逅时，都是一眼就看出了对方的内心，爱情就这样开始了。
玛格丽特的出现，不仅使大师的内心获得了宁静，也使布尔加科夫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安慰。这个虚幻的女子与其说是为了大师而来，还不如说是布尔加科夫为自己创造的。大师只是布尔加科夫在虚构世界里的一个代表：当布尔加科夫思想时，他成为了语言；当布尔加科夫说话时，他成为了声音；当布尔加科夫抚摸时，他成为了手。因此可以这样说，玛格丽特是布尔加科夫在另一条人生道路上的全部的幸福，也是布尔加科夫在现实与写作之间的唯一模糊之区。只有这样，布尔加科夫才能完好无损地保护住了自己的信念，就像人们常说的这是爱情的力量，并且将这样的信念继续下去，就是在自己生命结束以后，仍然让它向前延伸，因为他的另一条人生道路没有止境。
所以当大师的完美因为抽象而显得苍白时，玛格丽特的完美则是楚楚动人。对布尔加科夫来说，《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的大师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结构的需要，玛格丽特就不仅仅是结构的需要了，她柔软的双肩同时还要挑起布尔加科夫内心沉重的爱情。
于是她不可逃避地变得极其忧郁，她的忧郁正是大师——其实是布尔加科夫——给予的，是大师在镜中映出的另一个人的现实造成的。玛格丽特被撒旦选中，出来担当魔鬼晚会的女主人，这位一夜王后在布尔加科夫笔下光彩照人。虽然在这辉煌的篇章里，有关玛格丽特最多的描绘是她的视线，让她的视线去勾勒晚会的全部，也就是说在这个篇章里主要出现的都是别人，玛格丽特出现的只是眼睛，然而这正是人们常说的烘云托月，布尔加科夫向我们证明了烘云托月是最能让女人美丽，而且也是女人最为乐意的。
不久之后，玛格丽特开始在天空飞翔了，这又是一段美丽无比的描述，让玛格丽特的身体在夜空的风中舒展开来，虚幻之后的美已经无法表达，只有几声叹息来滥竽充数。飞翔的最后是看到了一条月光铺成的道路，这条道路来自于遥远的月亮，在月光路上，玛格丽特看到本丢·彼拉多拼命地追赶着耶稣，大声喊叫着告诉耶稣：杀害他的不是本丢·彼拉多。
作家就是这样，穷尽一生的写作，总会有那么一、两次出于某些隐秘的原因，将某一个叙述中的人物永远留给自己。这既是对自己的纪念，也是对自己的奖励。布尔加科夫同样如此，玛格丽特看上去是属于《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是属于所有阅读者的，其实她只属于布尔加科夫。她是布尔加科夫内心的所有爱人，是布尔加科夫对美的所有的感受，也是布尔加科夫漫长的人生中的所有力量。在玛格丽特这里，布尔加科夫的内心得到了所有的美和所有的爱，同时也得到了所有的保护。玛格丽特在天空的飞翔曾经中断过一次，就是为了大师，也就是布尔加科夫，她在莫斯科的上空看到了伤害大师的批评家拉通斯基的住所，于是她毅然中断了美丽的飞翔，降落到了拉通斯基的家中，将所有的仇恨都发泄了出来。事实上她的仇恨正是布尔加科夫的仇恨，而她的发泄又正是布尔加科夫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保护。有时候道理就是这样简单。
幽默与现实
可以说，《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写作，是布尔加科夫在生命最后岁月里最为真实的生活，这位几乎是与世隔绝的作家，就是通过写作，不停的写作使自己与现实之间继续着藕断丝连的联系。
在卡夫卡之后，布尔加科夫成为二十世纪又一位现实的敌人，不同的是卡夫卡对现实的仇恨源自于自己的内心，而布尔加科夫则有切肤之痛，并且伤痕累累。因此，当他开始发出一生中最后的声音时，《大师与玛格丽特》就成为道路，把他带到了现实面前，让他的遗嘱得到了发言的机会。
这时候对布尔加科夫来说，与现实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就显得极其重要了，显然他绝不会和现实妥协，可是和现实剑拔弩张又会使他的声音失去力量，他的声音很可能会成为一堆谩骂，一堆哭叫。
