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克默德的机智妙语和旁征博引令人印象深刻、心满意足……它讨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遗产和文学文化，据我所知，比其他任何著述更细微，更敏锐。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关于经典的讨论常会变成一场令人不快的学术混战，而本书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起点……（克默德的）详尽辩护旨在提醒为何文学和批评是生活的必备才能。
——《书业观察论坛》
主编的话
周 宪
自有了人，就有了文学。自有了文学，就有了关于文学的言说。自有了这些言说，人类文明的家园便多了一扇窗户。透过它，我们瞥见了大千世界。
口传文化时代，人们口口相传谈论文学；印刷文化时代，人们记录下自己的文学感言，付梓出版；今天的电子媒介文化时代，尽管文学这一古老的形式面临严峻挑战，但文学的话语仍作为不可多得的生存智慧，不断激发人们对自然的爱，对社会的关切，对人自身的洞察。
基于这一判断，我们策划了“名家文学讲坛”书系。
在一个实用主义和实利关怀甚嚣尘上的时期，被冷落了的文学涵养及其精神熏陶反倒变得异常重要了。此书系意在收罗国外知名思想家和学者的精彩篇什，展现文学思想的博大精深，由此开启一个通向人类精神家园的门径。此一讲坛吁请天下文学爱好者们齐聚那里，聆听各路方家坐而论道，发表有关文学的奇思妙想。
我想，此“讲坛”意义毋庸赘言。
作为主编，我诚邀各位读者带着自己的知识行囊上路，在绵延不绝的文字旅程中，去分享那妙不可言的文之悦！
2008年岁末于古城南京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坦纳讲座
“坦纳人类价值讲座”是为了纪念美国学者、实业家和慈善家奥波特·克拉克·坦纳（Obert Clark Tanner，1904—1993）。该讲座每年在英美国家的九所大学里各举办一次。它们始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2000/01学术年。本册是基于伯克利大学坦纳讲座系列丛书的第二册，包括弗兰克·克默德于2001年11月所做的讲座，以及当时应邀的三位评论家的回应。这三位评论家分别是杰弗里·哈特曼、约翰·基洛利和凯里·佩罗夫。本册的最后是克默德教授的反驳。该书由罗伯特·奥尔特编辑；他还为此撰写了引言部分。我们整理出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坦纳系列讲座，是因为我们确信这些优秀的讲座和由此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引起的激烈辩论值得向更多的读者推荐。其他卷册也在准备出版中。
丛书主编：罗伯特·波斯特
塞缪尔·舍夫勒
撰稿人简介
弗兰克·克默德爵士（Sir Frank Kermode）是剑桥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作为英语界卓越的批评家之一，他的研究领域甚广，从《新约圣经》到莎士比亚，从浪漫主义文学到华莱士·史蒂文斯，再到文学批评。在他众多的著作中，有三本与经典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经典》（The Classic）、《关注的形式》（Forms of Attention）和《历史与价值》（History and Value）。
罗伯特·奥尔特（Robert Alter）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希伯来文和比较文学教授。他的研究涉猎欧美小说、《希伯来圣经》的文学方面，以及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他关于此卷主题的相关著作有《观念时代的阅读愉悦》（The Pleasures of Reading in an Ideological Age）和《经典与创造力》（Canon and Creativity）。
