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全记录》内容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一支军队的诞生也必然有其历史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诞生于1927年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的无数艰难曲折，教育了共产党人。在奔向井冈山时，他们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都带到了井冈山，从而以集体智慧开始了人民军队的伟大剖建。正因为如此，可以说大革命的风暴孕育出南昌起义，而南昌起义又最后通向了井冈山。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党组织武装暴动和独立创建军队，到今年已经有80年了！为了纪念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80周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要出版一套纪念丛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回顾当年的历史，我想了很多，有时晚上也睡不着。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形势下，我们党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其实当时都称为暴动），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如果按照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办法，事事向国民党妥协，中国革命就会被彻底葬送。那一年春天和夏天我正好在武汉，到处传来国民党新军阀镇压工农运动和屠杀共产党人的消息，眼看着武汉政府要同我们翻脸，同志们都很着急。后来党中央决定武装暴动的方针，周恩来等同志到南昌组织暴动，并开展土地革命，才看到了希望。
领导和参加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的同志们是很英勇的，牺牲了不少人。
但是在那个时候，对于如何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大家都还在摸索。例如南昌暴动后是想到广东去占一个海口，接受苏联的武器援助，没有深入农村去独立自主地建设根据地，结果在潮汕地区被国民党军队打败。广州暴动也是想要占领大城市，这在那时敌我力量相差极大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因此也无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广州暴动失败的消息传来时，我已到了莫斯科，还看到了一些牺牲了的女同志的照片。当然，广州暴动中也撤出了一些队伍走到了农村。相比之下，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秋收暴动后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才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后来，朱老总和陈毅同志也把南昌暴动剩下的队伍拉到那里去，井冈山成为代表武装斗争正确方向的一面旗帜。
在大革命失败和发动三大暴动的时候，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领导人都看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可是对于在中国如何搞武装斗争，怎么建设军队，还没有得出很正确的认识。当时我从国内到苏联红军学校去学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学校教给我们的还基本上是苏联那套正规战的战术。其实，当时如果请一些苏俄内战时的老游击队员来讲课，对我们的帮助会更大。1930年我回国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同志问我，回去能不能指挥一个团。我说自己是当教员出身，指挥一个团可能有困难。瞿秋白同志说，有人领导嘛，并说回去要搞一块根据地。可见，经过斗争的实践，那时都认识到要搞根据地的重要性。
不久我到了江苏南通搞武装起义，后来又转到中央苏区，担任红十四军政委、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政委和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通过实际斗争深深感受到，学习外国的军事技术是必要的，但是中国革命战争怎么个打法，要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教条地照搬苏联那套办法是要吃败仗的。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有伟大的创造，特别是在农村发动群众，建设军队，依靠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这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的创造。