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忽略掉其中任何一个，对于另一个的理解都将是不完整的
听听卡斯特罗的“一家之言”：
格瓦拉是卡斯特罗的追随者还是持异见者？
他出走刚果是出于与卡斯特罗的分歧吗？
他在刚果和玻利维亚起义为何皆以失败告终？
他被俘时是个勇士还是个懦夫？
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
——萨 特
如果作为一个游击队员他还有什么“阿喀琉斯之踵”的话，那就是他过于旺盛的斗志和对于危险的完全蔑视。
——卡斯特罗
他是一个喜欢干疯事的年轻冒失鬼。
——博尔赫斯
目 录
第二版说明……………………………………………………………………………………
第一版序………………………………………………………………………………………
引 言…………………………………………………………………………………………
第一章 关于切的“失踪”（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３日）…………………………………
第二章 证实切在玻利维亚牺牲的消息（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５日）…………………
第三章 纪念切·格瓦拉（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８日）…………………………………
第四章 “必要说明”（１９６８年）……………………………………………………
第五章 关于切的《玻利维亚日记》的出版（１９６８年７月４日）…………………
第六章 回忆切（智利，１９７１年）……………………………………………………
第七章 “我依然梦见切”（１９８７年）………………………………………………
第八章 切牺牲二十周年纪念（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８日）………………………………
第九章 接受托马斯·博尔赫的采访（１９９２年）……………………………………
第十章 切的遗体回归古巴（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７日）………………………………
第十一章 “一个非凡的人”（阿根廷，２００３年）…………………………………
附录一 格瓦拉年表…………………………………………………………………………
附录二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附录三 菲德尔·卡斯特罗…………………………………………………………………
附录四 专有名词表…………………………………………………………………………
第二版说明
描写切·格瓦拉，描写作为一个人和一个革命者的切·格瓦拉，谁能比菲德尔·卡斯特罗更有资格呢？两人之间的那种伙伴关系是历史性的，改变了拉丁美洲的面貌，对于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冲击。这本回忆录，是卡斯特罗相关文章、访谈和演讲的合集，是所有关于格瓦拉已出或将出的政治传记中最近于典范的一本。
长期以来，传记作者希望将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各自的思想和个性进行严格区分——近些年出版的关于这位阿根廷革命者的传记中，这个意图表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为了把格瓦拉从那场激荡而无畏的古巴革命中分离出来，传记作者可谓绞尽脑汁。
应当承认，跳出固有定势的束缚来研究古巴革命，在其特定的背景中理解它，发掘它独一无二的特性，这是当今每一个研究古巴问题的学者所面临的挑战。然而，充分理解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之间那种超乎寻常的纽带，同样是其中关键一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对于其回忆对象，对于作者本身以及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都有巨大的揭示作用。
1987年，距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遇害已有近二十年，卡斯特罗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关于这段历史，还有许多章节有待填补。缺少的是一个提笔去写的人，因为那些有资格写的人没有时间去写。”
