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目 录
主编序……………………………………………………………………………………………………
译者的话…………………………………………………………………………………………………
序 言……………………………………………………………………………………………………
第一编 主题……………………………………………………………………………………………
第一章 大众的反叛………………………………………………………………………………
第二章 改写大众…………………………………………………………………………………
第三章 郊区居民和职员…………………………………………………………………………
第四章 天生的贵族………………………………………………………………………………
第二编 个案研究………………………………………………………………………………………
第五章 乔治·吉辛和难以教化的大众…………………………………………………………
第六章 力图消灭大众的Ｈ．Ｇ．威尔斯………………………………………………………
第七章 Ｈ．Ｇ．威尔斯的自我对抗……………………………………………………………
第八章 填补沟壑：阿诺德·贝内特……………………………………………………………
第九章 温德姆·刘易斯和希特勒………………………………………………………………
温德姆·刘易斯和西方的女性化……………………………………………………………
阿道夫·希特勒的知识分子计划……………………………………………………………
后 记……………………………………………………………………………………………………
索 引……………………………………………………………………………………………………
主 编 序
这里收入的译著，大多来自“人文与社会译丛”的出版计划，其中有的已经问世多年，有的则还没有来得及印行，现在都被统筹到了新的系列中。
于是又要为此写一篇新序。也好！趁着这个时机，我就来交代一下这套丛书的初始动机。已经事过差不多二十年，所以不妨更加坦诚地披露：自己对于这类著作的心灵饥渴，当年是在街头的人流中突然涌现的。仿佛遭遇了大地震一样，我冷不防近乎绝望地发现，周边再没有什么可以遮风挡雨的，而头脑中更是空空如也——以往读过的那些迂远的智慧书，如今信着全无是处！
这样一来，就势必要从头读起，否则就无力去因应深重的当代危机。正是在这种发奋的心境中，这套丛书既延展了八十年代，又突破了八十年代。无论要为此陷入多少繁琐的细节，我念兹在兹的都一直在于：对于中国问题的解答，甚至对于中国问题的确认，都不能仅凭勇敢与冲动，还同样需要沉潜与周密。
为了咬定这个目标，我主动选择了一条独特的、如今看来也尤其适合我的道路。尽管身陷于官气十足的高等学府，不可能完全自外于其名利规则，但更其吸引我的却是：由于更需要倚重读者的自由选择，所以中国的出版企业，就总是要超前于它的教育事业。说到底，正是学术出版的民间品格，才是自己长期热衷此道的真实原因。
就这样，在长达十余年的坚持与苦熬中，心血一滴一滴地淌下，终于汇成了如今这一汪活水。幸赖译林同仁的通力合作，这套书居然积成了现在的规模。不过，眼下还不到庆功的时候，反而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其实在编辑过程中，慰悦与追悔、惊喜与惊诧，至少是同样的多。无论在确定书目、购买版权方面，还是在申报选题、甄选译者方面，总会蹦出意想不到的困扰，让原有的设想不断地打折和受挫……
幸而，这些点点滴滴的心血，经年累月地流淌下来，还是在顽石上留下了刻痕。正如我的另一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早从坊间走进了北大的讲堂，开拓出了新的博士方向一样，我们这套主攻社会思想的丛书，也已开始成为北大同学的热门读本。在最好的情况下，总还是有可能不仅充当饭桌上的谈资，还会潜移默化他们的文化前理解。
正是在这个关口，我个人的兴奋点，就再次转回了研究室。毫无疑问，翻译工作对于现当代中国，具有别提多大的重要性。可话说回来，就算所有的翻译计划都得以实施，甚至所有的文句都没有翻错，中华民族也不能光靠这一点，就奢言什么文化上的崛起。若无力透纸背的批注，若无激烈抗辩的对话，若无充满想象的发挥，那么，这些历尽艰辛翻译出来的著作，终不过是些抛到水面的瓦片，刚刚溅起表浅的涟漪，就要沉入冰冷的一潭死水了。
要知道，我们这项卷帙浩繁的翻译工程，以及其他性质类似、规模较小的翻译工程，之所以能时时引起心灵的骚动，那无非是因为，当代中国的种种危机，有着无可回避的世界性背景——缘此，那些令我们深感困扰的中国问题，说穿了原本就是世界性的难题。
在这种情势下，也就理应心存这样的念想：一方面，如果自身并无内在的智慧和思力，那也就没有什么资质和根底，去真正分享别人的智慧，而只会被这些天书把心智搅得更乱；另一方面，一旦真正读懂了这些译著，则注定要发愿去激活这类智慧，并把自己的创造性运思，毫无愧色地回馈给整个世界。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长年合作者彭刚，感谢他为此承受的繁难，和为此贡献的耐力——尽管若非遇到这种场合，以我们之间的默契与认同，原不必把这种感激之情说出来，更不要说当着公众的面把它说出来！
