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规则:捍卫大学之魂-【江苏发行网】-商品信息

比美利坚合众国还要老的哈佛大学

由这一标志性广场围住的这一片绿色的草地被称为三百周年纪念剧院，它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1936年哈佛的三百年校庆是在这里举行的。三百周年这一词并不是可以那么轻易流利地就从嘴里吐出来的，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没怎么使用——美国很少有机构会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20世纪，三百年纪念剧院见证了本世纪几位最重要的人物发表的出色的演讲，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提及了哈佛在世界的地位。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哈佛1904年毕业的学生。1936年9月他在这里发表了讲话，他以十分严肃而且带着尊严与自信的声音说道:“在这个真理被扼杀的年代……是哈佛和美国在解放人类的思想，高举真理的火炬。”这不是第一次人们把哈佛的使命与美国的使命相提并论，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
1943年9月，温斯顿•丘吉尔在纪念教堂的前面缓步走到一个扩音装置前宣告：“英国人和美国人应该把他们的语言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借此增进人们之间的理解和世界和平，明天的帝国是思想的帝国。”丘吉尔和往常一样乐观，即使他自己的国家这时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无论结果如何，这场战争都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不列颠这一区域性帝国的终结。他还提到，在废墟中一个崭新的盎格鲁—美利坚帝国将崛起。作为一所具有英国血统、培养美利坚合众国领导人的大学，哈佛是个必然的起点。
1947年，在这一场大战结束之后，乔治•马歇尔在哈佛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演讲，并且提出了扩大美国的海外影响力的另一途径——那就是为欧洲提供援助的政策，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马歇尔计划。“美利坚合众国应该尽其所能地为世界经济的健康恢复提供帮助，没有世界经济的健康恢复，政治稳定也就无从谈起，世界和平也将难以保证。”马歇尔坚定地说。
在这9年之后的1956年，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1940年毕业于哈佛——又在这里继续了这一主题。“在促成我们国家的伟大方面，那些创造权力的人无疑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肯尼迪说，“但是那些对权力持怀疑态度的人同样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为他们决定了是我们利用权力还是权力利用我们。”不久，肯尼迪就为自己的政府延揽了一些享受权力而不是怀疑权力的人——这是哈佛最美好、最辉煌的一段时光。
但是在三百年纪念剧院做演讲的这些人做出永垂史册的事业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哈佛的毕业生就是美国的历史——至少是从上到下。长期以来，哈佛的校友掌控着美国人生活里面所值得掌控的各个领域。他们之中包含了7位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约翰•昆西•亚当斯、卢瑟福•彼尔查德•海斯、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以及现任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他毕业于哈佛商学院。除了这些总统之外还有数不清的最高法院法官、国会议员、银行家、商人、律师、牧师、学者以及作家。殖民地时期的萨姆•亚当斯、约翰•汉考克、约翰•亚当斯以及约翰•昆西•亚当斯均毕业于哈佛。随着美国踏入了19世纪，亨利•大卫•梭罗和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均求学于哈佛，同时还有伟大的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帕克曼和亨利•亚当斯，后者是约翰•昆西的孙子，也是美国最有才华的历史学家。内战时声名显赫的北方第一支黑人部队的司令罗伯特•古尔德•萧也是一个哈佛人，哈佛的毕业生中还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哈佛的第一位非裔美国人博士W•E•B•杜波依斯，以及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约翰•多斯•帕索斯、尤里乌斯•罗伯特•奥本海默、詹姆斯•艾吉、约翰•厄普代克、阿尔•戈尔和马友友。这些名字就像美国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一样源远流长。而近些年来，知名度更高的则有汤米•李•琼斯，艾尔•弗兰肯，柯南•奥布莱恩，马特•达蒙以及比尔•盖茨（虽然后面两位中途辍了学）。而且自从1963年，拉德克里夫女子学院的毕业生开始拿哈佛的毕业文凭以来，哈佛毕业生中著名校友的名单又开始增添了一些非常著名的女性校友，比如说米拉•索维诺、邦妮•芮特和娜塔莉•波特曼。

哈佛的学生
据《哈佛深红》报道，2003年3月，一项由哈佛大学健康事务部门所做的调查显示，“在上一学年中，哈佛学院的学生中有将近一半的人觉得抑郁，此外还有将近10%的本科生报告说他们曾经考虑过想要自杀”。这促使了该报刊登了由四个部分组成的有关哈佛大学“心理健康危机”的系列报道。其结论如何呢?对心理健康的关心需要得到高度重视，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因此，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仅仅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加以解决是远远不够的。结果，“一些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由于体制的失控而失去控制。”哈佛2003级学生总干事克里希南•苏布拉马尼扬解释道，“在哈佛，有很多人觉得自己不幸福，他们不停地忙于手中的事务，从未停止过，也不懂得爱护自己。哈佛的学生很少坐下来歇一歇。在这样一个大家都在不停地快速奔跑的状态下，有谁会停下来问一句‘你好吗'?”
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学生进哈佛学习之前就产生了。跨进哈佛门槛的压力使他们筋疲力尽。如今的学生若想赢得哈佛的青睐，自己的入学申请能否为哈佛所接受，仅凭他们的父辈是哈佛毕业生或是他们在寄宿学校的良好表现是不够的。每年哈佛的本科招生数只有1600名左右，却有约2万名的学生向哈佛提出入学申请。竞争太激烈了，因此有抱负的学生必须在越来越小的年龄阶段就开始做准备。如果哈佛愿意的话，它可能只需招收那些在学术能力测试中取得1600分的满分成绩并在高中毕业典礼上做告别演说的毕业生。哈佛每年大概接受约2000名学生的入学申请（入学申请为哈佛所接受并最终选择来哈佛就读的学生的比率，即“实际入学率”，在全美高校中是最高的）。在2001—2002学年中，哈佛收到3100名在高中毕业典礼上做告别演讲的毕业生的入学申请书。
仅凭成绩好是不够的。哈佛的入学申请者还必须是世界一流的音乐家、科学神童以及那些足迹遍及全球各地的体育明星——这些体育明星们如果不是在世界各地比赛的话便是往往会在当地的医院里做义工，或是管理学生会，或者组建自己的公司。一位哈佛女校友在对入学申请者进行面试时说道:“我明显地察觉到他们这些人从9岁起就开始在为申请就读哈佛做准备，这确实令人不舒服。”当他们进入哈佛之后，他们必定会感到不适。对于许多进入哈佛的学子而言，哈佛是他们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他们的孩提时代，从略微懂事的那天起，大多的时间都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但当他们来到剑桥，有好几件事会动摇他们的信心，动摇他们对哈佛的信心以及对自我的信心。他们会发现，他们每个人在中学里，无论是印地安纳州、密苏里州或得克萨斯州的中学里，都是佼佼者，可现在他们身边都是些比他们更有才华、更加成竹在胸的同学。“许多人都会觉得‘在哈佛这里的每个人都比自己聪明'。”一个名叫罗希特•乔普拉的2004年毕业生说道，他曾在三、四年级时担任本科学生自治委员会的主席。“这里有一种‘我必须在某方面成为最优秀者，否则我就是个失败者'的文化。但是在这里要在某方面成为最优秀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2003年9月，哈佛文理学院的院长比尔•科比给刚进校的新生做演讲时试图提及对这一问题的忧虑。“你们中有些人可能会担心自己错误地来到这里;担心自己无法在这里学习下去;或是担心只是因为自己在入学申请的短文中写了什么所以才被录取的，”他说道，“我知道这一切其实完全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忧虑。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哈佛在这方面拥有最称职的招生人员。我们完全没有犯错。你们将会在今后的四年时间内向我们证明这一点的。”
