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决羁押制度的实证研究(人权丛书)-【江苏发行网】-商品信息

序言
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注重对中国公民权利保障问题的理论研究。本书作为“北京大学人权研究丛书”的系列成果之一，就属于以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研究中国刑事审判前公民权利保障问题的著作。
未决羁押制度是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实施的状况及其法治化水平，直接代表了中国刑事诉讼中公民权利保障的水平和中国社会法治化的进程。然而，长期以来，法学界对未决羁押制度的理论基础、现状、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公民权利保障问题缺少深入、系统的研究，使得在当前官方治理“超期羁押”问题的过程中，法学界无法充分地提供自己的智慧、理论和思想。不仅如此，当前盛行的注释化、对策化以及为思辨而思辨的研究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进路，使得研究者既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理论，也无法对“实践中究竟在发生着什么”作出准确的解释。尤其是对未决羁押制度所存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法学研究者几乎普遍没有给予足够的估计，立法者和司法界也未必给予了准确的把握。显然，要提升中国未决羁押制度的法治化水平，解决日趋严重而又久治不愈的“超期羁押”顽症，我们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有关未决羁押制度实施状况的知识。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谈得上为治理未决羁押的问题提供思想和智慧。否则，在对“超期羁押”的现状不甚清楚、对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分析不准确的情况下，天知道那种草率的“立法对策”之研究会结出什么样的怪胎来!
对于实践中出现日久的“超期羁押”问题，官方一直在尝试寻找治理的良方。2000年10月，就在那部得到无数海内外人士赞誉的“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不到5年的时间，作为最高立法机构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刑事诉讼法执法大检查”。当时执法检查的重点除了“超期羁押”问题之外，还有“刑讯逼供”、“律师权益保障”以及“减刑、假释实施程序”等问题。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这种“执法大检查”往往是在有关法律的实施存在突出的问题，甚至是在社会公众尤其是人大代表反应强烈的情况下才会展开的。这次“执法大检查”的主要结果，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对于超期羁押问题采取了行政治理的举措。一时间，两院和两部有关“清理超期羁押”的“通知”、“决定”、“批示”铺天盖地地发布下来，甚至就连专司协调工作的“中央政法委员会”也加入到治理“超期羁押”问题的行列中来，并为此专门发布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党内文件。到了2003年7月，就在中国政府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之后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又一次发动了治理“超期羁押”的运动。该检察院的一位副检察长甚至还破天荒地说出了“超期羁押就等于非法拘禁”的断言。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超期羁押问题的责任追究办法》随即出台。根据这一办法，对于造成“超期羁押”的责任人和主管领导，轻则追究行政责任。重则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刑事责任。同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也启动了对超期羁押加以清理和追究责任的治理运动。
有关机构治理“超期羁押”的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决心也不可谓不坚决。但是，这种带有运动式的行政治理方式究竟能否取得实际的效果。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治理超期羁押的惟一出路应当是进行实实在在的制度建设和司法改革，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清理运动。“超期羁押”的本质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违法适用了刑事拘留、逮捕和羁押措施，使得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受到了任意的剥夺。这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程序违法问题，更属于嫌疑人、被告人的公民权利受到任意剥夺的问题，也属于宪法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任意侵犯”这一宪法条款得不到贯彻和实施的大问题。至于造成“超期羁押”的直接原因，则更可以追溯到司法审查机制的缺失、司法救济机制的虚无、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失效、看守所的归属等一系列司法体制层面的因素，还直接涉及刑事拘留、逮捕与羁押的分离，逮捕前置主义的确立、羁押理由的合理化、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替代羁押措施的建立等一系列诉讼程序层面的问题。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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