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韦恩·Ｃ.布斯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卓越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他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对修辞艺术的研究之中……对于布斯教授来说，文学与其说是纸上的文字，倒不如说是一种综合的伦理行为。他把小说看做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种契约，而其关键所在便是修辞——一种口头说服的艺术。
——《纽约时报》
（这部文集）几乎涵盖了布斯的所有重要主题：从伦理、流行文化和教学，到简·奥斯汀、莎士比亚和巴赫金。他那振奋人心、使人愉悦的文风与他宽广深厚的阅读相辅相成……他如此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探险成果，令人读来激动不已。
——《弗吉尼亚季评》
自有了人，就有了文学。自有了文学，就有了关于文学的言说。自有了这些言说，人类文明的家园便多了一扇窗户。透过它，我们瞥见了大千世界。
口传文化时代，人们口口相传谈论文学；印刷文化时代，人们记录下自己的文学感言，付梓出版；今天的电子媒介文化时代，尽管文学这一古老的形式面临严峻挑战，但文学的话语仍作为不可多得的生存智慧，不断激发人们对自然的爱，对社会的关切，对人自身的洞察。
基于这一判断，我们策划了“名家文学讲坛”书系。
在一个实用主义和实利关怀甚嚣尘上的时期，被冷落了的文学涵养及其精神熏陶反倒变得异常重要了。此书系意在收罗国外知名思想家和学者的精彩篇什，展现文学思想的博大精深，由此开启一个通向人类精神家园的门径。此一讲坛吁请天下文学爱好者们齐聚那里，聆听各路方家坐而论道，发表有关文学的奇思妙想。
我想，此“讲坛”意义毋庸赘言。
作为主编，我诚邀各位读者带着自己的知识行囊上路，在绵延不绝的文字旅程中，去分享那妙不可言的文之悦！
布斯文学研究的伦理关怀
周 宪
布斯逝世的那一天，是2005年10月10日，芝加哥大学新闻办公室在一篇特稿中这样评价了这位学者、教师、人文主义者和批评家：他是二十世纪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批评家之一，他“把技巧和伦理分析相结合，因而改变了文学研究的形貌”，他的著作已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伦理批评的“试金石”。
我听说布斯大名要回溯到二十五年前，那时我大学毕业不久，正着迷于小说理论研究，如饥似渴地找寻一切有用的理论资源。一次在某百科全书中偶然看评论说，有个叫布斯的学者写了一本题为《小说修辞学》的著作，此书堪称当代小说美学的“里程碑”，云云。此信息对于我这个文学研究的初出茅庐者来说，显然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和诱惑性。众里寻他千百度，我幸运地复印了一本英文原书，而后便和朋友们一起开始了这本书的翻译工作。直到1987年，《小说修辞学》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据我所知，这本书仍是中国学者研究小说理论的必读书。今天，中国学者也许对布斯其人不再陌生，但仍缺乏对布斯文学研究成就的系统介绍。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这本《韦恩·布斯精粹》精选了他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为中国读者全面了解布斯的学术生涯和理论贡献提供了便捷路径。借此机会，我想和读者侃一侃布斯的文学思想。
本书的具体篇目和内容我不必赘言，编者和译者都有很好的说明。我这里只想说说布斯文学思想在中国当代有何意义。换一种说法，那就是在中国当下经历着深刻的现代化变迁的转型时期，我们阅读布斯的意义何在？
在我的印象中，布斯似乎属于那种保守的道德主义者，因为早年读其《小说修辞学》，反复聆听了他一以贯之的道德立场。当时中国正在从十七年刻板教条的政治说教中挣脱出来，面对解放思想的大势，布斯的文学伦理说辞显得有点不合时宜。那时对中国读者或学者来说，更关注的是他小说修辞学中独到的叙事性技巧分析。然而时过境迁，今天，随着全球化进程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的变化和文化的深刻转型，把道德重建提上了议事日程。回过头去重新理解布斯，就显出特别的意蕴。
那么，文学对道德重建能起作用吗？
这对熟知中国文化的人来说，很快会联想到“文以载道”的传统。布斯的解答是斩钉截铁肯定的，但布斯对我们的意义绝不能简单地回归“文以载道”。作为一个文学教授，他所提出的关于文学及其教育的一系列设想，在今天看来很有见地。作为一个后现代时期的文学批评家，在多元主义盛行，“怎么都行”成为座右铭的当下语境中，布斯坦陈文学教师所面临的矛盾难题：一方面，文学研究的流行观念强调诗就是诗而不是别的什么；另一方面，文学教学和研究又持有一个共同信念，即“好的文学对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面对这个矛盾，布斯坚持认为，向读者介绍好的文学，让他们读到好的作品，那就“是我们的使命”。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布斯把他的文学研究转向了文学修辞学。值得注意的是，在布斯看来，文学修辞学不仅仅是一种词语运用的技巧方法，其本质在于它是“发掘正当信仰并在共同话语中改善这些信仰的艺术”。经由这一创造性的界定，布斯为文学修辞学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根基。
如果我们这么去解读他的文学批评和理论，那么，便会注意到他严肃倡导“倾听的修辞学”的重要意义。他的经验之谈是“一直致力于推动当前争论中的各方相互倾听对方的观点”，因为学会倾听才会有真正的交流，才有可能达成共识。这其实正是二十世纪诸多伟大的思想家的共同吁求，从巴赫金到哈贝马斯，莫不如此。布斯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另辟蹊径地以自己研究和教学的丰富经历，饶有兴趣地论证了文学修辞学的伦理意义。如他所言：“修辞学（涉及了）人类为了给彼此带来各种效应而分享的一切资源：伦理效应（包括人物的点点滴滴）、实践效应（包括政治）、情感效应（包括美学），以及智性效应（包括每个学术领域）。”
也许人们有理由说，布斯的理论之所以不同于“文以载道”，就在于他并没有把文学修辞学当作达成伦理目标的工具，毋宁说，在布斯的文学理念中，文学修辞学本身就是伦理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在布斯看来，最好的伦理思考往往不直接指向“你不应该如何”，而是鼓励人们追求一系列“美德”，即：值得称赞的行为举止之典范习惯。因为他确信文学教育和文学阅读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态改变着读者。这里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在中国当下社会文化急剧转变的语境中，在文学转变为大众消遣，当各种媚俗平庸和身体写作流行之时，重温布斯的文学理念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本书中布斯提出了文学教育伦理学的六条建议，仔细读来耐人寻味。今天，许多文学研究者和教育者要么津津乐道于文学的技巧手段分析，要么关注于文学对“颠覆”现存规范的解构功能，要么流连于文学所提供的感性愉悦和身体快乐，但忘却的恰恰正是布斯反复倡导的文学更高的道德目标。
布斯的意义正是在这里彰显出来！