哈佛的充满竞争性的生活使学生们时而精力充沛，时而筋疲力尽。本科生们为了各种分数、荣誉、奖学金、津贴、奖励、学生社团的领导地位等等而相互竞争。就像哈佛大学，其自身作为一个整体总是想要成为第一，每一方面都想做到最好，于是不断地给它自己施加压力。哈佛的学生们也是如此。因此他们中有很多人即使并没输也总觉得自己输了。有一个微小却发人深省的例子:哈佛大学心理健康部门2003年的一项研究表明，49%的哈佛学生都有过性生活。然而，61%的人认为每个普通的学生在过去的12个月里至少和2个人发生过性关系。事实上，符合这一描述的实际学生人数只有23%。换言之，一个典型的哈佛学生并不是经常过性生活或者是和很多人发生性行为的——但是他们都深信，除了自己之外，其他每个人都经常过性生活或者是和很多人发生性行为。“这里每个人的头脑里都存在着这么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那就是，除了自己外，其他的每个人都非常棒。”哈佛大学心理健康部门的负责人理查德•卡迪森博士说道，“在调查中，学生们总是说他们认为其他人都比自己更快乐、更健康并且有过更多的性生活。”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每一年里，四年级的本科生都要举办一次春季狂欢会，称之为“最后一次机会的舞会”，其用意自是不言而喻。2004年的这个一年一度的舞会就在波士顿的一家夜总会举办，他们把这家夜总会整个包租下来，在楼上，一对对男女躲在各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亲吻抚摸着，发生着性行为。在跳舞的人并不多——相反的，每个人都在努力去玩这种寻欢作乐的游戏。
哈佛学生对他们的学校缺乏一种团体意识表示失望。在这里，他们所说的团体意识指的就是一种互助、和谐的氛围。他们欣赏那种经由哈佛的竞争文化所造就的卓越，但他们也希望能够用一种不至于这般不和谐的方式来获得它。数量惊人的哈佛学生会告诉你，他们不喜欢他们的学校，但他们感激它，尊重它。他们感谢哈佛为他们所提供的机会，但是他们并不喜欢哈佛。这里的氛围太冷漠，太孤清。（这里的天气也一样，阴沉而寒冷刺骨。波士顿的冬天通常持续半个多学年，从而加重了校园里的精神健康问题。）
由于哈佛的学生是如此的不平常，因此，学校虽曾一度希望他们能通过致力于社会的利益而净化自我的心灵，为了成就一个更大的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他们个人的成就，然而这一切又谈何容易啊。毕竟，这与他们当初为了能被哈佛接纳而做出的种种努力相矛盾。“每个人都明白，为了进哈佛自己要付出怎样的努力。”克里希南•苏布拉马尼扬说:“怜悯之心并不能帮助你进入哈佛。”而且这种怜悯之心在你进入哈佛之后你也难得一见。“是否会交际和有没有同情心在哈佛完全是可有可无的事。”2003届毕业生凯瑟琳•巴斯在毕业纪念日的演讲中对数千名的听众说，“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孤独、拼命和痛苦地……完成了哈佛的学业。”巴斯的演讲应当是风趣的，因此出席这场毕业典礼的父母们都笑了，但却笑得紧张不安，而出席这场典礼的学生的笑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笑。许多哈佛学子对这所坐落于查尔斯河河岸、历史悠久的红砖大学长期怀有种种理想化了的憧憬，然而，他们的期望值与现实的哈佛之间的差距给他们出了一道难题。作为一个年轻人，从你才开始有点懂事，知道哈佛到底是什么的那天起，你便为将来能进哈佛而拼搏，而牺牲。然而有朝一日，你却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哈佛，这时你又该怎么办呢? 有些学生通过改变自己的期望值或寻找其他令自己得以满足的事物来适应这个差距。常常听到哈佛的学生说，尽管他们不喜欢这所大学，但他们还是会珍惜他们在这里所建立的各种友谊，珍视他们的各种课外爱好。而其他的一些人则变得更加务实，他们认为来哈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掌握各种技能和建立各种关系，以备毕业之后所用。也有其他人断定，他们不快乐的原因不可能在于学校。他们之所以觉得不快乐想必是因为他们在某个连自己都弄不懂的神秘方面失败了，是他们自身能力上的不足。正是这样的一些学生可能会去仿效玛丽安•史密斯的行为。
学生们对哈佛社区的抱怨经常是围绕着校园的社交生活的。依照法律，哈佛大学一年级的本科生是不能喝酒的，因此他们的社交活动也就只能局限于同年级的学生之间。由于他们在大一结束之前必须住在学校为他们安排的学生宿舍里，所以他们与高年级的学生很少有交往。虽然学生们多年来，甚至可以说几十年来一直在争取，可是迄今哈佛还没有一个让来自不同年级、不同宿舍楼的学生可以聚会的学生活动中心或是公共场所。学院规模的社团非常少，而且即使是这为数不多的学院规模的社团也常常是让学生大失所望，并不能提供他们所期待的那种更典型的、具有更多乐趣的大学生活。“州立哈佛”社团是个最近才创立的社团，其招徕会员的口号是“加入我们的行列吧，你会觉得自己上的只是州立大学”。然而这个社团有时不免会受到指责，被人认为带有一种势利的涵义。但是事实上，“州立哈佛”其实并非傲慢自大的心态的折射，其真正折射的是一种羡慕、一种渴望，甚至是有点缺乏安全感的心态。有时候，哈佛的学生只是想以他们想象中的其他学校的学生的方式来寻求快乐。
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在哈佛的社交生活中便存在一个真空，这个真空便由一种独特的哈佛现象——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终极俱乐部——来填补。
在哈佛，私营的男学生俱乐部的传统可以回溯到1791年，当时成立的珀赛琳（Porcellian）俱乐部至今仍是哈佛最高层级的俱乐部。现在哈佛共有8个这类性质的俱乐部，而且迄今仍只有男学生才可以加入，譬如飞翔（Fly）俱乐部、狐狸（Fox）俱乐部、凤凰（ Phoenix）俱乐部和德尔斐城（Delphic）俱乐部。这8个俱乐部的会所散落于哈佛广场周围的黄金地段，从外表上看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实际上这几座多层建筑物的内部设施却布置得十分雅致。从整体上说，这几所终极俱乐部据说是剑桥镇第二大的业主。哈佛十分希望能买下它们的土地，却做不到;每个俱乐部都是它的毕业生的私人财产。多年以来，这些俱乐部通过共用各种公用设施，如供电系统和电话系统等，与哈佛联系在一起。不过在1984年，由于对这些俱乐部的歧视性政策所带来的法律后果感到不安，哈佛对自己与这些俱乐部之间官方的关系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尽管哈佛的行政管理部门或许对这几个俱乐部的消失与否并不在意，但它却无法做到这一点;甚至在某些方面，它也承受不起这么做的后果。加入这些俱乐部的哈佛校友都是有钱有势的校友——他们的权势可能比非俱乐部会员的哈佛毕业生的权势大得多——要是他们的母校敢对他们采取任何不友好的行为，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与耶鲁大学的秘密团体——诸如骷髅会——不同的是，骷髅会的活动内容是不对外公开的，其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增进成员间密切的关系。而哈佛的终极俱乐部在本质上却是个社交团体。（之所以得此名字是因为在哈佛的所有俱乐部中，它们的级别是最高的。）每年，俱乐部主要从大学二年级学生，其次是三年级的学生中招收新会员。想要成为该社团的新会员要参加一系列竞争性的社交活动，这过程中有许多参与者要被淘汰。这些俱乐部的入会要求条件甚至比进哈佛严格得多，最后每个俱乐部大约会有20名左右的男生过关斩将，成为该俱乐部的成员。“成为某个俱乐部的会员拥有许多的社交优越感。”有个凤凰俱乐部的成员在得到保证，其真实姓名不会被公开的前提下解释道。（俱乐部的会员们是不允许谈论他们的俱乐部的。）在被俱乐部接受之后，他说，“那些从未与我交言的女孩在大街上会走过来向我道贺。”加入终极俱乐部还有个额外的好处:由那些已经毕业的俱乐部成员建立起来的关系网将帮你在毕业后找到工作。