刘 东
2008年3月29日于京北弘庐
任何一个现代文学或历史的研究者将发现，凯里的这部深刻著作既富于启迪，又令人不安，是全面理解我们今日社会的基本读物。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充满诱人的灼见，文字精彩，论证有力，发人深省，吸引人一气读完。
——《每日邮报》
杰出的全新研究……阅读约翰·凯里这本剖析和批判知识分子之势利狡猾的书，能享受很多激动人心的时刻。
——《文学评论》
译者的话
在1880—1939年的英国文学界，艾略特、乔伊斯、劳伦斯、伍尔夫、刘易斯、吉辛、威尔斯、萧伯纳等都是声名显赫的大人物。从那时起到现在，他们一直作为现代文学的开拓者，现代主义的急先锋，备受尊崇。他们的作品也被奉为经典，成为今日任何一位英美文学爱好者或学习者必读的书目。虽然他们的代表作对大多数读者来说，都是那么高深莫测，晦涩难懂，可是如果你讨厌它们，或者说无法参悟它们的话，那问题似乎总在于你的文学修养不够，欣赏水平太低。
然而，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英语教授、英国著名的批评家约翰·凯里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问题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身上。他认为：“现代派文学和艺术可以看作是对前所未有的巨大读者群的一种敌对反应。”当时，由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人类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改变，人口膨胀、城市扩张、教育普及、民主浪潮风涌及大众文化的兴起都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特别是教育的普及使普通百姓都能读书识字，而且科技的进步使他们能轻易获得廉价的简装版经典文学著作。这样，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文学成了一种商品，大众成了其消费主体。投资、大规模生产、抢眼的广告宣传、大面积市场覆盖和巨额利润——这些企业的常规手段已开始移植到文化生产中，大众的兴趣和品味可能决定作家的成败得失。结果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倾向于相信：文学正在消失，或者说文学退隐了。作家不再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启蒙者，而更像是一个向市场供货的生产者。著名评论家F.R.利维斯在1930年发表的著作《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中指出，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危机”，大众媒体——广播、电影和报纸已导致“文化标准被颠覆”。毋庸置疑，知识分子正面临来自“大众”对他们所代表的文化权威的挑战，他们很可能将被从文化中心推到边缘，为此他们惶恐不安，满怀焦虑。为了重新获得对用文字方式记录的文化的控制，他们采取的最直接的方法是：使文学变得让大众难以理解，以阻碍大众阅读文学，进而将大众排斥于文化领域之外——这便导致了现代主义的产生。它不仅变革了文学，还变革了视觉艺术。它既抛弃了那种被大众欣赏的现实主义，又抛弃了逻辑连贯性，转而提倡非理性和模糊性。根据现代派的理论，大众在文学和艺术上总是错误的，只有那些为数不多但拥有突出才智的知识分子精英才能创造艺术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说，现代派试图贬抑大众的文化教养，抵制激进的社会政治、民主和文化教育的变革。他们自称“天生的贵族”，故意以难懂的语言、陌生的主题和高傲的态度从事创作试验，所以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反人民大众的一种阴谋。
凯里写道：“我觉得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是围绕这样一个原则形成的，即排斥大众、击败大众的力量、改变大众的读写能力和否定大众的人性。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这一知识分子的成果拒不承认：大众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大众是不可知也不可见的人的隐喻。我们只看到人群，而看不到大众。大众是人群极抽象的方面，是所有可有人群的总和，只有作为隐喻才有概念形式。大众的隐喻服务于个人专断的目的，因为它把人们变成一个集团，否认他们具有我们和我们所了解的人所具有的那种个性。”