细心的读者从布斯的行文中，可以感悟到一个当代人文主义者深切的道德关怀，所以他坚信：“英语教师从伦理上教授故事，他们比起最好的拉丁语、微积分或历史教师来说对社会更为重要。”在我看来，布斯并非一个传统的道德保守主义者，他对后现代理论独到的理解和诠释，揭示了他文学思想的另一面。他从后现代主义著作中读出了和传统主义者同样的对文学及文学教学的伦理关注，他注意到后现代主义的舞台上随处可见有关伦理、人格、正义、责任、信仰、希望及慈悲等各种论断。因此，在他看来，不论标榜自己是什么主义者，“我们都应该努力用故事世界塑造有自我推动力的学习者”。唯其如此，他忠告我们：“从伦理上去教故事比其他任何教学都重要，实际上，它还比其他任何教学都更难。”
请原谅我饶舌阐述布斯的当代意义。如果想要把握这一意义，最好的方式就是进入布斯那些篇什的字句段落，去亲身体验一下“聆听的修辞学”。
目 录
前 言（沃尔特·约斯特）…………………………………………………………………………
１ 悲剧英雄麦克白………………………………………………………………………………
２ 简·奥斯汀《爱玛》中的距离控制…………………………………………………………
３ 修辞立场………………………………………………………………………………………
４ 修辞学的复兴…………………………………………………………………………………
５ 作为修辞的隐喻：评估问题（以十则真实“论题”为例）………………………………
６ 反讽的帝国……………………………………………………………………………………
７ 理查德·麦基翁的多元主义：教条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路径…………………………
８ 巴赫金如何将我唤醒…………………………………………………………………………
９ “我爱乔治·艾略特的方式”：与书为友作为被忽略的批评性隐喻……………………
１０ 重新定位伦理批评……………………………………………………………………………
１１ 形式的伦理学：与《鸽翼》一同飞翔………………………………………………………
１２ 文学教学的伦理问题…………………………………………………………………………
１３ “论道德趣味的标准”：作为道德探究的文学评论………………………………………
１４ 修辞、科学、宗教……………………………………………………………………………
１５ 一个修辞学家眼中的大学理念………………………………………………………………
１６ 因为钟爱它：花时间、费时间及赎回时间…………………………………………………
１７ 完结篇：纯粹修辞、求同修辞及对共同学习的寻求………………………………………
注 释…………………………………………………………………………………………………
索 引…………………………………………………………………………………………………
译后记…………………………………………………………………………………………………
前 言
沃尔特·约斯特
有些读者对韦恩·布斯的整个写作生涯不太熟悉——包括他的大量的书籍、几乎不计其数的论文和应景作品——可能尚未意识到他的创作具有怎样的权威，他如何生动而谦逊地探讨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叙事小说、文学内外的伦理学、反讽、文学和文化批评、高等教育、所有智性探索中所需的多元方法论、修辞学、教学、宗教。事实上，布斯的作品已经足以使“经审思的生活”（the examined life）和“心灵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等短语重现生机，更不用说适于归入任何常见的体裁或合宜的学术范畴中了。
另一方面，那些熟悉布斯并被其广泛兴趣所吸引的读者倘若凑巧瞥了一眼这本号称奉送上韦恩·布斯“精粹”之作的目录，则恐怕会因在书中找不到布斯的某篇或某章作品，或许是其最为喜欢的某篇，而势必感到失望。的确，我禁不住也把自己归入这群人之列。布斯论巴赫金和女性主义批评的优秀文章到哪去了？我已在不止一种场合中抱怨过。我怎样处置了他早期那篇关于本体论证明的趣文？这位顶级反讽者案头更多可供选择的讽刺文和戏谑文都到哪去了？简言之，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更多文章，没有得到这位才华横溢的思想家于过往五十五年间对文学五彩缤纷诸多层面的更多畅叙？
我作为编者与本书的作者合作，为我俩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每次调整之后，我一再地发现自己只是在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制造麻烦。我的方法是有时放弃这篇修辞学作品，或那篇伦理学文章，为的是给其他不可或缺的章节腾出空间，但更为经常的是，我会再加“多一篇”文章，而对篇幅、成本、市场等编辑上的惯常考虑置之不理。结果是最终毫无成效——仅仅因为布斯在他的智性追求中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如果他所著的文章中没有这么多篇值得保留，那么我们中的其他人或许就不会因为未把全部文章都收录进一本好看、价格合理的薄册子中而感到失望了。别无他法：要怪就只能怪布斯。
情况变得更加棘手。即使我们不得不在此作出取舍，他的杰出事业，他富有价值的一生也都应得到恰当的描述。韦恩·布斯的家人、同事、朋友，以及像我这样有幸身为他学生的人，都已经知道读者们会欣赏他、感激他，分享他的时间和才华，他无穷的精力，他的社会正义感，他对人类生命，以及对搞砸或振兴事物的焦虑之人（虚构及真实之人）的广泛理解。布斯的新读者会主张他们拥有一般读者的权利，需要了解他无数受之无愧的奖项头衔，包括芝加哥大学本科教学Quantrell优秀奖、富布莱特基金、洛克菲勒基金、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他是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候选会员，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主席，获得过几所学院和大学所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应邀服务于多个学术和教育委员会，并受邀前往美国乃至世界各地进行过几百场演讲和讲座。布斯三十一岁时开始拉大提琴，自此勤奋练习——听他说拉得一点都不好——并在无数业余爱好者聚会场合演奏，有些读者可能认为这一点不可被严格视为他的道德之德，或甚至是智性之德。但是，即便是他自传中这个不经意的事实也说明了重要的一点：即我们所有人与其共享的一种深切欲望，那就是不仅用我们所爱的事物，而且用真正值得我们去爱的事物来填充我们的时间，去享受生活。
要总结这样一种充满爱的生活并不容易。布斯在他早期编辑的一部收录了自己和他人文章的文集《最值得拥有的知识》（The Knowledge Most Worth Having，1967）中，多次界定了一些重要的话题，他在后来的文章中还曾两次重新谈起这些话题。但在我们现在的文化语境中，在我看来“最值得拥有”这个短语似乎太受限制了，而“知识”也只是个死板的概念，无法公正地评价布斯的生活、思考、写作方式。至少根据我的经验，阅读布斯与其说是接触最值得拥有的既有知识，还不如说是与“最值得去了解和分享的知识”邂逅。这种（教学相长的）活动——无论有多踌躇——正是这些文章特别邀请我们参与其中的。
事实上，我尽可能在前言的前半部分简洁地介绍布斯，“人物作为文本活动”（character-as-textual-activities）始终是他最为关心的事情，而在前言的后半部分，我将尽力阐明我的意思，并努力解决我们从布斯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作为活动（character-as-activity）所得出的相关问题，以及他如何鼓励我们将我们赋予文本的东西塑造成资源，供我们自己的人物作为主动读者（character-as-active-readers）所用。不过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先介绍一下布斯的背景，他一生致力于修辞学，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欣赏到他的智性贡献之本质。
