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对三十年中国民族学的发展状况予以整体审视，全景式地展现了三十年中国民族学发展的成就和历程，以其信息含量丰富、引领学科前沿以及显著的综合性、工具性等特点，成为中国民族学三十年建设历程的历史见证者和忠实记录者。

人类对自身的探索和了解远远落后于对客观世界的了解。19世纪中叶以后，才出现了一个专门研究人类自身的学科——人类学。人类学从生物和社会文化两个角度研究人类，分别叫“生物人类学”（或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又称为“民族学”。民族学研究的单位并不是单个的人，而是群体，即它主要研究不同人群的文化特点以及这种特点产生的原因。这个“人群”可以是一个民族，也可以是以职业、地域、年龄、宗教信仰、性别等划分的不同人群。民族学于20世纪初传人中国，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了。这一百年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旧中国时代的民族学、新中国前期的民族学和新时期（1978-2008）以来的民族学。
在旧中国时代，中国的民族学界主要依托于西方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在几十所大学开设了民族学人类学课程。到了新中国成立前期，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学界成为苏维埃民族学派的一支，曾为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作出卓越贡献，并为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新时期以来，在与西方学术界完全断绝来往三十年之后，中国民族学界再次融人国际学术界，成为国际民族学界的一员。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它已全面开放，不再自囿于某一学派或观点，并已初步自立门户，在学术上已形成了自己的本土化特点，一个中国民族学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功能学派已初现端倪。
　　民族学又称“文化人类学”，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中国民族学曾与西方学术界完全断绝往来30年，改革 放后，中国民族学界再次融入国际学术界，成为国际民族学界的一员。经过近30年的努力，它已全面 放，不再拘囿于某一学派或观点，并已初步自立门户，在学术上已形成自己的本土化特点，一个中国民族学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功能学派已初现端倪。本书就是对中国民族学这30年发展状况的全面介绍和总结。

提要
Abstract
第一章 百年回顾与新时代的总结
　第一节　旧中国时代的民族学
　第二节　新中国前期的民族学
　第三节　新时期以来的民族学
第二章　恢复与重建
　第一节　民族学学科的重构与定位
　第二节　教学与研究机构的建设
　第三节　课程设置与教材分析
　第四节　翻译介绍国际民族学界的成果
　第五节　本土化研究成果的总结与反思
第三章 实地调查
　第一节　全国性的实地调查
　第二节　区域性的调查
　第三节　专题性的实地调查
　第四节　小结
第四章 主要研究成果与焦点问题（一）
　第一节　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
　第二节　应用性与对策性研究
第五章　主要研究成果与焦点问题（二）
　第一节　汉人社会研究和海外研究
　第二节　台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概述
第六章 历史经验与未来展望
　第一节　历史经验与存在问题
　第二节　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附录1：大事记
　附录2：民族学主要学术团体
　附录3：民族学（含人类学）教学与研究机构
　附录4：教育部重点研究中心和“985工程”创新基地（民族研究类）
　附录5：主要民族研究机构与团体
后记

　　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编，汇集国内百余位高校知名专家、优秀学者通力合作，共同完成18卷的丛书《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日前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据教育部相关部门介绍，全面、系统、客观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程、发展特点和发展成就，是进一步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前提和迫切需要，也正是该丛书出版的宗旨所在。 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新闻学与传播学、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文献学、国际问题研究以及有关交叉学科。各学科报告撰写者力求客观、准确、全面地对各学科领域三十年的新进展进行把握，力求融贯不同的学术流派、学术观点，并为我国学术研究的健康前行提供了以资借鉴的启示和引导。　　《发展报告丛书》通过对三十年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予以整体审视，全景式地展现了三十年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成就和历程，以其信息含量丰富、引领学科前沿以及显著的综合性、工具性等特点，成为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三十年建设历程的历史见证者和忠实记录者。　　以高校各学科知名学者担任分卷主编、组成高水平研究团队，集体攻关，是丛书得以高质量问世的首要原因。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卷》由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会长、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教授主编；《历史学卷》“中国历史”部分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主编，“世界历史”部分由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王斯德先生主编等。　　这套丛书的问世，是我国高校学者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精神，向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呈上的献礼之作。

　　第一章 百年回顾与新时代的总结
　　第一节　旧中国时代的民族学
　　一、传播与萌芽时期
从19世纪末传人之日起至1920年前后，是民族学人类学被初步介绍到中国的时期，或可称之为“萌芽时期”。
民族学于这个时期传入中国，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直接相关。近代以来，在与西方文明的遭遇中，清帝国屡遭重创，亡国灭种的危机使中国人痛感闭关锁国的危害和向西方学习的必要。从最初仅仅学习西方制造“坚船利炮”的技术，到学习西方的典章制度和社会科学，当时的有识之士为救亡图存，纷纷向西方国家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社会之道理。洋务派领袖张之洞主张“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则进一步主张“鉴万国强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并倡导大量翻译西方书籍，提出“欲令天下士人皆通西学，莫若译成中文之书，俾中国百万学人人人能解，成才白众，然后可以给国家之用”，他还亲自在广州开学堂讲授西方的“群学”（社会学）。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既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选择，也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学习西方的结果。同时，新政权迫切需要建设新的社会秩序，现代的行为规范和新的社会、国家、民族的观念，政府和社会都需要一套全新的制度、文化和话语以代替几千年陈旧落后的封建制度、思想和文化。于是，学习西方文化、制度，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成了建设新社会之迫切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