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代表作
不断进行新的决裂、诗意冒险和醉心写作的作家，处于主流文明之外和之下的人性的探索者。
——瑞典学院
勒·克莱齐奥的伟大最起码有以下几点：一是继承了法兰西的人文主义传统，关注弱小的生命，关注他们的灵魂与命运；二是对现代文明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批判，关注在现代文明中被压抑、被抛弃的人；三是对文学有着独特的追求，远离商业，在纯文学创作中体现了对美的向往和真的揭示；四是以清醒的意识和全球的文化视野，关注他者，关注失落的文明，关注人的存在。
——法国文学专家、翻译家许钧
法国人编的《理想藏书》中，勒·克莱齐奥的作品仅收入《战争》。
克莱齐奥总是说，他书中的人物还没有在地球上诞生。《战争》的最后一句话是：而我自己，我也实在说不准我是否已经诞生。
我和勒·克莱齐奥
——再版前言
“在夏日的灼热里，在这碧蓝的天空下，她感到有那样一种幸福，那样一种盈溢了全身，简直——叫人有点害怕的幸福。她尤其喜欢村庄上方那一片绿草萋萋的山坡，斜斜地伸往天际。”
当《流浪的星星》（袁筱一译，花城出版社，1997）中的这段文字映入我们眼帘时，勒·克莱齐奥，这位如今头顶着诺贝尔文学奖熠熠光环的大作家，就这样亲近而温和地与我们的视野相拥。他的文字是那样的波澜不惊，却又隐隐地空灵着，恬淡、醇厚。在媒体如火如荼的“勒·克莱齐奥热”之外与这样的文字相遇，我们心底最柔和的地方也许会漾起一丝涟漪。与这一份感动相比，一切渲染和宣扬似乎都会因空洞而变得多余。本来，对于任何艺术的完整和精湛，唯有内心的尊敬和升华才能够报偿。文字的世界是充盈多彩的，其中的力量远非言说可以传递，唯体会是真。对于勒·克莱齐奥这样一个充满爱心，关注弱小灵魂的观察者，一个以纯文学为创作宗旨、一生孜孜不倦地探索和思考的作家，去阅读，去理解，去感动，进而变得更加宽厚和清醒，相信这一定是给予他的极大荣耀。我也正是在这样的阅读、理解和感动中，走进了勒·克莱齐奥的世界。
初次接触他的作品，是在1977年。那时我还在法国留学，当时读到他的成名作《诉讼笔录》，其荒诞的气氛、深远的哲理寓意和新奇的写作手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80年，勒·克莱齐奥的《沙漠》（Désert）问世，获得了法兰西学院设立的首届保尔·莫朗奖。我和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林森先生得到此书后，就推荐给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这部作品的中译本问世，书名为《沙漠的女儿》。这本书我开始读的时候，发现写作手法与传统的不一样，两条主线分别展开，语言既简练又优雅，故事乍看上去不是特别吸引人，但仔细品味，越发觉得其中别有深意。书中勒·克莱齐奥把非洲大沙漠的荒凉、贫瘠与西方都市的黑暗、罪恶进行对比和联系，把那里的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与主人公拉拉反抗西方社会的种种黑暗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不仅在布局谋篇上显出匠心，而且非常有思想深度。在八十年代初，我们选定这样一部作品来翻译，一方面诚然和小说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意识形态有关，但更多的是因为深深地折服于小说的文学魅力，它独特优美的语言和主人公拉拉的形象让人无法释怀。在翻译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些问题，通过法国的出版社与勒·克莱齐奥取得联系，他不仅细致地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还为我们的中译本写了序，为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表示感谢，并在序中就小说的主题作了精要的解说。