倾听修辞学
在我和布斯挑选并编辑本书所收集的文章时，我重读了他的大多数作品，我对布斯几十年来极少表露出他的渊博学识而（再次）感到震惊。布斯并不炫耀自己的知识；他利用知识。从塞缪尔·约翰逊到莎士比亚、荷马、奥维德和乔叟，从菲尔丁到叶芝和贝克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韦伯、弗洛伊德和雅克·德里达，人们到后来才开始认识到布斯是如何小心翼翼而又熟悉自如地游走于这些人之间的。这份名单上所列之人可能会被一些人视作通常所说的“已故西方白人男性权威”而受到怀疑及轻易丢弃；但是这样一份名单确实表明布斯广泛、深入地阅读世界文学，尤其是世界小说，包括男作家和女作家的作品（他一生都是简·奥斯汀的崇拜者）。布斯在读完研究生之后便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待在德国——研读康德。布斯对康德的研究既没有体现在他文中随处可见的源自《纯粹理性批判》的语言混合残余上，也没有在他这位康德研究专家的博学中表现出来，布斯本人从未如此自诩；只有当康德对他具有真正用处，帮助他展开辩论或提醒读者不要忘了某些被人忽略的思想时，这点才表现了出来。当人们能真正依赖于布斯的论点，并发现它在任何（批评的、理论的或哲学的）理论上都站得住脚时，这点就更加巧妙地体现出来了。人们可能会反对——或许是强烈反对——某一既定的论点，但是论点本身会要求并时常促你努力思考以提出反对意见。
比方说，想想《小说修辞学》背后，或者更加确切地说，两侧飞扶壁式的大量阅读，这本书在许多人眼中就是人们远眺时所看到的普鲁斯特式天主大教堂，即便是在一片快速移动的智性风景中人们依然能够认清方向。如果你准备好了转换比例，就请仔细观察他从自己经验中归纳出的理论，这使得《反讽修辞学》一书时至今日依然是一部紧凑精炼、十分有用的研究著作（这可不是个小功绩）。以布斯最早发表的一篇论文，也是本书的开篇之作《悲剧英雄麦克白》为例。即使是在他的初出茅庐的时期，这位新博士兼劳伦斯·斯特恩学者也呈现出了一幅个人化的平整画卷，微妙地描述了莎士比亚一部作品中的“人物”处理。布斯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菲茨杰拉德刻画的迪克·戴弗、阿瑟·米勒塑造的威利·罗曼的多样化启示下，阐明了麦克白的伦理面貌。经过思索，这类事物会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它能悄然通过文学雷达，它多方面的成就容易被人忽视，就好像威廉·詹姆斯的哲学会让人误以为可以轻易达成一样。
想来布斯自己大致的文学态度和治学态度既带有詹姆斯式的不拘形式，又具有显著的哲学倾向，但一个比哲学或理论更恰当的术语是修辞学（rhetorical），又或者——如果我们一直跟随布斯到他最近的提法——求同修辞学（rhetorological）。遗憾的是，修辞学作为一个普通术语，后面还拖曳着笼罩在所谓的转讹和被讹双重阴影之下的尾巴，最近布斯巧妙地称之为“诡辞”（rhetrickery）。整个学术界仍然轻率地将修辞学视为艺术术语，鉴于布斯和诸如I. A. 理查兹、理查德·麦基翁、肯尼斯·伯克等许许多多的人在过去一百年间已经为重现和反思古希腊第一门知识学科（即修辞学，该学科的建立时间甚至比哲学还要早）而作出了不懈努力，这种蔑视简直令人沮丧。
至于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当代的修辞学，由于人们对罗兰·巴特、保罗·德·曼、雅克·德里达等人富有影响力的作品，还有后结构主义及其较早前在新历史主义中的应用和后来在文化研究中的应用，都有着较为恰当的理解，他们对“修辞学”的许多不同且富于尼采式变化的阐释，本可以与哲学及修辞学的美国式阐释如理查德·麦基翁、布斯、（尤其是）肯尼斯·伯克的相辅相成——如以尼采解读、仰慕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的方式——最终学术界认定修辞学这个术语更适于用所谓的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来标识。正如布斯在《现代教条与赞同修辞》一书中所言，不论其研究对象如何，“修辞学是发掘正当信仰并在共同话语中改善这些信仰的艺术”。可是，唉，不对。即使修辞学以众多名称被各领域的批评家和学者长期实践，学术界内外依旧强制性地对其采取长期以来的轻视与削弱态度。为何如此，或更尖锐地问，韦恩·布斯关心些什么，我们又为何要在乎呢？为何要像他一样（时而断断续续，但归根结底态度坚决地）坚守修辞学这个术语呢？
布斯本人在他所有著作中对修辞学的重要论证暗示了部分原因：许多好的修辞学是自己和他人真正有价值的信仰，不仅涉及“正当的赞同”（warrantable assent）（布斯借用约翰·杜威的术语），而且要求在竞争派别之间寻求共同的智性基础，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需要真正地倾听别人的说法。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这么做了？经常吗？是有意为之吗？布斯在他的新作《修辞的修辞学：有效沟通之探索》一书中，把这种持续性的交流努力称为“倾听修辞学”（listening-rhetoric），在这种动态交流中，人们考虑他人的目的、原则、视角，随时关注人类生活中可能有真正价值的事物。正如布斯所写的，在曾为典型的美式改良（American-ameliorative）（一些人坚称为“天真”）的态度中，“双方在此都参与到了相互信任的争论中，决定在倾听对手论证的同时，说服对手倾听自己的意见。每一方都试图思考另一方提出的论证。双方妥协并不仅仅是由于机智或友善……双方不仅追求胜利，而且追求一种新的现实，一种对事实的新共识”（46—47）。
当跨学科的智性争论（是争论，不仅是探求）持续处于蓬勃发展之时，布斯反而提出，只有极少数争论者会在谈论与别人相同的话题时停下来思考他们是否持一致看法——更不用说朝着确定他们也许会共享并在竞争中共同发展的前提去努力了。布斯的观点是，毕竟这样一项计划并非是无法实现的，事实上我们偶尔会用已知的方式来实现它，他且认为，作为批评和建构的理想，它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追求。布斯本人对于参与到真正探求和赞同他人过程中的重重困难并不抱天真的看法，他让我们谦逊地回归到我们自己的智性倾向和智性实践上，自问我们不仅在个人而且在职业和文化上，是何等天真幼稚、易受同化、心胸狭隘、目光短浅、性情急躁、轻率（或幼稚地）论断到了何种程度。
如此一种呼唤良知的清亮之声配以福柯、阿尔都塞或朱迪斯·巴特勒之鼓拍，或许并不会加快反对体系（System）的节奏，但是，比起许多人任意引用而又不为其担负个人责任的某些重要理论的抽象概念，回避事实似乎要困难得多。我自己感觉，布斯与一个他自己（及其他许多人）起初甚是怀疑、后经过时间考验转而钦佩的人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这人就是雅克·德里达。他们俩有着共同的兴趣，即把他们的判断置于高度个性化的特质中，后者在“9·11”事件后评论道：“在将来有些人会以负责任的方式反思这些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并要求负责公共话语之人承担责任，我想把这些人称为哲学家。” 布斯从未自称为哲学家，但从职业生涯一开始，他便以德里达后来描述的方式行事。最近，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家托里尔·莫伊在她自己近来的维特根斯坦—卡维尔式的日常语言哲学转向中，也与布斯等人一样关注起了真实或虚拟社会的修辞学（以及语法或哲学）责任。