在这次采访中，卡斯特罗回忆起他听闻格瓦拉死讯时所感到的强烈悲伤与失落。十年后的1997年，当格瓦拉和其他在玻利维亚遇害的游击队员的遗体被送返古巴之时，卡斯特罗以更深切的语气再一次表达了他的这种情感（见本书第十章）。注视着面前那不大的棺木，卡斯特罗说：“这一块碑石下的土地怎么容纳得下切？这一方小小的陵墓怎么容纳得下切？我们所深爱的然而并不广袤的岛国又如何能容纳得下切！对于切，唯有他所梦想的世界，他曾经生存其间并为之奋斗过的那个世界，才有足够的空间。”
“一个战士的躯体会消亡，他的思想不会，”卡斯特罗写道，“现在，他无处不在，他在任何一个有正义事业需要维护的地方。他在历史上留下的脚印永不湮灭。他那炯炯有神的、先知般的凝视，在地球上千百万的穷苦人的眼里，已经成为一种永恒的象征。”那么，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超越了明信片和T恤衫上印制的偶像符号，还原了格瓦拉的思想和言行在革命斗争背景中的本义。
本书第一版问世至今已有十余年。其间由哈瓦那的切·格瓦拉研究中心和澳大利亚大洋出版社牵头，正在进行一项浩大的出版工程。其首要目的，是出版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各种作品——切笔下的自己。工程将涵盖大约二十种图书，包括格瓦拉的一般性著作和专题文选，以及其他未发表的手稿和大量资料。这在出版意义和政治意义两方面，都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努力。而这本卡斯特罗对于格瓦拉的回忆录，经过补充与扩展，出版了第二版，将成为对于格瓦拉本人作品的理所当然的补充。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忽略其中任何一个，对于另一个的理解都将是不完整的。
戴维·多伊奇曼
2006年4月
第一版序
从五十年代与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斗争，到1959年取得政权后漫漫四十年的坎坷，直至1999年去世，赫苏斯·蒙塔内一直是古巴革命者行列中的先锋人物。以下是他为本书第一版所作的序文，文中回忆起1955年在墨西哥初遇切·格瓦拉时的情景。
1955年7月7日星期四，菲德尔·卡斯特罗由于在古巴受到生命威胁，于这一天离开哈瓦那，流亡墨西哥——在那里，他将遇到切。
记得1953年的7月26日，我们向蒙卡达军营发起进攻，试图通过这次行动掀起广泛的人民武装起义。行动失败后，我们这批幸存者被关押在松岛监狱，直到两年后的5月15日，一个星期日，才被释放。
去墨西哥之前，菲德尔一直在哈瓦那组织一场大胆而危险的媒体政治战。他公开抨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他们对攻打蒙卡达军营和巴亚莫军营的革命者犯下累累罪行，他们迫害一切反对专制体制的人，他们剥削工人，使成千上万的工人成为受害者，他们不允许和平政治斗争的存在……同时，他敦促政府立刻举行普选。菲德尔的首要目的，是揭露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关于在古巴引进民主等种种巧舌如簧的承诺背后的真相。
所有这些行动，是精心策划的战略斗争的结果，不仅有效揭示了独裁者专制、残暴的嘴脸，同时也向大家说明：我们的被释不是因为当权者的善心。当时全国风起云涌，要求大赦政治犯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释放我们，实属无奈。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能对当时的形势明察秋毫，也不是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去解决现行的危机。被推翻的古巴前总统卡洛斯·普里奥·索卡拉斯正准备返回古巴，这表明他已经放弃使用武力，并且接受巴蒂斯塔所制定的各项“常规化”法规——所谓“常规化”，实际上保障了巴蒂斯塔的无限期掌权。此外，出于种种原因，其他反对党也正在以各种形式与巴蒂斯塔展开谈判，而这些谈判，是永远不可能真正有效地解决问题的。
在这种情况下，菲德尔展开了战略性的政治斗争，其结果只能进一步验证我们已有的结论：独裁政权是绝不会允许真正的反对派存在的。和平政治斗争的可能性一个接一个地破灭了。警察开始骚扰和逮捕菲德尔最亲密的战友；他的弟弟劳尔也被诬告参与恐怖活动，不得不流亡。菲德尔本人的电话遭到窃听，不断收到匿名死亡威胁；他被禁止参加集会，原定参加的广播、电视节目被取消，还有，唯一一家敢于发表他的政治言论的报纸——《街道》日报——被迫关闭。