当然了，俱乐部的成员可以在校园里享受到一些最豪华的设施。每个俱乐部的会所都有图书室、餐厅、书房、纸牌室、酒吧等设施，就像是过去的年代里某个富裕的贵族家庭的遗迹。虽然当地的规定禁止人们在俱乐部住宿，但多数俱乐部都设有卧室以备不时之需。每个星期都有专门的厨师为这帮年轻人准备几次饭菜。这么奢华的地方居住的居然是一些年轻人，让人看了未免会有一点奇怪，就像是孩子们乘他们的父母不在城里时接管了整栋豪宅似的。哈佛历史学家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曾经在无意中轻描淡写道:“俱乐部并不是为你将来在一个民主社会中生活做准备的最佳场所。”而事实上，它们也无意于为你在民主社会中生活做准备。相反，其所起的作用就是阻碍英才教育的进一步扩大，是一种进一步巩固已有的特权地位的手段。
在周末，这些俱乐部敞开它们的大门，举办各种聚会和各种喧闹的酗酒狂欢会，接待那些受邀请的和那些没受邀请的学生。这些活动支配了学校的社交生活。因为俱乐部并不对所有的人开放，通常只有那些名字被列入宾客名单上的学生才得以进去，当然了，这些宾客名单往往是俱乐部会员的一些同性朋友以及哈佛校园里最漂亮的女生。（例如，凤凰俱乐部允许每个成员邀请17个女性朋友。）尽管许多学生说他们对这个淘汰过程十分反感，而且这也与他们当初被哈佛所录取的那种以优秀为基础的方法背道而驰，但是那些受到邀请的学生还是会去的，这是因为他们缺乏其他的活动，而且俱乐部会提供酒水。由于大多数哈佛学院的学生都未满法定的21岁的喝酒年龄，剑桥的酒吧通常要求学生出示年龄证据;而在终极俱乐部则没有这个要求，之所以它们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如果它们提出这一要求的话，那么它们自己的会员大多也就不能喝酒了。剑桥这地方的酒吧在凌晨1点关门，终极俱乐部则不然。一些聚会都有特定的主题。飞翔俱乐部每年都要举办“了不起的盖茨比”狂欢会;猫头鹰俱乐部则每年都会有“天主教的女学生”聚会，出席舞会的女性客人按要求必须身着与主题相应的服装。多数俱乐部只允许女性从后门进入并且还规定她们只能待在一些特定的房间里。终极俱乐部的聚会一直以来都是学生们寻找性伙伴的中心，尤其是男生，由于这里女性学生的比例通常远高于男性学生，这里也就成为他们猎艳的中心。同样可以预见的是，这些场所已经成为男女之间先是约会，而后发生性强暴行为的地方。每一年都会产生一些新的传闻，说又有女生深夜醉酒后在这里楼上的房间里被强暴。“长期以来在终极俱乐部里不断发生性强暴事件早就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哈佛深红》的专栏作家马德琳•S.埃尔芬拜因在2003年5月的报纸上写道。如果受害者想追究责任，她可以将问题交给大学的管理委员会，也就是人们口头上常说的管委会，该部门是处理学生违纪行为的。（当然，她们也可以向剑桥当地的警方报案，不过很少人会这么做。）令人沮丧的是，要指控这种男女之间在约会过程中发生的性强暴很难举证，也就无法定罪。当然，同样难以否定的是，学校正在努力寻求它的解决方法。然而，由于哈佛无法控制终极俱乐部，因此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上校方几乎无能为力。然而，这些俱乐部最广泛的影响是使得校园里的那些参加俱乐部的以及那些受邀参加聚会的学生与那些没有参加俱乐部的或是没有受邀请参加聚会的同学之间的关系两极分化。假如你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男生，星期六晚上在校园里闲逛，心里纳闷着所有最可爱的女生都去哪了，她们很可能就在终极俱乐部里，正和那些社会地位似乎要比你高的人跳舞喝酒。不可避免地，社会地位的不同将导致朋友、室友之间关系的紧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与终极俱乐部有关系的人，无论是俱乐部的成员还是那些受邀请的客人，几乎没人会为这种社会地位上的差别而感到十分惬意。“我理想中的哈佛是不应该有这些俱乐部的，”凤凰俱乐部的一个会员说道，“但是这里又没有其他找乐子的机会。”
在哈佛，处处都存在着竞争:各种申请，学术，课外活动，社交生活，性行为。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任何一所大学都是这样的，生活本身也是如此，但是哈佛中的竞争却四处蔓延。因为虽然这些学生处在金字塔式教育系统的顶端，但他们仍然年轻，情感的成熟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自身的判断力，才能承受得了各种压力的考验。最高层次上的竞争与少年初长成时所面临的各种心理和情感上的压力和挑战结合在一起，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苦恼，有时甚至更为糟糕。
许多学生与哈佛之间似乎存在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他们尊重哈佛的历史，尊重它的传统，尊重它的影响力;当他们告诉那些没有进哈佛求学的人他们在哪上学时，他们觉得就如同“投放了一颗H弹”。但他们也为哈佛大学过去的影响力而深感压抑。他们所在的这个学校鼓励他们去追求个人的自立，然而这个学校自身辉煌的历史却常常被人们提及，湮没了他们个人的重要性。有时他们渴望着叛逆，然而，他们发现自己周围的人都是因顺从而获益的:权势、财富和名望都归那些遵循哈佛规则的人所有。此时，叛逆似乎就显得是非常不明智的了。
尽管如此，学生偶尔仍会有一些破坏性的行为。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根据哈佛的传统，有三种仪式是每一位哈佛学生在他们毕业前会尽其所能去一试的。这三种仪式对哈佛的妄自尊大提出了抗议，它们提醒哈佛，其神圣的殿堂会因为缺乏有血有肉的人类的声音而显得空洞。
第一种仪式就是在灯光昏暗、堆满书籍的怀德纳图书馆里，在数百万册布满灰尘的书籍与那些独自一人埋头苦读的研究生们常摆满书本的阅览架之间发生性行为。这么做并不容易，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干这种事情又不被发觉的机会十分的短暂，而且是难以预测的。图书馆的人员经常会重新整理书架上的那些书，而且还有那些到了午夜还在挑灯夜读的研究生。当然了，这样的冒险会让性行为的整个过程变得格外刺激。同样，在一个堆满着已故者的令人敬畏的作品的地方过疯狂的非理性的生活，感觉亦是如此。这是一种更健康的、同时也可能是一种更富喜剧性的反智冲动形式。正是这种反智的冲动形式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扬言要烧掉怀德纳图书馆的目录卡。
第二种仪式被称为远古的尖叫。每个学期，每逢考试的前一天晚上，午夜时，数以百计的男、女学生会一丝不挂地在哈佛园里绕着哈佛园的周界奔跑。这是需要勇气的，不仅仅是因为其他数以百计的学生和一些教师会聚集在这里观看，而且还因为秋季这一学期的期末考是在1月份进行，按理是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一年中气候最冷的一个月。学生们只穿着运动鞋，一边高声叫喊，甚至是尖叫着，一边冷得身体直打战，绕着大约五六百码的哈佛园飞跑。它既不是与性有关的示威，也不是体能的炫耀。没有人在裸奔时会给人以美感的!这其实是一场人性畅快淋漓的爆发!这群哈佛学生的行为摆脱了人类天性固有的谦逊和故意伪装出来的愚钝。在哈佛，这种“远古的尖叫”活动是哈佛里少有的集体行动。即使在漆黑的深夜只持续那么几分钟，它也会让人感觉到他们或多或少具有一些人类的性质，也有一些人性的特点———就跟学生们占据马萨诸塞厅时在哈佛园中冒出的星星点点的帐篷村落一样。
第三种仪式则涉及坐落在哈佛园里的哈佛大学堂前屹立的乔治•哈佛的铜像。上面雕刻着: 创始人乔治•哈佛，创建于1638年。这座1884年铸造的铜像是旅游团必停的一个驻足地，旅游团的导游们把它称为“三大谎言之像”。首先，乔治•哈佛并不是这所大学的创建者，而是它最初的巨额捐助者。其次哈佛创立的年份也并不是1638年，而是1636年。此外，由于乔治•哈佛没有任何的画像留世，因此雕塑家丹尼尔•切斯特•弗伦奇根本就不知道乔治•哈佛长得啥模样，所以他把一个1882年从哈佛毕业、长相英俊、名叫谢尔曼•霍尔的年轻人作为他的模特。这就是所谓的三大谎言。
由于它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拍照留影的背景，所以乔治•哈佛的雕像可能是哈佛最吸引游客的景点之一。在秋天和春天，几乎每次散步你都可以看到大批的参观者站在雕像前互相拍照留影。通常他们还参与另一个习俗———摸它的左脚以求好运。因此多年来成千上万的人都来摸那只脚，使得它由深暗的青铜色磨成了耀眼的金黄色，比铜像的其他部分明亮了许多。
但是铜像的那一部分之所以会变成金黄色还有一个不为游客们所知的原因。哈佛大学的本科生们多年来的第三个成年仪式就是往乔治•哈佛的左脚上撒尿。这种行为包含了一些竞技的色彩，因为铜像安放在一个高架的基座上，任何一个想要把尿撒在它的这只脚上的人，无论男女都必须爬上去。但凡周末深夜散步经过哈佛园的人都能看到学生们正在兴高采烈地用他们的尿为乔治•哈佛施洗礼呐。当然这种亵渎只会发生在黑暗里。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这种叛逆就消失了，而抛光又重新开始了。
“在每周一早上，我看见这些参观者都急切地要摸这尊铜像的左脚，”一位导游说道，“我真想告诉他们真正摸到的是什么，但是我不能那样做!”

