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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l
执守穷经慰空灵——杨守敬学记／4
述而不作亦通儒——沈曾植学记／10
断代为史传精神——柯凤孙学记／14
传古·考古·证古——罗振玉学记／19
博学·博通·博大——张元济学记／26
唯有渊深是国学——章太炎学记／33
“新史学”急先锋——梁启超学记／40
“新史学”开山祖——王国维学记／47
通知今古，返本开新——柳诒徵学记／55
北大“鬼谷子”——沈尹默学记／62
通史家风余韵长——吕思勉学记／7l
孤根崛起一宗师——吴梅学记／78
“一街两院士”——余嘉锡学记／92
恢诡偏执务绝学——黄侃学记／102
偏激偏执不偏见——钱玄同学记／109
“预流”而不“入流”——钱基博学记／117
通史·通识·通人——邓之诚学记／125
文史兼擅书艺绝伦——胡小石学记／132
大师其大——陈寅恪学记／14l
开代风气转多师——郭沫若学记／149
但开风气难为师——胡适学记／159
“贪多务广”亦孤独——顾颉刚学记／17l
心犹余憾洗铅华——钱穆学记／178
大气淋漓最是真——傅斯年学记／184
学界泰斗，一代宗师——李济学记／192
是非恩怨何时了——朱东润学记／200
专家之学寄遥深——徐中舒学记／207
两部通史一种理论——周谷城学记／213
孤学鸣高，自成家派——唐兰学记／219
师心不自用，矜义不自伐——尚钺学记／227
最是理论艰深时——侯外庐学记／233
悠悠长水铭斯人——谭其骧学记／239
为往圣继绝学——胡厚宣学记／246
毕竟是书生——周一良学记／252
“懋堂小学竹汀史”——杨联升学记／263
跋百年史学学派蠡测／272
参考书目／277
再版后记／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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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述而不作亦通儒
——沈曾植学记
辛亥鼎革之初的沪渎，一时英才荟萃，胜流云集。新派少年，纨绔子弟
，前清遗老，失意文人，构拟出大上海的浮嚣与深沉。在政治遗老、文化新
民的学人群体中，沈曾植(1850一1922，字寐叟，号乙庵)与他的海日楼如一
座风雨中的碑石，对新旧学人折射出恒久而历时弥坚的魅力。在新与旧、中
与西、趋时与尚古的双重选择中，沈曾植是以涵咏内蓄的睿智之思而沉潜于
经史子集，钻入故纸堆以遣有生之涯，将郁积于胸的政治块垒淡忘于青灯黄
卷之中。当我们寻迹20世纪初那挤满书蠹的海日楼，清理沈曾植斑驳、丛杂
又个性化的思想与学术时，一种矛盾、苦闷、敛声屏息于以文化安身立命的
沉重感撞击于胸：既为沈氏偏枯执守那已随历史年轮烟消云散的政治而扼腕
，又为寐叟老人孤诣苦心于四裔碑铭之学臻至极境而心生感佩。
沈曾植算不上晚清政坛的风云人物，但他与诸多拥有赫赫声名的政界显
要都有过或深或浅的交谊。上书张之洞励行新政，与盛宣怀策动“东南互保
”，讽劝康有为变法维新不能操之过急，这都显而易见地表明了沈曾植的政
治抱负与仕途情结。进入民国，深居简出于海日楼的沈曾植，竟避着海上遗
老陈宝琛、陈三立、郑孝胥、罗振玉诸人，北上进京参与张勋复辟，官职学
部尚书，都是那种植根心底的忠于清王朝的仕途情结在其中起作用。光、宣
之时，沈曾植、沈曾桐兄弟先后高中进士。沈家兄弟英雄少年，意气风发，
一时名士咸集，玄歌诵和，互为推奖，济济人才，传为京师美谈。专以骂人
耸动朝野的李慈铭，与沈曾植同考礼部会试。李慈铭对问北徼事的第五策甚
为自得，诩为通场冠。但看了沈曾植的试卷，不得不倾心相服，与沈保持了
终身友谊。
沈曾植的学问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如果将其置入晚清学术思想史，可以
视为西北边疆史地、元史、蒙古地理学研究的主脉；如果把它放到晚近浙学
加以考察，沈曾植无疑是由博返约的章学诚一派的学脉统系的终结人物。四
裔碑铭之学，是沈曾植极具功力的学问。沈氏根基学坛、受人推崇的，莫不
归功于其碑铭绝学。沈曾植的碑铭之学系指唐阙特勤碑、突厥必伽可汗碑、
九姓回鹘受里登罗泪没密施合比伽可汗圣文神武碑的“三碑”考索。沈氏以
“三碑”为据，纠正了新、旧《唐书》的错误，并以现代蒙古语粗略解读了
“三碑”擀隔难通的地方。沈的解读在俄罗斯东方学家的同课题研究中受到
重视。30年代，师从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的韩儒林，连续在《北平研究院
院务汇报》、《禹贡》上发表了关于“三碑”的研究论文。这种研究完全超
越了沈曾植的不懂古代突厥文、蒙古文的局限，具有科学性，在学术上产生
了很大反响，从而奠定了韩儒林在突厥史、蒙元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两书中，有不少零篇断札涉及辽、金、元史
研究。《蒙古源流笺证》是沈曾植传世不多、颇见功力的重要著作之一。康
熙元年成书的《蒙古源流》，在辗转抄录、流传中出现了蒙、满、汉三种文
字合抄的版本。因为牵涉到语言学、元朝史、蒙古历史与地理等诸多学科研
究，一直受到学者的重视。从钱大昕、纪晓岚、魏源、张穆、何秋涛到洪钧
、李文田、屠寄，皆对《蒙古源流》的研究有所贡献。沈曾植认为上述学者
，“穿穴疏通，详前人所未详，发前人所未发，各已成一家言”。学术界公
认研究《蒙古源流》，“非熟于满、蒙音纽者不能读，非深于史学、善用钩
稽之术者不能通”。所以，学者对沈曾植的《蒙古源流笺证》特别重视。但
沈氏的著作直到他1922年辞别人世都没有刻版流通。后来沈曾植之子沈慈护