有了这些创造，军队以后才能发展壮大，才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70年过去，我现在也已经90多岁。回顾当年的革命斗争，我深深感到，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要结合斗争实际加以应用。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如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搞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应吸取当年的历史经验，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进行开拓，才能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黄火青
1997年8月1日
——南昌城头通向井冈山、天安门
插图：
此时，广东政府决定在陈炯明尚未进攻广州之前，集中兵力先打陈炯明。于是，1925年2月1日东征军开始向东江进军。人数仅为一个连的铁甲车队，此次也以一部分兵力参加了出征的后方掩护工作。
在东征军出发之前，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就指示曹汝谦，要他率领第三排做东征准备工作。曹汝谦遵照区委和周恩来的指示，率领第三排乘铁甲车活动于广州至石龙（敌人占据）问之铁路线上，执行如下任务：协同石滩友军，加强石滩方面警戒；经常向石龙方面进行火力侦察，与敌人打许多小仗；沿铁路线发动群众；修补铁路、桥梁；掩护东征军集中、开进。
留在广州的铁甲车队主力，担负了警戒任务。当时在大沙头铁甲车队的驻地不远还驻有一个飞机掩护队。飞机掩护队属于航空局，其任务是掩护飞机。航空局长李糜，是一位苏联人，被广东政府请来任职。当时黄埔军已东征攻打陈炯明，广州空虚，反对革命的滇桂军阀大肆活动，原飞机掩护队的队长又与他们勾结。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利用飞机掩护队占据飞机场，威胁铁甲车队的安全，并对广州的形势也带来很大的危害。因此，中共广东区委认为，必须使这支队伍掌握在自己手中，将它改造过来，以扩大革命力量。
当时通过广东政府下命令，于1925年3月间派周士第兼任飞机掩护队队长，赵自选任党代表，并将原任队长调走。
有了职权，中共广东区委又指示周士第等人用和平接管改编飞机掩护队，注意避免引起武装冲突。因此，在周士第、赵自选下去以前，廖乾五专门召开了一次党小组会议，对如何接管改编飞机掩护队进行研究。
这几个干部经过讨论，都说：“下去后，首先要设法站住脚，只要我们能够站得住，以后就有办法。”
周士第、赵自选二人到任后，首先深入下去与排长、班长和战士们接近，生活打成一片，从中了解他们的情况。中共广东区委又从铁甲车队抽调了一些队员来飞机掩护队充当骨干，每班平均有一人帮助工作。
在旧军队中，经济不清、盘剥士兵是普遍现象。在这方面人手，又最容易激起下层的情绪。于是，周士第、赵自选注意清查账目，并通过从士兵那里了解情况，了解到原队长林某有严重贪污行为，吃了很多空额，士兵们的伙食很差，生活很苦。于是周赵二人抓住这一机会，发动士兵们起来揭发林某的贪污行为，清算了过去的办公、杂支及伙食账，调走一些坏分子，建立了每月公布办公、杂支及伙食账目等制度，士兵们对此非常满意。
“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军队，不过当时对外仍打着“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旗帜。为了使这支部队在强敌环绕中杀出一条道路以生存下来，起义军马上开始了铁流千里的远征。
前苏联的一部著名的小说叫《铁流》，写的是一支撤退的苏俄红军队伍，历经各种磨难后到达目的地。中国共产党最早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即南昌起义后的那支队伍，恰恰也是这样的一支“铁流”。在没有群众支援、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队伍自然会越走人越少。然而这支队伍毕竟有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代表着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如同一棵有茁壮生命力的大树一样，虽然在暴风雨中损伤了枝枝叶叶，然而其根基还在，日后一旦得到合适的环境，又很快会繁茂起来。
酷暑盛夏中，2万余人的起义军跋山涉水向南行军，途中因为将领叛逃、士兵开小差和生病死亡落伍，加上战斗减员，到了潮汕只剩下万余人。潮汕一仗失败，朱德只拉走了2500人，一路上因不断逃亡和其他损失，到粤北休整时只剩下800余人。就靠这点南昌起义留下的宝贵种子，先在云南军阀范石生那里“暂栖身”，随后发动湘南暴动，继而走上了雄伟的井冈山，又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旗帜下开始书写新篇章。
正是这支南昌起义剩余下来的部队，在井冈山变成红四军战斗力最强的主力第二十八团，日后下井冈山直出赣南闽西建立了中央苏区，部队发展为红一军团。这支部队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冲锋陷阵，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铁军。