对公众论争的谨慎探求、创造性发现并要求人们对之负责，对这些论争如何展开的理论与实践之研究（“求同修辞学” ），一如既往地构成了布斯的智性“家外家”（home-away-from-home）（“英语系”的标题从来无法包容他）：“我现在终于明白，修辞学问题在我的大部分思想中（一直）处于中心位置……自青少年时期开始……在我教学中的每时，在我创作中的每刻，我总是努力思索加强交流的方式：通过学习这些方式，训练学生如何区分修辞学中的可辩与不可辩形式。” 当然，这并非是一本修辞学入门书应处的位置，不过正如布斯所阐述的，修辞学让人们既能了解到他职业生活和个人生活两者间的一致性，又能领略到本书相应的完整性。
布斯对修辞学最新论述的优点在于他强调了自己终生关注的领域：“修辞学（涉及了）人类为了给彼此带来各种效应而分享的一切资源：伦理效应（包括人物的点点滴滴）、实践效应（包括政治）、情感效应（包括美学），以及智性效应（包括每个学术领域）。该范围覆盖了我们对有效或敷衍地、道德或不道德地交流所使用的‘符号’。” 对他而言，修辞学本身或许并不能被称作“有原则的”主题或知识，而是人类对于学科诸领域里里外外一切知识的欣赏、阐述和理解的模式——总有些偏颇，总具有价值观导向，总“带有利害关系”，总为我们自己考虑——也是关于我们目前要去认识的这个唯一世界或宇宙的知识，无论这种知识有多短暂。
这种最新的修辞学观念与布斯四十多年前在《小说修辞学》中的计划一致（尽管前者的范围自然要比后者更为广泛），在那本书中他对“找寻能使（文学）作品在最大程度上为人所理解的（作者）表达技巧”感兴趣。的确，我们可以把布斯的全部作品视为一个连续体，由对沟通交流和获取关于世界的各种非教条化、非还原性的视角的多重兴趣组成，适于所有不愿过早为真理画上句点的人们。
人物的兴衰成败
布斯对人物的持久兴趣——对戏剧化或非戏剧化的叙述者，对隐含作者，对真实的和可读性（readerly）社群，对所有这一切美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兴趣——正如我所指出的，是他自己最重要的议题，从修辞学上来说是他一生研究的“标识”。诚然，布斯对人物的讨论也与他自己的个性相关，因为他在自己作品的讨论中也揭示出了自己的性格。不过，他大部分作品的中心在于探求他人的性格，而这种中心性告诉我们，布斯所理解的任何生命的首要本质中心是什么——也就是，一个人的伦理性格在行为（action）中形成，并被行为［而非“知识”（knowledge）本身，或甚至是“认识”（knowing），乃至他终生关切的有见识的行动（acting）］所塑造。这等于是主张早在“作者之死”的年代，或在那之前的“作者客观性”（“authorial objectivity”）年代，布斯就已预见到受压制的自我根源会回归到他本人协助恢复的修辞学和伦理学批评之复兴中。布斯的这种中心观念使我将《小说修辞学》、《反讽修辞学》和《我们所交的朋友：小说伦理学》归类到一起，以便于我组织和讨论这个主题的某些方面。请允许我举几个简短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
《小说修辞学》至今依然非常出名，它为叙事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布斯发展了作者“第二自我”（second self）的概念，或他所称的“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以及不可靠的叙述者（unreliable narrator）（该讲述者的评价和报道都没有得到隐含作者的支持）的概念。在这第一部系统之作中，布斯反对当时盛行的文学教条，即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根本就不存在现代的“小说修辞学”。该教条主张，好的小说必须是“现实的”，而小说要现实就必须杜绝作者对故事的干预，也不能出现作者愚钝地为其读者担忧的任何迹象。在毫不谨慎地寻求概括一种态度或一个理论时，许多批评家通过把形式的“纯粹性”（purity）和个人的不动感情置于其他一切价值观之上，将作者评论的任何可能性标准以及任何“讲述”多于“表现”的成分从小说中剥离，由此把作者的技巧去繁就简。对于这些批评家来说，现实主义不仅需要小说“不动感情”，而且不带价值观取向，鄙视一切对行为（情节）甚至是对人的强调（回想一下奥尔特加的“艺术的非人化”）——总而言之，高傲地“忽略读者”。
布斯对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的区分——“一幅幕后作者的隐含图像，不论是作为舞台监督，作为木偶演员，或是作为默不出声修剪指甲的冷漠上帝”——使他得以展开并填充新的主题，来显示作者在文本中现身的几乎不可尽数的种种方式，始终“把（一个）虚构的世界强加给了读者”（“第一版序言”，xiii）。无论作者是否将自己戏剧化，借助可靠的叙述者在故事中体现作者自己的价值观和看法——叙述者如同故事的作者，或许会对自己的角色有自我意识——或是创造出一个非戏剧化的，甚至不可靠的叙述者；不论作者是否以公然评论或其他形式的讲述而非展示介入到了作品之中，或是作品中丝毫没有作者的干扰，使得人物（甚至情节）能够在读者面前行进而无须任何照明灯——尽管如此，所有的作者直接叙述也好，间接言说也罢，都是以隐含的形式登场，作为“处于一切小说体验之中心的”读者的对话伙伴（272）。凭借其认真的细读以及他从自己阅读中进行概括而不缺失其独特论据的惊人能力，布斯在他中期的书中完全能够声称“我们已经看到作者不可能选择避开修辞学；他只能选择他想采用哪种修辞学”（149）。
《小说修辞学》显然把焦点放在了作者对修辞技巧的统筹上，而隐含作者这个概念令布斯在探索叙事效应之相应范围的同时，得以回避对作者“意图”的天真的确定性属性的需求（即假装我们能够知道，或甚至是我们需要知道，真实生活中的作者为了分享他/她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在思考些什么），他在别处公允地将其谴责为一种“动机说”（motivism）的谬论（即仅凭一种行为或一个文本的原因就能对其加以解释的错误信念）。出于同样的原因，隐含作者这个概念的复杂性令他在处理“小说道德观”时避免对何为道德、何为不道德作断然描述。他人诸如此类的描述通常是以简化的价值命题和说教式概述为主要特点，或甚至是试图灌输“正确的价值观”，仿佛作者或批评家可以将其逐一列出而毫不顾及特殊情况、目的和读者。
布斯对道德观的讨论并不是从外往里——演绎式地要求叙事遵从“我们的”道德期望——而是从里到外强制性地发生作用。也就是说，布斯提出修辞技巧对我们评判人物具有重要性，而这些评判又对我们在这些人物与他们所处的叙事世界中的情感和道德参与有着重要作用。布斯以此方式竭尽其能，实现了极其精巧微妙的叙事学分析，这在当时对于其他大多数“道德”批评家来说是想也想不到的。然而，布斯的论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颇受争议，他自己逐渐意识到他有时采用了从外往里的方式，于是他后来写了整整一本书（《我们所交的朋友》）来探讨小说的伦理观。
另外，隐含作者这个概念当中蕴含了后来作品中剥离出来的一些想法的萌芽，当中有一种见解——对布斯而言并不独特，但他将其巧妙利用——是任何作者、任何人物或任何人总是以多种形式出现，任何自我（正如他在《现代教条与赞同修辞》中所说的）都是“自我领域”（a field of selves）。不仅（比方说）“纳博科夫”在一部特定小说中有无数种表现方式，而且纳博科夫自己的隐含作者们（复数）根据每本书的目的和效应必然作出了相应调整。这尤其意味着，读者（真实读者和隐含读者）对作者的体验本身总是变化无常、多种多样的，或许是一个对话，不过是多种声音的对话［布斯借鉴了巴赫金的一个术语，将“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改成了“杂语”（polyglossia）］——称之为多个自我的多重对话（polylogue），既包括作者（及人物）也包括读者。