凯里指出，其实“大众”只是知识分子虚构的一个概念，用来代表不可知的众多人类生命。知识分子和大众实际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概念，它们两者构成了隐性的二元对立结构，没有人能提供确凿的“大众”花名册。传统上，知识分子习惯地认为大众具有专门沉迷于事实和普通现实主义的特性，大众顽固的写实主义使他们不适宜欣赏艺术，从而摒弃更高的美学追求。在知识分子眼中，大众或恭顺驯服、或愚蠢无知、或野蛮无理、或原始简单。事实上，20世纪早期知识分子绞尽脑汁去做的一件事就是去构造大众的形象，他们提出了种种理论构想，试图把大众“科学地”等同于野人、妇女、儿童、细菌或动物。例如，德国哲学家尼采笔下最常见的大众形象就是一群动物，有时还会将大众描绘成一群毒蛾，或毁坏生机勃勃的组织的雨点和杂草。无论如何，知识分子构想大众形象的目的只有一个：剥夺大众的人性，把知识分子从大众中分离出去，攫取语言赋予他们的对大众的控制权。为了实现知识分子对大众的统治，弗洛伊德还把大众和“罪恶”相联，用无意识的需要来证明对大众进行政治镇压是正当的。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知识分子之所以有权镇压大众，因为他们早已抑制住大众的无意识在自己灵魂中的增长。
望着自己的对立面，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觉得，大众天生低劣，而把自己拔高为天生的贵族和永恒价值的传导者。他们甚至认为，大众似乎不仅是堕落的、危险的，还是不完全有生命的。他们对大众有一种普遍的主观臆测，即大众缺少灵魂，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非人。在处心积虑地通过种种诡辩否定了大众的人性之后，他们开始幻想灭绝大众。劳伦斯就注意到毒气的功效并想象有个巨大的杀人屋来处死所有的蠢人。凯里由此向人们揭示出一个惊人的秘密：19世纪末20世纪初知识界对大众的傲慢与偏见，实际上与尼采哲学和导致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思想前提密切相关，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现代派得为20世纪的灾难负责。为了进一步印证自己的观点，凯里又进行了细致深刻的个案分析，他揭示吉辛相信大众是难以教化的，威尔斯把大众当作生物学的灾难，喜欢想象的新兴的大众文化将被瘟疫和原子弹所消灭，叶芝也希望他们在对抗受教育阶层的世界末日战争中毁灭，只有贝内特试图通过文学研究来拯救大众，而刘易斯则与希特勒一样反对民主……
总之，约翰·凯里的著作《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对现代之初的知识界发动了猛烈攻击，以清晰的条理和富于雄辩的论述向我们揭示了现代文学的大人物们身上的阴暗面:他们蔑视和憎恨普通人，甚至达到了毁灭人性的地步。可是，用如此大胆新颖的观点一下子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受人尊重的有影响的文学偶像彻底打破，实在让人太过震惊和难以接受。所以，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任何一个现代文学或历史的研究者将发现，凯里的深刻著作既有启发性，又令人不安，是全面理解我们当今文化的基本读物”。毫不奇怪，凯里的这部著作一经问世，便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不少人批评凯里在把英国知识界的势利与法西斯意识形态相联方面过于偏激，好像现代主义从逻辑上看会自动导致纳粹主义似的，太危言耸听。有学者还攻击凯里对现代作家具有“惊人的偏见”，其论证过程耍弄了很多语言学上的花招。
身为象牙塔内学术精英的凯里竟站到大众一边，向知识分子投射重磅炸弹，似乎也是一件令人大惑不解的事。有人猜测，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他对精英主义的冲击反映了一种失去理性的内疚，因为他和他两个成功的妹妹——一个是女校长，一个是高级经理——天生就比他那智障的哥哥拥有更多的机会。而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却在于：凯里一向反对那种认为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有价值，或文化应该有高尚和低俗之分，或社会应有高层和低层之分的思想观点。他曾说过：“我认为财富的分配令人厌恶。”他相信所有人的精神平等，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证明自己的价值，无论他出自什么背景。“自由、平等和博爱”其实最早就是由西方知识分子提出的口号，历史上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曾是民主的积极推进者。