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的作品至今依然盛行，并对英国文学发展起着重要影响。狄更斯一生共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许多中、短篇小说，还有杂文、游记、戏剧、小品等。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艰难时代》、《双城记》、《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老古玩店》、《唐贝父子》和《远大前程》等。特别是带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被很多人视为狄更斯的代表作。狄更斯的作品以妙趣横生的幽默、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以及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气氛的有机结合著称。马克思把他和萨克雷等称誉为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

序
—个将翻译视为“再创作”的思想者
——《董秋斯译文选集》序
凌山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文学青年，几乎都做过创作的梦： 以手中的笔唤醒民众。但从这里开始，他们却戏剧性地走上别的路。据秋斯回忆，他也有这种经历。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在上海文化界兴起。当时文化界流行一种见解：应该用文艺的形式表现社会运动；要实现这个主张，非有像鲁迅这样杰出的人才不可。因此冯雪峰便动员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时常去鲁迅先生处“唠叨”，希望鲁迅写反映革命斗争的作品。当时秋斯也是他们中的一员，遂被动员去对先生说：“只要先生肯写，我们有一般朋友，可以替先生搜集材料。”鲁迅的回答大意是，写。文艺作品不同写论文，专靠别人供给的材料是不行的。关于劳动阶级的生活，他只知道几十年前绍兴乡间的农民。离开故乡以后，一向在教育界做事，所接触的限于学校里的同事和学生。别的方面知道得很少，不知道所以不能写。鲁迅对创作严肃认真的态度，给秋斯留下深刻印象。秋斯曾借用陶渊明的诗句形容自己当时的个人生活：“本既不丰，又忧病继之”，对许多事不了解，就“自己取消了创作的资格”，转向翻译。当他看到有些人对生活一知半解，却在胡编乱造的时候，觉得自己未必连这样的作品也写不了，但在“内心交战的时候，便想起鲁迅先生‘不知道所以不能写’ 的话，也想到先生怎样重视翻译，于是就埋头来弄翻译了”。他决心“不管别人怎样看不起翻译和弄翻译的人，我还是要翻译，而且一直翻译到拿不动笔的时候。鲁迅先生最后一件未了的工作，是《死魂灵》的翻译，可以说，他是用翻译工作来结束了他的写作生涯。这件事虽然是偶然的，却增加了我不少的勇气和信心”(《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
视创作为无冕之王，鄙薄翻译和评论是当时文坛的一种倾向。故有一种说法： “搞不了创作的人搞翻译，搞不了翻译的人搞评论。”当年秋斯“自己取消了创作的资格”转向翻译，似印证了这种说法。不过，这与他后来几十年间笔耕不辍的几百万字译文劳作相比，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他遵从鲁迅先生的教诲，保持一个文人应有的自律与自谦吧。其实，秋斯对外国文学给中国新文化带来的巨大影响有非常深刻的体会。1931年，上海文化界为鲁迅举行五十岁生日庆祝会，秋斯充任鲁迅与美国小说家兼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女士的翻译，开会前几分钟， 大家在院子里闲谈， 史女士问秋斯， 中国文化人为什么把精力和时间用于翻译外国作品，不
多从事自己的创作呢?秋斯回答： “中国的文学传统与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 中间有一段很远的距离，不多介绍先进国家的名著，供中国青年作家取法， 中国的新文学不会凭空产生出来；就是在政治方面，我们也有很多地方要取法先进国家，道理是一样的。”随后秋斯把这一番谈话告诉鲁迅，先生点头道：“政治也是翻译。”从政治变革的角度肯定翻译的重要。后来秋斯在《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一文中又做说明： 一般谈文艺和政治，都把模仿看作最要不得的行为，“诚然，世间没有哪一种名著是模仿得来的，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治是模仿成功的。不过这是论结果，不是论过程”。“落后国家若想追上先进国家，不能不先之以模仿，追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才能清算这个模仿阶段，从一般性到特殊性”。秋斯比喻说，这就像“供模仿的仿影和字帖，在初学时期显然是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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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大师狄更斯一生中创作了许多可以流芳百世的优秀作品。不过，他曾说，在他内心的最深处有一个得宠的孩子，这个孩子的名字就是《大卫·科波菲尔》。评论家也认为《大卫·科波菲尔》的成就超过了狄更斯的其他作品。这样的经典之作，怎能错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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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传略
作者叙
第一章 我生下来了
第二章 我观察
第三章 我有了一种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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