这些迫害，并不出菲德尔的意料，因此，除了从出狱第一天开始就着手进行这场公开政治斗争外，他还秘密推进着另一项任务：创建“七·二六运动”组织，一个可以将全国最激进的年轻人聚合在一起以开展武装起义的地下组织。“七·二六运动”组织的主要功能，是以武装起义为目的的聚合和训练——当时一支武装小分队已经在古巴境外组织起来，正在接受训练，随时准备返回古巴，发起并领导革命战争。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1955年7月的第一个星期，菲德尔到达墨西哥。就在这个月里，他会见了年轻的阿根廷医生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少数熟悉他的古巴战友已经开始称呼他为“切”了。
切是在1954年9月21日从危地马拉来到墨西哥的。1953年4月11日，他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完成了医科学业。6月12日获得学位，成为医生。随后的7月6日，他就离开了阿根廷的首都，离开了他的祖国，再也没有回去过。1953年7月26日我们攻打蒙卡达军营的那一天，他正好在玻利维亚，那个十四年后他英勇地献出生命的地方，那个进一步证明了他无畏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地方。
1953年12月中旬，切在极为偶然的条件下，第一次与几个参加过“七·二六运动”的古巴革命者见了面。这些革命者同样在流亡中，正住在哥斯达黎加的圣何塞。然而切与古巴革命者那种颠扑不破的友谊，是直到1954年1月3日，在危地马拉城才真正建立起来的，因为在那里，切结识了安东尼奥·“尼可”·洛佩斯。
尼可·洛佩斯曾参加攻打巴亚莫军营——这是对攻打蒙卡达军营的一次辅助行动。之后他设法逃脱并在危地马拉取得了政治庇护。二十一岁的尼可，六英尺多高，异常消瘦，是战友们最喜爱的小兄弟之一。由于来自超低收入家庭，尼可没念过几天书，然而却是菲德尔最坚定的年轻追随者之一。他生性活泼、勇敢，为了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计，在哈瓦那一家食品市场当过临时搬运工，还干过其他各种各样的杂活儿。
尼可是第一个向切谈起我们的人：他向切介绍我们的革命运动，介绍关于年轻律师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领导武装起义的一切。尼可与切的友谊在危地马拉建立，在墨西哥得到加固，却被迫终止于“格拉玛”号游艇把我们带到古巴东方省后的1956年12月8日——那一天，尼可在伏击中牺牲。
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阿文斯通过选举产生的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后，切来到墨西哥。整整十个月后，他在古巴流亡者玛丽亚·安东尼娅·冈萨雷斯的家中与菲德尔会面。关于当时的情景，他自己是这样叙述的：
在那里[危地马拉]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逮捕和杀害任何一个可能对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所支持的傀儡政府构成威胁的人，我只能离开逃往墨西哥。到达墨西哥后，我与原先在危地马拉结识的“七·二六运动”成员重逢，并与菲德尔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成为好友。劳尔随即把我介绍给组织首脑——当时，他们已经在筹划进攻古巴。
我与菲德尔彻夜畅谈。当第二天清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已经是未来远征队的队医了。可以说，经过这么长时间在拉丁美洲的游历，以及在终点危地马拉所遭遇的一切之后，我对于参加任何一场反独裁的革命都不会有太多的犹豫。然而，菲德尔依然给我留下了不同寻常的印象。他是那种能够完成不可能的任务的人。他深信：只要向古巴进发，就能到达；只要到达，就能战斗；只要战斗，他就会胜利。他的乐观深深感染了我。我们需要的是行动、斗争、促成事情的发生、擦干眼泪作战。此外，为了让他的同胞确信他们言出必行因而可以信赖，他创立了那句著名的口号：“1956，不自由毋宁死。”他宣布，年终之前，他必将带领远征队伍登陆古巴。[摘自1958年4月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在马埃斯特拉山对切的专访，收录于马塞蒂《战斗的人与哭泣的人：我眼中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一书，哈瓦那马迭多出版社1960年出版]