哈佛的校长们
普西
纳森•马什•普西受命于危难，从他担任哈佛校长的那天起非常不幸地历经了“越战”、民权运动、学生抗议和政治暗杀等活动。他是一位从事古典研究的学者，1928年毕业于哈佛学院，并在1935年获得哈佛哲学博士学位。（据报道说，他“对雅典法兴趣浓厚”。）普西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宗教信徒，他定期参加在哈佛纪念教堂的各种宗教活动，并为改善长期贫困的神学院而尽心尽力。纪念教堂的牧师彼得•戈梅斯称普西是“最后一个基督教徒”，戈梅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普西是最后一位深信宗教信仰并受到宗教信仰激励的哈佛校长。（“这个称呼确实有点问题，但我好不容易才侥幸想出这么个称谓。”戈梅斯开玩笑道。）普西的信念表现在他那宽阔而又坚毅的脸庞上，他从不为任何难题而愁眉不展，也不因它的最终解决而眉开眼笑。
1953年春季，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宣布他将辞去哈佛校长一职，并将前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担任美利坚合众国驻德国高级代表时，没有一个哈佛人意料到普西会接替他的校长位置。他们怎么可能意料到这一结果呢?几乎没有人知道普西是谁。当时的新校长候选人中最有优势的一位是时年33岁的麦克乔治•邦迪，一个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副教授，虽然十分年轻却极具才华;另一位则是希腊文学教授约翰•休斯敦•芬利伦，他帮助编写著名的《哈佛红皮书》，为战后美国的教育制订了蓝图。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两个人可谓德高望重，是接替科南特的最佳人选。
普西曾经是劳伦斯学院的院长。劳伦斯学院是一所小型文理学院，位于威斯康星州东部的阿普尔顿市。这是所很不起眼的学校，至少在许多哈佛人的眼里就像不存在似的。普西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爱荷华州人，他成了哈佛历史上第一位出生于哈德逊河西岸的校长。不同于艾博特•劳伦斯•洛厄尔，普西的家庭并不富裕;不同于詹姆斯•布赖思特•科南特，普西没有娶哈佛教授的女儿为妻。在他担任哈佛校长之前他连哈佛的教师都不是。在哈佛校园内外，普西的名字竟是如此默默无闻，以至于他被甄选为哈佛校长的消息公之于众后，哈佛校园里迅速流行起一个调侃的咏叹小调:“普西普西，谁人认识你?”而且，有问也就有答。哈佛的学生和校友还编了另一首非常押韵的曲子来应答前面的那首小调:“我们不能太挑剔，所以只能选普西。”
但在他担任哈佛校长的大部分时间内，普西挫败了对他持怀疑态度的那些人。他精明地任命了邦迪为哈佛文理学院的院长，收服了这位聪明能干、精力充沛、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潜在对手的人。同时，普西也被证明是一位筹款高手，他组织了当时高教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筹资活动，总共募集到了8千2百万美元。而且他毫不畏惧地利用自己的特权身份对当时美国的一位横行霸道者进行谴责。在劳伦斯学院任职期间，普西一直都毫不畏惧地对越来越危险的乔•麦卡锡进行谴责。对于普西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校长一职，麦卡锡评论说是“哈佛之所失，威斯康星之所得”——他本人也完全可以胜任哈佛校长一职。“我确信，总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将以怀疑的态度来回顾这一可恶的不合理现状。”麦卡锡告诉记者说。一位1954年在哈佛任教的教师回忆说，普西总能“以沉着冷静的勇气”与麦卡锡进行对抗，并称普西不愧是个“名副其实的哈佛校长”。
但这种道德上的信念也只在20世纪50年代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当最大的威胁来自哈佛内部时，这种力量就被证实并不适合60年代的哈佛。随着学生抗议运动开始在全美各大学校园里蔓延，普西拒绝相信哈佛也可能会受这一动荡局势的影响。大学里发生的很多问题显然是外界力量所致，为什么要以此来攻击大学呢?“热衷于政治问题的本科生并不多，”他宣称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屑于这类事情。”、
事实表明，这些大学生对政治抱有极大的热情———虽然起初这些学生的抗议活动似乎只是荷尔蒙在起作用而已，根本与政治问题无关。1960年哈佛全体教师投票决定，哈佛的毕业证书改用英语印刷，取代传统的拉丁文。结果，大约有两千名满腔怒火的大学生来到洛布馆前游行示威，接着又来到校长的宅邸，不断地反复高呼“用拉丁文，不要普西!”校长走出家门用拉丁文向游行的学生们发表演说。事实上没有学生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因此这场抗议很快就归为平静。
普西意识到，学生们既没有能力处理重要的事情，也不懂得他们所要面对的事情有多复杂。接下来几年里所发生的事件丝毫没有让他改变自己的这种想法。1963年，学生们抗议砍伐纪念大道两旁的悬铃木的计划——纪念大道是与查尔斯河并行的一条四车道的公路。抗议活动取得了胜利，纪念大道两旁的这些悬铃木得以逃脱被砍伐的命运。1966年，学生们抗议在哈佛广场张挂“由此走/请止步”之类的公示语，但没有成功。虽然这都是些琐碎小事，但这些不起眼的突发事件似乎都蕴藏着一个不变的规律——哈佛学生看重传统而不欢迎“进步”。一旦“进步”侵入哈佛社区，他们就会出面干预。

博克
一个成功的哈佛校长所依靠的不仅是他所拥有的权力，还包括他的领导风格。他可以把他的意愿强加在哈佛大学的每个人身上，但是如果哈佛的师生员工认为他的要求不合理，或是他运用权力的方式不当，那么他们将不会接受他的意愿，于是整个大学将停止运转，整个校园里怨声载道，动荡不安。哈佛的全体教职员工、学生和校友都十分关注领导风格。他们希望他们的校长口齿伶俐、善于雄辩、学识渊博、行事沉着、稳重练达、言辞风趣诙谐。因为他比其他任何人更能代表着整个哈佛，他把哈佛的特性与价值观传递给外部的世界。同时，他们也希望他们的领导品貌兼优、平易近人、受人爱戴并且像天鹅绒手套那样结实，而且还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或者至少是一个在哈佛工作和学习过的人。现在很多大学非常关注学校的财务，因此也就聘请了一些不具备相应的学术研究背景的商业管理人来担任校长。在哈佛，这种做法绝对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罗伯特•鲁宾一度作为校长人选而备受争议，因为他从来都不曾是个教授）。哈佛的校长首先应该是学者，其次才是一个行政管理者。
从“二战”以后，没有任何一位校长能比德里克•博克更胜任这一多重角色了。在1968—1971年担任法学院院长期间，博克以其老练的手腕平息了各种激进的学生运动而声名远扬。在1968年的春天，数十名法学院的学生结伙在法学院的图书馆静坐示威。博克闻讯后的反应是给这群学生带来咖啡和油炸圈饼。他站在一张桌子上，针对学生关心的问题发表演说并回答了他们所提的问题。但是当博克吃力地从桌子上爬下来时，全身的血涌上他的大脑，他晕了过去。
“当我醒来的时候，围在我周围的学生激进分子已经不再群情激愤了，此时的他们脸上挂着的是一种忧虑的表情，他们心里或许在想是不是因为他们致使我突发心脏病或是其他什么疾病，”博克回忆道，“他们都非常关心我，要我吃这个，吃那个。他们开车送我回家，在这学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受到很多的优待。不过，在暑假过后，他们又开始放开手脚无所不为了。”
从1971至1991年，作为校长，博克始终保持了既有贵族气质又具平民风格的形象。他身体健壮长相英俊，整天给人一种看起来悠闲自在、无拘无束的样子。他当时开的是辆大众甲壳虫汽车。甚至当他到当地的哈佛信托银行排队存款时，他还边排队边听取其他客户对哈佛的建议和抱怨。他的午餐则是在哈佛园对面，马萨诸塞大街上的一家名为“这里有好吃的面包”的便餐连锁店买的。他的妻子是瑞典的哲学家，名叫西塞拉•博克，和他同样地魅力十足、才华横溢。博克校长的人生似乎十分美满，令人羡慕。而且他看上去总是那么的得体大方，所以几乎没有人会忌恨他的好命运。
虽然博克现在已是75岁高龄了，但仍然保留着名誉校长的头衔，而且在他所协助创办的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保留着一间办公室。他曾经梦想能在肯尼迪政府里工作，因此长期以来他一直都在倡导公共服务，并致力于创建一所学院来培养政府工作方面的人才。在确保自己的言论不会被人解读为针对某个特定的校长，而只是就事论事的前提下，他谈到了哈佛校长的领导角色。
“发布命令是不可能把书写好、把课教好的。”博克解释说，“尽管从理论上说，你有权这么做。但是你可以用另外的方式进行领导，例如你可以改变议题，或让人们关注你的议题，也可以试着去规劝、感化、说服。这些就是软技巧。
“有一些校长试图用威慑来进行领导，”博克继续说，“他们非常强硬，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发挥到极点。但也有一些校长，他们的领导方式就不一样，他们依靠的是赢得教师们的尊重和爱戴。