在《反讽修辞学》中这些想法更为清晰，这本书在其自身领域中具有突破性，原因至少有两个。其一，即便是布斯完全考虑到了阅读和写作自我的不稳定性，他仍提供了一套复杂的论题来探索一种完全有意为之、完全稳定的反讽如何成为作者与读者分享他们对（虚构）世界之看法的最丰富、最有效方式之一。其二，反讽绝非一种严格意义上（更不是排他意义上）的腐蚀性或颠覆性的修辞语言，它可以是文本社区的伟大建设者，该社区有时很小，但通常情况下确实很大。正如他在《反讽的帝国》（本书第六章）中写道，
无论何时一篇反讽文章奏效，当一位聪明的反讽者成功地吸引住我们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于完完全全两个心灵的认同。在实现这种效果方面，唯一能和反讽相媲美的修辞格是隐喻，不过我认为反讽的凝聚力更强……在共鸣的那一时刻，接受者丢失了他/她的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身份的丢失比起我们日常屈从于他人的意思更具戏剧性。（111）
这种本质上对（隐含）作者（们）和（隐含）读者（们）的身份认同（identification）的道德或伦理兴趣在《我们所交的朋友：小说伦理学》一书中达到了极致。从布斯为1983年版的《小说修辞学》写后记时开始，《我们所交的朋友》堪称实现了多年来他所得到的认识，那便是在阅读（和在读者）中所涉及的复杂性，这来自于他对分离或多重自我的信奉，正如他在后记中所承认的：
我对自己年轻时偶尔在描述“我们”如何回应（某些小说）时所表现出来的自信感到惊讶。这里的我们是谁？……所幸的是，书中对“我们”的大部分论述可以简单解释为是在谈论隐含作者所假定的相对稳定的读者——文本要求我们成为那样的读者。在做了这种解释后，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我们在每次阅读行动中所扮演的创造性角色，这种角色是与生俱来、无可逃避的。近来的“读者批评家”坚称，真实读者必须“创造”任何经创造的故事，这当然就包括故事的讲述者，这个观点是颇为正确的。而且，既然我们人类具有多样性，那么真实阅读在某种程度上也总会出现差异。（420）
布斯坚持这种自我修正的做法便是将他的小说伦理学聚焦于作者在文本中提供的各种活动上。他在《我们所交的朋友》整本书中详尽体现了这一点，不过此书最关注的措辞体现为他将作者和读者间的关系表述为“友情”的隐喻。不完全或甚至主要是那些可以表述的“信念”（比方说，在一个人物或可靠叙述者的言行上），而是完整、主动的阅读体验，可被理解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三种友情之一（或不止一种）——快乐之谊、裨益之谊和德行之谊（这些交谊并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在布斯所提出的那种伦理批评中限定了其开端，也限制了布斯的丰富词汇。
布斯的友情隐喻富有创意。显然，他在表述他自己的（亚里士多德式的）价值观等级时，把德行之谊放在了首位。他在《 “我爱乔治·艾略特的方式”：与书为友作为被忽略的批评性隐喻》（本书第九章）中说道：“只有当两个人不仅向对方提供乐趣或实用性，并且相信他们有着相同的憧憬，因而对彼此有利，此时才会萌生成熟的友情。”（159）不过，布斯也指出，人们必须把文本所给予的、或许是浮夸吹嘘式的礼物，与作者、读者在文本中共同传送和获得的东西区分开来。因此，事实上，一本具有“纯粹”乐趣的书可能比一些善意但高调的虚伪之人所许下的教化性虚假承诺具有更重要的道德价值。布斯详述了这些乐趣的几种特质：它们有着相当的数量（如悬念、讽刺性幽默、令人喜爱的罪犯、倒霉的警察——我想起唐纳德·E.威斯莱克笔下有趣的多特蒙德抢劫行动）；有些乐趣以强度不一的智性责任向读者发出挑战；有些或多或少展现了有限的范围和种类，并多多少少严正声明其具有美德：这些便是我们向小说寻求的东西。另外请记住，德行活动本身总是令人愉快，或许也会于人有益，从伦理的角度谈论“乐趣”（pleasure）或“实用性”（utility）能够（尽管并不必要）充分揭示出隐含作者的美德，而书中提供的德行之谊所给予的乐趣则需要有更复杂的词汇才能加以区分。对于布斯和亚里士多德来说，乐趣并不是被动的享受，而是主动的欲望，从A转移到B的愿望（大部分在情节中得以充分实现），因而出现了各种可能的主动参与，从近乎零活动（布斯以文学逸事为例；人们或许会降低标准考虑大部分电视节目和因特网弹出式广告）到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活动（《芬尼根守灵》）。
布斯本人在《我们所交的朋友》一书中给出了许多诸如此类的伦理批评实例，在本书的文章中也有一些例子。不过与其重复和概述他的成果，引出布斯本人在他所有书中给予的、在我看来是首要（并非唯一）的伦理活动或许更具启示性——我指的是交互性、负责任的探求与争论所带来的德行之趣。
换言之，如果有趣、有用、有德的“人物作为文本活动”是布斯的主要论题，那么我们能从他自己的人物作为活动、他自己的伦理中简要得出什么呢？诚然，假如我在此试着专门研究布斯的伦理在不同作品之间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话，那么我很可能会从不同角色（personae）开始谈起，如韦恩大叔、韦恩大哥、尊敬的韦恩、新亚里士多德式布斯、教育者布斯、讽刺作家布斯等等。相反，我促请大家别把布斯式伦理认为是“真实的”韦恩·布斯本人在不同场合所拥有或表达的一组颇为明确的特质（例如，亚里士多德的三组品质，即智德、美德、善德），而是视之为我们自己在修辞学上所领会或“形成”的作者韦恩·布斯，尤其是作为形式不一的思想家和作家的布斯。换言之，我想问的并不只是韦恩·布斯关心些什么（他的“信仰”），而是他如何在其作品中完成思考和写作的任务（他的伦理“活动”）。这样人物就成了关于一般智性方法的问题，我们也就能够相应地创造出第二种分类方法并将其作品归类：他的早期作品集《最值得拥有的知识》和《现在不要跟我理论》，这两本书集中探讨论证和智性探求；他的三本“教学式”（pedagogical）书籍（我的用语：他所有的书都是教学式的），其中《哈珀和罗读本》和《哈珀和罗修辞学》是和马歇尔·格里高利合著，《研究的技艺》则是和约瑟夫·威廉姆斯及格里高利·科洛姆合著；另外最重要的，《现代教条与赞同修辞》和《批判的理解：多元论的力量与局限》。
尤其在后面两本书中，布斯不仅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最充分地展示了自己，而且还展现出了他自己的智性理想是如何起作用的——我的意思是，具体说来就是人们怎样才能“像修辞学家那样思考”。我无法详细从事布斯要求我们做的对事实细节的伦理批评，我再次对此表示遗憾，而布斯在这点上却是实至名归。但使我自己满意的是，我可以让我自己热心的隐含读者从布斯那里学到并了解到更多他的信息，并让他们关注（真实的和隐含的）布斯始终信仰的两种相互融合的智性之德：一种是作为理解与争论之共同活动的修辞学探求，另一种是智性方法的非相对论式“多元主义”。
交换工具
我大概已经对第一种美德作了足够多的描述，这种美德便是布斯的修辞学和求同修辞学之“话题式”方法。他在《现代教条与赞同修辞》一书中大量展示并谈论了这种方法，而且该方法在他几乎所有著作中也都显而易见。只有在布斯心情不好变得专横独断时，这种方法才会不见踪影。该方法的标志是使用智性工具——概念、论证、论据、举例、假设、反语和隐喻之类的转义、类比、假想对话，甚至是小说人物和整个艺术作品——作为资源，也就是说，作为“开场白”（openings，用布斯的术语来说），来探讨在他看来什么是无法确定的问题。并非所有的文本和问题在跨语境中都同样无法确定，该方法要求我们专心倾听特例。将概念和论证之开放性方法的明晰性与，比方说，有线电视“新闻”节目上激动的评论员的明晰性作比，这对于布斯的任何一位读者来说固然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要辨别好的文学、文化和批评“理论家”（Theorists-with-a-capital-T）是如何将确定的原理转化为他们应用修辞学的发明工具——换言之，将这些思想家与更加武断的思想家区分开来，后者“锁定”在他们智性投资的固定收益率上（即零收益，因为他们对首要原理的投入与回报一样少）——这种区分本身就需要话题式修辞学，正如托里尔·莫伊（我心目中优秀的现代思想家典范）所欣赏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其他理论家（弗洛伊德、布尔迪厄、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卡维尔）。莫伊在《何为女人？》一书中写道：
