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发行量上亿册的奇书，布什读了本书的第一反应是：这本书太惊人了，它说明了一切。

美西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必须立即与古巴起义军的首领加西亚取得联系，并获得他的合作。加西亚在古巴的深山里——没有人知道他的确切地点，所以无法与他取得联系。有人向总统推荐：“有一个名叫罗文的人，有办法找到加西亚。也只有他才找得到。”他们找来罗文，交给他一封写给加西亚的信。三周后，罗文历尽艰辛，把那封信交给了加西亚。罗文的事迹也被传为佳话。
此后，罗文便成了每个领导都想找到的人，每个员工都应该学习和效仿的人。

埃尔伯特·哈伯德（1856－1915），1856年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布鲁明顿，年轻时曾做过肥皂销售商。1892年进入哈佛大学。因其勤奋和努力，后成为美国著名的作家和出版家，Roycrofters公司的创始人和总裁。由于他具有罕见的经营天赋和写作才华，年轻时就闻名于世，被称为“东奥罗拉的圣人”。

1913年版前言
致加西亚的信
我是怎样把信送给加西亚的
上帝为你做了什么
它说明了一切
附录一：人物简介
附录二：埃尔伯特·哈伯德的商业信条

我是怎样把信送给加西亚的
——安德鲁•萨默斯-罗文陆军上校的陈述（一个因埃尔伯特•哈伯德的名作《致加西亚的信》而名垂青史的人。）
“为了我们的祖国更美好，我们的生活更幸福，无论我们是渺小还是伟大，都让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推动自己的事业吧。”
——贺拉斯
“在哪儿，”麦金利总统问军情局局长阿瑟•瓦格纳上校，“在哪儿可以找到能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上校立即回答道：“在华盛顿就有这样一个年轻人，陆军中尉，名叫罗文，他可以替你把信送去！”
　“派他去！”总统下令。
　 那时候美国、即将与西班牙开战。总统急欲了解相关情报。他意识到，要想取得胜利，共和国的士兵就必须和古巴起义军合作。他知道，最关键的就是要掌握有多少西班牙军队部署在岛上；他们的战斗力、状态、士气以及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的性格特性；一年四季的道路状况；西班牙军队和起义军乃至整个古巴的医疗卫生状况；双方的装备情况如何，当美国军队被动员起来后，古巴军队要想牵制住敌军需要哪些帮助；这个国家的地形情况以及其他许多重要情报。“派他去！”有些出人意料的是，总统的这一命令就像军情局局长回答谁能把信送给加西亚一样迅决。
　　大约一小时后，正值中午，瓦格纳上校过来通知我一点钟去陆海军俱乐部和他一起共进午餐。顺便说说，上校是一个出了名的喜欢开玩笑的人，我们吃饭的时候，他问我：“下一班去牙买加的船什么时候出发？”我以为他又想和我开玩笑，于是，决定有可能的话也调侃一下他，我借口离开了一两分钟，然后回来告诉他：“阿特拉斯海运公司的‘阿迪伦达克’号英国船将于明天中午从纽约起航。”
“你能坐上这趟船吗？”上校突然问道。
尽管我仍然认为上校不过是在开玩笑，但还是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那就去准备好上船！”我的长官这样说。
“年轻人，”他接着说道：“总统已经选派你去联络——确切地说是送信——给加西亚将军，他可能在古巴东部某个地方。你的任务是从他那儿获得军事情报，及时更新，并根据有效性将其整理好。你带给他的信上有总统想了解的一系列问题。除此之外，除了必要的证明你身份的东西，任何书面联络都要避免。历史上发生过太多这样的悲剧，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冒险。大陆军的内森‘黑尔、美国和墨西哥战争中的里奇上尉都是在送情报时被捕的；不仅他们二人牺牲了生命，而且后者身上斯科特打算偷袭维拉克鲁斯的计划也暴露给了敌军。你绝不能失败，这次行动绝不能出现失误。”
直到这时我才完全明白过来，瓦格纳上校不是在开玩笑。他接着说道：“在牙买加会有人想到办法证明你的身份，那儿有一支古巴游击队。其余的事情就要靠你自己了。除了我现在给你的指示，你不要再请求任何指示。”实际上，他所说的那些话就像文章开篇的摘要一样。“你今天下午就去做准备，军需署署长汉弗莱会设法送你到金斯敦上岸。此后，如果美国对西班牙宣战，那么将来的许多作战指令将要以你发来的电报为依据。否则我们一无所知。从计划到行动你必须亲自负责，而且责无旁贷。你一定要把信送给加西亚。火车午夜时分离开。祝你好运，再见！”说完，我们握手道别。