“你在很多方面要依靠你和教师之间的这种无形的关系。如果你自己都无法相信能赢得教师们的敬意，那么大学校长这项工作对于任何一个想要从这项工作中获得满足感的人来说都是个严重的伤害。当然，你是个替这所大学里的每个人着想的校长，特别是个为全体教师着想的校长。你是他们中的一员。你为了他们正在不断地牺牲自己，把这所大学变得更好。这个时候他们却回过头来说：‘你是个平庸之辈。我才不相信你说的这一切。你空话连篇，只会夸夸其谈。’这些话只会使你泄气。如果他们不尊重你，不信任你，你再怎样呕心沥血也是白搭，对你来说这才叫致命呢。
“不要因为有个别教师反对你，你就气馁了。如果你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不舒服，或是对他们的权威性造成威胁，他们因而不喜欢你的看法和作为，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你的立场。 “不论你是否觉得气馁，你都得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博克总结道， “或许你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但有时候正是在这样一些场合中显出一个杰出的校长与一个无能的校长的差别。”

陆登庭
20世纪60年代，无论是在研究的广度上还是深度上，美国的大学都当之无愧地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学。这也是美国20世纪最成功的范例之一。但是这一发展如今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为了应对这一发展迅猛的态势，大学开始扩展其行政管理机构，聘用律师、财务人员、人事经理和卫生保健方面的管理人员、退休福利管理专家、房地产管理人员以及众多的公共关系顾问和资金募集者。他们通常来自企业和咨询公司，他们做事的风格往往折射出一种商业文化，而不是学术文化。在“越战”以前，特别是在“二战”之前，在哈佛最有发言权的是哈佛的教师，但随着集中管理体制的发展，权力越来越集中到校长和那些毫无知名度、只是听从校长调遣的行政官僚的手里。在哈佛，权力从那些被视为代表学校意图的人的手中流失，流向那些懂得如何运作它的人手里———最重要的是集中到了那些掌握财权的人手中。
此外，大学和政府的关系也损害了学校在面对政治和市场压力时的独立性。一所大学越富有，就越容易卷入政治和社会公正的纷扰中去，它们必然要么接受这些使命，要么拒绝接受它，和它分道扬镳。当然，这一切取决于每个人如何看待大学在社会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在喧嚣的20世纪60年代，各所大学，特别是哈佛与军工联合体间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私人关系上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学生们抗议的焦点，而且这个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几十年的巨额的资金注入还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使资金突然被切断，但基础设施还存在，你还得承担相关的费用。如果你用政府或基金会的资助资金建了一间新的实验室，你不能因为没有新的资金注入便将它关闭。在“越战”之后的几年间，哈佛的的确确出现过这种情况:由于政府减少了对教育的投入———这在现在看来似乎有点忘恩负义，甚至可以说是很不友善的行为———学校关闭了部分实验室，因此那些被疏远了的校友也大幅度削减了他们的捐赠。
所以，当哈佛大学在遴选德里克•博克的接班人时，它的财务状况委实难以令人乐观。一方面，在1991年它的确有一笔47亿美元的捐款。但是这笔捐款比起上一年度已经减少了5千2百万美元，而且当年哈佛还有约4千万美元的财政亏空。无疑，哈佛的下任校长应该具备两项才能:管理能力和募集资金的能力。与此同时，假如他还可以是个学术权威的话，那便是锦上添花了。当然了，作为校长，他需要了解一所学校，为了少走弯路，避免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用在对学校的了解上，这位校长的预备人选必须首先对学校有所了解，免得就任后无谓地浪费时间;如有可能，校长最好从那些在哈佛学院读过本科的校友中甄选。如果从哈佛学院毕业的校友中没有合适人选，那么从哈佛的其他学院获得学位的人也还算够格。（德里克•博克的大学本科就读于斯坦福大学，他是自1654年在哈佛担任校长的查尔斯•昌西之后第一位没有在哈佛学院就读过本科的哈佛校长。博克只有在哈佛大学的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资历，因此，一些哈佛校友甚至在他从哈佛校长职位上退下来之后，仍在怀疑他是否是这一职位真正够格的人选。这种蔑视让博克大为光火，他说:“我在哈佛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不止一次用支票缴付学费，他们都欣然笑纳了，却从没跟我说法学院不是哈佛大学的一部分。”）具备上述几个条件者可谓凤毛麟角，而尼尔•陆登庭便是具备所有这一切条件的人。从他就任哈佛校长之位的那一刻起他也就承担了筹集资金的重任。
找人家要钱对大学校长们来说是件很要命的工作。募集资金就意味着要无休止地闲谈，要去拍那些身为大款的校友的马屁，一再地献殷勤，低声下气、甜言蜜语、连哄带骗地曲意逢迎，总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伸手向他们讨钱。任何一位可以在支票上签一笔七八位数捐款的捐款人都不屑于与资金筹措办公室里的中低层职员打交道。他们只想见校长——和校长单独面谈，随时一个电话打过来，跑到校长的府邸吃饭，听校长们低声下气的恳求。他们想听校长说:“我需要你的帮助……”捐款的乐趣不仅仅在于你能进入一座刻有你的名字的大厦或是接见一个依赖你提供的奖学金而求学的学生。它不仅是一项意义非凡的事业，同时也可以让你体验到哈佛最有权势的人物不惜颜面来讨你欢心的那种令人兴奋的感觉。
毫无疑问，大多数校长都想当一个领导别人的人，而不是一个求人的人。他们喜欢给人作报告，喜欢一流的老师和学生争先投奔到自己所领导的学校，喜欢出席橄榄球赛，喜欢去国外旅游或是接待国外来宾。他们想得到长期以来自己所景仰的那些学界权威们对自己的认可。他们不希望人们说他们每年获得的捐助主要来自那些商学院和法学院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有的是公司收购者，有的是任事股东，或是那些对诗歌艺术一窍不通却能玩转对冲基金的套利天才。
但尼尔•陆登庭看起来并不介意到处去讨钱。相反，他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筹款工作中，这种热情是无论如何都难以伪装出来的。1994年5月，哈佛的资金募集活动拉开了序幕，目标是募足21亿美元，这一数字将使当时哈佛所获得的捐款数额增长约1/3。其他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可能有筹集这么一大笔款项的念头。回溯到1979 年，博克筹到了3.5亿美元，这在当时就被认为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了。
然而天佑陆登庭，他的资金募集计划的启动恰逢其时。因为此时的美国进入经济复苏阶段，股票市场一片欣欣向荣，那些最富有的美国大亨们赚钱的速度快得让他们怎么花都花不完。再加上陆登庭言行举止诚挚和蔼，做事心思细密，同时还精通建立人际关系的艺术，不愧为一位筹集资金的高手。一位亲眼目睹他做事的哈佛教授回忆道：“他会关心你正在申请念大学的女儿，或是你正在住院的继母。”这一切让那些被劝募的人觉得他很在意他们，把他们放在心上。而且陆登庭从来都未曾对这些捐款者的富有有过心理不平衡，也未曾拐弯抹角地表达过自己受到他们的怠慢而愠怒不快。他喜欢不厌其烦地同那些有钱人交往。他以诗歌和文学爱好者所特有的热情，用种种令人无比振奋的方式告诉捐款者他们所捐的款项将用于何处。他不会喋喋不休地告诉你，这些钱将用以购建暖气系统或是一条残疾人专用的无障碍通道等等。相反，他会引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谈论哈佛将如何如何地成为一个“思想的帝国”，它并不是在建造一座攸关得失的新宿舍楼，而是在构建它的未来。
陆登庭把募集资金这项工作视为一项十分有价值的事情，他心甘情愿地为它奉献自己的力量。也正因为他认为这是自己对学校所应尽的义务，因此，他舍弃自己的一切。他从不谈及自己，从不炫耀自己的成就。他所谈的只有“哈佛”。每当有记者要对他进行专访时，他总是借故推托掉，因为他认为只有哈佛才是最重要的。
人们常问陆登庭，哈佛已经这么富裕了，为什么还需要他们捐赠呢?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让哈佛的劝募人员觉得很不痛快。在校友捐赠这一方面哈佛总是落后于像普林斯顿、达特茅斯学院这样规模比哈佛要小的学校。这两所规模较小的学校往往有着组织紧密的学生团体，他们的校友觉得自己的母校确实需要他们的捐赠。此外，哈佛极少吸引到数目巨大的单笔捐赠，一笔捐资就达5千万或1亿美元这样的横财可以让一个校长的工作变得轻松多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大学的劝募人员都在窃窃私语，究竟哪一个学校可以率先获得10亿美元的捐资这个大家长期努力的最高目标）。但拥有如此大的一笔钱的人希望自己的慷慨解囊能在所捐赠的学校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把这笔钱捐给富裕的哈佛会不会顶多是锦上添花，甚至是多此一举呢?