北伐中的叶挺独立团——南昌暴动中的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井冈山上的红四军第二十八团，这正是南昌起义中保存下来的这支英雄部队的发展轨迹。其后继的部队，恰恰又是红一军团的红二师，在万里长征的征途上突破乌江、飞夺泸定桥、飞夺腊子口的都是这支劲旅。抗日战争爆发后，这支队伍又编成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主力，驰骋在晋察冀、晋冀鲁豫、苏皖各个战场，发展成许多英雄的部队。解放战争期间第二野战军的第十六军、第四野战军的第四十三军，就是这支部队的老底子。
当然，上面还仅仅是从部队建制的沿革接续而言，南昌起义的部队作为全国红军的表率——朱毛红军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不仅还延伸出许多分支单位，更重要的是把建军的经验和优良的战斗作风传到了各个山头，传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支部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正式建立在南昌，而真正完善制度并形成正确的建军道路，还是在井冈山。
如今的井冈山，已是全国著名的游览胜地，公路四通八达，京九铁路也路过其脚下。据当地干部讲，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之时，地方领导曾问主席对此地的观感，特别是问这里建设得好不好。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好是好哇，可是当年如果是这样好，就建不成根据地了。
在中国革命史册上，早期建立根据地的地方往往都带两个字：“山”和“边”——井冈山、大别山、大巴山……湘赣边、闽赣边、湘鄂边、湘鄂赣边、鄂豫皖边、川陕边、陕甘边……都是交通不便、闭塞落后、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我们如今的扶贫重点“老、少、边、穷”地区，只是少数民族区域当年不适于建立根据地，并已为红四方面军在西康藏区的困窘及西路军在甘肃河西回区的失败所证实。而各省疏于管辖的边区、穷困之地和山区（三者往往都集为一身），正是建立红色政权并实行武装割据的大好条件。井冈山在湘赣边、大别山在鄂豫皖边、桑植山区在湘鄂边、大巴山在川陕边……对这些边区山地，高居城内的反动者统治往往疏于防范，即便派兵进剿也是路途艰险、进军不便，难以携带重火器，加之官兵叫苦连天，无法久战长驻。南昌起义的部队铁流千里，最后还是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追随毛泽东到这里落脚，这是当年唯一正确的选择。南昌起义的大方向是武装反对国民党，这无疑是正确的。可是行动目标是夺取城市，显然是要碰壁的。到了井冈山上，有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到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又将其总结为“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中国革命战争终于有了正确的道路。
南昌起义是共产党人独立领导和建立军队的第一步，这无疑是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开端。可是当时的军队内部制度特别是如何招兵、管理等方面还沿袭了国民革命军的一些旧制度，尤其是没有根本改变“将靠薪，兵靠饷”的雇佣观念，一旦形势恶化薪饷不济，自然会出现大量开小差、投敌等现象。到了井冈山上，终于把土地革命与军队建设结合到一起，依靠“打土豪、分田地”出来的翻身农民作为兵源，并在军队中建立民主制度，终于摧毁了旧军队的不良传统，建立起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
南昌起义是共产党人开始独立指挥战争的开始，具有伟大的探索作用。然而在起步之初，仍然沿袭北伐时期的正规战术，以弱小的力量与强敌强拼硬打。潮汕失败，恰恰宣告了原有战法已完全不适用，逼得共产党人不得不到农村的游击环境中寻找新办法。在井冈山斗争中，由于探索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终于有了一套战胜强敌的有效战法。
总之，在井冈山上，不仅南昌起义的剩余部队获得了新生，而且对全国各地、各山头产生了模范表率作用。在群雄并起的各路豪杰中，人们都佩服朱毛红军的榜样。原湘军团长彭德怀于1928年在平江组织起义建立了红五军，马上就以井冈山为榜样，他的看法正如他自己后来回忆的那样：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是失败了，却留存了一小部分力量，在井冈山会合，形成了当时的朱毛红军，成为红军的旗帜，不仅有号召作用，而且已在红军发展中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在打土豪、分田地、建设根据地的问题上，我在一九二七年冬、二八年春就注意井冈山。我当时感觉，对天上有飞机，陆上有火车、汽车，水上有兵舰、轮船，且有电讯、电话等现代化交通运输与通讯联络的敌军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不实行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毛润之的敬仰。”