再度与勒·克莱齐奥结缘，是在1992年。这一年，我译的《诉讼笔录》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作为勒·克莱齐奥初期作品的代表，在形式上有着与六十年代法国兴盛的新小说派类似的追求和革新，但不同的是，他没有在对形式的过分追求中忽视其思想的表达。书中主人公亚当·波洛离家出走，“寻找与大自然的某种交流”。在世人眼中，他只是一个终日无所事事，在海滩、在大城市中流浪的人。他常常和狗一起四处游荡，又擅自住入了一所无人居住的房子，最后因在大街上发表“怪诞”的演说被警方视为“精神病人”而送入病院与世隔离。《诉讼笔录》从亚当原始化、非人化、物化的奇特感觉方式出发，准确地表达了亚当对现代文明强烈的逆反心理，从而也体现了作者对这种文明的深刻反省。可以说，勒·克莱齐奥的创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倾向和对现代社会过度物质化的激烈批评。这种情怀和精神一直贯穿于他的创作中。其作品，不论是早期的锋芒还是后期的遁逸，在优美纯净的语言背后，总有一种坚韧而宽厚的人性力量在支持。
《诉讼笔录》中文版出版一年后，我与这位神交已久的法国作家终于有了第一次见面的机缘。1993年，法国大使陪同勒·克莱齐奥夫妇来南京与我会面，我们有机会在一起谈他的作品，谈翻译，他对我非常支持，不仅认真解答我提出的问题，还予以我极大的信任。后来，他每有新的作品问世，都会第一时间寄给我，如我指导的研究生袁筱一、访问学者李焰明翻译的《战争》、《流浪的星星》，都是他寄给我的。因为我读了很喜欢，所以就希望有人分享，让学生译出来。在我们那次谈话中，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让我颇为感动：“你翻译我的作品，就等于参与我的创作，我给你一定的自由。”作为一个研究文学翻译理论出身的学者，听到自己欣赏并译介的作家对于自己的翻译活动如此尊重和信任，我内心的那种欣慰和感动是难以言喻的。面对勒·克莱齐奥，如果说一个普通的读者可以用阅读、理解和感动来回馈他呕心沥血的创作，那么既是读者又是译者的我，在阅读、理解和感动之外，又多了一份责任和义务——使阅读、使理解和使感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有了一个近乎神圣的使命——让勒·克莱齐奥在中国“再生”（本雅明），但正是这样的一个使命，让我面对勒·克莱齐奥作品中近乎完美的语言和深邃悠远的气度时，不禁又多了一份焦虑和困惑。勒·克莱齐奥的话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让我在现实中感受到他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宽厚和包容。
从1983年勒·克莱齐奥的作品首次为国人阅读开始，到如今他获得诺贝尔奖，中国媒体再度将目光聚焦在他身上，这之间已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也许我们并不能说勒克莱齐国内读者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他的作品却始终以其严肃的文学追求和坚守的人文立场在中国文坛上受到好评。今年1月份，他获得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获奖作品是他的《乌拉尼亚》。在致中国读者的信中，他说，“我写《乌拉尼亚》是为了纪念战争岁月。……正是在那时，为了克服焦虑，我们创造出一个国度……决定给那个国家取个天上的缪斯的名字：乌拉尼亚。…我们因此排解了不少忧愁。几年后，在墨西哥的米却肯洲生活时，我发现一个印第安人自治村庄……采用的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模式。那是一次建立理想社会的尝试，致力于消除等级与贫富差别，使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展现各自的手艺和学识。当然，那个乌托邦最终落空了。但是，米却肯洲的印第安人依然怀念它，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抗着在美国影响下的现代社会无节制扩张的资本主义势力。