他俩初次会面的前一个月，即1955年6月14日，切刚满二十七岁；会面之后几天的8月13日，菲德尔度过了他二十九岁的生日。他俩是同一代人，然而他们在实际行动和意识形态上的相互认同，才是他们之间更为重要的纽带——这种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深厚。
关于这段历史，切所留下的文字不多。通过切的寥寥数语与菲德尔同一时期相关文献的对照，我们不难找到解释两者间一见如故的情谊的钥匙。
他们会见后不久，菲德尔给我们这些还留在哈瓦那的“七·二六运动”领袖写来几句话：
我在这儿的行动准则一直是极端用心、绝对谨慎——就如同我们在古巴时一样。我设法保持绝对低调。当你们在那里准备时，我们正在这里准备。我相信行动大纲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将得到完美的执行。
这就是我到达墨西哥后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的原因。我分得清轻重缓急，公开声明不合时宜。因为，哪怕只剩下一个能拿起枪去补救问题的古巴人，就没有人有权利为这些问题哭泣，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如果我们向墨西哥人谈起我们令人羞愧的政治局面，他们就会问：那你们为之做了些什么呢？况且他们自己的问题也并不比我们少呢！即便以后最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未来的人们谈到我们的时候也会说：他们为了完成不可能的任务献出了生命，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无能而哀哀哭泣。
以上这些菲德尔在1955年7月14日所说的话，难道没有体现出后来在切身上发现的同样的个性与人格吗？菲德尔在同年8月2日的另一封信中写道：
我想我会全面完成我的任务。我不是指在这间狭小、孤立的房间里写信或者拟定声明，而是另一项同样重要的任务。既明确又谨慎，我乐观地面对我的所作所为。窗外发生的一切是那样重要，计划得那样周密，我因此能够默默忍受我暂时的缺席，并且将悲伤化为力量，化为一种热切的激情：一旦可能，我就会战斗在古巴的土地上。再说一次，我保证，即使我们的愿望难以实现，即使我们孤立无援，你们依然会看见我，手握步枪，乘船而来，登陆在古巴的海岸上。
这就是1955年夏日切在墨西哥初次遇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我们面前是这样两个年轻人：一个正以怀疑的目光审视着那些一个比一个会唱高调的拉丁美洲政客，他十分清楚玻利维亚革命是在引火上身，他亲眼看到并亲身经历了危地马拉早期民族主义运动失败所带来的创伤；另一个则来自古巴，已经试图在自己的国家开展武装起义，并因此坐牢，他谈起自己的革命计划时依旧充满信念和热情，充满那种仿佛战争已胜利的自信，即便没有多少经济来源并且挣扎于常人难以想象的逆境，他依旧打算在自己的家乡继续开展解放战争。不难想象，当这样两个同时身处流亡和贫苦之中的年轻人相遇之际，彼此之间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感想！
我本人是在1955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到达墨西哥城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离开古巴。此前，按照指令，我在古巴为“七·二六运动”组织设置秘密印刷小组；现在我到墨西哥是接受新的任务，一方面为运动管理财政，另一方面担任菲德尔的助理。
就这样，作为领袖亲信的一小批人中的一员，我和切会面了。短短几天，切就显示出非凡的政治才能与个人魅力。想想当时我们一边流亡一边工作，必须采取多么严密的安全措施，就会明白切给菲德尔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这么快就被吸收进菲德尔的核心团队。菲德尔没有看错人。切从未辜负过这番信任。
