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07年俄语布克奖
2007年俄罗斯国家文学奖“巨著奖”提名
好的智性小说与“技巧”小说可以用这样的标准分辨：它值得你阅读的时候为它绷紧神经、消耗大量脑力吗？伊利切夫斯基的这部小说值得你这样做。
——著名文学评论家阿拉·拉蒂尼娜
近年来，俄罗斯文学正是因为缺少伊利切夫斯基这样的作者而面临严重的险情。我们完全可以大胆地将他称为2007年俄罗斯文学最有价值的人物。
——国际文传电讯社
你在看，说明你在创造！
这是关于光的故事，关于颜色的故事，关于创造性的光和颜色的故事……
——亚·伊利切夫斯基
《马蒂斯》中文版前言
亚·伊利切夫斯基
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句中国成语在俄罗斯颇为流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是在自己的朋友——一位姓陈的中国老人那儿听到这句话的。十五年前我还是个大学生，整个夏天都和他在旧金山的一家快餐店打工。一次短暂的工休时，这位十分勤劳的老人蹲在我们和面洗菜的小屋里，一边翻弄锡箔纸，一边递给我一个蒸好的包子。咬开包子之前，他叹了一口气：“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再赶上大变动的年代。”那时我还太年轻，真的无法理解老陈的话。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是比生活在改朝换代的年月里更有趣的事了。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给《马蒂斯》选了这么一个不同寻常的主题——身处转折年代的人为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拒绝了外界？他为什么不去适应外部世界的瞬息万变，而是回归了自我？我想，其实并不是我选择了《马蒂斯》的主题，而是这个主题选择了我。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不禁会四下环顾并且反躬自问——最近十到十五年间，在自己和朋友们身上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两年前我就这么做了，我发现，跟我在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一起读过书、钻研过理论物理的同学们的命运极其有趣，各不相同。有的人在国内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而是做起了生意。其中的一些人获得了成功，另一些人却是惨败。很多人出了国，在那儿他们同样放弃了科研。还有人开始深切思索，自己究竟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国家里？最近十五年它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的同学们都出生于1970年，在列宁和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宁（俄罗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诞生一百年之后。1970年前后出生的人与通常可被称为同龄人的那些人有所不同。尽管三十岁过后这种差别就几乎都消失了，但就在之前的几年，1968年出生的显然不跟我们一样，而1972年出生的也已经完全不是那样的了。少年时代，印象和思想的递增速度无比之快，就仿佛身陷极端危险的那一处，连时间也被种种经历所浓缩，放慢了步伐。正因如此，在十八至二十岁的阶段，我们被推到了海啸的风口浪尖，众所周知它摧毁了什么：我们与充满旋涡和乱流的时代共同成长，我们发出了这个时代的第一声咿呀之语——虽然对变革心存些许的轻蔑，但我们也不禁对它打量了一番，还条件反射地反观自身，并且能比其他人更自由、更同步地加以观察：彼岸未明——不知是乱石还是天堂，让人灰心丧气的地平线永远在天际。换言之，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运动元素，能够顺流而动。不管是否情愿，我们自身的成长反映了周遭环境的发展或者毁灭。那也就是说，我们不断增长的年龄完全可以用卢布贬值的程度来比对，这些变化可以用必然而并不重要的结果去衡量。不断形成的意识能够最好地记录现实的变化，就好像在地质学里，经过了漫长的期限之后再去研究时间，就可以指望最终能得出关于它的结论。在小说中我便进行了这种尝试。