约翰·基洛利（John Guillory）是纽约大学英文系的教授。他是以下三部文学批评著作的作者：《理论留下了什么》（What's Left of Theory?），《诗歌的权威》（Poetic Authority）和《文化资本：文学经典的形成问题》（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其中，最后一部著作对目前关于经典的讨论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是耶鲁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的荣誉退休教授。他著有二十多部著作，是诠释英国浪漫派诗歌的领袖人物。他早期关于华兹华斯、霍普金斯、里尔克、瓦莱里的研究成果《无中介的想象》（The Unmediated Vision）是一部开创性之作，而且，他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论著来讨论文学批评、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等问题，纪念了大屠杀及相关主题。
凯里·佩罗夫（Carey Perloff）是旧金山美国戏剧学院的艺术指导，该学院是国内有常备剧目的几家一流剧团之一。在她的指导下，美国戏剧学院上演了大量广受批评界喝彩的作品，从古希腊悲剧作家到莎士比亚，再到汤姆·斯托帕德，一直到更为年轻的当代剧作家。
目 录
引 言………………………………………………………………………………罗伯特·奥尔特
愉悦与变革…………………………………………………………………………弗兰克·克默德
愉 悦……………………………………………………………………………………………
变 革……………………………………………………………………………………………
评 论…………………………………………………………………………………………………
经典的流传……………………………………………………………………杰弗里·哈特曼
必定是抽象的……………………………………………………………………约翰·基洛利
艺术家与经典……………………………………………………………………凯里·佩罗夫
对评论者的回应………………………………………………………………………………………
与评论者商榷…………………………………………………………………弗兰克·克默德
索 引…………………………………………………………………………………………………
引 言
罗伯特·奥尔特
本书的内容是弗兰克·克默德爵士于2001年11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所做的坦纳讲座，以及三位回应者由此生发出的活跃交流。
经典的问题，或怀疑经典甚至敌视经典的问题，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就被学术界反复争论着。该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被普遍的文学研究政治化所左右，弗兰克·克默德、杰弗里·哈特曼或约翰·基洛利都分别提到了这种政治化。正如学院批评家们所频频主张的那样，如果经典形成的动机像克默德所总结的那样是由某种“权力话语的串谋”所催生的话，那么，经典本身必须用一种怀疑和冷静的观点去审视，即把它视为一种威压、排斥和意识形态隐秘操纵的潜在手段。克默德明确抵制这些观点，的确，除了哈特曼文章结尾处对政治有一种相当含糊的姿态外，似乎没有一个参与讨论者愿意为此辩护。事实上，在关于是什么造就了文学作品经典的问题上，克默德的理论观点有一个优点，就是他没有致力于辩论经典的意识形态定义（这也是经常被争论的问题）；相反，他把它看作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争论而简单地回避了它，改为向我们展示一套不同的术语。愉悦（pleasure）与变革（change）就是他的三个关键性术语中的两个，这两个术语是他两次演讲的主题，而第三个术语是机遇（chance）。
在三位回应者的讨论中，我注意到最后一个术语几乎没有被提及，或许因为它似乎有点偏僻；但更可能是因为它不是那么容易适用于普通的解释理论。它也许需要在别处被给予更多的关注与讨论。当人们试图去搞清楚复杂现象的时候，总是喜欢使用可靠的方法去把握；我们通常对经典所做的假设是，无论就希望它成为经典的作者而言，还是就定位它为经典的读者群而言，它都是某种有意图的东西。这种假设还可以是，在保留这种意图的同时，相关作品所反映的是某种内在的品质，不管是形式的、美学的、道德的、社会的、心理的，还是意识形态的。克默德还通过举例说明，经典的形成更像对弈，在游戏里棋子有时会被环境的某种盲目力量搞得一团糟。
例如，在《圣经》经典里有一百五十首圣歌，它们皆是横跨几个世纪的诗歌精品。当然，其中一些是非常宏大的诗篇。而其他圣歌中至少有几首是相当刻板的，在很多现代读者眼里显得较为平庸。它们之所以能成为圣经经典，是因为古代的编者们把它们看作是希伯来语里最好的一百五十首赞美诗的范例，还是因为它们完美地表达了古代以色列人一神教的虔诚呢？一些圣歌流传下来，很明显是因为它们已经成了宗教仪式的常规内容。但是，该经典诗集的造就也不能完全排除机遇的因素。我们会怀疑有另外一首希伯来圣歌和第八首圣歌一样庄严崇高，或许和第二十三首圣歌一样深切感人，但它没有作为经典的一部分流传下来，仅仅是因为在编者们搜集整理之前，记录着该诗篇的卷册就已化作古瓮里的灰烬了。因此，克默德关于机遇的概念，作为对我们关于经典的任何判断都缺乏信心的一个有益警告，确实值得铭记。
