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城区汇集了一群充满智性的年轻人——弗吉尼亚·伍尔夫、克莱夫·贝尔、罗杰·弗莱、E.M.福斯特、梅纳德·凯恩斯……他们聚谈终夜，彼此欣赏，珍视理性碰撞的火焰，信奉宽容和怀疑精神，蔑视“维多利亚英国”的审美情趣和道德习俗。他们的交往圈松散而富有个性，备受攻击也极享尊崇，在五花八门的定义下，在褒贬不一的评论中，为英国现代文化史留下了精彩的一笔。昆汀·贝尔作为布鲁姆斯伯里的第二代成员，以自身为一种资料来源，于简练、精致的笔触中展现了该文化圈的形成、发展和基本特征，勾勒了主要成员的鲜明个性，为我们留下了一幅粗细结合的布鲁姆斯伯里“素描图”。

昆汀·贝尔（Quentin Bell, 1910—1996），英国著名的艺术批评家、雕刻家、画家、作家，苏塞克斯大学历史与艺术理论教授；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主要成员克莱夫·贝尔和瓦奈萨·贝尔的儿子、弗吉尼·伍尔夫的外甥。其著作有《弗吉尼亚？伍尔夫传》、《回忆布鲁姆斯伯里》等。
季进，文学博士，现任教于苏州大学文学院。著有《钱锺书与现代西学》、《李欧梵季进对话录》等，译有《中国文学律条与苏联影响，1956—1960》（福克马著）等，主编有“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

导言
1914年前的布鲁姆斯伯里
战争
1918年后的布鲁姆斯伯里
布鲁姆斯伯里的个性
译后记

书摘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我们发现，那些不断进步的使徒们，打扫干净
了教堂中的圣餐、圣坛、牧师和讲坛，只剩下光秃秃的伦理誓言的空架子。
他们回到装有窗帘、铺着垫子、装潢精美的家里，在这里，各种沉湎于性的
迷信，因循守旧的专制，情感的伪善之言，都可以用来掩盖肮脏的、从未打
扫的角落，还有那些说不出名字的尘世的污秽。
到了1900年，似乎应该重新审视一下人类情感了。老一代宣称寻找真理
的重要性，宣称完全彻底地忠实于《摩西五经》的重要性。我们暂且不要低
估了前辈人的这种做法，仍有很多人准备对19世纪不可知论的问题提出虚假
的答案。然而，到了20世纪初，提出另外一种问题应该是合乎时宜的。
人际关系中所需要的是一种新的诚实，新的宽容，我想，每一个想成为
布鲁姆斯伯里一员的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无疑也有一些人是从更加政
治化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一个家长制的家庭只是一个家长制的国家的
最小单位；军事的和教会的组织、世袭爵位的政体和英帝国的观念，都建立
在对自然权利和职责理解的基础上，而这两者分析到最后，又取决于力量和
顺从的传统。当剑桥的年轻人往外看世界时，他们寻求并且发现了自由价值
充满希望的复活。在法国，甚至在德国，教权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力量，暴力
和非理性的力量，从来也没有受到过像现在这样的挑战。英国的帝国扩张冒
险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评。一个社会，如果像当时的英国社会一样，成为躲
避社会风暴的避难所，那它就很容易对未来充满希望。
现在，人们倾向于寻求一种事态——以理性代替非理性，以爱代替憎恨
，这种倾向已经广为传播，人们也许可以从G.E.穆尔的哲学中找到思想解放
的强大武器。一种道德，就像所有立法的道德一样，是建立在一种假设的基
础上的，即某种行为是邪恶的；价值观念只能存在于某种思想状态之中；有
的人相信必须通过强制力量把道德价值强加于人，一旦以理性之光来审视所
有的道德问题，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哲学是很难维持的。最有价值的思想状
态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都和英雄、圣人联系在一起，而是与对美、爱和真
理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
这样的思考，带有一种目的性的思考，表明了非常被动的宇宙观。然而
，就其含义而言，《伦理学原理》无疑是一本富有革命意义的著作。就像梅
纳德·凯恩斯所说，它涉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