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对“国家”的叙述: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主要讲述了：自由民族主义的最大的好处，是它的理性主义。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持理性的态度，这是最难能可贵的。而事实证明，只有持理性的民族主义，才最符合民族的整体利益。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最能说明这一点。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时，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极度高涨。当时英、日帝国主义确实对中国人民犯了罪，人们起来抗争是完全合理的、正确的。但怎样的斗争方法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是必须理性对待的问题。
事件发生时，正在英国留学的罗家伦和许多留英学生一样，想为这场斗争做些什么。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把中国人的声音传达给英国各阶层的人民，唤起美国人民对中国人的斗争的理解和同情。他们身处英国社会多年，比较理解英国人的思维方式的特点，知道什么样的陈述最容易打动他们。他们遍寻所搜集到的来自国内的大批文电，只找出一份比较最符合他们需要的文件，那是一篇由原也是留英学生出身，当时已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同时又热心批评政治的人丁文江所起草的一份声明书。罗家伦如获至宝，于是用最快的速度把它译成英文到处散发，结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当民族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最容易激起民族的义愤。但义愤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需要理性的观察、理性的分析、理性的评估，然后据理力争，始能得到良好的效果。这是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了的。

暨爱民，1969年生，湖南浏阳人。1991年、2000年、2004年于湖南师范大学分别获历史学学士、中国近代史硕士、中国近代史博士学位。2006-200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思想文化史博士后研究工作。现任教于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第一章导论
（一）民族主义
（二）自由民族主义
1.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理论“紧张”
2.自由民族主义之理论资源
3.自由民族主义之历史存在
（三）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的主要思想特点
（四）学术史检讨
（五）本书的思路和设定的目标

第二章严复、梁启超：近代中国自由的民族主义思想源头
（一）严复：自由与国家富强的目标
1.国家自由重于个人自由
2.“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3.兴办新式教育，改造国民性
（二）梁启超：由“新民”而“新国”
1.自由与权利
2.“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
3.“国家为最上之团体”
（三）本章结语

第三章“五四”新知识分子与国家想象
（一）个人与国家
（二）“民主”与“科学”的工具意义
（三）中国民族性：从批判到重建
（四）本章结语

第四章教育与救国
（一）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与民族目标
（二）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1.自由与民族的思想方向
2.杜威教育思想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直接影响
（三）“教育救国论”
（四）本章结语

第五章自由民族主义之国家规划
（一）从“谈政治”到“好政府”的救国逻辑
（二）“联省自治”：国家统一的期待
（三）“人权运动”的“国家”寄意——主要以《新月》为中心的分析
（四）现实问题与理性的民族主义——关于《独立评论》派的分析
1.民族反省与理性考量
2.“民主”与“独裁”：民族目标下的两种取径
（五）本章结语

第六章余论：民主建国的抉择与自由理想的幻灭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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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爱民近著《“自由”对“国家”的叙述：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即将出版，我原答应为他的书写序，因为他此书是在我这里做博士后研究的成果，同我有些关系。但因忙碌，竟致忘记了。日前来电话问及，我才恍然。好在我替别人所著的书写序，一般都不详细论及书的内容本身，而是比较正面地略说说我本人对相关问题的看法。我觉得这应该是序文的一种被认可的写法，可以不必对书的内容作过多的评论。我以为，写序和写书评应该是不一样的。但两者也有一致的地方，那就是要引起读者的注意。而我无疑地认为，这本书和这本书所研究的问题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值得学者们进一步加以探讨。
自由民族主义，对多数中国学者来说，是一个讨论得不是很多的问题。民族主义，人们经常有所议论。对民族主义做深入的思考、做深入的研究，以求透彻了解，就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如今再冠以“自由”这个修饰词，就变得更不容易了。

在进入本课题研究之前，有必要先就民族、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等相关的基本概念作一简要解释或辨析，以便为课题的深入展开确立一个必要的基础。
（一）民族主义
霍布斯鲍姆曾说：“若想一窥近两世纪以降的地球历史，则非从‘民族’（Nation）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人手不可。”①霍氏即谓要理解民族主义，应先给“民族”一个清晰的理解。
然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对于何谓民族这个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问题，要给它一个精准的定义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事实上，“民族”这个历史产儿很难具有稳定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定义。②如白芝皓（walterBagehot）在解释“民族创建的世纪” （Nation-Building）的历史后又无奈地指出：“实际上我们很难解释清楚到底民族是什么，很难给它一个简单定义。”①
可以肯定，民族归属于历史的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和自然选择的组合方式。对于中国人来说，虽然从古代历史的书写中，今天可以阅读到有关“民”、“族”与“民族”的相关叙述，但却不能从中发现它们现代意义（Modern Meaning）的表达。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民族”、“民族竞争”、“民族主义”等新的名词和概念后，才使中文的“民族”一词有了现代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被赋予现代意义的名词之下，集体的历史记忆并没有被忘却，而是继续作为一种可用的资源参与到有关民族、民族主义的系列概念之新意义的塑型中来。譬如孙中山后来说，正是由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五种“天然进化而成的力”，使许多不同的人种能够“结合成种种相同民族”。②
在英语环境中，“民族”（Nation）属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范畴，原指具有同一出生地的居民团体，由实际的或想象的具有同一血统和共同语言的人所组成的社会集团。17世纪后，西方用“Nation”指称主权国家的人民，而不顾及其种族与语言是否一致。③法国大革命时，Nation开始成为Country（国家）的同义词，具有与：People（人民）相对应的意义。这样一来，Nation（民族）就被赋予了政治的意义，“意味着全部的政治组织或国家（State）”。①《人权宣言》明确宣称：“所有主权的来源，本质上属于国家（nation）。”②可以看出，Nation一词也就最终演化成一个与国家相关的名词，并常被直接用来表示国家。
从英文Nation一词的演化来看，它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生物学、人种学到社会学、政治学演变的过程。在许多政治学家看来，对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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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在我博士后出站报告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我是非常谨慎地“进入”这个选题的。一如我在书中所言，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将面临一个较大的学术冒险。原因是“自由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来自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概念，有着它自身的生成基础和演变逻辑。所以，如果以之作为解释近代中国思想观念或具体历史事项的理论工具，有可能在经验事实与理论资源之间缺乏真正的有效互动，从而在回答近代中国有没有出现一种类似西方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问题时，将有生搬硬套的“贴标签”之嫌。毕竟，在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与中国事实对应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性。 问题确实存在。 但我依然认为，如同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一样，自由民族主义也是近代中国的一个客观存在。在具体情境的逻辑下，借用西方的理论工具来理解近代中国的这一观念事项是可行的。也就是说，将概念的理解建构在近代中国的具体情境之中，使经验有效地回应理论资源的质问，在理论与具体事实之间形成有效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