在该系列讲座所提到的其他两个概念中，变革的概念并没有在回应中引起真正的辩论。似乎无懈可击的是：如同文化时代的变化一样，当我们的个体存在甚至是癖好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所认为的正在阅读的经典也在变化，其中既包括我们如何看待这些作品，也包括它应当包括什么样的作品。我们还应当注意到，经典的变化与文学批评的传统体制毫无关联，克默德在首场讲座的一开始就已经稍带感伤地提及此种体制（而在我看来，哈特曼和基洛利在挽歌似的讲座前奏和随后关于经典的观点之间，过多地设想了一种实质性的联系）。相反，传统体制下的批评家们倾向于给经典设定一个永恒的尺度，这种观点几乎被包括克默德在内的所有当代评论家所否定。马修·阿诺德把他从诸如《伊利亚特》、《神曲》以及莎士比亚戏剧中总结出来的标准看作是永久有效且不易流变的。克默德青年时期的修正主义批评家们，比如，F. R.利维斯和他那仅仅包含四位（其中两个是女性）英国伟大小说家的臭名昭著的名单，或美国的克林斯·布鲁克斯对浪漫派诗人的争议性排斥，都是在撰写一个新的经典目录；可这并不代表他们公开承认经典的必然流变，而是认为那些被误导的前人们搞错了，并声称他们现在正在展示的经典此后将是站得住脚的。变革，像克默德所描述的那样，是经典临时性的一种标志，它不是传统体制所支持的一个概念。仅就此点而言，我认为基洛利声称克默德提倡了“标准概念的回归”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在第二讲里他专注讨论了T. S.艾略特的标准，其明确的目的就是举例说明变革的力量，并在这个重要的例证里阐明扭曲了艾略特对经典文本的解读的诡奇曲解的个体感受能力。对此，基洛利恰如其分地表示，艾略特的“衡量标准并不是什么特殊风格的经典，只是被认为不是经典的东西”。
这里交流的主要话题是愉悦。或许这是不可回避的，因为与从一杯雪利酒里获得的那种愉悦不同，阅读一部文学著作能产生的种种愉悦也许最终是难以描述和定义的。在任何情况下，克默德都选择了片断式的、反复推敲的方法而不是系统的方式去处理文学愉悦的问题。最后，他以华兹华斯的案例作结，引人深思，但并不全然明晰。结果，他的回应者们在不同程度上理解了他所表达的愉悦的含义。在这种讨论里，大家目的不同甚至目的相反也是司空见惯的。我无法试图就文学遗产里的愉悦本质做出一个大的总括，但是，我愿意试着对所提出的这两个议题做一些整理。
约翰·基洛利就愉悦的民主问题展开了积极的争论。他认为克默德在第一讲里主张文学阅读中有“高级愉悦”，对此他颇为不满。我怀疑在这种异议背后隐藏着某种紧张与不安，就是说，作为在旧的文学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批评家，克默德或许想把我们拖回到远古时代，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马修·阿诺德和众多追随者为作为天启宗教的世俗替代物的文学要求一种“更高权威”（基洛利语）。事实上，克默德本人并没有提到过“高级愉悦”（这个短语出自他对华兹华斯语的引用），他只是提过经典作品阅读里一种特殊的、甚至相当奇特的愉悦，这也正是基洛利所赞同的。另外，他也没有把这种愉悦和权威的观点联系起来。为了要承认一部文学巨著能给予不同的愉悦，绝对没有必要去设定一种愉悦等级体系。在这点上，即使简单愉悦和复杂愉悦的区别也不是非常有用。洗一个热水澡的愉悦和阅读普鲁斯特的愉悦比起来无疑是相对简单的；但是，并不能不言而喻地认为，例如，性高潮的愉悦（特别是性伙伴之间情感密切的时候）与阅读体验比起来就不是那么复杂，尽管这两种愉悦分属不同的类型。
这种差别的准确性质还难以捉摸。早些时候，克默德援引捷克结构主义者穆卡若夫斯基的话说：“（文学作品的）愉悦，以及它的存在所表明和测度的价值，很可能部分地存在于它从此类人造物被公认的方式中逾越与脱离出来的力量之中，这是有趣且颇富启迪的。”尽管这个观念在当时并不是讨论的中心，但是，它可以被视为一个有益的出发点。毕竟，一部经典是作为横贯历史社会的文本而存在的，而且，它的文化生命是通过每一个新文本与不可预知数量的历史文本及正式标准和传统之间恒常动态的相互影响而维持的。如克默德在第二讲的一开始所提到的，“（经典的）每一部分只存在于其他部分的族群里；一部分验证或支撑着另一部分”。凯里·佩罗夫在一个相关的观点里提醒我们说，是作家们复兴着、变革着文学，并因应着前人的影响；是他们而不是教授们，也不是编定被认可作家名单的批评家们，既使经典作品永存，又在修正着经典作品。这种革新的冲动，或者甚至像克默德所说的在一个受人敬仰的前辈群体内的越界冲动，或许至少能把文本的愉悦从文学以外较为简单的愉悦中区分出来。如果你在运动之后享受一个热水澡，你可能会对水压或水温的明显变化感到不安。如果你是一个菲利普·罗斯小说的崇拜者，你当然就不会期望《萨巴斯剧院》会给予你阅读《反生活》或其他任何人所写的小说时所获得的同样的愉悦；恰恰就像克默德在诠释穆卡若夫斯基时主张文学应当如何一样，它的这种伤风败俗、热闹狂欢同忧郁的存在主义严肃之间令人惊叹不已的融合，是创新的，也是有违常规的。