对此陆登庭早已有了现成的答案，他的回答是：首先，哈佛大学总是在不断地成长。哈佛大学里那些富有才智勤于思考的人一直在不断地策划新的项目、新的学术中心和新的研究，而所有这些全都需要钱，需要大笔的钱。就像那些在规划办公室工作的人常说的那样:不壮大就得被淘汰。
而且哈佛大学的校长并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有笔现成的50亿美元的巨款，随时可以掏出支票本，需要多少开支就填多少。相反，这些钱被划分为多笔不同的捐款。这所学校仍然沿用一种分权管理的旧体制，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各自为政”的体制，即每个学院都依靠各自的力量自主沉浮。绝大多数的美国大学，收取的学费都统统存入学校统一的账户上。但在哈佛，却是每个学院自己掌管着本学院的学费收入，由该学院的院长掌握。这一体制对各学院的扩展产生了促进作用，因为哪个学院招收的学生越多，赚的钱便越多。因此哈佛的一些学院，由于其专业是吸引众多学子就读的热门专业，如法学院、医学院和商学院等，因此便发展成为全美私立大学中同类专业学院中规模最大者。能左右教育发展的无它，唯金钱耳!反过来，随着哈佛毕业生的人数越来越多，给母校的捐赠也就越来越多，因此哈佛便可以不断发展壮大。 “各自为政”这一体制的另一方面就是，哈佛的每所学院都是在为自己募集资金，并且只有各个学院的院长有权决定怎样使用他们自己所募集到的这些资金。因此，如果某些学院的毕业校友钱最多，而且出手阔绰，十分热心把钱捐给母校的话，那么这些学院获得的捐款份额便最多。由于各个学院的院长实际上掌握着这些捐款的使用权，因此他们实际上是哈佛的实权人物，是哈佛王国里名副其实的王公贵族。然而，有些学院的毕业生所从事的是收入较低的职业，因此这些学院募集资金的难度便要大一些，所募集的捐款就要少得多。约翰•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哈佛设计研究生院、哈佛公共健康学院等总是在为摆脱财政赤字而苦苦挣扎。因为从事政府事务，从事建筑学和公共健康等工作的人难以致富。而处在哈佛最底层的则有哈佛教育学院和哈佛神学院。他们的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收入低，几乎没什么钱可捐，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完成学业他们往往在毕业时已经背了几万美元的助学贷款的债务。当他们成为公立学校的教师或是监狱的牧师时，年收入仅仅只有2万7千美元，单单是偿还这么一笔债务就要花很长的时间了。“各自为政”的机制迫使哈佛的各个学院在竞争中求生存，这样的做法并非一无是处。每个学院都得平衡自己的预算，而不是依赖校方来为它解困。或许就是这么一种强制性的自负盈亏机制鞭策着各个学院变得越来越好，变得更有闯劲，更有创新力，也正是这一机制迫使各个学院负起决定院长和师资人选的责任。但是“各自为政”同时也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富有的学院越来越富有，而那些贫穷的学院只能是在挣扎中求生存。难不成商业真的比教育更重要，法律真的比上帝更重要!或许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规则吧，但有人就在纳闷:学校难道不应该承当起对财力进行再分配的职责吗?这样不就能培养出更多的教师和牧师，少培养一些律师和投资银行家了吗?难道大学不应该对资本主义的不公正进行还击，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反思的层面上吗? 陆登庭的部分使命便是打破哈佛校园中长期存在的这一割据局面。这种割据局面在方方面面，无论是在细节问题还是原则问题上，都对哈佛的生活造成了影响。每个学院都有各不相同的校历，其学期开学和结束的时间也不一样。即使一个学生得到允许可以去修另一个学院的课程，但由于教学进度的安排总是相互冲突，几乎难以协调，而且学院与学院之间也几乎没有任何交流。尽管法学院培养律师与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培养公共政策专家的教学任务存在着重叠，然而法学院的教授却对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课程安排全然不知。尽管商学院的人可以和医学院的人一起工作，把哈佛的专家不断研究所取得的医学研究成果推向市场，但商学院的人全然不晓医学院在上什么课程。另一件咄咄怪事是:哈佛大学的校长实际上并不拥有那座马萨诸塞厅，这是一座并不太起眼的红砖建筑，哈佛的校长办公室便设在这里，但它的所有权却归文理学院所有。因此哈佛大学的校长还要付租金给哈佛文理学院的院长。问题就出在这些学院院长们的身上，尤其是哈佛文理学院和另外三所最大的学院的院长身上。只要他们在行政和经济上自主，不受哈佛校级行政管理部门的辖制，那么他们也就拥有了极大的权力，几乎是处于一种自治的状态。虽然这些院长都是由校长选拔任命的，但一旦他们权力在握，他们便时常会让校长感到大失所望。然而一旦这些院长能够让校级行政管理部门对各个研究生院发号施令——诸如他们可以聘用谁，各项经费该怎么开支，甚至如何去募集资金等等——那么哈佛校长的权力便增大了，而各个学院院长的地位便相应地降低了。但又有谁情愿放弃自己的权力呢?又有谁会说校长在做各项决策时完全了解各个学院的需求呢? 陆登庭开始慢慢着手削除这一“各自为政”的机制。首先他开设了一些院际之间合作的教学和科研项目，而且他深信，这次募集20亿美元的活动将是一次由哈佛的校长办公室发起的全校性的运动，而不是由下属各个学院分头组织的。陆登庭设定了这一目标和一些优先要做的事情，而下属各个学院的院长们将一起来努力完成这一目标。在一个局外人看来，这些似乎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合理措施。但这些在哈佛大学却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当然，陆登庭的工作不仅仅是为学校筹措资金，在他担任校长的头两年，你可以经常看见他那富有活力的身影活跃在校园的各处。这个喜欢到处走动的新校长常常到宿舍去和学生见面，在橄榄球场边徜徉，在教师俱乐部里吃饭，常常在课堂、宴会和各种会议上现身。哈佛校园中陆登庭的踪影无所不在。
同样随处可见的还有他的致谢函。每个和陆登庭有过接触的人都会收到这位校长本人的致谢函，这些致谢函不仅仅只是一两句象征性的客套话，而是一整段一整段的，有时甚至是好几页，而且都是手写的，因为陆登庭不用电脑，在他10年的校长生涯中，他从来没有发过一封电子邮件。这些致谢函非常客气，非常体贴，充满了感激之情，但有时人们也不免会怀疑这些致谢函是不是他真正用心花时间写的。彼得•戈梅斯回忆道，“你原以为自己得到了陆登庭校长的另眼相看，可以收到这样的一份致谢函，但是当你环顾四周，发现每一个人也都得到一张类似的致谢函时，你才明白陆登庭校长的致谢函就和2月那漫天飞舞的雪片一样多。”
陆登庭在和人握手时手软绵绵的，就跟湿面条似的，膝盖也总是微曲着，没有绷紧。他的这种谦恭的风格让许多哈佛人觉得很不对劲，他们认为他的言行举止与哈佛校长的身份格格不入。但陆登庭却似乎十分乐于曲意逢迎那些有钱人，就像是一个学业成绩优异的孩子得到了那些家境优渥的孩子的待见，被他们当成了哥们儿，因此觉得十分受用。马丁•佩雷茨是哈佛的杰出校友，是《新共和党人》杂志的所有人之一，他说:“尼尔•陆登庭是一个出身于工人阶层的有抱负的社会名流。”虽然这种直率的说法会使许多哈佛人产生受侮辱的感觉，但许多人差不多都有类似的看法。
为陆登庭辩护的也大有人在，他们认为他只不过在诚惶诚恐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唯恐没有做好哈佛聘请他要他做的事情。“尼尔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法学院的教授艾伦•德肖维茨认为，“他并不在意别人是怎么想的，他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而且对每个人都很尊重。他使你无法不喜欢他，甚至想让你的孩子长大了也能像他一样。”有些人认为陆登庭要比那些对他百般挑剔的人们所做的评价来得更聪明，也更机智。另一位拥护他的人说，陆登庭的搓手动作是他的一种独特的风格，是在掩饰他内在的坚韧。“尼尔看起来有点随和，但这是他给人的错觉，他也一样会不留情面的，如果有个人他不得不解雇，他就会解雇这个人，虽然他不愿意这么做，但他却会这么做。”
也许陆登庭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哈佛校长一职让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觉得自己十分孤单，恍若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也许正是这种与世隔绝之感让他自己觉得诧异不已。比起哈佛，普林斯顿要小得多，却让他觉得温暖而舒适。有位教授回忆道:“直到他到马萨诸塞厅上任后没有人来找他，这时他才意识到，哈佛在许多方面有别于普林斯顿。”哈佛大学拥有6500名本科生，学生总人数将近19000人，教职工人数达15000人。它太庞大了，校长不可能了解发生在身边的每一件事。它的权利也过于分散了，许多院长和教授都不会在意他们的校长想要的是什么。然而，哈佛却拥有成千上万的校友，他们每个人都对他有所期许。从他就任的那天起直至1994年的秋季，陆登庭每周都要工作120个小时。
后来他垮了。当年11月底，陆登庭竟然睡过了头，错过了原先约好的与一位捐款人的会面，而且他还意识到自己苗头不对。他不仅仅是错过了这次的会见，他现在甚至每天都不想起床了。
在接下来的3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尼尔不再在哈佛现身，他只告诉最亲近的助手自己去哪里了，去干什么，怎样才能找到他。而他究竟得了什么病则绝对保密。他的助手对外宣称，由于过度的操劳陆登庭把身体给累垮了。有消息说，他和妻子安杰莉卡一起去加勒比海休假，在那里他听古典音乐和阅读散文来放松自己。然而哈佛的校长患了神经衰弱的流言却不可避免地到处流传。陆登庭强调说，自己仅仅是身体上有点小毛病而已。“过后我回想了一下，我原来以为自己仍然只有35岁，用不着休息便可以一直工作三四年，”他表白道，“不过我现在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35岁的人了。” 但对此持怀疑态度者却认为陆登庭可能主要是头脑出了问题，身体问题倒在其次。
不管哪种说法是事实，陆登庭倒下去的消息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媒体完全明白陆登庭病倒这则新闻背后有可以进一步挖掘的题材。陆登庭成了《新闻周刊》的封面人物，《新闻周刊》称他为“虚弱的文艺复兴学者”，他体现了美国人由于压力过大和工作过度而倒下的生活方式。其他作者则把陆登庭视为全美各“巨型大学”校长的缩影，陆登庭的苦和累也正是全美每一位“巨型大学”校长的苦和累，由于这些“巨型大学”索求无度，这些校长难以招架。教育专栏的作者们话中有话，认为哈佛大学已经发展得太大了，以至于难以管理。这种说法让哈佛校方深为尴尬。