这部小说有相当多的自传成分。年轻时，所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无家可归，尤其是我们这一代——1970年前后出生的这些人。我和我的朋友们都不是莫斯科人，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不得不经常在城里奔波，寻找栖身之地，去宿舍，去莫斯科市中心那些面临大修、已经不住人的楼房——它们常被年轻人的团伙占据着。科罗廖夫的经历毫无特别之处，几乎每个人在一生中都起码有一次会感到自己处在深渊的边缘，就要与外界脱节了。他要么退回原处，要么向前迈出一步。很遗憾，我属于那种无法凭空想象的人，我创作的东西一定都有现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宁愿把自己所写的任何一个哪怕最怪诞的情节都称为是现实主义的。有的时候，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戏剧性场景就足以像钉子一样支撑起其他情节。现实这颗“钉子”被钉到整块木板当中，牢牢地撑起它，使其稳稳当当。
我至今也认为《马蒂斯》的主题具有现实意义。在经历了毁灭性与创造性兼具的变革之后，我们必须探索俄罗斯，感受俄罗斯，就像战士受伤后摩挲自己的身体一样。如果立刻重建国家的可能性不大，那么至少得开始感悟它。整个俄罗斯的人口密度比撒哈拉沙漠还要低，这让人想起契诃夫笔下的萨哈林，那可是确凿无疑的暗夜。然而，文化领域的某些现象却预示着曙光。至少，近来俄罗斯读者的阅读倾向发生了显著变化。如今，读起来并不轻松的小说发行量剧增，这在一年前还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同时，某些通俗文学作品正在经受损失，这包括已经被模式化了的侦探小说以及女性小说。“动乱时期”似乎正在过去。现在，新文学的火苗终于蹿了出来。这是需要单独探讨的话题。实际上，几乎整个苏联文学都是无法遏止的失败，从文明的角度来看，都是不折不扣的停滞（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作者之外，他们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证明任何规律都有例外）。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有人都非常期待我们很快就把一切都写出来，非常希望在一切阻碍统统消失过后，我们马上就能看到俄罗斯文学的伟大所在。可惜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我想，对于当下的俄罗斯文学而言，最重要的是搞清楚人们到底怎么了——不仅在俄罗斯国内，在俄语圈，而且在整个文明的范畴之内。我的小说能有幸被中国读者阅读，这令我感到格外高兴和自豪。
译 后 记
零八年的仲夏开始翻译《马蒂斯》，从酷热难当的扬子江畔骤然跌进了阴冷积郁的莫斯科，继而辗转四方，穿梭于现实和梦境、过往与当下。层叠繁复的玄思冥想伴随着逐渐蔓延的漂泊感，令人无法自拔。译至作者专为中文版撰写的前言，窗外已是艳阳高照的五月天。一句“年轻时，所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无家可归”恰如醍醐灌顶，把纠缠于文本当中的我给拽了出来，蒸发了被文字浸染得几近灰暗的困顿情绪。
小说呈现的是俄罗斯人科罗廖夫的现实生活与内心世界相互交织的复杂状态。主人公在中学时就显露出了对自然学科的出色禀赋，就读于物理技术学院期间，遭遇社会的巨大变革，大学毕业后他上了研究生，还随波逐流地出国念过一阵子书。时过境迁，回国后的科罗廖夫对科学研究和博士论文逐渐兴味索然，转而为生计奔忙。日复一日，倍感疲乏。在寻求突破的种种尝试均无果而终之后，已逾而立的他摆脱羁绊，选择了流浪。后来，他认识了在自家楼道里过夜的无业游民瓦佳和娜佳，三人结伴在城市和乡村游走，目标锁定温暖的南方。但最终科罗廖夫还是跟这对恋人分道扬镳，重又独自上路……