如果带有某种目的的创新，以及必须确证现有文本属于既有文本族群的要求，都指向了经典作品之愉悦的规定性语境，那么，什么是它的区别性特征，什么又是它特有的要旨呢？就此关键问题，各方的讨论都变得有些模糊。足够理性的基洛利让我们牢记从文学阅读中所获得愉悦的特殊性；但是，关于它究竟为何物，他本人也没有提出任何主张。与其他讨论者形成鲜明对比的哈特曼对把愉悦和经典密切联系起来一事深感不安，他担心愉悦这个术语和概念“在深渊上方滑翔”。而他只不过给出了一个它可能意味着什么的间接暗示，尽管这似乎是对克默德把罗兰·巴特的欢愉（jouissance）概念引入讨论的一种反应，这个概念暗示了一种如此强烈以至于破坏了同一性的反应。
法国理论家们时常向我们展示他们总爱说些招眼的、形而上学式极端大话的偏好。哈特曼通过“愉悦”概念展示出来的深渊恐惧心理或许会被这种思维习惯所沾染。克默德和他的作品一样自始至终表达了一种更加慎重的（或许是英国式的）感性，但是，鉴于他考虑到了他引证的华兹华斯文本，所以，当他建议把快乐和沮丧的结合作为从阅读经典文本中获取的愉悦的区别性特征时，他可能仍然保留了巴特关于本体论危机的词汇的蛛丝马迹。沮丧和失落（loss)的因素自然会使阅读同走钢丝和雪利酒区分开来；进而，我们可以假设，关于人类境况的任何哲学反思，如果必定是以某种方式去认识人类的渴望和生命的反复无常之间无法逃避的迷失、消亡和痛苦分离的话，那么这一定是文学经典之“哲学”特征的重要部分。这种快乐中掺杂沮丧的缠结当然涉及到文学经典的许多部分。它恰如其分地在《决心与自立》一诗中起到了作用；同时，在更大范围的文本里，比如，《圣经·约伯记》、《李尔王》、《白鲸》及《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它肯定也是显而易见的。阅读这类作品时，在诗歌想象的伟力（和勇气）中，在作品所表达的痛苦幻觉、无端罪恶或毁灭等折磨人的痛苦体验中，我们感到一种强烈的兴奋。哈特曼把这种特殊的结合和在其他理论框架里叫做崇高（sublime）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做法无疑是正确的。
而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经典都是崇高的表现。有两大类包括很多优秀经典文本的文学作品几乎与崇高没有什么关系，而且，除非通过延伸性的解释，它们无法与失落或沮丧的经历联系起来。第一类，是指世俗的普通文学，小说、讽刺诗、戏剧等诸如此类就是很好的例证。在这类作品里，作者通常着眼于当代社会机构网络以及各种人物类型去创作。这些人物类型带着形色各异的缺点和美德与社会环境冲突着，也相互影响着。在这种文本里，观察研究的能力是受到鼓励的，它对于阅读愉悦来说至为重要；同时，这种能力的训练与作者对风格、情节塑造、对话以及通过讽刺来实现多义性等等文学形式的娴熟驾驭是密不可分的。英语世俗文学里最显著的例子是亚历山大·蒲柏的诗歌，你或许还会特别想到他著名的《道德论》以及简·奥斯汀的小说。由这类作品获得的愉悦是成人式的愉悦（这不能说是“更高级的”）；这种愉悦是社会的、道德的，而不是哲学的。这既不是自我的消亡，也不是存在主义的深渊，而是一种感知的快乐游戏，一种把动机加以沉思和把行为、特征及道德范畴加以细微区分的怂恿。作为一种以巧妙语言充当媒介而实现的智能愉悦，它和文学以外不管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愉悦都有所区分。有时，这种世俗的视角在同样表现沮丧与失落的文学作品里非常突出，比如在司汤达或普鲁斯特的作品里；但是，并不必然如此。
