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与真》是特里林1970年在担任哈佛大学诺顿诗歌教授时的演讲集，主要围绕历史中的自我之真诚与真实问题展开，某种程度上浓缩了他此前对诸多作家及文学文化现象的研究与思考。由于涉及众多的文学现象和理论问题，又包容了黑格尔、弗洛伊德有关精神的自我实现及潜意识理论，这部演讲集的思辨色彩很浓。他认为，对真诚和忠于自我的不懈追求和道德生活中占据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但是，在进一步的变化中，这种地位却被强劲的现代真实观念所篡夺。在整个西方文学和思想领域中比比皆是的例子都暗示着“诚”与“真”这两种观念所引起的矛盾和反讽。

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20世纪美国著名批评家，生前为美国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他继承阿诺徳、利维斯以来的批评传统，侧重从社会历史、道德心理的角度评论文学和文化，被称为20世纪中期美国年青一代的思想导师，对当代批评影响甚大。其代表作还有《自由的想象》、《弗洛伊德与我们的文化危机》、《反对自我》、《超越文化》等。

如果真诚是通过忠实于一个人的自我来避免对人狡诈，我们就会发现，不经过最艰苦的努力，人是无法到达这种存在状态的。但在历史的某个时刻，一些人或阶级把做这种努力看做是道德生活中最重要的事，真诚这项事业所具有的价值也就成了过去差不多四百年里西方文化的显著特征，甚至是决定性的特征。
　　——莱昂内尔·特里林

第一章　真诚：起源与兴起
第二章　诚实的灵魂与分裂的意识
第三章　生存的意义与艺术的意义
第四章　英雄的，美的，真实的
第五章　社会与真实
第六章　真实的无意识
索引

西方的文学理论，是一项专门的学问，甚至有人认为：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文本”，应该精读。然而中国学界近年来对于这门学问却是一知半解，有的人往往从译文中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自作主张“演义”一番，因此错误百出，贻笑大方。这个“乱成一团”的现象，必须由行家和有识之士一起来补救。
我并非西方文学理论的专家，只能把个人经验诚实道出，公诸同行。记得多年前初人此道时，也的确痛苦不堪，买了大堆理论书回来，却不知如何着手。我本来学的是历史，后来改行教文学，时当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学界刚开始吹“法国风”——福柯和德里达的著作逐渐被译成英文出版，而“解构”(1)econstruction)这个词也开始风行。不久又听到有所谓“耶鲁四人帮”的说法，其中除希利斯-米勒和哈特曼等人外，尚有一位怪杰保罗·德·曼(PauldeMan)，他的那本反思理论的名著《不察与洞见》(BlindnessandInsight)人文学者几乎人手一册。我买来一本看，也不甚了了，只是觉得美国人文学界已经开始了另一个“转向”(paradigmshift)——从“结构”到“解构”，从人类学到语言学。然而这个“转向”背后的历史是什么?是否也有一个“谱系”(genealogy)可寻?

只有在古希腊的悲剧中，我们才会看到这种带有遗传的神性、比实际的人好的英雄形象。但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希腊人对英雄也不抱幻想。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英雄模式既遭到小说的抨击，也遭到戏剧自身的抨击，在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在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里，我们听到了对英雄的嘲笑声。英雄之所以受到嘲笑，不仅因为它是荒诞的，这种荒诞既表现为自身气派的提高不过是装腔作势，道德上又不免矫揉造作，而且因为它妨碍了实际的行为。真实的自我要能够安排好自己的现实人生，就必须首先学会向这种浪漫但未免有作态之嫌的英雄观念告别。于是，我们发现，与文艺复兴时期戏剧之繁荣共生的真诚观念在一开始就已经有它的对手兼朋友陪伴在身边，真诚的堂吉诃德身后跟着一个真实的桑丘·潘沙，与浪漫、高贵而理想化的前者相比，这个真实的伴侣没有任何戏剧成分，他懂得生命的寻常坚硬，懂得常态的生活是甘苦杂陈、祸福相依、错对交织。只是对真诚的理想期待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我们不愿意承认真实。直到人们开始认识到真实自身也有其珍贵之处时，我们才向真实睁开了眼睛。是的，我们不要以为，对琐碎平凡、无所提高的实际生活的关心就意味着失去了我们视若至宝的神性，实际上在寻常生活中或者说正是因为有了寻常生活，我们才会产生并体验到乔伊斯的所谓“顿悟”，那在日常之中偶尔显现的东西虽没有“顿悟”所指的那种传统的基督教里的神圣含义(主的显现)，但也与神性观念相吻合：它是我们所说的精神。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下降的路与上升的路是一回事。在华兹华斯的《迈克尔》中，特里林从迈克尔无言的悲伤里看到了自我的另外一种品质——真实：“迈克尔就像他举起或放下的任何一块石头一样，实在、坚硬、厚实、沉重、持久。”此后，像华兹华斯一样，关注真实的艺术家不再以“取悦”为目的，不再考虑观众或读者的感受与期待，他们表现他们之所是、艺术之所是和生活之所是，而观众或读者从艺术及艺术家之自主性中也体悟到自身之自主性，于是三者在探询生存的自主意义这一点上重新聚首。艺术家在追求真实的路途中往往以揭示虚假的多种表现为手段，在包法利夫人的悲剧命运中，我们看到了虚假这个“非人化的地狱”所引起的恐惧。也正是出于这种恐惧，萨洛特对爱玛·包法利表示出极度的轻蔑。但是，我们不要急忙去划清我们自身与包法利夫人之间的界限，如果说爱玛是用“从最低俗无聊的浪漫主义作品中搜罗到的一连串廉价的意象”来编织自己的梦想，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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