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刘师培是个风云人物，既在政治舞台上不断有令人瞩目的表演，从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到清廷幕僚、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又在学术舞台上连创佳绩，甚至与章太炎齐名，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这样一位横跨政、学两界的声名显赫之人，其生命里程的最后三年（1917至1919年）是在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度过的。此时的北大，正处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刘师培在校本以讲学育人为主，且取得垂范后世的成就，但在这一时代大潮的裹挟之下，也无法完全置身事外。考察刘师培在北京大学的这番经历，显然有益于完善北大校史，亦有助于在细节上深化对以北大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

      1917年初，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随即援引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职不久，即向蔡元培推荐因拥袁称帝失败而避居天津的刘师培来北大任教。据与晚年陈独秀来往密切的台静农说：“关于申叔之入北大教授，据我听到的，还是陈独秀先生的意思。当袁世凯垮台后，独秀去看他，借住在庙里，身体羸弱，情形甚是狼狈。问他愿不愿教书，他表示教书可以，不过目前身体太坏，需要短期休养。于是独秀跟蔡先生说，蔡先生也就同意了。”实际上，蔡元培与陈独秀皆是刘师培的旧友。1903年，刘师培在上海分别与两人相识，而且也是他在和蔡元培编辑《警钟日报》时，首先向蔡提及陈独秀（注：“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陈独秀字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见《蔡元培自述》，转引自王世儒：《蔡元培先生年谱》上册，从而使蔡对陈留下深刻印象。此后虽因刘师培政治立场的变化导致他与蔡、陈的关系有所疏远，但蔡、陈二人始终是关注他的动向并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的（注：如在1912年初，当刘师培因随端方去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而被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四川军政府资州军政分府拘留时，身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是在不知其音信的情形下与章太炎联名在《大共和日报》上刊登《求刘申叔通信》，称：“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范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地方，尚望先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在得知刘师培下落后，蔡元培又以教育部名义致电四川，要求将刘护送来部，“以崇硕学”。（载《临时政府公报》第1号）同时，身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也与人共同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希望对刘师培能“矜全曲为宽宥”，“延读书种子之传，俾光汉（刘师培曾用名刘光汉）得以课生著书赎罪”。（载《临时政府公报》第2号）可见他们都视刘师培为饱学之士，人才难得，不忍见其获罪。），尤其是陈独秀。所以这次陈向蔡荐举刘师培，蔡欣然接受，亦是顺理成章之事，何况刘以国学大师著称，蔡又以“兼容并包”为办校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