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日子的黄昏，我总看见积岐一个人把自己的身影瘦消而孤独地悬于都市之喧哗上，痛苦地冥想。每次看见这个情景，我总感到心中隐隐有锥刺之痛．有无限悲凉。我无法猜破他当时的心态，也无法直译那只属于上帝的人生奥秘。但黄昏中，都市里，一个孤独的单身男人之宁静和安详所传导出的人生信息．总让我深深不安和愧疚。

冯积岐，1953年生于陕西省岐山县农村。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发表中短篇小说200多篇(部)，有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大树底下》，散文集《人的证明》《将人生诉说给自己听》等作品出版。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获“九头鸟”长篇小说奖。陕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中国作协会员，现在陕西省凤翔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

祝永达在村口那棵松树下碰见马秀萍是很偶然的事情，当时，他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念头：有朝一日娶马秀萍为妻，从此甜甜美美地活人过日子。
那是1979年早春二月的一个晌午。
走在田地里的祝永达觉得明媚的春天仿佛是从他脚底下生长出来的，解冻了的土地酥软而仁慈，从枯萎的色泽中挣脱出来的麦苗儿扑面而来。远远近近的村庄里传来孩子们的嬉闹声、鸡呜狗吠声和空气中逸散出的各种细微的声音在表示大地苏醒了活跃了。他从大队办公室出来没有回家去，独自一人来到了田野上。他心里激荡得厉害。他用右手抚了抚浓密乌亮的头发，抬起眼注视着前方。二十五六岁的祝永达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年轻些，他消瘦、白净，目光深沉而略显忧郁，那张猴儿脸和母亲吕桂香的脸庞极其相似。文质彬彬的样子不像个农民。
他庆幸他活下来了，活到了今天。
在松陵村，像他这样的地主富农的娃死了5个疯了两个。他没有料到30年以后(从1949年他家被定为地主成分算起)，只有一纸文件，或许只是某一个人的一句话，地主成分就没有了。一个人的命运的改变原来这么简单!简单得使他难以置信。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可以被一纸文件或一句话左右几十年，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他既高兴又悲哀。
现在，套在脖子上的枷锁终究被解开了。动手给松陵村地主富农的娃们解开枷锁的是村里的支部书记田广荣。宣读完文件，田广荣进一步解释：“社员’’是地主富农第三代子女的家庭成分，“社员”不再是“黑五类”了。会场上鸦雀无声。会散了，祝永达顺手抓起坐在屁股底下的半截子砖头毫不迟疑地扔出去了，砖头在一堆瓦砾中砸出的响声干脆有力。走出大队的院子站在路边他痛快淋漓地尿了一泡，朝着脚下他生活过的这块土地尿。他回头看时，赵烈梅还没有走，她站在大队院子门口，脸上挂着丰富而灿烂的笑，正在不错眼地看着他。他不止一次地从赵烈梅的目光里捕捉过脉脉温情。虽然，他不知道他在这女人心中的位置，但他明白，这女人很同情他。她是田水祥的婆娘，大他六七岁，椭圆形脸盘，肌肤微黑，极其丰满。她的眼睛说话时在笑，不说话时也在笑。他回过身来系裤带时赵烈梅莫名其妙地朝他点了点头，赵烈梅那喜滋滋的心情结结实实地写在她那表情饱满而润泽的脸上。
是田广荣把他叫到大队办公室去的。田广荣暗示他，要调他到大队里来工作。他没有表态也没有感激田广荣，出了大队院子朝那棵白皮松走去了。
这棵白皮松有一半枝丫已经干枯了，干枯的树枝仿佛老人的手瘦骨嶙峋地伸向饱满如籽的蓝天。
……

最近，在整理有关我的评论文章的时候，翻出来了朋友刘谦写的一篇叫做《积岐小记》的文章(刊于1991年2期《小说评论》)。刘谦在文章的开首这样写道：“许多日子的黄昏，我总看见积岐一个人把自己的身影瘦消而孤独地悬于都市之喧哗上，痛苦地冥想。每次看见这个情景，我总感到心中隐隐有锥刺之痛．有无限悲凉。我无法猜破他当时的心态，也无法直译那只属于上帝的人生奥秘。但黄昏中，都市里，一个孤独的单身男人之宁静和安详所传导出的人生信息．总让我深深不安和愧疚。”刘谦的每一句话都像钉子似的把我当时的精神面貌钉在纸上了，无论什么时候读起来，都使我能看见自己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面目。那时候，自己究竞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刘谦是这样告诉读者的：“积岐是那种忧郁得让人看几眼便想大哭的男人。他的忧郁痛苦，使人一见便会生出些许宗教般的情愫。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男人，在那样的时候，却又坚守着心底的圣地，表现出那样的宁静和超然，他内心的意志力是多么坚强!他在痛苦地挣脱着一切俗世的浮华，在一片厚重的黄土之中寻觅一种属于上帝的、达于彼岸的途径。”刘谦用睿智的目光冷静地审视他的一个兄长、一个同路人，远距离地透视了一个友人一个写作者的心态。
从198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算起，20多年过去了。可以说，我一直在忧郁、不安、痛苦、自我煎熬和折磨中朝着一个目标而奔走，时至今日．留在我心底的是苦涩的绝望和凄凉的惨败感。失败的感触中不乏我对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渴望，对我所从事的这种劳动能够被承认的盼望。我不由得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才华，怀疑自己的能力。 怀疑之后又是苦行。 朋友曹谷溪给我的定位是：沉默的苦行者。6个大号字印在他办的那刊物上，再配上我那张苦脸，真是一个人的精神的绝妙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