我到达墨西哥几天之后，也就是8月19日，切娶了在危地马拉结识的秘鲁经济学家伊尔达·加德亚。切邀请我参加婚礼。两个和切一起工作的医生，伊尔达的朋友委内瑞拉诗人露西拉·维拉斯奎斯，还有我，成为证婚人。婚礼在墨西哥城附近小镇特波兹佐特兰的市政厅举办。
当我的妻子梅尔瓦·埃尔南德斯也来到墨西哥后，我们与切的关系日益密切。切、梅尔瓦和我经常一同出游，比如到墨西哥城的墨俄文化交流中心的图书馆。
关于切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关于他的个性、意志、胆识和政治观点，关于他对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的决心和对物质生活的毫不计较，这些年来，人们已经说了很多，我实在难于锦上添花。
但是，回忆起我们在墨西哥共处的那段日子，我敢说，在菲德尔身边的追随者中，无论是长途跋涉、精疲力竭的攀山越岭，还是布卡瑞利街体育馆的个人防卫、搏击、打靶训练，或是在训练班学习游击战理论，都没有比切更投入更用心的了。这些都是我们为行动所做的准备，我们坚忍不拔地持续了好几个月。
不仅如此，切不是古巴人，却无条件地随时准备着与我们并肩作战，为古巴赢取自由，从而为我们的革命带来了令人振奋的国际主义传统。这是切一贯的精神——大学毕业后，他本可以去委内瑞拉，在那里轻松找到高薪职位，可是他放弃这个计划，转而去了危地马拉，参加了一场并不算完美的革命；现在在墨西哥，他好不容易摆脱了数月来一贫如洗的生活，在综合医院找到工作，还兼任医学讲师的职位，却又抛弃了所有这些舒适的物质享受、诱人的职业前景、平静的家庭生活，告别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女儿，为了古巴人民的福祉，投身革命。
1956年6月，菲德尔、切和其他二十多人被捕入狱。此前切受命在墨西哥恰尔科市的拉斯洛沙斯农场主持未来远征军的训练工作。所有被捕人士当中，切是最后一个被释放的，出狱后又回不了家。他被迫东躲西藏、不停搬家，直到11月25日作为远征军的一员登上“格拉玛”号前往古巴。
这期间他于7月6日给父母写了一封信，第一次提到古巴和他所参与的古巴革命。他描述了他的狱中心情：
一段时间以前，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前，一位年轻的古巴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运动，一场旨在以武力解放他们国家的运动。当然，我接受了邀请。过去的几个月中，关于我的工作，我没有说实话。实际上，我已经投入到针对那些将回古巴的年轻人所进行的体能训练中去了。6月21日，我已经一个月没回家了，一直待在城外的一所农场，就在那天，菲德尔和其他几个同志被捕，而且因为大家的联系方式都存放在他家，最后所有人被一锅端，全部入狱。我有文件证明我是墨俄文化交流中心的俄国学生，这就足以让他们认为我是该组织中重要的一环了，然后爸爸友人的通讯社又把这事炒得全世界都知道了。
这就是前些日子大致发生的一些事儿。那么未来呢？我想有中期和当下两个目标。中期目标，我将投身古巴的解放事业，不成功便成仁……至于当下，我还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会怎样，法官将决定我的命运。如果我不能在第三国取得政治庇护的话，我极有可能被遣返阿根廷，这或许有助于我的政治生涯。
无论如何，坐牢还是获释，我都会接受我的新命运……
如果出现什么情况（我不认为会发生）使我不能够再给你们写信，或者我们不幸失败，请把这几行字当作我的诀别——词藻虽不华丽，却是真心实意。我这一生跌跌撞撞寻找着真理，现在终于找到，还多了一个可以延续我的生命的女儿，我已算圆满。从现在开始，我将不再把死亡看作挫败，正如希克马特所说：“我将带进棺木的，唯有壮志未酬者的遗憾。”
切并未被遣返阿根廷，也没有寻求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庇护，而是和我们一起登上“格拉玛”号，于1956年12月2日来到贝里克——古巴东方省一片条件恶劣的沼泽地带。12月5日，他在首次战役中负伤。随后的撤退中——如同他自己描述的那样——当面前一个是药箱，一个是子弹箱时，他扛起了子弹箱，从而选择了日后成为游击英雄的命运。在马埃斯特拉山，切是早期起义军中被授予少校军衔（最高军衔）以及纵队司令职位的第一人。此后两年的战事中，他的名字也不断出现在古巴解放战争的历史记录中。