对于卡维尔等人的观点我们甚至不, 会有争斗和争议，除非我们就何为政治冲突或分歧达成共识（一种共同实践）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交谈。假如没有这样的共同实践，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就不足以产生分歧……
通过观察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一个男人开始撰写一部哲学著作，另一种是一个女人在做这件事——波伏瓦说明了在某些情况下说话者的性别对“我们”说话的内容有着决定性影响，因此不存在“我们”一般会说些什么的问题。
这话听上去很有熟悉的布斯意味。沿着这个思想方向发展的一种见解便是，我们在从事哲学，或从事某些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或其他大多数事情时，我们的术语、主张、论证、结论，“都得视情况而定”。事实上，“视情况而定”这个俗语可以被视为跨学科的布斯式修辞学的体系性原理——我所指的是，智性探求者要依赖于时间、地点、场合、读者、目的、环境、制度限制和大量其他因素来提出一个真正的主张。正如莫伊发觉波伏瓦所提出的社会学深度描写不仅是一个受欢迎的鼓舞，还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一般，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家而言，布斯总是逆流而上，收集细节，他自己越来越承认需要波伏瓦所要求的这种语境细节。像布斯一样，莫伊的讯息（如同她的实践）并不是“无理论一般化”（No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s），而是“无无例外的断然一般化”（No Unyielding Generalizations without Exceptions）——或简言之，“必要体验”（Experience Required）。在《我们所交的朋友》中，布斯把这种态度和推理称为“共导”（coduction）：“我建议我们要以树立个人价值观念的同样方式来树立叙事学的价值观念：通过在其他相同或不同的无限丰富语境中感受这些观念”：
我们在形成自己独特评价时所依赖的逻辑既非由明显的前提演绎推理得出（即便是最复杂的逻辑也不例外），也非由一系列定义准确的孤立例子,归纳推理得出。它总是直觉的产物，我们感觉到我们眼前的某物为我们带来了一方面相当令人向往、美妙可爱，另一方面则相当令人反感、不齿或可憎的体验。
这个逻辑依然还是修辞学。修辞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横跨一切领域的哲学、理论和批评维度，（尽管如此！）但却遭人轻视。
原理与可能性
我引用女性主义理论家托里尔·莫伊的话并不只是为了表明当下盛行的理论化倾向，而是对莫伊等人重要的修辞学见解和成就表示肯定和尊重，另外（更重要的是）我还想暗示说布斯（等人）的修辞学如今正在他并未耕作（至少是没花任何时间：一个人不可能诸事皆为）的葡萄园里结果。莫伊在她的近作中讨论了布斯自己并不赞同的批评理论（比如，弗洛伊德和伊里加雷的理论），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她是典型的布斯主义理论家和伦理批评家。换种方式来说，布斯从一开始就已经隐性或显性地欣然接受了她与其他人所开展的有原则的计划。为了再次极为简略地解释我的意思，我在此要间接提到布斯的两个作品，即本书中的一篇文章，以及《批评的理解：多元论的力量与局限》（Critical Understanding: The Powers and Limits of Pluralism）一书。
在本书的第七章《理查德·麦基翁的多元主义：教条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路径》中，布斯又爱又怕地回顾了他大学时期的第一节哲学课，由理查德·麦基翁讲授柏拉图的《理想国》。过了一段时间在被另一位教授问及他的柏拉图研究进展如何时，布斯和他聊了起来，年轻的布斯抱怨说，麦基翁的“教条式柏拉图主义很不可思议”。教授对此回应道：“啊，是这样的吗？你难道没听说，理查德·麦基翁被认为是一个教条式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布斯那时没听说。不过，后来他当然更多地听说和了解到和他打交道的麦基翁的 “这种头脑”：“我和他在另一门课中又见面了，还是这种头脑，”
不折不扣的教条式休谟主义者，不仅每次在休谟遭到可想而知的攻击时热心为之辩护，而且当我们中的任何人提出我们认为是反驳休谟的明显理由时，这个卓越的头脑总会指出我们言辞中的愚蠢。他在早些时候出版了一本关于斯宾诺莎的“教条式斯宾诺莎主义”的书，这位明显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伦理几何学家不能被简单地归类为柏拉图主义者、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或休谟主义者。正如麦基翁的任何一位读者可能预测到的那样，后来我在他身上又看到了一个与德谟克利特、西塞罗、康德、杜威同样能言善道的教条式辩护者。（122—123）
现在很显然，这种“教条主义”从定义上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教条主义；我们或许可以将它称为“动态理解”（understanding-in-motion）（请再次留意这种行为的现实和伦理关怀）。而另一方面，这种头脑（我指的是麦基翁的，但也指布斯的）没有屈从于“纯粹相对主义”（mere relativism），靠的是他的道德和智性价值观，布斯称之为“普遍性”，以最复杂的哲学方法进行过修正，以适应上述的哲学家和他们的哲学体系。布斯写道：
对于麦基翁而言，每个主要的哲学体系都揭示了一条正确路径，通往一个构想，指向真理的一个真正方面……与支离破碎的哲学体系相比，他所列出的广泛全面的哲学体系向来为数不多。可是他到了二十岁以后就从未给自己或任何一位未来的哲学家带来希望，即发展出一种能够真正驳倒或涵盖一切哲学思想的单一哲学体系。（124）
我如此详尽地引用了这些内容是因为这几段抓住了布斯在沿着自己处于相对主义与教条主义之间的曲折艰巨之路游历时的主要态度和精神。《批评的理解》一书详述了他自己的结论，即没有一种多元主义能真正驳倒或涵盖其他一切立场，包括他自己提出来用以构建和检验的多元主义在内，尽管如此，作为批评家，作为人类，假如我们在各种批评立场中能先考虑，然后不知疲倦地探求“生命力、正义和理解”，那么我们的涵养就会更加丰富——即使这样一种多元主义以任何方式都无法被智性“证明”它能满足那些在批评领域有着不同立场的人。我在此无法希望人们能像布斯在他书中那般强有力地使生命力、正义和理解等价值观脱离必然的平庸感，但是我也许可以斗胆转述他自己的话来说明他是如何捍卫这些价值观的：一个人从自我选择的批评原则出发，虽说会无可避免地与他人的选择有所差异或相抵触，但还是远远胜于教条式地墨守某套确定的硬性原则（无论其广度如何），或相对主义式地放弃个人力量，以努力理解、公正评价、尊重“他者”（the Other）的生命力，仅仅只是因为那位“他者”不能被完好地融入争论和辩论的严格规则中。总之：与其等待着最终不可能实现的多元绝对真理之元多元主义（metapluralism），还不如行善（德、智）。