正是这种经历使我萌生了写一本现代版《乌托邦》的想法……我并不想借此批评当下的墨西哥，也没有给我的小说赋予什么社会意义。我仅仅希望通过这本书，使那曾经给哥哥和我以勇气，帮助我们度过艰难的战争岁月的幻梦获得重生。”我之所以长篇引用勒·克莱齐奥的这段话，还是缘于一种感动，感动于作家的务实和平和。是的，勒·克莱齐奥是一个批判者和反思者，但他深沉却并不犀利，他的批判有力却不流于抽象。也许真的像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他并不是以反抗者的姿态出现的，他更像个孩子，一个美丽的金发男孩。他把批判转化为对孩童的心灵一样脆弱灵魂的关注，让这些最易受伤的灵魂用最细腻的感触来言说对这个世界的不满，这貌似无力的背后，深藏的是怜悯的无限力量。
瑞典学院在颁奖词中形容勒·克莱齐奥的作品为“新的断裂、诗意的冒险和感官的狂喜”。对此，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从精神追求上看，我认为勒·克莱齐奥实际上是继承了拉伯雷以来法兰西作家所体现出的人文主义传统。读勒·克莱齐奥的作品，我们发现他对于底层的人，对弱小的生命，对社会边缘的人，有着深刻的关怀。他的关怀不是昆德拉所说的带有宗教意义的“怜悯”，而是本着一种人文主义的立场，以了解为基点，去感受他们，去理解他们，去揭示他的命运。在三年前，我有机会向瑞典学院推荐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我就推荐了勒·克莱齐奥，推荐的理由中有一条就是勒·克莱齐奥继承了法兰西的人文主义传统，关注弱小的生命，关注他们的灵魂与命运。除此之外，还有他对现代文明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批判，以及对文学有着独特的追求，远离商业，在纯文学创作中体现了对美的向往和真的揭示。如今，我还想加上一条，那就是他以清醒的意识，关注他者，关注失落的文明，关注人的存在。这几点，如果说不上伟大，至少他是个清醒的作家，一个严肃的作家，是个对人类命运有着独特理解的作家，一个在冷静中不断思考与探索的作家。
记得在今年1月28日，我与在北京的勒·克莱齐奥通话，祝贺他获得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在通话中，我还谈到他迟早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回答很平静，说：“什么都是很可能的，但最终要的是要写作，要写好。”他还说： “我努力地在写作，至于获不获奖，不是我所关心的。”这就是勒·克莱齐奥的回答。对于他来说，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读者“对他的一种回应”，却决不意味着文学生命的终点。对于人性的无尽挖掘和关怀，才是勒·克莱齐奥内化进生命的一种需求，而这也应该是诺贝尔文学奖所昭示的一种永恒的维度。
许 钧
2008年10月14日
译 序
（一）
读完这本书，不知怎么总是要去想《夜营的喇叭》这个题目。那是张爱玲很短的一篇随笔，记的是每天晚上，她家附近的军营都要吹喇叭，“几个简单的音阶，缓缓的上去又下来，在这鼎沸的大城市里难得有这样简单的心，”但她怕听这每天晚上的喇叭声，因为只她一人听得见。但有个时刻，“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了喇叭的调子。”她于是奔到窗口去，“充满喜悦与同情，”然而她也“并不想知道是谁，是公寓楼上或是楼下的住客，还是街上过路的。”
普通的中国读者，或许对勒·克莱齐奥并不熟悉，尽管他早已跻身法国文坛并成功地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但这份陌生，与读这本《战争》是丝毫无妨的。因为没有必要知道那是谁，他也一定比“街上过路的”更加无关紧要。问题是，当你听见那细细的一声喇叭平地响起，悠悠刺穿了天际，就在很深的夜，就在你自忖是否是自己神经出了毛病的时候，即在你自忖那是否只是自己的一种幻觉，或是回忆中的声音的时候，也许，你翻开这本《战争》，也会“充满喜悦与同情”的，因为他正是“信手拾了喇叭的调子。”
