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学人。学术所依托者，学人也。学人须由学殖养成，非纯由天资铸就。学殖者渐，天资者顿，而学术的规律是“渐”的。基于这个“渐”的规律，出版人便有义务在当代学术的积累与整理上做一份工作，以助成学术之进步。这是我们出版此丛书的初衷。
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来，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批新学人。他们大多有过对社会动乱与变革的体察，受过“西风”渐欲迷人眼的种种思潮的冲激，有过放眼望洋的蹈厉，亦有过躲进小楼的沉潜。他们在80年代初崭露头角，继而渐趋成熟。90年代以来，这批学人更以一种成熟的心态，对新世纪的学术前景作了从容的思考。由此我们也就有理由期望他们在步入下一个世纪的时候，成为新世纪通博的学术大家。这样的大家是现代化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因为一个民族，在其步入现代化的时候，倘不能对自身的存在作出健全、合理的解释与肯定，那便是崩溃的开始。学人的使命，究其根本正在于作出这样的解释与肯定。我们不能在拥有了技术之后却失去了精神。这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是可堪忧心的问题。
“跨世纪”只是一个象征的说法，并不是说未被列入“跨世纪”的人就无权迈进下世纪的门槛。“跨世纪”只是意味着，我们对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昌明与辉煌有着多么热切的期许，以及基于这热切期许而履行的对中国文化建设重任的自觉的肩负。没有这样的自觉，便没有迎接新世纪的真正准备，也就没有了开创未来的现实基础。丛书收入的，都是人文科学研究者的著述，我们想：人类存在的价值，其终极尤须以人文的尺度来衡估。
90年代的沉潜，也许意味着中国学术界已进入了一个转型期，这样的转型是承前、也是启后。在这个重要的时期，我们出版这套“跨世纪学人文存”，旨在尽我们的薄力，倡学术之昌明。

阎步克，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生，辽宁省沈阳市人。一九七一年中学毕业后下乡劳动，一九七三年入伍服役。一九七八年复员后做工人，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九八八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工作，一九九三年起任教授至今。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和古代政治文化史方面的教学和科研，主要著作有《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及论文数十篇。

自序
春秋战国时“信”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原因
从举荐到考试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引言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结语
西汉“察廉”考
从任官及乡品看魏晋秀孝察举之地位
汉代选官之“四科”标准的性质
南朝“太学”考
《南齐官品》拾遗
《魏官品》产生时间考
南朝“勋位”考
乡品与官品关系之再检讨
秦政、汉政与文吏、儒生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特质
士大夫与官僚制
“士”形义源流衍变说略
“士”字为斧形说补述
“礼治”秩序与士大夫政治的渊源
荀子论“士君于”与“官人百吏”之别及其意义
秦汉之际法、道、儒之嬗替片论
分、合之间：说‘君子不器”
王莽变法与中国文化的乌托邦精神
乐师与“儒”之文化起源
主要著述一览表

春秋战国时“信"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原因
　　一
“信”为儒家礼教的“五常”之一。这种社会道德观念的发达始于春秋。当时，有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就是“会”、“盟”、“誓”、“质”之类行为的频繁和普遍。如“周郑交质”、“召陵之盟”、“葵丘之盟”、“践土之盟”、“夹谷之会”、“弭兵之会”、“黄池之会”，等等。不仅列国间几乎每战必盟，每事必盟，而且这种方式甚至下及大夫、家臣、国人。崔杼杀齐庄公，“盟国人于大宫”；阳虎囚季桓子，“与盟，乃舍之”；有名的赵简子誓词，从“上大夫”直数到“人臣隶圉”；孔子欲离蒲，蒲人迫其立誓不去卫国；鲁庄公爱上了党氏，与她为“啮臂盟”。《诗经》中“信誓旦旦”之语，更透露了平民中的有关消息。无论有文书载书的盟约，还是口头许诺的盟誓，都是双方对于一事务的约定，它规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歃血为盟”以示神圣，“折箭为誓”以示决绝。“夫盟，信之约也”，“约信为誓”，有所约定而要采取盟誓方式，反映人们对约定的可信性即“信用”有着迫切的要求。人有信用，这种品德称为“信”。春秋之时，“信”被称为“国之宝也”、“德之固也”、“言之瑞也，善之主也”、“礼之器也”、“战之器也”、“文之孚也”。“信”受到如此推崇和重视，是大异于西周而与盟誓的普及相一致的。
“信”从人从言，古文作“*”，从人从口，反映“信”体现于言语之中。“信，诚也”，“诚，信也”。“信”、“诚”互训，说明“信”就是要言语诚实可靠；而言语可靠，重要的是信守诺言。“信”不可离“守”离“行”，“食言”或“言爽”，均“非信也”。“信”是体现于诺言的关于责任与义务的品质，社会个体（集团或个人间）如对一事务约定了各自的权利、义务，就有了对此加以信守履行的义务，不得改变或追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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