一个典型的当代都市人缘何会从衣食无忧的日子里抽身，毅然决然地浪迹天涯？
在寄宿学校里长大的科罗廖夫向来缺乏亲情，对于周遭的人与事，他小心又敏感。在狂乱的大学年代，这反倒帮他赢得了弟兄们的信任和姑娘们的青睐。为了追求心仪的女孩，他甚至偷偷贩卖过麂皮，但在哥本哈根求学时，还是仪式化地把装着上好皮子的塑料袋抛进了水里。事实上，“长期以来，科罗廖夫都把其生存的要义建立在对自然科学的尊崇之上，因为通过它们可以认识世界。于他而言，数学和理论物理的存在证明生存并非徒劳无益。他不信任别人，但对智慧却非常尊崇，把它视为全世界思想轨迹的载体” 。
然而，对时局和前途的惶恐使得昔日同窗们信心丧失殆尽，纷纷从科学的殿堂出逃，处境尴尬的导师最终也远走瑞士。孤独来袭，科罗廖夫无力挣扎，“就像一辆破车，没有力气再往前奔，只能在原地将自己碾得粉碎”。在命运的拐弯处，对科学的追求让位给了生存的其他需要。他饱尝了干保险经纪人、广告张贴员、补习班教师等行当的无奈，受够了私营老板的丑恶嘴脸。而零星的恋情又像柔软的羽毛，轻拂而过，不着痕迹。迷茫之余，他瞄上了到海上钻井平台干活的“美差”，想要藉此冲破自我封闭的壁垒，可这件事后来也不了了之。
亲情、友情、爱情、事业，无一能成为科罗廖夫扎根的土壤。“我的世界充满了暴力。我也罪责难逃”。喃喃的自语为不堪的现状贴上了封条，一场好戏在别处悄然拉开了大幕。
科罗廖夫的离开与几次短暂的游历不无关联。被管理员撵出学院宿舍后，他在莫斯科河边晃荡。夜宿桥下，靠捕鱼果腹，看河水悠悠，怡然自得。去奥伦堡采购货品的途中，他顺道去了同伴鲁斯塔姆的老家，世外桃源般的村子简单美好，令人陶醉。皈依宗教后又重返世俗的埃迪克则让他爱上了墓园，仿佛找到了自己在土地中的归宿……尽管动因各不相同，但屡次的出游让他在不经意间体验了漫步的愉悦。
莫名的幽闭恐惧症日趋严重，自由的空间成了饱受煎熬的科罗廖夫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最为强烈的渴望。要体验无拘无束，当然不能静止不动。“行动本身是爽朗的：疲惫无法阻止它，愤懑和忧愁也不会击垮它。想要活得磊落而自由——动起来吧，行动令人舒爽，空气使人清醒。”然而，真的要动起来并非易事，因此，时空的桎梏让幻想成了科罗廖夫的消遣。“他藉此练就了摆脱现实境地的本领，也逐步拓展了视野——他学会了用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崭新景象来构建它……目光所及超越了地理范畴。它无边无界，是边际以外的地狱，只要他下定决心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就可以迈过这道界线。”在科罗廖夫的潜意识里，随时随地的逃脱就是从乏味中拯救自己的那根稻草。在城里奔波时，他会感觉已经来到了暖意融融的水流旁；在出入境管理局的走廊里排队时，他早已随记忆之河漂到了基辅……
身与心分离得太远，生存的难题就已经宣告无解。科罗廖夫终于顿悟，除了离开，别无他法，而只要迈开第一步，就会跟一切都没了瓜葛。于是，他用深入的思考抵挡苦闷，天马行空却又主题鲜明——关于时间与空间、生命与无生命的终极意义；他凝神绘制城市细节图，期待建构全新的心理维度来引领自己；他钻研史书，明白陷入绝对贫困的深渊可以使个体融于上帝。被思想灼烧得热血沸腾时，他四处暴走；为了进入流浪状态，他挨饿、跑步、考察无业游民聚集地，还尝试着露宿街头。终于有一天，他带着些许的忧虑和无限的憧憬上了路。
选择流浪并非科罗廖夫突发的奇想，而是他在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潜意识再到有意识的筹划之后的出走——投入自由的王国，在大自然中回归自我。
科罗廖夫总是在内心深处守望奇迹，他“对奇迹的惊讶程度小于对现实的惊讶程度，因为他觉得，奇迹就是世界的本质，对它表示惊讶意味着不恭”。在流浪途中，他与它们不期而遇——潜入地下发现秘密的轨道交通系统，驾驶飞机直上青天，在奥卡河畔的田地里享受夏天……一路上，他鲜有兴奋与狂乱，更多的是自得和陶醉。走走停停之间，甜蜜的未知旋涡总让他魂牵梦绕，停不下追逐的步伐。
