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体部分是周汝昌先生一九八六年九月至一九八七年八月在美国康斯威辛大学做鲁斯学者期间的研究成果。
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从巴金、鲁迅的“红学观”讲起，探讨了《红楼梦》这部巨著的“三大基点”，即：“《红楼梦》的性质何属的问题；《红楼梦》的核心何在的问题；《红楼梦》的整体何似的问题。”侧重于把《红楼梦》放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大坐标上去观察思辩，既不同于一般的资料考证，也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理论。尤其是下编，专门论述《红楼梦》的结构学，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独特创见。
本书首次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热烈反响。此次重新增订出版，新增了若干讲红小文，都十分富有启发性，为我们提供了看《红楼梦》的新视角，读来既有趣味，又令人垂目深思。

周汝昌，字玉言，别署解味道人。1918年生，天津人。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毕业。曾任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等。资深红学家、古典诗词研究家。著有《红楼梦新证》《书法艺术答问》《曹雪芹小传》《献芹集》《千秋一寸心：周汝昌讲唐诗宋词》《红楼小讲》等多部学术论著、随笔集，主编《红楼梦辞典》，并编注《杨万里选集》《范成大诗选》等。

增订版自序
增订版感言
卷头总论
《红楼梦》——中华民族的一部文化小说
上编
　第一章 巴金的“红学观”
　第一节 由一封信引起
　第二节 能讲真实的意见
　第三节 一个名词的几面观
　第四节 李先生的补充
　第五节 李先生对我的批评
　第二章 “整个的进了小说”论
　第一节 谁创立的这一理论
　第二节 大观园和“幻灭”
　第三节 写实与新鲜
　第四节 “大部分”的合符
　第三章 写实与虚构之问的“夹空”
　第四章 “自况说”
　第一节 古人胜义
　第二节 一语道着
　第三节 归源于“文史通”
　第四节 一个佳例
　第五章 自传性的小说意义安在
　第六章 抒情诗与自传小说
　第七章 古今中外深思反省
中编
　第一章 全书的核心
　第一节 其人如玉
　第二节 怎样的人
　第三节 前人的理解（上）
　第四节 前人的理解（下）
　第二章 “痴”
　第一节 崭新的命题
　第二节 雪芹“痴”意
　第三节 中华文化上的异彩
　第三章 重读《红楼》
　第一节 红学的高境界何处可寻
　第二节 宝玉的“三王”号
　第三节“情榜”的文化涵义
补篇“大旨谈情”
下编
　第一章 曹雪芹独特的结构学（总论）
　第二章 红学的重要一环：结构学（分论）
　第一节 几个大关目（上）
　第二节 几个大关目（下）
　第三节 图表和举例
　第三章 有余不尽之音
补篇试从《周易》看《红楼》
附录桐花风评语与探佚学
卿云斓兮红楼灿兮——《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之思
卷尾语
附录
初版自序
“工人社版”序
编后记

上编
　　第一章　巴金的“红学观”
第一节　由一封信引起
为了阐述当代文学大家巴金先生的“红学观”，我必须先叙清我和他通信讨论《红楼梦》问题的原由，而这中间又必须叙清翻译家李假民先生与我通信并受我委托专访巴老面聆详细的一段经过。李先生的信札中，本来就表述了很值得深思的一些红学见解，因此从李先生叙起，正是题内而不是题外的话头。
记得那是一九七七即夏历丁巳年，大约是夏秋之际，我因欲从多个角度来研究《红楼梦》“自叙传”的问题，便写信去请教于巴金先生，希望他能从《家》的作者的地位上谈一谈如何理解《红》书的体制与今之所谓“创作方法”的事情。——这且按下不表。
单说到了那年的十二月四日，我忽然接到了发自上海的一封来信，打开看时，见写道是：
　　周汝昌先生：
当您看到我这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给您信时，您一定会感到奇怪。但我是您的《红楼梦新证》的读者，一个曹雪芹的崇拜者。当我在您的论证下，一步又一步地，而且是惊心动魄地，知道“脂砚斋”与“畸笏叟”就是书中人物史湘云的原型李×或李××，特别是在您的考证下，知道这位伟大的女性在作家晚年与之共战斗、生活，随后在雪芹与爱子都去世，又孤军苦斗了相当的长的时期，我对这位曹雪芹的战友的崇敬与感叹，使我热泪突眶而出！也因之对您这位恢复历史真相，竭力替我所最崇敬喜爱的伟大作家的作品加以捍卫的考证与研究者的功绩肃然起敬！我对那种以恶名相加的所谓“批评家”是极端蔑视！因为真理与事实都在您的一边！
这只是李先生来信的头一段，他的信札还很长，其中很多是具有代表性的读者感受与见识。可是此刻我还不能全文具引，只好留待下文有关的章节再来接叙（附带几句话：数十年来，我收到的类似这样的热情激荡的来信，不知凡几，这些信札代表着一代《红楼梦》读者和红学关怀者的重要心情和见解，如有机会加以选编印行，将是极可宝贵的文学史料）。
我因见李先生信中已然触及到了一个焦点问题，这与我正要深入研求的“自传说”直接关联，于是我除了在复信中一一敬答了他的盛情与嘱问等项之外，就顺便拜托他代我去拜访巴金一次，因为明知巴老很忙——那时已是七十三高龄了，如一时难以执笔复我前函，则可以由李先生耳聆手记，间接答我。
我信去后，十二月十五日李先生在来函中说，他年已六旬，病恙在身，平素是不外出的，因我之托，特访巴金先生（他们本来相识），几经奔走，才获得一个促膝而谈的机会，详细地写示了巴老对《红》书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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