另一类文学表现的形式是喜剧。它通常从表现崇高的作品里被剔除出去。你或许承认有这样一些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里喜剧本身被当成了击败失落的胜利，而这似乎正与克默德对快乐和沮丧相混合的描写相呼应：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里，热闹活泼的滑稽剧和对生命及爱情总结性的宏伟论断，是面对布卢姆夫妇的婚姻悲剧、他们的痛失爱子以及利奥波德·布卢姆衰败的男子气概而作出的勇敢声言；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里，无休止的逗乐、机智以及彻底的闹剧，部分是对性无能、丧失生殖能力，以及叙述者所受到的肺病死亡威胁等恐惧的一种焦虑反应。然而，许多喜剧文学是不受这种焦虑感染的。拉伯雷的小说，莫里哀的戏剧（但不是他所有的戏剧作品），还有《圣经》经典里的《以斯帖记》（民间故事和讽刺闹剧的融合），这些作品通过极其丰富多彩的措辞和情节塑造来引发愉悦。《汤姆·琼斯》是另外一个恰当的例子：主角被暂时逐出家门，乱伦和监禁的潜在阴影，这些东西在小说的喜剧框架里不能被看得十分严肃；其中的愉悦是不断通过巧妙运用，以及机智的反讽有趣事件和人物类型的创造性展开而引发的。正如这个讨论的所有参与者所分别设想的，如果文学涉及到解决人类境况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包括那些最深层的麻烦境况——的话，那么它还是一种具有语言、故事、再现言语以及通过熟练运用媒介而展示的游戏性本身的戏剧，它能给予我们这种有故事、言语和语言的生物恒久的愉悦，而这种愉悦使我们想要把这类作品保留在经典里。
对游戏性（playfulness）的忽略是我们这个严肃的知识环境下的一种症状。例如，在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里面没有游戏性的立足之处；这部书是从持续的冲突与对抗方面来看待经典的。尽管这里的讨论者中没有布鲁姆的支持者，但是，他们似乎在分享他的观点，即文学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严肃之物。但经典文本的愉悦有时也可能是不严肃的，甚至是“粗俗的”（尽管同时也可能是复杂的），但是，他们没有给这种可能性留下太多的空间。
这次关于经典的讨论的范围当然是学术的；但是，那或许也是个问题，因为在我能想到的团队当中没有比学术一族更能把自己的职业领域搞得如此混乱的了。因此，哈特曼想知道为什么“在文学研究里克默德所提议和为之惋惜的变革不是经典的”，然而，非经典也应当属于文学作品本身的范畴，而不属于强加于高等教育机构的文学分析态度和方法的范畴。同时，我认为克默德并不是暗示说文学研究已经变得“不经典”了，只是在说他们得出了关于是什么造就了经典的一些不同观点。为了获得一个学位，由学术权威制定一个教学提纲或一份必读书单是必要的；但是，教授们常常分不清什么是他们在校园里做的，什么又是在校园以外起作用的文化甚至是政治现实。
在这方面，凯里·佩罗夫的介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对一般性讨论的受人欢迎的校正。佩罗夫不仅是个学者，而且是旧金山美国戏剧学院的艺术指导。她从为了当今读者而保存或复活旧经典，以及新作品开始进入经典等方面出发，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前沿性的视角。从这个实际的制高点来看，她把经典看作是由艺术家构建并重塑的东西，这些艺术家们借助其他艺术家的作品重新审视作品，而不带有任何专业化的干预。她关于经典的论述是乐观的，没有被存在主义的乌云所笼罩，因为她见证了经典的生命是如何被那些感知到了前辈的个体艺术家们的创造性能量所反复延续的；你还可以认为她关于经典作品传递愉悦的概念是非常具体的，因为如果她放到舞台上的经典不能给受众愉悦的话，那么，她也就失业了。
愉悦，的确被证明是评判经典的一个相当有用的标准。但是，正如这些讨论所指出的，它又具有模糊性。我相信所有的讨论者都会同意，人们并不想宣称这种经典的愉悦是和存在于经典文本内部的某种独特权威密不可分的。文学给人愉悦，部分是因为它吸引我们更敏锐地去识破语言的智谋，或更深刻地去认识我们是谁，我们的世界是怎样的；这种洞察力可能是令人沮丧的，也可能是令人愉悦的，或两者都是。当然，还有其他方法来审视它们的深奥之处。不管文学的主题、心境和形式是什么，文学给人愉悦还因为在见证纯粹词语魔力的运用和对想象的建筑家式把握的时候，我们也经历着喜悦与欢愉。随着时间和人们品味的变化，曾经有价值的作品不再给人愉悦。它们会退到经典的边缘，比如，就像发生在乔治·梅瑞狄斯的小说和詹姆斯·汤姆森的诗歌上的情况一样。当然，阅读的愉悦不纯粹是美学的，也不纯粹是文本形式特征的结果，它经常被作品里表达的价值所影响。因此，经典的演变不能单单根据文本内在的特质去解释，还必须同社会和文化历史相当复杂的因素联系起来，克默德在变革的概念里对此做了明确的陈述。然而，这些思考会使我们超出本书的讨论范围，但是，至少给了我们去面对亟待解决的一个文化问题的一些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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