瓦格纳上校松开我的手，再次叮嘱道：“一定要把信送给加西亚！”在我做准备的时候，我在匆忙中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处境。正如我所了解的那样，这项任务非常艰巨复杂，因为现在这场战争还没有爆发，到我离开的时候也不会爆发；甚至直到我到达牙买加它也未必会爆发。行程踏错一步都可能会造成一生都难以解释清楚的状况。如果已经宣战了，我的任务反而要简单一些，尽管其中的危险不会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人的名誉和生命都濒于险境的时候，要求有书面指示是很正常的事。在军队，一个军人把生命交给了国家，但是他的荣誉却是自己的，既不应任由有权势的人破坏，也不能被忽视或怎么样。但是，面对这件事，我却从未想过要寻求任何书面指示。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我被委任去送信给加西亚，并负责从他那儿获得一些情报，我必须去做这件事情。瓦格纳上校是否将我们谈话的内容记录在人事行政参谋主任办公室的档案中，我不得而知。在这即将结束的一天里，这已经无关紧要了。
我乘坐的火车午夜零点零一分离开华盛顿，我记得自己想起了那个关于星期五不宜出行的古老迷信说法。虽然火车出发的时间已经是星期六了，但是我离开俱乐部的时候是星期五。我猜想，命运之神应该认定我是星期五出发的吧。但是，当我的脑子开始考虑其他事情的时候，我很快就忘了这件事，直到事后一段时间才再度想起来，但那时已经无关紧要，因为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阿迪伦达克”号准时起航，一路上风平浪静。沿途我尽量和其他乘客保持距离，只从一位旅伴——他是一位电气工程师——那儿了解一些周围发生的事。他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我总是避开大伙，从不告诉别人自己的事情，所以，有几个爱开玩笑的人就给我起了一个绰号——“骗子”。
直到轮船进入古巴海域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我身上有一份可能会牵累我的文书，是美国国务院写给牙买加官方用来证明我身份的一封信。如果战争在“阿迪伦达克”号进入古巴海域之前就爆发了，那么，根据国际法准则，西班牙人很有可能会上船来搜查。作为一个非法入境者，一个怀揣情报的人员，我可能会作为战犯被逮捕，然后被押送到某艘西班牙船上，而这艘英国轮船在屈从于某些条件后也会被击沉，尽管它在战争爆发前悬挂着中立国的国旗，是从一个和平港口驶向一个中立国的港口。
想到事情的严重性，我便把文书藏到了舱房的救生衣里，直到我看到轮船绕过了海角，我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第二天早上九点，我终于上岸，踏上了牙买加的领土。很快，我便与古巴革命党的领导莱先生取得了联系，和他及他的助手一起计划着尽快把信送给加西亚。我在4月8日至9日离开华盛顿，4月20日，从美国发来的电报称，西班牙已经同意在4月23日之前将古巴交还给古巴人民，并撤走岛上的所有武装力量和海域的海军。我用密码电报发出了我到达的消息，4月23日我收到回电：“尽快与加西亚将军会面！”
接到电报后几分钟，我便到了革命党的总部，他们正在那儿等着我。另外还有一些流亡的古巴人在场，都是我以前没见过的。当我们正在谈论一些一般性问题时，一辆马车驶了进来。
“到时候了！”有人用西班牙语喊道。
接着，不容分说，我被领到了那辆马车上，在里面坐了下来。
于是，无论对于一个现役还是退役的军人而言都堪称最奇异的一次经历就这样开始了。这位马车夫显然是世界上最沉默寡言的马车夫。他既不主动和我说话，我跟他说话他也不理睬。我一上车，他便开始驾车疾速穿过金斯敦迷宫似的街道。马车不停地向前飞奔，丝毫没有减速，很快我们便通过了郊区，将整座城市抛在身后。我敲了敲车门，甚至还踢了一脚，可是，他毫不理睬。
他似乎知道我要送信给加西亚，而他的任务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帮我结束第一段“旅程”。于是，在我数次让他听我说话的努力都徒劳之后，我只好听其自然，坐回座位上。
又走了四英里，穿过一片茂密的热带树林，我们沿着一条宽阔而平坦的西班牙小镇公路飞驰，直到来到一片丛林的边上我们才停了下来。马车门打开，一张陌生的脸孔出现在我面前。我被请求转到等候在旁的另一辆马车上。然而一切实在太奇怪了！所有的事井然有序，仿佛都已经事先安排好了。一句多余的话都不用说，一秒钟也没有耽搁。
一分钟后，我又开始了我的旅程。第二个马车夫与头一个马车夫一样沉默寡言。他不理会我尝试和他交谈的任何努力，只顾自己驾着马车以最快的速度向前飞奔，于是，我们很快便通过了西班牙小镇，经过科布雷河河谷，到达了岛屿的主山脉，那儿有一条路直通到加勒比海圣安妮湾碧蓝的海域。
尽管我一再尝试让马车夫和我说说话，但是他依然一言不发。他好像既听不懂我说的话，也看不明白我的手势，只管驾着马车沿着一条很宽敞的路往前赶。随着地势的升高，我们的呼吸也越来越顺畅。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一座火车站旁边。可是，山坡上朝我翻滚下来的那团黑乎乎的东西是什么呢？难道西班牙当局已经预知我的动向，安排了牙买加军官来追踪我？
　　当这怪东西出现在眼前时，我开始有些着急，但是，当一位年迈的黑人蹒跚着来到马车前，透过门将一只香喷喷的炸鸡和两瓶巴斯啤酒递给我时，我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