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阅读这部作品是一种真正的享受。斯勒扎克的文字优美流畅，这使得读者毫不费力地对柏拉图学说增加了许多见解。很可惜，这种好书并不多见。
——赖纳·施佩希特
中译本序
鄙人对柏拉图作品释义学的勾勒能以汉语呈献于中西文化新交流之始，于个人而言，可谓无上荣幸。此一新纪元将引向相互愈发深入的理解，这亦正是双方期望之所在。虽文化间之交通历程实包罗万象，而若鄙人之文字能为此贡献一份微薄之力，亦足以令人欣慰。
这里呈献的柏拉图阐释不仅出自国际上称为“图宾根学派”的特别立场，同时也是唯一一种阐释，其自身全然建立在柏拉图哲思的基础之上。除去柏拉图自身，这一阐释摒弃转用其他任何释义学上先定之法则。与此相应，柏翁之书写批判便在阐释中被视为旨归。就柏拉图书写作品之本性而言，《斐德若》（Phaidros）274b—278e中意蕴深远的哲思，其生发力足以让人赞叹。
毋庸置疑，“图宾根”阐释对柏拉图本身的切近乃是这一导向在世界各地愈发深入人心的根据。《读柏拉图》迄今为止已被译为十六种文字。中文的译本乃第十七种，预计其他语种的译本也将紧随。对这本小书的关切实则来自世界各地学人之期望，就理解柏拉图对话而言，他们试图赢得足下更为坚实的基础与一方法上足以检验之路径。
恰恰柏拉图为四方读者厚爱，此绝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柏翁之思可视为泰西形上学本己之基。而越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当泰西文化愈发离弃其基督教遗产之时，柏拉图作为思者之意义却愈发引人瞩目：后世百家之学由其奠基，不仅基督神学之精要受惠于柏翁，甚至西土世俗化转向之后，柏翁哲学之生发力仍赫赫然不息。因此，他当仁不让地成为在上两代人中最广为流传的哲学著述家。
柏拉图之伟大不仅依于哲学，亦依于诗。既然哲学与诗常被视为难以彼此深入融贯的世界阐释，能通达此道则实为不易。就文艺与哲思深度相契而言，柏拉图之文千载独步于世。同时，柏翁之对话录——尽管仿者如云——仍旧因其微妙，甚或为众人视为不解之谜。因此，吾人仿佛亦就愈发需要一秘匙，以开启柏氏意向之门径，以窥其涯略。事实上，柏翁恰以书写批判之形式授吾人以纟今键，此确为吾人之幸事。
然而柏拉图这一秘匙过去常常未被理解。其因也浅，不过依于柏氏之书写批判引至所谓哲学智慧传授之内传形态（esoterische Form）。此乃一罕见之悖论，沉于历史理解之泰西文化却长期无能以合宜之方式历史地理解柏拉图之内传术（Esoterik）。众人无心于描述抑或评估内传之术独有之历史与哲学前提，却将其与慎言守微（Geheimhaltung）混为一谈。这两百年来，恰为我等西人无能理解如此方式施行之爱智（Philosophieren），因其有悖于十七世纪以来对学术著作绝对公开性的设定。不过鄙人坚信，非西方世界的读者——亦包括中国的诸君——将更好地倾听柏拉图之心言：他仅将现实最终本原之思，以口传的方式托付给已登堂入室之人。
柏拉图的这一抉择不必引发疑虑，以为吾人虽矻矻然而无从得其真义：对话录间有直言而出，其自身不能给予之物与口传辩证法额外之所能，可通过回溯柏翁之卓越弟子亚里士多德的述记而确然赢得。如是，对话作品作为直接文献与亚里士多德传统的间接文献应互补阙疑。既然对话录指示其自身无意成为自足之典，吾人当下亦不再将其视为自足之文来览阅，而是以之为引向间接流传之本原论（Theorie der Prinzipien）的宏伟引导。于此，无论作品之文华，抑或著者之心意，吾人均可观其堂奥。
托马斯·亚历山大·斯勒扎克
2007年1月8日于图宾根
前 言
柏拉图本来就从不缺少读者，将来也不必担心可能缺少。
如果现在，在Legenda系列丛书的第一卷，柏拉图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这一系列正是处理“应该被阅读”的文本，并希望由此邀请、吸引、引领、指导读者进入本文——那么仿佛就像号召去做某种无论如何已经开始的事情。