他两者都放弃了，他作出的选择是一个优秀作家应有的选择，最后他与现实建立了幽默的关系。他让魔鬼访问莫斯科，作品一开始他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他要讲述的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故事，他要告诉我们的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这样的现实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实在的现实，而是事实、想象、荒诞的现实，是过去、现在、将来的现实，是应有尽有的现实。同时他也表明了自己的内心在仇恨之后已经获得了宁静。所以，他把撒旦请来了。撒旦在作品中经常沉思默想，这样的品格正是布尔加科夫历尽艰难之后的安详。
因此，布尔加科夫对幽默的选择不是出于修辞的需要，不是叙述中机智的讽刺和人物俏皮的发言。在这里，幽默成为了结构，成为了叙述中控制得恰如其分的态度，也就是说幽默使布尔加科夫找到了与世界打交道的最好方式。
正是这样的方式，使布尔加科夫在其最后的写作里，没有被自己的仇恨淹没，也没有被贫穷拖垮，更没有被现实欺骗。同时，他的想象力，他的洞察力，他写作的激情开始茁壮成长了。就这样，在那最后的十二年里，布尔加科夫解放了《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叙述，也解放了自己越来越阴暗的内心。

女人们歇斯底里的叫声停下来了，警笛也不再嘶鸣。两辆救护车离开了：一辆把没有头颅的躯干和被轧掉的脑袋运往停尸场；另一辆运走了被碎玻璃划得到处是伤的漂亮女司机。系着白围裙的清洁工扫净了地上的碎玻璃，用沙土盖住了血迹。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呢，还没跑到旋转门就跌倒在一张长椅上，再也爬不起身。
他几次想起身，可双腿就是不听使唤，这“流浪汉”像是瘫了一样。
诗人听见第一声惨叫时就朝旋转门跑去，这时他看见那人头已在大街上翻滚。他惊呆了，跌倒在长椅上之后，他还使劲咬自己的手指头直到咬出了血。至于那个德国疯子，他显然已经忘到了九霄云外。他只是不明白，这怎么可能，刚才他还和柏辽兹说话呢，转眼间，他的脑袋却……
情绪激动的人们在诗人身边的林荫道上跑来跑去，嘴里还喊着什么，可伊凡·尼古拉耶维奇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两个女人偶然间从他身边经过，其中一个没戴头巾的尖鼻子女人就在诗人的耳旁对她的同伴大声说道：
“就是安奴什卡，我们的那个安奴什卡！花园街那位！就是她干的！她在杂货店买了葵花籽油，有一公升呢，瓶子被她撞在转轴上摔碎了！一条裙子都沾上了油……她还骂骂咧咧的呢！可这人呢，真倒霉呀，一滑就上了车轨……”
从那女人喊出的话中，就只有一个词进了伊凡·尼古拉耶维奇那混乱的大脑：“安奴什卡”。
“安奴什卡……安奴什卡？”诗人喃喃低语，惊恐地环顾着四周，“等等，等等……”
由“安奴什卡”，诗人想到的是“葵花籽油”，后来不知为什么又想到了“本丢·彼拉多”。他把彼拉多暂时放到一边，由“安奴什卡”这个词开始理清思路。线索很快就清楚了，其源头就是疯教授。
那该死的！他不是说过，因为安奴什卡把葵花籽油撒了会就开不成了吗。瞧，托他的福，这会还真的开不成了！还有呢，他不是还说过，是一个女人搬了柏辽兹的脑袋吗？！对，对呀！开车的可不就是个女的吗！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
毋庸置疑，神秘的顾问准确地预见了柏辽兹之死的全部惨状。诗人的脑子里顿时产生了两个想法。其一，“他压根儿就不疯！刚才真是太蠢了！”其二，“这一切也许是他亲自安排的吧？！”
但是，他又通过什么方式来安排的呢？
“小！我们会搞个水落石出的！”
伊凡·尼古拉耶维奇使出全身力气从长椅上爬了起来，立即向刚才和教授说话的地方奔去。幸好，那人还没走。