当陆登庭于1995年3月返回学校的时候，他简直判若两人，或者说至少让人觉得哈佛换了个校长。他把自己的校长权利授予他人并且削减了几乎所有的校园活动，他甚至搁置了废除各个学院“各自为政”这一体制的想法。他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校聘用他的主要任务上，那就是募集资金。据他估计，他必须平均每天募集到一百万美元才能达到供应哈佛校方的目标。试问有谁会因为陆登庭决定把他大部分时间用于为学校募集每天高达7位数的资金而忍心责怪他呢? 可偏偏就有这种人，他们可真干得出。随着斗转星移，哈佛大学在银行账户的钱日积月累地多了起来。然而陆登庭不仅仅在哈佛，甚至在全美都最终成为大学校长形象在不断下降的象征。“谁是大学校长?”一则新的笑话这样发问。“就是那个住在豪宅里却每天在乞讨要钱的人。”批评者认为，陆登庭作为大学校长却没有如人们对大学校长，特别是对哈佛的校长所期许的那样把崇高的教育理念和政治理想传递给学生。有人评论道:“现在的大学校长们跟阳痿了似的，只会白天把一堆纸片挪过来挪过去，晚上则去乞讨要钱，整天对任何问题都不敢吭一声，生怕会得罪捐赠人、校友、教职员工或者学生。”另外也有人则评论说，尼尔•陆登庭校长“做事优柔寡断，简直教人难以置信”。
无怪乎如今的美国几乎大部分国民大抵如此。他们不再有自己的政治信仰，不再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再有自己的道德准则。他们每天忙忙碌碌地做他们的发财梦。美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认为大学的校长应该是一个敢作敢为的校长。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许多这样的学者和新闻工作者成为美国大学的校长，他们中的几位最杰出的人物让人们在心目中树立起大学校长坚持真理、为真理而奋斗的形象。如耶鲁大学的金曼•布鲁斯特，他那充满着激情的关于社会正义感的雄辩言词使得躁动不安的校园里一场一触即发的骚乱最终没有爆发。在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西奥多•海斯堡将一个昏昏沉沉，犹如一潭死水的学府变成一个让全美刮目相看的大学。作为加州大学校长的克拉克•克尔则将一个由五花八门、良莠不齐的学院和大学组建起来的学校变成全美最好的州立大学体系。而在此之前的早些时候，罗伯特•哈钦斯在芝加哥大学率先开设了极其严格的“伟大著作”这门课程，同时取消了学校的橄榄球队，并批评美国人道德上的伪善。就是哈佛大学本身，“二战”之前有校长詹姆斯•科南特对当时在全美蔓延的孤立主义发起了挑战;而德里克•博克则大刀阔斧地进行课程改革，让哈佛的发展不因“越战”的冲击而裹足不前。
陆登庭在位期间，大学校长已经成为美国人心目中极具影响力的一个象征，其地位要比任何政客或商人来得高贵。在人们看来，担任校长者通常都是睿智博学的人，对政治、道德很有见地，能对眼前所发生的事件发表自己看法的人。不过他往往为人处世低调，不想参加竞选跻身政界。（当然了，如果他有这方面的想法他也可以做到，如，伍德罗•威尔逊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成为美国总统之前曾分别是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事实上，大学校长们淡泊、出世往往会使他们能够更全面地评价他们周围的一切事情。大学的校长们是世俗的传教士，他们用自己的讲台来传播教育的福音。“大家不要仅仅看我们的教室，”他们说的话大同小异，“大家也看看我们。”美国人对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失望至极，而那些宗教领导人也常常让美国人大失所望，因此他们便寄希望于大学校长们身上。大学校长的使命不仅仅是教育自己的学生，而且还要让美国社会变得更好。他们应借助自己特殊的地位发出他们的呼声:千万不要被那些美国资本主义的诱惑与堕落所玷污;当美利坚民族将要失去自信的时候，则应提醒美国人民什么才是这个国家最宝贵的。

终身教职制
在校园里，教授和学生们讨论着另一个问题：学术自由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对于一个不熟悉研究型大学的文化的人来说是个很难理解的问题。
在哈佛也许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得上哈佛文理学院的前任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更了解这个主题了。罗索夫斯基已近八十高龄，其从容安详的举止让人看不出他有一颗敏锐而又好问的头脑。他曾经是教授、院长，也曾是哈佛董事会的成员之一，但他现在在哈佛大学已经没有任何正式的职务了。不过他仍然在洛布馆的二层保留着一间办公室，哈佛董事会每月一次的例会就在这里召开。这就是罗索夫斯基受到敬重的一个体现。由世界著名的建筑大师摩西•萨夫迪设计的哈佛犹太教联合会（Harvard Hillel）的总部建于1992年，被命名为罗索夫斯基大厅。
罗索夫斯基是一个非常谦虚、从不自满的人，他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自豪，但当谈起自己的这些成就时又觉得不自在。然而他确实非常关注大学——它们的运作，它们的卓越之处，它们与纳税资助它们的美国公众之间的社会联系力量。因此，在1990年他围绕这个主题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是“大学——所有者手册”。他用“所有者”一词来指所有一切与大学存在利益关系的人:学生、教授、家长、校友以及大学里的其他工作人员。或许只有美国人才会相信这么一点:美国之所以会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原因之一便是美国的这种高等教育体系。
在书中，罗索夫斯基解释了哈佛的终身教职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它又是如何保护哈佛的学术自由的。当一个终身教授的职位出现空缺时，相关的系就要负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这一职位的最合适的人选。所在系的资深教师——也就是说，已经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们——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来遴选一个合适的人选。一旦产生了一位主要的候选人，这个系的系主任就会给其他大学的学者发函，征询他们的评价。信件里既有那些经过仔细考虑的人选的名字，同时又掺杂了其他并不在考虑之列的学者的名字做掩饰。（大家普遍认为这种掩盖手段骗不了任何人;每个人都知道谁是真正的候选人。）如果对这封信的回复令人振奋，那么系里的提名就会送到文理学院的院长手中。
如果院长也同意这一提名人选的话，他就会把这份提名送给特别委员会，这个所谓的特别委员会由哈佛大学校长、所在学院的院长、三位来自其他大学同一研究领域的学者，以及两个来自不相关的院系的哈佛校级教授组成。特别委员会碰头，一起对每一个哈佛学院终身教职的候选人的优点加以评价。这样的会议气氛十分紧张。“我看到这些出类拔萃的资深学者们彼此十分冷漠，相互间的礼节几乎难以掩饰住彼此之间的鄙视。”罗索夫斯基写道。
文理学院里的这些被提名者最终是否能获得终身教职还需经过校长的最后定夺。这一大权给了校长左右整个大学的师资结构的实权——对那些推荐了他无法认同的人选的院系，校长则责成这些院系的领导尽快提出新的人选名单。（设想一下，譬如说国会提名最高法官，总统拥有否决权。）
对终身教授的提名人选进行定夺也是个很大的负担。在哈佛学院，每年都要举行大约20次左右的特别委员会会议。每次会议之前校长都需要做几个小时的准备工作，他必须非常了解候选人的工作业绩。这样的会议每次往往要持续4个小时。校长要多加权衡才能做出定夺，因为他所要定夺的是教师们几个月来努力的结果——或者说，是候选人一生努力的结果。对于某个具体的人选而言，被否决不啻于灭顶之灾。“从他被否决的那一刻起，这个学者身上似乎就被烙上了一个耻辱的标志，经常都不得不解释说，自己之所以被否定掉大概是校长在做决断时在哪个方面出了什么差错。”罗索夫斯基写道，“据我所知，被否决的结果无异于给当事人留下一道很深的疤痕，即使是获得最高的专业成就奖也难以抹平。”
不过罗索夫斯基认为，正是这种严峻的挑战为哈佛大学造就了一支出类拔萃的学术队伍，这些学者经历了哈佛校方所能想象的一切最为严酷的淘汰过程存活了下来。
然而，一个人一旦获得了终身教职，他们就有权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觉得自己适合写什么就写什么，适合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这就是设立终身教授真正的目的——确保学术自由，并保护教授们在校内外都不受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约瑟夫•麦卡锡们的骚扰与迫害。的确，偶尔你得到的会是个没有进取心的人。也许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师中有3%的人最终让人失望，他们不再出任何研究成果，不再出书。但是哈佛忍受得了这3%的比率，设立终身教职所带来的巨大成效足以为这一极小的失败率开释。
此外，要为“失败”一词下定义很难。学者毕竟也是人——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着正常的状态，偶尔也十分怪僻——他们按照自己的日程安排工作。罗索夫斯基还记得有一位教授，很多年来没有发表过一丁点东西。他的同事开始在嘀咕：“这个家伙怎么回事?”然而，罗索夫斯基从来没给这位教授施压过，而且每年都毫无疑问地按惯例给他提薪。1971年，在经过近20年的沉默之后，这位名叫约翰•罗尔斯的教授出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是“正义论”，并且这本书后来被认为可能是20世纪下半世纪所出版的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当罗尔斯在2000年逝世时，他以哈佛最伟大的教授之一被人们永远铭记在心。而他20年间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的事情几乎被大家遗忘。