有了这个看法，彭德怀主动率队奔向井冈山，去学习红四军的经验。上山后正值敌军“会剿”，他接受了守山的任务，并担任了红四军的副军长。其实，“红五军”的番号当时是党中央给的，身为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在组织系统的关系上并非朱毛的下级，而是平级。此举正反映了他拥戴自己敬仰的毛润之“在红军中发展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
同一时期，鄂豫皖地区的党组织在黄麻暴动失败后，也提出了学井冈山的榜样。他们通过在大别山区的苦斗，创建了后来成为驰名中国的将军摇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全国第二大苏区和第二大主力红军——红四方面军的基础。
湘鄂西地区革命武装也响应井冈山斗争。创建了苏区并建立起另一个红四军，随之发展成为红二军团，以后成为构成红二方面军的两支主力之一。
在广西左右江，也成立了由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等人领导的红七军、红八军。以后红七军主力又进行了一次七千里长征，到达江西中央根据地加入了朱毛红军的行列。
这样，南昌起义开始点燃的星星之火，在各国发展为燎原之势。
当人们为烽火漫天的革命高潮而欢呼时，自然应该追念在大革命失败时义无反顾地点燃这一火种的那些共产党人。尽管在初创时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或那样不成熟的印记，他们的英名却应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战争史册的第一页上——
南昌起义的政治最高领导者、前委书记周恩来，南昌起义最早的提议者李立三，南昌起义的军事总指挥贺龙，南昌起义的参谋长刘伯承，南昌起义主力部队的指挥员叶挺，还有恽代英、彭湃、郭亮、郭沫若等……尤其是周恩来作为从黄埔军校起开创中共军事工作、又在南昌首次领导独立建军的先驱者，当之无愧地应称为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从那时起至遵义会议，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主管军事工作的最高负责人，此后至建国初期他又是在军事方面辅助毛泽东的第一副手，这也正是顺理成章的应有之义。
建国后人们习惯于称呼周恩来为“总理”。可是从红军时期起直至建国，党内同志一般都称他为“周副主席”，正是指他在军事上的职务——中革军委副主席。称呼问题，恰恰也反映了一个领导人在历史上的主要作用。
在谈到南昌起义的发动时，我们应感念上面提到的那些领导人。而这支部队能在失败中保存下来，并能在后来和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从而发展成后来伟大的人民军队，则主要归功于两个最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朱毛”。
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下的砻市那个木楼上相会后，又并肩出现在宁冈城内的万人大会上。从这时起，两人的事业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把姓氏都汇为一个词，成了中国革命军队乃至整个革命力量的象征。三大起义相继失败后，当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在莫斯科郊外的庄园里从理论概念上探讨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问题之时，在罗霄山脉中段那些荒僻的山峰之巅，毛泽东、朱德就在艰苦卓绝的实践中用行动回答了中国红色政权和红军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
在艰苦的战斗中，如同有人形容的那样，毛泽东是红军的头脑，而朱德是行动的手臂，他们一同指挥这支全国最大的红军打出了全国最大的一片苏区。1931年11月在瑞金建立了第一个红色的全国性政权时，自然而然地并列出现了这样的职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
“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称呼同时出现，并签署在中国共产党人对外具有最高权威的各种文告上，在此后沿用了几十年。甚至30年代王明在莫斯科发布文件，乃至张围焘分裂党时对党外发布的一些宣言，也还要使用朱毛的名称，因为这已经在全国革命者心目中形成了最高的权威。
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不存在了，毛泽东却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以后又担任了党的主席。朱德则是八路军的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主席台上高悬着的是毛泽东、朱德的头像。在全国各解放区、在建国之初的各个群众大会上，同样也是这两个伟人的画像同时并列。
摄影师留下的历史镜头，永远记录下1949年10月1日那个动人的场面。在新中国成立举行开国大典时，与毛泽东并肩走上天安门城楼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朱德。在山呼海啸般的万众欢呼中，人们高喊的是——
“毛主席万岁！”
“朱总司令万岁！”
这就是历史的选择，这就是从南昌走向井冈山，再由井冈山走向天安门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