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第三部分是大纲教材阐释篇，阐释了大纲教材编写和修改的思想，教科书具体内容的说明和修改的说明以及使用建议。这部分对历史教育研究人员和教师可能有点参考作用。我时常收到一些教师的来信，除问教科书中的具体问题外，也有不少是80年代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如，为什么不称岳飞为民族英雄？南宋灭亡的年代为什么是1276年而不是1279年？等等。这些教师如果看看这本书，对上述问题就不会再提问了。
本书的第四个部分是教材交流篇，主要是写国外的交流，也包括了与国内港台地区的交流。如《中日历史教科书的交流》一文，就介绍了中日双方在历史教科书上写对方历史的情况，以及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交流中双方都有一些不同看法，我以为写外国的历史，在史实上应尽量尊重所写国家的研究成果。在观点上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其他因素，只能求同存异。当然，也可通过交流探讨，使双方的观点有所接近。但对那些国际公认的重大历史事件，只能根据史实按照国际公论来写。如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侵略欧洲、非洲国家，日本侵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都是任何时候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侵略国的历史教科书和社会教科书里不能不写，否则不仅不尊重史实，更不利于世界和平，不利于改善与被侵略国家的关系。至于各国的本国历史选取哪些史实写进历史教科书，那是各国自己的事，不必关注过多。如，中国的历史悠久，要写的内容很多，而中小学的历史、社会教科书的容量有限，不可能将历史上与邻国的关系都写进课本，只能选取最重要的去写，我想这应是可以理解的。
和港台地区的交流，对历史教科书编写有更重要的作用。我们都是同根、同种、同语言、同文字的中国人，交流起来更方便。从90年代以来，祖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地区的历史教科书都有很大的改观，而这些改观又有许多相似之处。我想这正是相互交流，彼此取长补短的结果。我在《90年代以来香港历史教科书的变化》一文里就谈到了这点。这种交流可以提高历史教科书编写质量，更有利于通过历史的认同加强民族的认同。前不久我有幸去台湾进行教育文化交流，发现台湾教育界一些人正热衷于取消史地课，改为综合的社会课，引起岛内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他们说的好，不学历史，没有了历史的认同，也就没有了民族的认同，这是很危险的，青少年将会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了。他们劝告我们大陆在课程改革上千万注意这一点。为此，我写了《台湾的教育、史地课程及其他》一文。
本书的第五部分是历史普及篇。在编写教科书的同时，我也做了一些历史普及工作，包括写短文，主编和编写历史读物等。这也可能是受了
本书的第六个部分是序言篇，主要是我为师辈和同学、朋友的专著写的序言和小传等。邱汉生、苏寿桐
除了介绍这本书之外，在这里我还想谈谈作为一个编辑如何才能编好教材，几十年的艰辛经历，令我体验最深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最重要的是每个编辑要十二分地热爱编写教材的工作，要有事业心。事业心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也不是一下子就有的。竖立起事业心，对我来说就有一个过程。名牌大学毕业后，我一心想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结果分配到教育部的直属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今天来说这个单位是很多大学毕业生、研究生以至博士生向往的去处。而那时没有收入多少的问题，一般的毕业生还是愿到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当时我对这个单位一无所知，去报到的那天，听说这里是编写中小学教材，而且要我先去编写小学课本，以为是“大才小用”，当场就委屈得掉下泪来。进社不久，我才对中小学教材编写的重要性、严谨性有所认识，并知道人教社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社长就是蜚声中外的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编辑人员中许多都是全国知名的学者。我去的历史编辑室，也是名流如云，思想史学家邱汉生、宋史学家陈乐素都在那里，还有姚涌彬、吴雁南、金堤、王剑英、寿纪瑜、胡文彦、王小曼、陈梧桐等，后来，也在文物研究、近代思想史、历史地理学、明史以及史学翻译等方面，各有突出贡献。更重要的是，还有现任国家中小学教材审定、审查委员的苏寿桐、李纯武