菲德尔深信切作为游击队战士和游击队领袖的能力，因此在马埃斯特拉山斗争的最关键时刻，也就是1958年夏天敌人对起义军第一前线展开猛攻之时，又交给切两个至关重要的任务：一、在前线地区组建第一所，也是唯一的一所军校；二、在敌人主攻的三个地区中，指挥起义军领地西部的防卫。切出色地完成了这两项任务，再一次证明自己值得信赖。当敌方的进攻被击败并且将战线向全国范围推进的条件成熟时，菲德尔命令切指挥两大游击纵队中的一支，执行向古巴岛中央进军的艰难任务。切和他的纵队在1958年最后几个月中赢得的战役，对最终以武力推翻独裁政权，夺得革命全面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59年1月1日革命胜利后，切将其所有才干与精力投注到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转型工作中。他担任一系列要职，在每一个职位上都发挥出色。直到1964年底的整整六年中，他为古巴社会从落后的新殖民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做出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巨大贡献。他与菲德尔一道，为第三世界穷苦人民代言。
1967年10月，切在玻利维亚遇害，年仅三十九岁，正处于权力的高峰。我简直难以想象失去他对于整个世界的革命运动会有多么巨大的影响。他使古巴人民成为新人类的典范，没有这样的新人类，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终将是一句空话。他与另外两位古巴革命领袖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一起，为我们的年轻人树立了一种典范。但是，只有他的名字出现在我们儿童先锋队组织的宣誓词中：“我们要像切！”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应该让世人知道他的详细事迹。我相信《切·格瓦拉：卡斯特罗的回忆》将成为当代革命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信念激励我在此为本书英文版作序。
1987年，一家古巴出版社曾与澳大利亚大洋出版社的戴维·多伊奇曼合作，联合出版了《切·格瓦拉与古巴革命》一书［经过哈瓦那的切·格瓦拉研究中心补充，现更名为《切·格瓦拉读本》］，现在，《切·格瓦拉：卡斯特罗的回忆》将与之相互辉映。
我有信心，对所有试图理解切的一生，理解古巴精彩的政治历程的读者，这本新书将成为一部重要的参考文献。它是我们总司令演讲、访谈、著作中所有与切相关的部分的合集。对于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没有谁比菲德尔更具资格进行深入的评判。别忘了，切本人曾亲自认同过这种资格——1965年4月他在写给菲德尔的告别信中说：
回顾过去，我相信自己是以正直的人格奋斗，是尽全力奉献以巩固革命胜利果实的。我唯一重大的败笔大约是在马埃斯特拉山斗争初期，对你没有更多信心，未能及时了解你作为一个领导者和一个革命者的种种能力。
我曾度过壮丽的岁月：在加勒比海[导弹]危机那段光辉而又悲伤的日子里，在你身旁我感受到了那种“我属于人民”的骄傲。放眼当时全球政治人物，很少能有比你更光彩夺目的了。我为自己当时毫不动摇地追随你感到自豪，我认同你考虑和观察问题的方法以及对于危险与原则的评估。
现在，世界上有其他国家需要我去献出微薄之力。我能前去但你不能，因为你担负着古巴元首的重任。我们分别的时候到了。
信中内容，在写完后数月公布于众，粉碎了反革命的敌人在国际上的恶毒攻击——他们放言，菲德尔与切产生严重争执，导致切从古巴公共生活中消失。过去三十多年来，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制造了各式各样的谎言与谣言，目的就是往古巴革命脸上抹黑，这不得不让人义愤填膺。可是这条谎言可以说是最恶毒的，因为它试图污蔑我国历史上两个伟人之间那份独特而深厚的友谊。
因为道出了这两位不平凡人物相识与相知的种种细节，《切·格瓦拉：卡斯特罗的回忆》有力地戳穿了这些龌龊的谎言。同时，本书是关于切的最完整、最可靠的文献，从中可以看出他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的革命坚定性使他成为那些为公平和正义而战的人们的精神象征——在公平与正义的世界里，人类尊严的光辉终将普照。
赫苏斯·蒙塔内·奥罗佩萨
989年5月于哈瓦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