毫无疑问，柏拉图当然不是现今才第一次被“发现”。然而对柏拉图的阅读仍有其特殊性。确实再没有一个哲学书写者曾像柏拉图那样，既将书写作为知识传达的工具，又以一种近乎分裂的态度对待之。对话形式有权被视为面对书写文字时某种异乎寻常的反思方式；然而柏拉图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什么，却向来争议重重。这样，亚里士多德曾就普遍意义的真理探寻之所言，在特殊的层面上其实也适用于对柏拉图的阅读，即：其一方面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无人一无所获；另一方面又困难重重，因为无人达到必要的精善。
眼前Legenda的这一卷试图从“简易处”出发引申我们的主题，这就是说，将从柏拉图处对我们现代人而言仍可直接通达的、尚无争议的地方出发，并以此作为向“难点”驶进的准备，即驶向柏拉图对话书写的特殊性。这种特殊的对话书写已经不符合我们近代以来哲学书写的习惯，并由此常常遭到误解或者漠视。尽管如此，这却是理解柏拉图哲学的核心。
《读柏拉图》首先以意大利语的译本出版，标题为“Come leggere Plaone” （Rusconi出版社， Milano 1991第一版, 1992第二版）。此书本是为吉奥瓦尼·雷亚利和他的助手们负责翻译的柏拉图对话录新全集之附录所作，目标读者群不仅仅是柏拉图的专家们——当然也包括他们，同时还包含哲学“专业”之外的普通读者。不过本书并不打算简单化或者“流行化”，而是面对日益扩大的柏拉图读者圈，尝试带领他们以一种新方式接近柏拉图对话录在释义学上的诸多难题，把握这种方式并非多年致力于此的专业人士之特权。
尽管于此筹划的柏拉图形象，在叙述的目标、手段和技术诸方面都在根本上偏离了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所奠基的浪漫化的解释范式，但就本书的目的而言，并不在于与其进行具体的论辩：为此可以参看《柏拉图与哲学的书写性》（Platon und die Schriftlichkeit der Philosophie）（Belrin/New York 1985），特别是方法论意义上的附录，见《对话形式的现代理论》（Die moderne Theorie der Dialogform），第331—375页。Rusconi出版社希望我一开始附带着说明这点，但相关知识决不是进入眼前这本书的前提。
柏拉图的哲学写作可以始终立于《斐德若》中的书写批判（Kritik der Schrift）之下，本书的目标正是解读这一写作。对柏拉图贬低书写的贬低或者意欲扭转至其反面，正如在从浪漫派时代以来就广泛流行的并且甚至至今仍然流行的看法，并不能开启理解书写者柏拉图的道路。只有严肃对待柏拉图对书写的与口头的哲学活动的评价，人们才可以恰如其分地理解对话的技艺和回应意图。今天的读者必须克服某些特殊的近代以来形成的偏见和阻力，以适应作者的视野。
仅有这样，我想，那么依据柏拉图值得关注的自白，读者的阅读之喜也就与作者在书写的“阿多尼斯花圃”中的成功之喜相一致了（《斐德若》276d）。
这里我感谢Rusconi出版社的负责人，维瓦尼（Ferruccio Viviani）先生，免费提供本书在德国出版的版权。感谢出版家君特·霍茨布克（Günther Holzboog）先生对德文本的兴趣，感谢Frommann-Holzboog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对手稿的悉心照料。同时也应该感谢我们的合作者克雷施克（O. Krischker）和施坦泽尔（K.-H. Stanzel）博士在校对和索引编制上的帮助。
托马斯·亚历山大·斯勒扎克
1993年1月25日于图宾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