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的系列研究报告集合了中心专家研究成果的精粹，内容涵盖了财政货币政策、农村金融改革、风险投资、财政管理与经济发展、公共财政框架的设计、商业银行治理结构、资本市场开放等诸多重大现实问题，相信它的出版可以推动契合我国特点的现代财政金融理论发展，并促进国内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本书首先确定中国30年经济的“无危机增长”基调，进而探讨形成这种增长奇迹的财政金融原因。在财政原因方面，主要关注了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以及税收能力、税收努力、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宏观金融层面，集中讨论了中国国家禀赋与现代金融体系的重新解读、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货币政策传导与效应、银行体系的特殊结构与中国的高货币化之谜等问题。在微观金融层面，主要关注了“股经背离”现象以及与中国无危机增长的关系、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等问题。此外，基于开放金融背景，考察了人民币均衡汇率形成的理论溯源与汇率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机理，以求破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汇率原因。

1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
1.1 引言
1.2 财政分权水平的历史演变
1.3 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
1.4 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模式及其经济增长效应
1.5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2 中国税收高速增长：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框架下的解释
2.1 引言
2.2 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一个分析框架
2.3 征税能力和税收努力提高的动力：税收分权
2.4 间接税纳税能力的放大器：税制设计
2.5 纳税能力不断提高的源泉：“增长红利”
2.6 结语
3 中国税收负担之谜：多视角的分析
3.1 引言
3.2 名义税率分析
3.3 宏观税负分析
3.4 税基税收负担分析
3.5 资本边际有效税负分析
3.6 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税负判断
3.7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动：税负转嫁的角色作用
3.8 结论
4 重新解读现代金融体系：理论诠释及基于中国国家稟赋的现实选择
4.1 引言
4.2 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不同国家金融体系的现实选择？
4.3 不同的金融体系是否存在比较优势？
4.4 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势：混业经营与基本功能实现
4.5 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国家禀赋约束下的现实选择
5 中国货币政策效应与传导之谜——基于结构VAR的分析
5.1 引言
5.2 关于货币政策效应的实证研究
5.3 对中国货币政策效应与传导的检验：1996—2008
5.4 结语
6 中国的高货币化之谜
6.1 引言
6.2 “货币化路径”与货币化“高差”：证据与问题
6.3 最优货币化的决定
6.4 内生货币扩张与高货币化
6.5 结论性评论
7 中国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谜团
7.1 引言
7.2 国家退出的不对称、金融剩余与国有银行角色
7.3 资本金对于国有银行之不重要与重要
7.4 国有银行资本金：一个意味深长的等式
7.5 国家的低资本金偏好、股权回报与退出路径
7.6 结论
8 中国农贷制度之谜
8.1 引言
8.2 诠释农产：经典理论
8.3 “拐杖”逻辑与中国农产收入结构的特殊性
8.4 农户、国家及其信贷联系：另一视角
8.5 小农家庭的功能与金融偏好：贝克尔理论及其修正
8.6 农贷的供求结构：一种尝试性解读
8.7 结论性评论
9 人民币均衡汇率：理论溯源与汇率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9.1 引言
9.2 古典经济学的汇率迷思
9.3 现代均衡汇率理论的逻辑演进
9.4 人民币汇率有多重要
9.5 寻找人民币均衡汇率：并非谜底
9.6 人民币汇率：国际舞台的政治博弈
9.7 结论性评论
10 中国的农民究竟讲不讲信用？
10.1 农产的个人信用：道德化的社会资本
10.2 农户的社会信任：难以扩展的合作意愿
10.3 农产与政府：弱势心理与强依赖
10.4 农户的风险承担：技术革新需要“示范”
10.5 社会转型中的农户信用：改变可能正在酝酿
11 “股经背离”：理论及基于中国的实证证据
11.1 “股经背离”：国际和国内证据
11.2 中国“股经背离”原因的实证检验
11.3 小结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12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证据与解析
12.1 引言
12.2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特征
12.3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
12.4 股权融资偏好的经济影响
12.5 结论、研究的局限性及政策含义
13 中国债券市场发展滞后之谜——基于企业债券的分析
13.1 引言
13.2 中国债券市场滞后性
13.3 我国企业债券市场供给分析：成本视角
13.4 债券需求分析
13.5 企业债券市场滞后的制度分析
13.6 结语

　　1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
　　1.1 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上一直呈现出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经济学家们纷纷致力于探究中国“经济奇迹”的内在动因及其可持续性，甚至开始探讨中国能否走出一条独特的“大国发展道路”，形成“中国模式”。财政管理体制变迁及其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业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
传统观点认为，由于信息和政治约束，中央政府无法实现地方公共服务的最优配置，因此财政分权将有助于改善地方公共服务质量，提高经济效率，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以及全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Tiebout，1956；Oates，1972，1999；Bird，1994；Faguet，2004）。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进一步提出“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认为财政分权有助于促进地区间财政竞争，强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从而促使地方政府更好地保持和促进市场化进程，进而有助于经济增长（Weigast，1995；Qian and weigast，1997；Qian and Roland，1998；Bardhan，2002）。但与现有理论关于财政分权有助于经济增长基本达成共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财政管理体制变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远未形成一致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特点的中国财政管理体制变革有助于强化地方政府在政府纵向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激励地方政府更好地发展本地区经济，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Jin，Qian and Weingast，2001；Lin and Liu，2000；朱恒鹏，2004；张晏、龚六堂，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