但在平等思想深入人心和民主政治蓬勃发展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却因为害怕大众的力量，而反对人人平等，反对社会民主。他们试图把人从知识上分出个上下之别，这与把人从财富和权势上分出个上下之别，根本没有多少不同，同样会伤害平等的建立，进而对民主构成莫大的障碍。知识本来就应当全民化，虽说当中可能有粗细深浅之不同，却不应该为一群所谓“分子”独占。法国哲学家布尔迪厄曾毫不客气地指出：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知识分子占有文化资本，虽然相对于占有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者，他们处于权力弱势，然而相对无资本者，他们又是特权阶层。一旦他们感到自己的特权受到挑战，他们就可能与大众为敌，像凯里所论述的那样，形成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倾向。无论如何，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应该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知识分子也不应该自尊自贵。那些因为有钱有势而耀武扬威者固然应当受到批评，那些因为才高八斗而对人不屑一顾者也应当受到苛责。知识分子在追求平等理想的时候，不应只想到要与比自身势力强者争平等、争自由和争民主，还应想到要让自己与一般平民大众平等，这才更有利于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才能与启蒙时代以来知识分子一贯的信仰和情怀真正契合。作为社会文化批判者的知识分子，在对社会和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应该学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反省。我想，或许这才是凯里撰写这部著作的初衷。由此看来，尽管凯里的批评可能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却仍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吴庆宏
2008年2月10日作于江苏大学
序 言
本书关系到英语文学知识界对新兴大众文化现象的反应。它指出，现代派文学和艺术可以看作是对前所未有的巨大读者群的一种敌对反应，而如此巨大的读者群实际是19世纪晚期教育改革所造成的结果。它认为，现代派的创作旨在排斥新近接受教育的（或“半接受教育的”）读者，以保持知识分子与“大众”的隔离。
当然，“大众”是一个虚构的概念。作为一种语言学的策略，其功能在于取消大多数人作为人的地位，或至少剥夺大多数人的显著人性特征，以使其使用者自以为是地高人一等。其实，这个词最初既不是运用在文化上，也不是运用在政治上，而是运用在宗教上。圣奥古斯丁曾写到过被宣告有罪的大众或地狱里的大众，他所谓的大众指的是所有人类众生，上帝令人费解地决定拯救的少数选民除外。所以，就像我在第四章中所证明的那样，即使在现代知识分子中，仍有人相信上帝意欲谴责大众。奥古斯丁希望，那些得不到上帝救赎的人将在地狱中烧毁，而这种通过火化来处置多余“大众”的基督教既定先例，在20世纪希特勒的死亡集中营里，又得到了实际运用。这就是我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所指出的。
本书最初的四章均以我于1989年11月在肯特大学所作的纪念T. S. 艾略特的演讲为基础，我另外加上“个案研究”部分，是想证明演讲中的想法也适用于其他许多独特的作家。这些作家个个都意识到（虽然方式各别）“大众”是新的挑战者，而我以前一直都没有机会写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我要感谢瓦莱丽·艾略特夫人、马修·埃文斯、罗伯特·麦克拉姆及其他法伯公司的领导，感谢法伯公司邀请我去作纪念T. S. 艾略特的演讲。我也感谢艾略特学院的校长雪莉·巴洛、比尔·贝尔、凯斯·卡罗宾、大卫·埃利斯、克里希南·库马尔和迈克尔·埃温对我在坎特伯雷的热烈欢迎和给予我的热心反馈与批评。我在他们中过得非常愉快，获益匪浅。
本书关于威尔斯的两章论述的开头部分，曾以稍短的形式在1990年拉伊文化节上作为关于亨利·詹姆斯的演讲内容。我很感谢邀请我并资助这场演讲的爱恩·马丁博士和书商巨头安东尼·内维尔。马丁博士和她的丈夫还在拉姆屋热情招待了我，使我意外地（并相当不恰当地，如果考虑到本书的一般要旨的话）有幸睡到了亨利·詹姆斯的卧室里。
事实上，我很难记录下所有被我打扰过并给过我鼓励和支持的朋友和同事，那将形成一张很长的名单。不过，我还是必须提到戴维·波丹尼斯、戴维·布拉德肖、马丁·格林、戴维·格里尔斯、彼得·坎普和克拉格·雷恩六位，感谢他们的宝贵意见和鼓励。
约翰·凯里
牛津大学默顿学院
1992年3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