我几乎无须提醒，我的转述拙劣不堪；不过我希望，如果它能起到应有的指示作用，那么读者就会想要回到布斯作品的更大语境中去更好地了解书中这些精彩的文章。布斯自己的多元主义模式本身（不出意料）就是修辞式的，大量展开了一些不太确定的传统主题，试图说明克R. S. 克莱恩、M. H. 艾布拉姆斯和肯尼斯·伯克的多元主义。不过，这样的说法并没有挫败，而是推进了他理解他人的目标，确切地说，因为它鼓励他人（像莫伊）去尽可能全面地追求他们自己的原则性理论，他人恰好能利用这些理论来进一步“开启”（没有的固定答案或原理）新思想、新体验。
这最终促使我仔细思量布斯对待其“读者”的多种方式——不是因为我们可能会努力进行经验式的自我思考，而是因为读者在布斯作品中并通过它们而受到修辞学的塑造。具体说来，布斯如何处理我们的“情绪”（mood）（借用一个不太可靠但适用的海德格尔术语），我们的情感倾向，我们的“心态”（state of mind）？布斯将我们置于何种他最一贯地寻求的情感倾向之中？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是从修辞学上接受各种阐释和争论，同样它自然要“视情况而定”，视我们所谈及的布斯的书或文章，及其出处、目的等等而定。而且，我在此还是无法以我希望的方式来详述这些问题。不过，我可以谨此提出以下内容。
正如他为自己定位一样，布斯总是“定位”他的隐含读者为真诚的学习者，通过例子引导我们，让我们效仿那些在修辞学和伦理学上努力探求的人，包括以他自己为例。他并非仅仅通过自传式地谈论自己来实现这一点，尽管他有时确实采用了这种方式；除此以外他还借鉴自己的经验，声称他的经验具有“代表性”（与康德的“反思”判断而不是断言判断的概念一致，它不受规则制约，带有普遍意图）。托里尔·莫伊暗示了我这里所探索的问题：“‘批评家和艺术家面临的同样问题，’卡维尔写道，‘是如何包含而非降低他的主体性；是如何以代表性的方式掌握它而非一致克服它。’”在引用了卡维尔的话之后，她解释了他和她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正好完全符合布斯自己的态度和实践：
倘若我的主体性——我的体验——在我的批评或我的哲学中有任何用处，卡维尔似乎在说，我就必须使之具有代表性。否则，虽然它依然是那么确定无疑地特别，它只会引起我一个人的兴趣。要使之具有代表性，就要表现出它能为一个一般性问题带来什么启示，而不是声称它自己具有一般性，（而是说）它以某种难以理解的方式已经包含了其他问题的一般性。
如果批评家在自己的创作中成功证明了这种看法的有效性，那么其读者群也同样需要以自身为例——毅然冒险，积极参与到文本活动中，批判性地阅读，与作品共鸣。因此，布斯要我们呈现出来的“情绪”总是伴随着焦虑［海德格尔的焦虑（Angst）］，我担心我会让自己和他人失望，无法作出一个活跃读者的理想榜样，同时做到批判性和与作品产生共鸣。然而，在布斯的作品中，这样一种原始焦虑从修辞学上得到了精心编排，经由最广义的教育持续增长，这正好与亚里士多德的主张一致，即我们天生就有求知欲。布斯也许会将他对我们的定位称为是我们自己对惊奇，甚至是对喜悦的召唤。如果我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布斯余下的书籍归类：《成长的艺术：作家论生存与老化》和（谈论大提琴的）《因为钟爱它：业余爱好及其对手》；还有更重要的（甚至是巅峰之作）《教师之职：修辞学的机遇， 1967—1988》。
不过，如果我自己到现在为止已经提供了某种榜样或指引，那么布斯的新老读者就会想要自己去找这些书和更多的书来阅读，身为探求者和学习者的他们会做好准备将自己的期望和疑问转化为个人资源，即对于揭示他们自己的探求、诠释、争论和判断的环境有助益的那些不太确定的传统主题。我极力暗示这正是布斯促请我们所有人去做的事——阅读他的书籍、文章最首要的修辞学机遇就是在行动中教育。
此外，我认为，上述这些说明应该可以阐明本书的结构，本书虽大致以年份排序，但更重要的是按主题来排序。也就是说，书中所有文章本身都有修辞学论证，除了探讨关于修辞学的多种方面与层次，这些文章还集中讨论布斯对人物性格、探求的智性方法以及如此行事之求知欲的一如既往的关注。
在前六篇文章中，前两篇《悲剧英雄麦克白》和《简·奥斯汀〈爱玛〉中的距离控制》展现了布斯（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毕生对小说伦理中形式研究的关注。接下来两篇《修辞立场》和《修辞学的复兴》将他对人物性格及其表现形式的相同兴趣扩展到了本科生写作中的修辞学形式和一种艺术的复兴，以我们现在的理解，这种艺术从大一写作班一直延伸到了莎士比亚、德里达乃至于无限远。接下来两篇《作为修辞的隐喻：评估问题（以十则真实“论题”为例）》和《反讽的帝国》同样继续扩展这门艺术，并将其转移到了隐喻和反讽这些主要的修辞上，通过这些修辞（以及其他内容），我们交流彼此的人物，建造或未能建造起各种社区。
第七章和第八章打破了前面文章所遵循的编年式进程。在第七章《理查德·麦基翁的多元主义：教条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路径》和第八章《巴赫金如何将我唤醒》，布斯为米哈伊尔·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所写的前言中，讨论了布斯心目中两位更为重要的智性英雄。这些文章的年代错置或许是为了构成随意配对，不过它们出现在本书的中间部分是为了稍作停顿，来反复地反思布斯作为一位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包容性，并协助我们衡量他在所有这些文章中所取得成就的深度和广度。这两篇文章都赞同和颂扬了上述的“倾听修辞学”，体现为种种形式，如巴赫金对多种声音的理论化，即小说的“对话主义”（dialogism）、“复调性”（polyphony）和“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另外，更明显的是体现为理查德·麦基翁对哲学语义学的研究，他将其作为一种在一切学科内和学科间促进思想与方法交流的（修辞学）方式。了解到布斯喜欢与这两位思想家相伴，我们也就能更好地欣赏他自己对于多样性中的交流的关注了。
接下来的五篇文章在短暂中断后又回到了年份的排序上，从不同方面阐述伦理批评实践。在第九章《 “我爱乔治·艾略特的方式”：与书为友作为被忽略的批评性隐喻》中，布斯提出了强有力的隐喻——“与书为友”，后来他在《我们所交的朋友：小说伦理学》中进一步发展了该隐喻。而第十章《重新定位伦理批评》则依据《我们所交的朋友》的回应为伦理批评实践建立起了新的坐标。第十一章《形式伦理学：与〈鸽翼〉一同飞翔》上演了布斯与亨利·詹姆斯之间复杂的友情之剧，回顾了他对那部极为复杂的小说之修辞学、伦理学和形式设计的长期专注。第十二章《文学教学的伦理问题》和第十三章《 “论道德趣味的标准”：作为道德探究的文学评论》是对“道德”和“伦理”作为教育“目标”的有价值组成部分有何意义的复杂探求，这些目标能够反映出一种“道德品味的标准”，它既不是由哲学或理论演绎式地强加而来，也不是相对主义式地受各家之言所影响。在大卫·休谟的帮助下，布斯的独特探求转向了以具体实例——歌德、卡夫卡和（又一次）莎士比亚——来检验他的假设。后面这篇文章是一个令人印象尤为深刻的例子，展现了布斯作为修辞学理论家和伦理学批评家的力量所在。
第十四章至第十六章都是概述性的文章。第十四章《修辞、科学、宗教》以布斯在最早期创作中就十分感兴趣的方式在科学和宗教两种文化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第十五章《一个修辞学家眼中的大学理念》考量了教授们在他们的学校工作中是如何完成集体工作的，并把范围延伸到了我们所有人在各自活动中又是如何完成集体工作的。而第十六章《因为钟爱它：花时间、费时间及赎回时间》是他个人对于怎样的生活才有价值的沉思。