都市里生活惯了的人，一定对这本书所描写的一切有生就的熟谙，熟谙到了麻木的地步，可以视而不见。这样，不妨抽一个夜晚，独自一人到都市灯红酒绿的中心去逛一逛。无需说“懂”与“不懂”，只要看一看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看一看一路追随你跳跃闪烁的霓虹灯，看一看街上的人们那种匆忙而又冷漠的神色，你就已经站在《战争》的入口处了。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趁那声喇叭在沉沉的夜色之中尚未响起，赶快跑开。都市文明在你的脑中依旧是一片美景，五彩缤纷，千万不要剥去那层遮掩疮疾的衣饰，你会继续心安理得地享受这太平盛世的美妙之处，可以继续高谈阔论，可以继续明争暗斗，可以继续吃、喝、玩、乐，可以继续把脑袋塞进“酚醛电木隔音壳”里，说着无聊的谎言，也换取别人两句无聊的谎言。
但你也许走不开，你感觉有一种晕眩的感觉，你的脚也很沉重，你突然觉得这缤纷的色彩在消褪而去，最后就只剩了“大片的黑”和“大片的白”。而于凄凉之外还感到恐惧，你就永远走不开了。你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听一听周围有没有“响亮的口哨”，拾起了也许本不复杂的几个音阶。
（二）
诚然，现代文明不是发展到今天才被置疑的。也许瓦特发明第一台蒸汽机的时候，人类就已注定要跌落在自身设置的陷阱里。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的追求也愈加明确坚定起来。我们锦衣华服，而无需穿树叶着草鞋，我们住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里，无需再遭受风暴雷雨的袭击，我们听着电子振动撞击出的音乐，而不再是倾听天籁之音，我们有了造作的欢乐和痛苦。
“但年轻女孩注视着，她看到的是：窗帘拉开，大楼洁白的墙面也张开了，磷磷发光的玻璃窗突然掀去那张金膜，墨镜变得透明澄亮，缓缓地，沉寂、平静的灰色板壁呈现出来，还有堆尸处，屠宰场后厅，腐烂发霉的贫民窟，泥塘，坟墓。”
就是在这个华美表面的遮覆下，在这个疯狂运营着的世界里，我们的欲望在机器马达的轰鸣声中空前膨胀起来。在成堆的钢铁水泥里，人唯一能看见的中心就只有自己，为了维护这个中心，我们自我显示，我们在相斗，我们坚持不懈地抗争着，世世相承，愈演愈烈。
算起来也有一个世纪的光景了。这份置疑在物质空前丰富而心灵空前寂寞的人群里也快要成为了一个古老的话题。溺死在自己创造的文明里的人们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呼唤。
（三）
《战争》便是其中的一声。
回到我们的喇叭声里来，看一看这并不繁复的几个音阶。
也许我们首先会得到这样的问题，《战争》究竟写的是什么？
有一句话，记不清是哪个人在哪本书里说的了，大意是讲任何一个美女细腻的肌肤，倘或置于显微镜之下，都将是一块粗糙的田野。这便是在说物质的脆弱性！而物质构筑起的这个拥挤不堪的世界实际上又是多么不堪一击！也许，《战争》就是这样一台显微镜。它把这世界细腻润滑的肌肤拿到了它的镜片下，细致地描摹，其程度比中国可见叶片脉胳的那种工笔画尤胜。不仅如此，它还毫不手软地剥开了这层表皮，把五脏六腑都翻了出来，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到处都是眼睛，肺，性器，肚腹和神经，”还有它们如机器运转一般的运动，还有思想，还有感情。表层及内里的现实就这样被无情地放大，被物化后放大。“水泥铸就的庞然大物树在地面上，承载着自己成千上万吨的重量，铁路、公路数公里数公里地蔓延出去，铁塔如林，电线杆森立，还有湖、玻璃大楼、镍矿、海滩，和大片大片的瓦楞钢板。世界上从无一景致会是如此宽广，如此深幽呵！从来没有如此高峻的山脉，如此令人晕眩的峡谷。从来没有过那么多的铁与石，那么多透明或不透明的物质。宇宙间所有的暴烈，所有的力和能都汇聚于此，留下它们的痕迹。”并且，“这种美并不温和，并不似女人用婉转的歌声浅呤低唱，而是一种向沉寂挑战的美，绷紧了所有的肌肉准备杀戮空无。”
就这样，作者把这个物质的世界推到我们面前来，灯光，声响，太阳，月亮，商店里的商品……小到一只小小的卡车轮盘，他也全神贯注，一笔一画地描摹。不仅如此，还有物化了的人和他们的思想。作为有着独立精神存在于万物之外的人早不存在了。他们对物质的欲求已经超过了这个世界所能负载的程度，这就是战争爆发的根本缘由。每个人的内心都被由欲望而生的贪婪，饥渴，失望，仇恨，绝望挤得满满而终至爆炸。“物质！物质！闪闪发光，温和，脆弱，易燃，宛若烟云。是它们创造了历史，宗教和科学！”人哪里会有立足之地？