囿于单调无趣的生活，科罗廖夫感触不到潜藏在狂乱表象下的内在城市，生存空间昏暗、拥堵、荒芜、冷酷，人与人互相利用、虚情假意、尔虞我诈，肉体和精神同时负荷着难以承受的压抑；离开喧嚣的街面潜入地下，他感觉离城市更近了；徜徉于阳光风雨变幻莫测的万里山河，他体悟到的是广漠而细腻的轻盈。上路前，他就像童年时那张幻灯片里的小男孩，被罚一个人留在世上，孤寂而封闭，陷落在自己所绘的繁杂琐细的卡片图里；上路后，虽然跳蚤、泥泞、寒意和警察时有袭扰，无助与无奈偶尔浮现，但身体放松，心态开放，思想少有焦虑，既远又近的法国野兽派画家马蒂斯冥冥之中指引他跟着感觉走，捕捉逾越了既定观念的世界新意象。借由流浪，科罗廖夫涤荡了心灵，体验到本真的自我存在。
一眼望穿的人生因为没有挣扎而冷清，左冲右突找不到出路的人生因为太多的缠绕而阴郁，在无望过后重燃希望的人生则因为跌宕起伏而夺目。
在自我心境的解困过程中，科罗廖夫虽然间或也迷失于情绪、私语和臆想，但他总在自省，梳理悬于现实和理想之间的不稳定关系。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思想者和探索者的形象，理科专业的教育背景和浓郁的人文气质赋予他构建和修正现实的内在力量，让他能够承受对人的命运与前途的拷问。生存不是科罗廖夫的唯一欲求，更重要的是观照生存的困境。他抛开现代文明的诱惑与束缚，并非因为一念之差，也不是为了寄情于山水，而是企盼真正地贴近城市与自然，在自我放逐中得到精神的净化，觅见生活的真谛。
瓦佳和娜佳是比科罗廖夫更加“资深”的流浪者，他俩之间形成了一种既矛盾又和谐的微妙关系。意外丢失的身份证件成全了自幼无家的瓦佳，让他心安理得地永远漂在了路上。就跟高尔基早期作品中的流浪汉一样，瓦佳鄙弃稳定，随遇而安，对流浪怀有宗教式的狂热与执着。娜佳在相依为命的母亲去世后流落街头，她对家充满了渴望，梦想早日穿上缀满亮珠的嫁衣。瓦佳独立不羁，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喜欢哼唱维索茨基的歌，甚至因为长得像普希金，还一度乐于在聚会上扮演诗人。娜佳愚笨纤弱，沉默寡言，连表达自己的想法都异常困难。对于瓦佳，父亲是他一切行为的根源，出现在梦里的父亲积极鼓励他上路，严厉督促他前行。而在娜佳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百般呵护自己的母亲的形象和味道。
两个地位卑微、生计无着的游民却是那么的善良、细腻。瓦佳习惯在干净的地方留下一些食物，与人分享；娜佳满怀怜惜地照顾垂死的牝熊，为它取暖……这一切都透着他们骨子里的纯净和天真，也暗示他们与光鲜体面的“正常人”相比所拥有的正义。娜佳笨手笨脚地体贴、关怀、依恋瓦佳；而“虽然他对她比较粗鲁，有时甚至很厉害，但却离不开她。而且，她的无助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内心的舒适感”。两人隐忍着来自四周的压力，相互依靠，在嬉笑怒骂间体味彼此的脉脉温情——因为共同的磨难，他们学会了谦卑而无条件地去爱。
瓦佳和娜佳的个性特征又部分地汇集到科罗廖夫身上。虽然瓦佳与科罗廖夫来自完全不同的环境，但他们却拥有同样丰富的人生阅历；而且，两个人都坐不住，不肯消停。娜佳和科罗廖夫则同属内敛型，总是在努力克服轻易就会布满整个内心的虚空。主要形象的错叠既为人物活动搭建了统一的心理空间，又为可能激化的冲突留出了余地。当三个人的人生轨迹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相互呼应又彼此制约，聚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当科罗廖夫选择了跟另外两人不同的南行之路的时候，支离破碎的疏离就演变成了彻底的分袂。
小说没有构架宏大的人物体系，但这并不影响它关注普通俄罗斯人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政权更迭、社会动荡中的人生际遇，以及他们被日常的狂乱所遮蔽的精神创痛。跟随流浪者的步伐，透过他们的双眼，我们看到了一幅鲜活的社会众生相：大学生、艺术家、学者、职员、山民、退休人员、商人、神职人员、妓女、盲工、小商贩……这些片段式的人物大都身处轻微或者严重的错位状态：偏远山区的独眼老头热衷于修建唯美的童话城堡；因为酗酒吃了老婆闭门羹的男人恶狠狠地往扶他上楼的流浪汉身上浇丙酮；博物馆的守门人总把自己当成激情勃发的讲解员；摇滚歌星的拥趸们抛家舍业，蜂拥至夏季的海边；航空航天界曾经的女强人经营着小型广告公司；宿舍管理员扮演着维持学院秩序的督导角色；粗俗的商人奔波于各种各样的培训班之间；车站月台上无处可去的老人煞有介事地打听火车开出的时间……游离了自己本来的位置，便是让生活漂在了枝杈丛生的小道上，或许浑然不觉，或许乐此不疲，或许执迷不悟。突变的时代让陡然目睹了真枪实弹和通货膨胀的俄罗斯人集体失语，错位的潜性流浪铺陈着百姓的心绪。然而，迂回转折过后，有多少人能够找准新的方向？往昔的伤口会自然愈合，还是将永远地溃烂下去？