其次，要用正确的观点来指导。我参加工作是在60年代初期，那时正是七千人大会开过以后，开始纠正“左”的错误。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在观点上，听取几位著名史学家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的意见，比较注意实事求是，一些历史上有作为帝王将相，能以正面人物写入课本（当然，今天回过头去看，左的东西还不少，尤其是近现代史）。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编者来说，在编写观点上有一定影响。“文革”期间，在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组的日子，虽也不得不按照上方意图去做，以“儒法斗争”为线索编写历史教材，但随着头脑的逐步清醒，多少也有一些抵制。如在我们编写的中学历史课本的说明里，我就没有按当时的要求写入“批邓”。这与当时已处于“文革”后期，大家对“文革”的一套已很气愤，加之教材组的领导对上面的一套也不满，那里的空气比较宽松有关。“文革”后回到人教社编写教材，从观点上主要是肃清“左”的流毒；进入80年代，仍然是继续肃清“左”的影响，后来在不断肃清“左”的影响的同时，还要防止西方自由化的影响。今后的一些日子里，在编写历史教科书的观点上，这两个方面仍然是要继续注意的。到80年代中后期，我又注意到在编写教材时还要注意改变一些传统的观念，如封建统治时期的大汉族主义、忠君思想、天朝大国的思想；又如封建时代的，讲历史只讲政治史，轻视经济史、文化史，等等。总之，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导编写历史教材。对一个编者来说，就要多读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书籍，增长一些分辨能力，不致于人云亦云。而且，文科不像理科，采用新观点，尤其是西方的观点，要谨慎些，要选取为学术界所公认、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来不得半点疏忽。
第三，要吸取海内外历史教科书编写成果，不断创新。改革开放以前，受条件限制，我们看不到海外的历史教科书，而国内编写教材又独此一家，所以几十年里，教材虽然不断进步，但没有较大的改观。直至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编写教材才注意吸收海外教科书的编写成果。如，苏联、美国的历史教科书，比较重视文献资料。还记得李纯武先生访美归来，在历史室介绍了美国的历史教科书里引用了不少文献资料。这点很引起我的注意，在设计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历史教科书的样章时，我就在正文的旁边设专栏，安排有关的、浅显的文献资料，包括诗歌、民谣、谚语等，不仅增加了内容的真实感，而且，也增加了生动性。吸取别人的成果，并不等于全盘照搬，一定要有所创新。如，80年代的香港历史教科书，从外观上看很好，而仔细看它的内容，就会发现有些观念比较陈旧，但不等于没有优点可取。我发现香港历史教科书上的示意图画的比较好，如讲西周的宗法制学生比较难理解，而香港有的历史教科书上用一棵大树来表现，学生就容易理解了。我们义务教育中国历史教科书就参考了香港课本，也画了示意图；还有不少创新，像为讲北宋的冗兵现象，就设计了“北宋时期禁军人数的激增”的示意图，教学效果很好。90年代以来，国内已是多家编写教材，注意吸取各家的长处，也是使我们的教材不断进步的关键所在。最近历史室派人分别去上海、湖南取经，就是很好的现象。不断创新，才能使教科书不断进步。
第四，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教科书。人教社编写教科书历来比较注重调查研究。“文革”以前，我参加过三次调查活动。一次是当时任副总编辑的叶立群带队去成都，在中小学各一所蹲点，长达三个多月。其间和历史室同事通信，我虽写了一首七律，有“巴山景物毫尖起，蜀地风光眼底收”的句子，但那只是途中所见，实际我们那次的调查安排得非常紧张，日夜加班，星期天也不休息，并不那么潇洒。一次是小语专家袁微子带队去河南许昌农村；一次仍是袁微子带队去山东曲阜农村。三次调查对我这个“三门”编辑，很有意义，接触了师生，也了解了教学实际，还认识了社会。记得去许昌临别时，微子先生写七绝一首，赠与陪同我们的地方教育干部：“临别杨庄新柳栽，贫农夜话育人才。春秋楼上春何在？锦绣万年耕读来。”我一时兴起，和了微子先生一首：“辞别烟都友谊栽，相协共励孕英才。何需关羽春秋诵，耕读新书遍地来。”受到他们的称赞。其实，那次调查也很艰苦，几个女同事睡在冰冷的大教室里，生了一个没有烟囱的火炉，差点中了煤气。在编写九年义务教育教材时，其时已退下来的原社长兼总编辑叶立群，又提醒我们：教科书是学生的读本，教师的教本，改革首先要从学生和教师的角度来考虑，要符合教与学的实际情况。为此，我们在编写前和整个的编写过程中以及教科书的实验过程中，都不断走出编辑室，到广大师生中去调查、虚心听取意见，使新编的历史教科书比较符合教与学的实际情况，得到广大师生的好评。