（四）
如果说现代文明被极端厌弃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的话，那么我们不禁要探究另一个问题：这本书独特之处在哪里？如何才使它从千百万声责难与呼唤中窜出来，让人们听见它的声音？
或许我们还记得作者一鸣惊人的处女作《诉讼笔录》里的主人公亚当·波洛，还记得他那流浪汉的生活，他到处闲逛、抽烟、喝啤酒，住在荒置的小房子里，皮肤上一层汗泥，还记得他在街头所做的那番演说。如果说在那本小说里至少还有一个主人公的话，那么这本《战争》已摒弃了传统小说的所有主要构件：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
人类生存条件这一类的问题，似乎本不需要时间、地点来说明。现代小说也早就忽视了具体的刻度而把人放置到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里去。但是说到底，这都是为了更好地塑造人，为了更好地勾勒人的共性的一面而不设置明确的特定环境。
而作者的这部《战争》，恰恰就是没有人。他的所有着眼点都在于这个物质的世界。既然没有人，当然也就没有人为的事件。
小说中有两个经常出现的名字——众多符号里的两个而已——Ｂｅａ．Ｂ．和Ｘ先生（读故事的人是要失望的，年轻姑娘与Ｘ先生之间没有故事，连一个平庸的奇遇也没有）。这不是小说的主人公，而只是小说的两个视角罢了，一主一辅，并肩地探进那个幽深的物质世界里去。那个年轻姑娘带着我们穿越城市，穿越街衢，带我们一同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带我们参观了许多许多地方：机场、咖啡馆、商店、车站、地道、垃圾场，带我们看了很多很多的符号：文字、点、圈、线、钩、叉，还有淫画。最后，当我们看见到处是危险、爆炸，是不堪一击的物质的墙时，她消失了。她从来处来，往去处去。我们就是用她的眼睛在看，时不时的，Ｘ先生会来帮我们一回，会开着汽车来带我们去看逐猎人类，会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恐惧和茫然：我们竟然是在自己的创造面前束手无策！是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扼住了自己的喉咙！“战争需要所有的细胞，所有的大脑。”我们被追逐，被捕获，我们无从逃避。
同样的题目，也许可以写出完全不同的小说。可以写成《茫茫黑夜漫游》，亦可以写成《广岛之恋》，这是全凭作者一只笔调出来的。克莱齐奥既然毫不吝惜地摒弃了一切传统小说的构件，他的武器又是什么呢？这就是词语。连成句也罢，不连成句也罢，每一个词语都有它自己的力量，在挣扎，在跳跃，在杀戮，每一个词语都有它的色彩，连在一起就是一幅画。这是自然而明朗的，不需要复杂的语法结构，不需要严谨的篇章布局。一切、都在于词，“无所不在的词”，在扼杀思想，在挑起战争；在充当先知，在书写现代的《创世纪》。
（五）
昨天下午还在与人说，我们行为做事，读书作文，有两种方式，一类是用脑，一类是用心。
用脑的人不会听见沉沉黑夜里那声极低的喇叭。
所以，这本书不是写给他们的。因为他们找不到逻辑严密，结构完整，有玄机妙理的一个故事。
现代小说之优于传统小说的妙处，在于它的可感性。视觉，听觉，嗅觉，味觉，都是用心的人可以感触到的。它本身不会言明是非对错，它只是扣紧尚未麻木的人的神经，侧侧地弹奏一曲，哪怕只是“几个简单的音阶。”
的确，这部作品没有可能成为畅销书，没有可能激起“一般小说读者的兴味”，只是在深夜，倘若还有未睡去的人，还有警醒着的眼睛和耳朵，还有不愿意自己的大脑被物质填满而没有一丝梦想的余地的人，还有想问问旁人：“又吹喇叭，可曾听见”的人，不妨一册在手，这是消除恐惧，消除孤独的办法——在“总是相同的画面”里，在“一模一样的微笑，一模一样的婴儿，一模一样的香烟”，“一模一样的面具，一模一样的影子”里，找一个真正的同类，来慰藉自己。
许 钧
1994年8月8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