在艺术手法上，《马蒂斯》具有现代主义文学的显著特征。
作者擅长通过遐思丰沛且饱含诗性的描写，挖掘掩藏在不起眼角落里的生活细节，既呈现它们林林总总的具象意义，又把或公开或私密的感受附着其上。譬如，邻居家的弱智小伙撒落的轴承被科罗廖夫拾起来放到了楼道的窗台上，“从那时起它们就一直放在那儿，无人问津，甚至生了锈。有人在上面插满了烟头”。这里，轴承上的烟蒂就传神地再现了包含浓浓生活气息的真实存在。又如，制作拼贴画的别尼亚“用的是彩色纸张、杂志插页、标签、布片、企鹅和绒鸭的细毛、桦树皮、纸板和蜂窝。一卷卷艳丽而硕大的拼贴画上满是火箭和宇航员、房屋和教堂、拖拉机和井架、田野和天空、鱼和人、鲜花和恶魔”。这里，看似简单的罗列映射了艺术创作的繁杂和艺术家的痴狂。
从静止的细节入手，加以引申，动态地展现一幅画面或是场景——这种发散式的联想在小说中俯拾皆是。作者仿佛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信手拈来，自顾自地嬉戏，但字里行间又充满了纠葛，正如生活本身，杂乱而合理。有时，因为顺接自然，延展得不留痕迹，往往就会牵引读者沉浸在生动可感的氛围当中，忘掉从前；有时，转折颇为跳跃，先前提及的和铺叙开来的两个部分截然分开，自由自在的笔触却为接受制造出些许隔阂。
为了营造艺术氛围，作者重视篇章的形态要素，刻意追求有意味的形式。长短有致的段落划分打破了固定的阅读思维，造成节奏的间歇变化。作品中既采用了独词成段、独句成段的方式来表现急速、动感、杂乱，又不乏一气呵成的超长段落——不管读者体会到的是枯燥乏味的没完没了，还是肆意无忌的酣畅淋漓，它们都增添了特定的意趣。配合段落的变化，作者给纯文学的文本糅进了科技语体的元素。如果说，科罗廖夫在卡片画上标明№1、№2、№3是由于一个曾经的科研工作者的惯性使然，那么，让瓦佳在向科罗廖夫陈述其论断时采用A、B、C、D来强调条理，就多少是对其附庸风雅的揶揄了。
言语塑造的丰盈意蕴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情节发展的清晰程度，使得整个故事的线索颇为模糊。尽管如此，作者依然遵循了比较周密的叙述策略，只不过，它被包藏在大量的闪回、拼贴、倒叙和插叙之间，而它们又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交织成一张疏密不均的网，让读者似能冲破，实则囚困其间。作者伊利切夫斯基在接受俄罗斯文学杂志的专访时曾表示，情节是小说创作中无可争议的重要因素，它应当是独特的、全新的、令人震惊的、饶有趣味的，就像熟透的柿子，粘上了就不易摆脱。
值得一提的是，《马蒂斯》的作者有意识地使用了互文的方式，把经典文本的名称、语句、情节和人物形象纳入自己的叙述体系。小说里出现的源文本主要是《圣经》和俄罗斯文学名著——包括普希金、果戈理、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普拉托诺夫和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作品在内，也涉及多部俄罗斯和外国的儿童文学作品。互文手法不仅被应用到局部的细小情节上，增加叙述的可信度和现场感，而且还为人物的塑造起到了呼应文化母题的作用——瓦佳被俘和被释放的经历与普希金的《高加索的俘虏》构成互文，娜佳处理牝熊骨头的做法与普拉托诺夫的《地槽》构成互文……无论将互文用在何处，作者都只是“诚实地”借用和模仿经典，并非像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里常见的那样，对其进行滑稽或讽刺的戏拟。
在叙说过程中，作者偶尔也会部分地截留人物的某些特征，造成不大不小的悬念，再由后面的叙述补全，通过前后的呼应来增添阅读时的牵挂。比如，绰号“国王”首次是在“无意之间”被提及的，其指称归属和来历在十三节之后才被加以详尽的解释。再如，故事一开篇，读者就被告知，瓦佳的外貌“与某位众所皆知的伟人相像，说不清到底像谁。但确实惊人地相似，这让不少人困惑不解——对于如此显而易见的容貌之谜，却无人能找出答案。科罗廖夫则是个例外，他想到了瓦佳究竟像谁”。然而，等到这个长相之谜被科罗廖夫揭穿，已经快接近全书的末尾了，如此的安排足以吊住读者的胃口。