第五，要发挥集体的力量。人教社历史室编写历史教科书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我自己的编写业务不断进步，就和集体的帮助分不开。记得我初次写课文，是参加新十二年制小学历史课本的编写，全室的同事，包括年长的专家，曾一起讨论我写的一课书《玄奘》。他们既鼓励我，又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并指出应注意的问题。那时我们的初稿都要在小学组里经过集体讨论，逐字逐句的修改，包括标点符号在内，一本书讨论的时间长达两三个月。这种讨论使我受益匪浅。我记得王芝九老先生，总是在讨论意见分歧时，能找到一个令大家都满意的解决办法。邱汉生先
第六，在历史教材编写业务提高的同时，要在史学研究上有所建树，才能编写出经得起推敲、有新意的教材。我初进历史室时，
我从大学毕业来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工作又到退休，已将近四十年，这中间由于去干校后重新分配工作，离开过几年，但仍然藕断丝连：从工作上我还在编写教材，与人教社的编辑人员有联系；从生活上我还住在人教社大院里，出出进进都是熟悉的脸。有人说：“你一辈子都卖给人教社了。”也可以这么说，不过正确地说还是“人教社培育了我，我也将一生献给了人教社的教科书编写事业。”尤其是人教社的历史室的荣辱，和我更是息息相关。她的荣誉会使我狂喜，她的污点会使我心痛。一般人不会理解这种血肉相连的关系，我确能深深地触摸到。从我到历史室的一天，那里就是一块充满学术氛围的教材编写阵地，“文革”前最好的一套新十二年制历史教科书，就是在那个时候编写出来的。那时历史室有十六七人，人与人之间尊老爱幼，关系融洽，曾是我经历的历史室辉煌的一页。“文革”以后，如前所说，集中到香山编写教材，那时由苏寿桐先生领导的历史组，包括了后来的四位高等院校的校长和历史系四位主任：首都师大的校长齐世荣、中央政法大学校长陈光中、贵州师大校长吴雁南、黑龙江教育学院院长孙伯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陈梧桐、北京教育学院政史系主任赵恒烈、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美国史研究所所长张友伦、辽宁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李玉满，等等，加上原历史室的前辈邱汉生、李纯武、王剑英、寿纪瑜、胡文彦等，共16人，兵强马壮，编写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套历史教材，将“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又翻转过来。那是历史室的又一次辉煌。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历史室先后在苏寿桐和我以及主任严志梁、李隆庚、臧嵘的领导下，不断增添新生力量，像今日社里的骨干邢克斌、陈其、李伟科、马执斌等，都是80年代初期、中期来的，那时老中青三结合，大家精诚合作，彼此谦让，加之先后的社领导叶立群、张健如、吴履平等的鼎力支持，历史教材的编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更新、改观。九年义务教育历史教科书、高中历史教科书，第一套中等师范历史教科书、幼儿师范历史教科书、职业高中历史教科书，等等，这是历史室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里程。而今，历史的发展已使我和我的前辈逐步退出了编写历史教科书的舞台，我们虽有余热，也只能起指导性、辅助性的作用，“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真诚地希望人教社不断发展壮大，也希望历史室在继承前辈“学风纯正，团结合作的集体”的基础上，重整旗鼓，再创辉煌。这本书虽署名于我，但它也饱含了几代“历史室人”的心血。人教社为我出版这本书，是给我最大的荣誉和鼓励，我十分感谢为此书的出版作出努力的社领导以及历史室的同事，尤其是担任责编的马执斌同志。
1999年9月写于沙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