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材的改革与实践》卷前的话

                             王宏志

                昨秋共，

                     分手又匆匆。

                     漫步香峰说今古，

                     畅游卧佛展豪情。

                     史坛再重逢。

这是1978年我在香山饭店和一起编写历史教材的同事分手时填的一首词，题为《忆江南·辞别》。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参加编写历史教材的同仁，包括我在内，大都已经退休。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抓教材建设，由教育部把我们聚集到一起，在香山编书。一年多的时间，历史组团结合作，共同努力，编写出一套历史教材，而且彼此相处的很好，都已结下友情，分手时依依不舍。我才写了上面那首词。

那时候，除杨云外，我是历史编写组里最年轻的一个，不过从编写中小学历史教材的经历来看，我并不是从那时开始的。为什么命运会安排我一生编写历史教材？还要从个人简单的经历谈起。

我出生在过去所说的“书香门第”，祖上是读书人，父母都是画家。父亲早逝于抗战初期，母亲的文史修养好，也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我从小在书堆里长大，不仅家里书多，周围环境的书也多。记得母亲在唐山工学院建筑系任教授时，十来岁的我，常蹲在学院图书馆的书架前囫囵吞枣地看大部头的中外文学名著。启蒙教育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也就是今天闻名国内的实验二小。中学就读于女九中，学校名气不大，但不乏名师，尤其是教语文的龚俊图老师、教历史的杜洽老师，诱人的教学，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在理科高分的情况下选择了文史道路，进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大学期间，正处于连绵不断的运动年月，但我还是比较勤奋学习的，并开始练习写作。我和几个同学曾代表北京大学同清华大学的教师一起编写《一二·九运动史》。那时提倡学生编书，我又成为《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的主要执笔人之一，还参加过北京市的学生运动史的编写。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了编写中小学历史教材的生涯。“文革”开始，这种编书生涯中断了七年，我们以“黑编辑”的身份，被赶到安徽凤阳“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从干校归来，我还算幸运，由于邱汉生先生的推荐，得到当时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组（今北京教育学院）领导胡朝芝及历史组组长、而今著名的历史教育家赵恒烈的热心接纳，幸运地重操旧业。那时中小学的教材由各省自编，实际上除个别省市外，绝大多数都用北京市教材组编写的。不过那时的编写受时代局限，大家的才华都不能得到发挥。十年动乱结束，导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重生。“文革”后就是前面所说的教育部出面，以人教社为主，调集各方面力量集中编写中小学教材。我那时也从北京市教材组借调过去，就是前面说的在香山编书。后来，苏寿桐、李纯武两位先生多次劝我回人教社，人事处和历史室的同仁也做工作。领导的希望，同事们的诚心，加之对编写教材工作的兴趣，使我几经考虑，又回到人教社，继续做编书匠。几年以后，先后担任了社里的编委，副总编辑，课程教材研究所副所长，主管历史、政治等学科。

80年代后期，改革大潮冲击了教育战线，教材也不能依然如故了。从九年义务教育教材编写开始，人教社的编写人员迅速投入教材改革大潮之中。加之，教材的编写由独家到多家，竞争的局面也促使我们迎头面对改革浪潮。我在苏寿桐、李纯武等老一辈的支持和指导下，率领历史室的同事，在继承以往经验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对中学历史教材的体例、结构和内容进行大幅度的改革。这本书主要就反映了我一生从事历史教材编写的思路，尤其是80年代后期以来历史教材改革的思路。

本书开篇的一部分文章都是有关初中、高中以及小学历史教科书改革的内容，也是我一生编写教科书的心血所在。其中以九年义务教育历史教科书的改革幅度最大，影响也最大。当然，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结果，正像我对新教科书的采访记者所说：“我虽然出了不少力，但这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功劳大家都有一份。”这部分首篇文章是《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在不断改革中前进》，概括了建国五十年以来历史教材的发展史，从中不难看出，历史教材随着新中国的成长，不断改革，不断进步，也因新中国成长中遭遇的挫折，而有所起伏；直至改革开放大潮的到来，历史教材的改革才有了广阔的新天地，编书匠也得以充分的施展才华。我幸运地赶上了这个好时光、好机遇。这部分代表性文章有《历史教材的改革和社会的进步》、《历史教材的改革和趋向》。除历史教材改革的文章外，还有几篇关于历史教科书中民族问题写法及其原则的文章。民族问题是我在编写教科书中十分关注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一部概括多民族国家悠久文明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就不可能写好，也不可能得到各民族的认可，编写历史教科书一定要以多民族国家为立足点。对此，在民族地区的调查中深有体会，我在《旧史新谭》的“卷前数语”中具体谈到了这件事，此处不多赘述；同时，我参加辽金史学会的学术活动，对教材上如何写民族问题的内容也有很大的启发。我在编写、修订历史教科书时，将翦伯赞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一些编写民族史内容应注意的问题，不仅为室内同仁认可，也为专家称许，并受到广大历史教师，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教师的好评。第一部分最后一批文章是谈历史教材中的历史人物问题。这涉及到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既是编写教科书中必然涉及的，又是我的兴趣所在。在前人基础上，我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教科书中的历史人物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教科书中应当选写哪些历史人物，如何评价这些历史人物，等等。这些见解为许多教师、专家赞同，在我主编的历史教科书中大部分也得以实现。

本书第二部分是关于历史教学改革的文章。编写教材的人一般都有体会，教学改革必然推动教材改革。80年代中期，我国历史教学界已提出培养能力的问题，而教材还是老样子，不能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终于酿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历史教材大改革。而教材的改革势必反过来影响教学的改革，否则，教材改革的优点不但体现不出来，教学效果还会不如使用旧教材的好。作为教材的编者，在编出新教材后，总会自觉地向教师解释新教材，并提供新的教学方法，以使新教材的优点得以充分展现出来。这也是不在中学教书的我，为什么会写这些教学改革文章的原因，绝非为写而写，无病呻吟。这部分的首篇文章《历史教学和一些传统观念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