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斯通，美国著名传记小说作家。他一生写了25部传记小说，其中最有名的是《梵高传--对生活的渴求》，他还为杰克·伦敦、尤金·德布斯、米开朗琪罗、弗洛伊德、达尔文等历史文化名人写过传，在欧美各国很有影响，也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欧文·斯通一生潜心为他人树碑立传，他深深懂得：最能打动读者的不是这些名人深厚的成就和辉煌，而是它们追求和探索的过程。每一位传主的成功塑造，都凝聚了欧文·斯通的情感和生命，同时也不声不响地为他自己铭刻历史的印痕。
董秋斯，原名绍明，笔名求思等。文学翻译家。河北静海人。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文学院文理科。同年底参加北伐战争，任《血路》月报主编。1930年参加左联和社联的发起工作，并任《国际》月刊主编。1945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并任《民主》周刊编委。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席、《翻译》月刊主编、中国作协编审、《世界文学》副主编。主要译作

序
—个将翻译视为“再创作”的思想者
——《董秋斯译文选集》序
凌山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文学青年，几乎都做过创作的梦： 以手中的笔唤醒民众。但从这里开始，他们却戏剧性地走上别的路。据秋斯回忆，他也有这种经历。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在上海文化界兴起。当时文化界流行一种见解：应该用文艺的形式表现社会运动；要实现这个主张，非有像鲁迅这样杰出的人才不可。因此冯雪峰便动员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时常去鲁迅先生处“唠叨”，希望鲁迅写反映革命斗争的作品。当时秋斯也是他们中的一员，遂被动员去对先生说：“只要先生肯写，我们有一般朋友，可以替先生搜集材料。”鲁迅的回答大意是，写。文艺作品不同写论文，专靠别人供给的材料是不行的。关于劳动阶级的生活，他只知道几十年前绍兴乡间的农民。离开故乡以后，一向在教育界做事，所接触的限于学校里的同事和学生。别的方面知道得很少，不知道所以不能写。鲁迅对创作严肃认真的态度，给秋斯留下深刻印象。秋斯曾借用陶渊明的诗句形容自己当时的个人生活：“本既不丰，又忧病继之”，对许多事不了解，就“自己取消了创作的资格”，转向翻译。当他看到有些人对生活一知半解，却在胡编乱造的时候，觉得自己未必连这样的作品也写不了，但在“内心交战的时候，便想起鲁迅先生‘不知道所以不能写’ 的话，也想到先生怎样重视翻译，于是就埋头来弄翻译了”。他决心“不管别人怎样看不起翻译和弄翻译的人，我还是要翻译，而且一直翻译到拿不动笔的时候。鲁迅先生最后一件未了的工作，是《死魂灵》的翻译，可以说，他是用翻译工作来结束了他的写作生涯。这件事虽然是偶然的，却增加了我不少的勇气和信心”(《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
视创作为无冕之王，鄙薄翻译和评论是当时文坛的一种倾向。故有一种说法： “搞不了创作的人搞翻译，搞不了翻译的人搞评论。”当年秋斯“自己取消了创作的资格”转向翻译，似印证了这种说法。不过，这与他后来几十年间笔耕不辍的几百万字译文劳作相比，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他遵从鲁迅先生的教诲，保持一个文人应有的自律与自谦吧。其实，秋斯对外国文学给中国新文化带来的巨大影响有非常深刻的体会。1931年，上海文化界为鲁迅举行五十岁生日庆祝会，秋斯充任鲁迅与美国小说家兼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女士的翻译，开会前几分钟， 大家在院子里闲谈， 史女士问秋斯， 中国文化人为什么把精力和时间用于翻译外国作品，不
多从事自己的创作呢?秋斯回答： “中国的文学传统与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 中间有一段很远的距离，不多介绍先进国家的名著，供中国青年作家取法， 中国的新文学不会凭空产生出来；就是在政治方面，我们也有很多地方要取法先进国家，道理是一样的。”随后秋斯把这一番谈话告诉鲁迅，先生点头道：“政治也是翻译。”从政治变革的角度肯定翻译的重要。后来秋斯在《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一文中又做说明： 一般谈文艺和政治，都把模仿看作最要不得的行为，“诚然，世间没有哪一种名著是模仿得来的，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治是模仿成功的。不过这是论结果，不是论过程”。“落后国家若想追上先进国家，不能不先之以模仿，追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才能清算这个模仿阶段，从一般性到特殊性”。秋斯比喻说，这就像“供模仿的仿影和字帖，在初学时期显然是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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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伦敦是世界上名气最大的作家之一，他一生出版了51部著作，是高产作家，在现代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享有崇高的地位。本书原原本本地叙述了杰克·伦敦的一切方面，从文学到生活，是迄今为止一部最全面的杰克·伦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