将遗稿交其父生前友人张尔田、王国维整理。张尔田在该书的序文谓，“先
生著述矜缓，丹墨丛残，及身多未写定，其偶落于人间者，吉光片羽而已”
。可以这样认为，沈曾植的《蒙古源流笺证》与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
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是晚清蒙元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洪、屠、沈三人的著
作，直接开启了民国初期在该领域的研究。王国维晚年与寓居海日楼的沈曾
植关系十分密切，王氏晚年转入辽、金、元史研究很显然是受到沈曾植的影
响。王国维的音韵学、训诂学、蒙元史学皆请益于沈曾植，王氏以供研究之
用的古籍碑版不少取资于海日楼。所以，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中对沈氏的学术推崇备至。“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
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
无或逾越。……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沈曾植73岁逝世后，王国维
又撰写了挽联以推崇沈氏的学术与人品：“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
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
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与王国维亦师亦友、同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
院导师的陈寅恪，是沈曾植的晚辈。沈曾植与陈寅恪之父陈三立同是“同光
体”诗派的中坚。陈寅恪对父执辈的沈曾植的辽、金、元史研究当耳熟能详
。在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及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合聘教授期间，陈寅
恪接连发表了四篇《蒙古源流》的研究论文。他利用藏文、满文、蒙古文对
《蒙古源流》中涉及的作者世系、地理释证、吐蕃名号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
。这就将沈曾植专攻的《蒙古源流》的研究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学术水平。
晚清学坛，佛学研究名重一时。诸多学者潜入其中，自成一格。夏曾佑
、梁启超、章太炎等是援佛入儒，而杨仁山、欧阳竞无等则是执佛御心。在
世道人心异术分途、时代急剧变革之际，学者从佛学理论中找寻精神慰藉的
同时，确实有用佛理、佛性将儒学拯衰起弊的功利目的。沈曾植亦有这方面
的研治佛学的动机，他与近代佛学大师杨仁山关系十分投契。杨仁山，名文
会，安徽石棣人。曾任曾国藩幕僚。因厌倦官场生活，皈依佛门。杨氏创建
的金陵刻经处，在佛学界有着很大影响。谭嗣同、章太炎、谢无量等曾听过
杨仁山讲授佛经。沈曾植从学理上研究禅宗史、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俱有
心得。沈氏1910年从安徽辞官归里，在南京与杨仁山等集会佛学研究会。杨
仁山圆寂后，其弟子欧阳竟无在金陵刻经处的基础上建成支那内学院。为此
，沈曾植撰写了《支那内学院缘起》，表达了晚年的沈曾植的精神寄托。“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的文化保守派的健将胡先骗，是沈曾植知南昌府
时所得士；而沈曾植则系胡氏先祖门生。胡先骗在《忆沈乙庵师》一文中说
自己“国学终成门外汉”，对没有向一代鸿儒请益而终身遗憾。胡对自己的
前辈沈曾植的为人与为学留有深刻的印象：“见师虽任冲繁之首府巨任，实
乃蔼然儒者，头戴破旧之纱制便帽，身著一绉褶灰暗之旧绸衫，人其书室则
四壁皆书史，自地板直抵承尘，其数量之多，殆不胜指数。”胡氏谓：德国
哲学家克塞林伯爵到上海访问沈曾植，沈可能与其谈起佛家的心性学说，儒
家的修身养性，让克塞林伯爵“胸中所蓄疑团尽为冰释”①。胡先髕说自己
“志在科学”，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赴美国深造，专攻植物科，是我国著
名的第一代植物学家。胡氏回国后任东南大学生物系主任，但他仍然醉心文
史，与同事吴宓教授等共同发起创办了《学衡》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
著名反对派。
名山藏不住，片羽洒学坛。沈曾植的舆地史学、内典佛学、音韵训诂、
律学等，大抵以笺注疏释的形态在述说着著作者学问的艰深。信守“述而不
作”的古训，沈曾植并没有留下太多成统系的理论著作，但就是这些断简零
札，却萌芽与催生出现代诸多学术的雏形。在前清遗老的阴影笼罩下，现代
学人在梳理20世纪初期的那份学术文化遗产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沈曾植
淡忘了。这不能不说是晚近学术史的一种缺憾。p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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