在音乐中，尾声指的是一首乐章末尾正式结束前的一段乐节。第十七章《纯粹修辞、求同修辞及对共同学习的寻求》在我看来就是本书轨道的一个合适终结，因为它最后一次以布斯的惯用手法谈论了人物性格、修辞学探求和教育问题。布斯教授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屈不挠地追求着知识活动，洞见，以及一切智性之趣——他自己对此的批判理解因为智性之趣发生改变而一直延续。我们可以把这种理解称为“韦恩·布斯的修辞学”。
此处收录的大部分文章都在原来出版的形式上进行了删减。大部分添加了短语或句子，通常是为了使意思更加清晰明确，有少数地方添加了布斯插注的新评论（这些后来添加的内容用括号和楷体字标示）。楷体的眉批提供了布斯现在对这些文章的整体看法。仿宋体部分是我自己的评论，包括原作的出版信息。
我想感谢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艾伦·托马斯一如既往的关注与支持，以及我的研究生助理杰克·海尔、卡莎·威尔逊和莫莉·斯列德专注、认真地处理原稿。我的同事，弗吉尼亚大学的艾莉森·布斯教授一直以来都在鼓励和帮助我（和她的父亲），另外给予我鼓励和帮助的还有维克森林大学的迈克尔·海德、芝加哥大学的温迪·奥姆斯特德和戴维·斯米格尔斯基斯，以及俄亥俄州大学的詹姆斯·费伦。我需要并欢迎他们对这整个项目尤其是对此前言所提出的集体意见。
我向已故的韦恩·C. 布斯致以最深沉的感激之情。在芝加哥大学我的老师和一块学习的同学们中，他不仅过去是我们道德与智性美德上的唯一模范，而且现在依然占有核心地位。我感激他对我的信任，把这些文章交由我保管；我希望这些文章能在布斯长期以来的读者中体验新生，并希望它们能为新的读者开启一扇寻求平凡或非凡的学习之门。
译 后 记
当代修辞理论大师韦恩·布斯于1921年2月22日生于美国犹他州，2005年10月10日离世。在多年的文学批评生涯中，他以深邃的眼光、广博的学识、锐利的笔锋构筑起一门包罗万象的修辞学，内容涵盖叙事学、伦理学、哲学、美学、宗教等诸多学科，其学术造诣由此可见一斑。特立独行的他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发展处于边缘地位的修辞学，其丰硕成果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布斯著作当属《小说修辞学》，该书于1987年在中国大陆先后出版了两个中文译本，分别为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付礼军译本，以及华明、胡苏晓、周宪的合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隔二十年，译林出版社引进了布斯的作品精选集，为的是让广大的中国读者更为全面地了解修辞学以及这位修辞大师的点点滴滴。作为译者，我们有机会得以将这本《修辞的复兴：韦恩·布斯精粹》的中文译本呈现给读者，在深感荣幸的同时也颇觉责任重大。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参阅了大量有关资料，对文章中的重要疑难部分作了脚注，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帮助。然而，布斯的睿智才思、犀利文风加之修辞学本身的复杂多元性都给我们的翻译带来了诸多挑战。在此，我们想与读者分享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及感受。
首先，布斯的作品中涉及到大量的专有名词，包括书名、人名及术语、概念，令译者颇感费力，在查阅大量资料、参考现有译法的基础上，译者力求传达作者的本意。布斯本人在推动修辞学发展的过程中构造了不少新术语，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翻译的难度。例如，在谈论阅读时，他采用了一组词语understand和overstand作比。understand指通常意义上我们所说的“理解”，为了凸显阅读的不同层次，他主张我们要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分析、批判文本，做到“超越理解”，译者几经斟酌后将overstand译为“逾解”，与“理解”相照应。
其次，作为文学批评，布斯的著作中自然引用了一些文学作品的内容。译者在参考了部分现有译文后做了大胆尝试，以自己的理解重新翻译了选段内容。这部分所占篇幅虽不多，但翻译起来难度完全不亚于晦涩的理论阐释，因为文学翻译不仅追求忠实原文、传递思想，而且讲究意境的神似，其中的诗歌翻译更是要求重现形式、音韵之美，所以译者煞费心机，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仔细雕琢，才得以为读者献上书中的选段翻译。
再次，布斯的叙述风格多变，时而浅显生动，时而晦涩繁复，而且他不拘泥于语言的形式，打破语法陈规，常常用破折号形式作插入说明，这些不时让译者感到难以驾驭，但译者仍希望能尽量做到准确达意，语言流畅。译者在翻译时对标点符号也进行了酌情处理，没有严格按照原文，其目的在于使行文较为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
最后，由于此书是文学批评著作，译者的文学功底在翻译时常常捉襟见肘，因此翻译时我们补充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开始时往往看到互联网和出版物上现有的词语就照搬，后来发现不能迷信这些已有的翻译，因为语境不同，时代变迁，对翻译的要求也不同，所以又重新进行了修订，使译文尽量传达原文的意思，又不会与已有的翻译相差甚远。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深感对英语的感悟和对中文的把握有所欠缺。我们修改初稿时发现原来修改比第一次的翻译过程更加繁杂琐碎，很多时候为了翻译好一个词语不断斟酌思量，苦思冥想许久，可谓痛并快乐着。经过反复修改校对，总算拿出了定稿，但是面对这么一部富有影响力的著作，我们还是感到有不少遗憾，总希望还能有时间继续修改，尽力完善。我们虽然已经完成了翻译，但译完之后反倒觉得脑袋空空如也，自己仅有的知识似被抽干，所谓学无止境恐怕便是如此，我们总是行进在求知之路上。
在完成这本译作的有限时间里，我们付出了大量艰辛的劳动。本书由三人合译初稿，各人承担的初稿翻译任务如下：前言——李佳畅、郑晔；第一至六章——郑晔；第七至十一章——李佳畅；第十二至十七章——吕黎。大家一起讨论疑难之处，最后由穆雷统一定稿。蓝红军承担了本书的译校工作。译者还就本书部分术语的翻译请教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的霍永寿教授及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刘亚猛教授，特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他们均未看过译稿，仅对译者的问题给予热情解答，所以译文中所有贻误的责任由译者自负。在翻译过程中，欧阳东峰、欧阳之英、赖思维、黄璨、刘畅、刘骥翔、李棠佳等同学为我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对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另外还要感谢周宪教授的信任和译林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感谢责任编辑陈叶的耐心与帮助！由于译者才识浅陋、译笔粗拙，译文和注解中的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专家、读者不吝批评指正，帮助译者共同完善这部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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