铠甲街的路灯已经亮了，牧首塘上空的月亮也变得黄灿灿的。在模糊不清的月光下，伊凡·尼古拉耶维奇觉得那
……

米·布尔加科夫在苏联文学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半个世纪的岁月洗尽了附着在作家身上红的或白的色彩。他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戏剧家，更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苏联知识分子的代表。“知识分子”一词在俄罗斯有着特别的意义。它是忍辱负重和呕心沥血的代名词，也象征着社会的良心。这一点几乎决定了布尔加科夫的文学创作风格、命运及其社会意义。
《大师与玛格丽特》写于1929至1940年间。1940年3月，作者逝世。他没有看到作品的问世，当然，这是二十六年以后的事情了。作品的命运何以如此多舛？其实，它讲述的不过是一场魔鬼的狂欢，一段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
在布尔加科夫的笔下，撒旦是个颇有些人情味的魔鬼之王。他率领着一群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大鬼小鬼，把莫斯科折腾了个底朝天。人间万物被纳入他们的逻辑判断程序，于是，伪善者、说谎者、市侩小人，一切人类的恶行和社会的肮脏受到了警告和惩罚。他们既惩罚了两千多年前因为怯懦而处死耶稣的犹太总督彼拉多，也惩罚了今天活着的伪善者拉通斯基、贪婪的波普拉夫斯基、道貌岸然的顿奇尔和尼卡诺尔，等等。不过，布尔加科夫的魔鬼们竟然也会动恻隐之心，我们有幸与他们共同见证了一段人间奇情。为了追随被称为大师的情人，玛格丽特不惜与魔鬼做了交易。最后，撒旦让有情人遂了心愿，永生永世不再分离。作者用一支上天入地、恣肆纵横的笔，让我们阅尽世间的假丑恶，让我们追随大师和玛格丽特飞到天外的一片净土。其实，作者未必相信世上有鬼神，他不过是借助无羁的想象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人间的真实图景。从这个角度说，《大师与玛格丽特》不愧为二十世纪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座奇峰。
我与布尔加科夫的结缘是在1990年。那年初夏，我去了布尔加科夫的出生地基辅。在距离著名的洞穴教堂和第涅伯河不远处，蜿蜒着一条古老而僻静的小街，街面用石板铺就，有微微的坡度。在小街的拐角处，坐落着作家的故居。一幢三层黄色小楼被围了起来，里面正在进行修缮，我只能远远望见岁月风蚀的墙面和二楼的天花板。后来，在作家博物馆的筹备会上，我有幸看到人们千方百计收集到的故居实物：残缺不全的旧书籍、笔迹模糊的手稿原件、发黄变色的老照片、缺了腿的旧眼镜、斑驳的洗脸池，甚至还有一个老式的电风扇。这一切让我的基辅之行不再有遗憾！记得在捐款留言簿上，我只写下了一句简单的话：“布尔加科夫不仅属于你们，也属于全世界。”我想，几年前动笔翻译这部作品，大概就是出于要完成这样的心愿，也是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向这位我曾走近的作家致敬。
重新校订这部译稿，是在初译的三年之后。除了汗颜自己生涩的译笔，重温布尔加科夫于我来说实在是一种享受。特别要说明的是，在我翻译之时，我手边已有了《大师与玛格丽特》的两个译本。一是戴骢和曹国维先生的作家出版社译本，一是严永兴先生的译林出版社译本。在翻译一些人名和地名时，我曾参考和比照了两个译本，在此向三位前辈表示深切的感谢。由于本人才疏学浅，文中一定有不少疏漏和谬误，愿虚心求教于读者，请大家不吝赐教。
最后，要特别感谢一直以来给予我鼓励与支持的师友，你们的关心与帮助让我有勇气将自己对这部经典作品的阐释公之于众。另外，还要向出版社致以深切的谢意，你们的帮助让我有机会一次次同读者一起分享文学的永恒魅力！
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