从作者与读者的内在关系来看，《马蒂斯》属于罗兰·巴特所谓的可写性文本，其多重的意义和开放的空间为阅读创造了丰富的可能性，使不同的读者都能进入用语言与作者直接接触的境地，加入作品的意义创造。伊利切夫斯基在访谈中强调，他从不迎合读者，而是努力寻求他们的理解与介入。这个过程的关键在于表达的方式。作者要寻求明晰的途径，而不是铺设直路。按照他的说法，想要被读者理解的愿望，并非时时都与想要写得明白晓畅的愿望相吻合。
《马蒂斯》主要采用以科罗廖夫为焦点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视角，为了把握叙述者刻画的复杂意识，读者需得填补叙述的间隔和空白，搭设通往梦魇场景的桥梁。文中偶尔也夹杂有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方式，这可为叙述空间增添耐人寻味的不确定因素，进一步唤起读者的参与热情。例如，讲到航空俱乐部里的跳伞过程时，作者写道：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让这幸福之柱穿越自己。
正午的地平线传来阵阵脆响，短暂而极大的喜悦簇拥着双肩。
斑点豹似的云彩顺着微风在我们头顶上飞过。
从上下文容易看出，这里描写的是在场的跳伞亲历者的感受。叙述者不露声色地站到那些人中间，借用他们的口吻，直接与包括小说的主要人物和读者在内的旁观者交流，透过讲述拉近与后者的心理距离，让其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同时也暗示情节的发展——紧接下来，娜佳就加入跳伞者行列，亲身体验了从天而降的乐趣。而在小说的结尾，叙述者则摇身一变，与主人公科罗廖夫重合，共同面对瓦佳、娜佳，还有读者，这样一来，人际传播形式的两极无法一一对应，形成了交叉的多元对话关系：
月圆之夜，我梦到了狗、光秃秃的树林和秋播田。
……
我的痛苦被狗俯身拉走，白嘴鸦注视着一切。
……
春汛来袭时，上帝淹没了瞬息，而我就像马扎伊一样为你带去千粒光斑。
当我死去时，你会把自己裹进阳光皮袄，仿佛融入了林荫道尽头的火舌之中。
絮语至此，还应谈及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马蒂斯》中大量的隐喻现象。伊利切夫斯基长期从事诗歌创作，隐喻之于他，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揣摩未知世界、表达自我的方式。在这部小说里，隐喻的最大特点就是公开化。通过对物件、场景、行为、思想等的细密描绘与详尽述说，作者力图从它们的表面直抵实质，把对其最透彻的心灵感悟转化为认识的对象。当这样的方式演进为叙述的手段，大大小小的隐喻也就被串成了一条珠链，衬托出作者想要表达的整体意境。在众多亮光闪闪的珠子当中，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童年、教堂、梦、死亡、飞机场、火车站、河流、太阳……当然，还有流浪者和马蒂斯。而解读这些隐喻的最佳方式，是在细细揣摩之后展开专论，因此，迄今还“身在此山中”的我暂且搁笔。
对于译者，《马蒂斯》无疑是一部挑战无处不在的作品，作者行文就好比魔术师耍弄手中的扑克牌，瞬息之间变幻出各种各样的姿态，让重构作品血肉之躯的译事变得委实不易。加之自身才疏学浅，言辞笨拙，每每总觉举步维艰，难以传神。尽管费尽了思量，但少不了游离和偏颇。遗憾之余，更企盼慧眼独具的读者诸君海涵与斧正。
事实上，就任何一部内涵丰富、语言奇巧、意象灵动的文学作品而言，完美无瑕的译作都是天边的那颗星，可望不可及。唯愿三位译者和编辑付出的心血，多多少少能换来各位的感悟。或许，渴望诗意栖居的你和我都不过是被抛在茫茫征途上的一个又一个流浪者。那么，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张俊翔
2009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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