终身教职不仅仅是让这些学者拥有想出版什么就出版什么、想什么时候出版就什么时候出版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它营造了一个安全的氛围，让教授们能够就任何话题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心声，畅所欲言，而无须担心因此受罚。这样的一种自由就是哈佛的精神，长期以来哈佛一直具有这种自由的传统。“这里不存在任何妥协，没有中间地带，”，1909年至1933年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艾博特•劳伦斯•洛厄尔曾经说过，“大学要么承担所有的责任来允许他的教授们在公众场合表达他们的某种想法，要么就不承担任何责任，让他们跟其他的公民一样由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当地的法律来处理。”
德里克•博克在这方面也有精辟的见地。“那些有才气、有创造力的人有时很古怪甚至很不负责任……”他担任哈佛校长时曾这样说，“由于大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发现知识并传授知识，为了让那些最具才华的人有机会发表成果并传授知识，我们最好还是容忍他们那些不受欢迎的观点和他们那些可疑的行为。”

译后记

从2001年10月就任哈佛大学校长到2005—2006学年结束时辞职，在历尽波折的5年后，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劳伦斯•亨利•萨默斯成为哈佛370年校史上第一个因为被通过“不信任案”而离任的校长，也成为哈佛近150年来任期最短的校长。
萨默斯出生于一个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世家。他的父母都是经济学家;他的伯父保罗•萨缪尔森和他的舅舅肯尼斯•阿罗更是经济学界的泰斗，先后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
萨默斯1954年10月出生于纽黑文。大学时代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理科学士学位，随即又前往哈佛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博士论文还没写完，就于1979年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的助理教授。1981年，他又前往华盛顿，担任马丁•费尔德斯坦的助手。此时的马丁•费尔德斯坦正是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这是萨默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首次从事学术之外的工作。1982年，萨默斯拿到了哈佛的博士，他的学位论文还获得了哈佛的威尔斯奖，该奖项授予当年度最优秀的经济学论文获得者。次年，年仅28岁的萨默斯成了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
1987年，萨默斯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颁发的沃特曼奖。该奖项由美国国会颁发，通常奖给美国国内杰出的青年科学家或工程师，而萨默斯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社会科学家。1993年萨默斯又获得了被戏称为“小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然而萨默斯并不安于书斋生活。1991年，36岁的萨默斯从哈佛告假，前往华盛顿担任世界银行的发展经济学主席和首席经济学家。1993年，38岁的萨默斯成为哈佛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辞掉终身教职的教授之一，这次他所要担任的是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 6年后他又荣升为财政部的部长。
2001年，46岁的萨默斯重返哈佛，成为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由于萨默斯在学术界与政界有着辉煌的业绩，因此当他于2001年7 月被哈佛大学董事会选为第27任校长时，哈佛内外对他普遍看好。
哈佛是世界第一名校，人才济济，声名赫赫，财大气粗。但也正因为如此，哈佛故步自封，校内既得利益盘根错节;分数膨胀、课程过时、学生来源越来越集中于富裕家庭等等这些美国高等教育的通病都在哈佛有所体现。“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大学校长从立场鲜明地表达对社会和教育看法的社会意见领袖，变成几头不得罪、掩盖个人意见、埋头募捐的筹款人。所以，治理哈佛这样的学术重镇，既需要崇高的学术权威，又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更需要敢想敢干、敢于突破传统规则的勇气。能满足这些要求的，在当时看来，除了萨默斯几乎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
然而，踌躇满志的萨默斯上任伊始就风波不断。2001年10月萨默斯宣誓就职，12月底哈佛的校级教授科尔内尔•韦斯特就辞去教职，前往普林斯顿大学。韦斯特是全美最负盛名的非裔美国人研究学者，是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尼尔•陆登庭费了一番工夫从普林斯顿大学挖来的黑人明星教授，其声望早已经超出了学术圈。他在哈佛上课，从来是学生爆满，据说打分也颇为宽松。在萨默斯看来，韦斯特也许集中代表着哈佛的许多问题。比如，哈佛分数膨胀严重，哈佛的教授常常是社会明星，一旦拿到终身教职，就常常周游世界，参加各种活动，忽视本校教学。为此，萨默斯特别约见了韦斯特，指责其“不务正业”，要求他带头治理分数膨胀的问题，同时多从事一些严肃的学术活动。脾气火暴的韦斯特勃然大怒，不久之后就宣布他将离开哈佛。后来，不仅韦斯特去了普林斯顿，其他好几位从事非洲和非裔美国人研究的教授也相继离开了哈佛，这使原在这一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哈佛受到沉重打击。同时，萨默斯和非洲及非裔美国人研究系的学者之间的冲突一发而不可收。
他闹出的第二个大风波则是在2005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大学或研究机构里面，女科学家“好像”相对较少，大学者更不多见，这是否是因为女性天生就不适合这些“硬”学科呢?他并没有说事情一定就是这样，而只是试图提出一个科学问题。但这个问题一提出就引起轩然大波，招致各方的强烈抨击和抗议，甚至引发了让他辞职的呼声。2005年3月15日，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教授们对校长萨默斯进行了不信任投票，萨默斯因而成为哈佛370年校史上第一个被通过“不信任案”的校长。其实，文科教授们早就在抱怨萨默斯对文科存在偏见——据说，萨默斯曾对一位文科系的前主任说什么众所周知经济学家比社会学家更聪明，所以两者的酬劳也应有高下之分。
在这个节骨眼上，理查德•布瑞德利出版了《哈佛规则》，更是为这件事火上浇油。
布瑞德利的这本纪实性的文学作品，在美国文化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译者认为美国《出版人周刊》对它的评论比较公允、到位，兹翻译如下：

这本引人入胜的著作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对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拉里•萨默斯进行定位。在与自查尔斯•埃利奥特以来的历任校长的对照中，本书探讨了萨默斯的权谋之术、领导风格以及就任哈佛校长之前的职业生涯。
布瑞德利是美国畅销书《美国之子:小约翰•肯尼迪传》的作者。他以得体谨慎的笔触描写了萨默斯自担任校长以来的一起起密室阴谋和权力争斗，并总是从正反两面来看待和阐释这些问题。由于萨默斯在哈佛的权力争斗涉及科尔内尔•韦斯特、斯基普•盖茨、罗伯特•鲁宾和艾伦•德肖维茨等名人，因此本书还极其细腻地对这些名人做了扣人心弦的描述。
本书通过描述萨默斯获得终身教职之后的诸多极富争议的事件来探讨更宏阔的思想主题。一方面，他极富洞察力地透视了美国大学校长如何从一位不受政治权力和大学董事会权力束缚的道德和学术的领袖，转变为那严重依赖于董事会和政府施舍的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者。另一方面，作者还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即在与普林斯顿、斯坦福和耶鲁等美国其他名校乃至整个美国社会的参照之中，评价了哈佛的发展与成长，探讨了哈佛在发展目标、教学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不断变化。通过聚焦包括工会组织、民权、反歧视行动以及军方人员招募在内的众多问题，布瑞德利既借发生于哈佛大学校园内的事件来阐释社会的趋势，也用社会的趋势来阐释发生于校园里的这些事件。
自然而然，这部适时而出的作品不仅对哈佛的广大校友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而且对所有那些关注高等教育与美国社会之间关系变迁的人士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翻译这部书使我经受了一场严厉的生理和心理的考验。当我译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一年半的光阴已经过去了。时间只是一方面，为译这部书，我所耗费的精力就更难以言说了，甚至我的视力都急剧下降了，以至于在驾照年检时视力测试难以过关。
好在这部书终于译完，在此付梓之际，我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我提供了一个为广大读者服务的机会。
在长吁一口气之余，我带着复杂的心情，关注着读者们的反映。毕竟自己的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会有不“信”、不“达”和不“雅”之处，希望广大读者和有关专家、同仁能对拙译中不尽如人意之处提出宝贵的意见。
梁志坚 2008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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