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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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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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默多克以非凡的创造力尽情塑造角色，作品同时体现出她一贯的叙述才能与智慧力量，堪称默多克多年来最出色的小说。
——《纽约时报书评》
译者的话
艾丽斯·默多克（Iris Murdoch，1919—1999）是20世纪后半期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哲学家和小说理论家。她一生中除从事文学创作，还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除创作了大量小说，还从事剧本、诗歌写作，并在文学评论方面颇有建树，是英国文坛上才华横溢，成就卓越的女杰。
艾丽斯·默多克1919年7月15日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市。她的父亲威尔斯·约翰·休斯·默多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英国的一个骑兵军官，后成为英国文职官员。母亲艾琳·艾丽斯·理查森·默多克曾经是歌剧演员。默多克的文化修养和对哲学的兴趣得益于她严肃的父亲，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活泼愉快的天性、对艺术的兴趣、幽默感和优美动听的歌喉。她在伦敦度过了童年时代。十三岁时上了布里斯托尔具有自由传统的巴德明顿公立女子学校，一进校就开始为校刊撰稿。1938年，默多克就读于牛津大学的萨默维尔学院。在校期间，她大量阅读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经典，并参加了萨默维尔辩论社和萨默维尔戏剧社，成为政治和文学社团中的活跃人物。1942年以头等优秀成绩毕业。
艾丽斯·默多克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了英国共产党，尽管后来退党，但始终与左翼力量比较接近。二次大战期间她曾在财政部任职。1944年参加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工作，战争一结束即被派往比利时和奥地利做难民工作。这段时间的经历在她的小说《逃出魔掌》（The Flight from the Enchanter, 1956）中得到了反映。 在布鲁塞尔期间，默多克结识了萨特，接触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她出版的第一部作品便是关于萨特的哲学理论和文学成就的《浪漫的理性主义者萨特》（Sartre, Romantic Rationalist, 1953）。在奥地利, 她与著名语言学家和风格学家雷蒙德·奎诺相识并成为挚友。她曾与学识渊博的诗人法朗士· 斯坦纳相爱，但后者不幸死于心脏病。在欧洲工作期间，默多克获得一笔奖学金，欲赴美国学习哲学，但却因为参加过英共而未获得美国入境签证。于是默多克在家赋闲一年，其间阅读康德，思考人生，游历伦敦，观察市井，为以后的小说创作奠定了思想和生活基础。1947年，默多克获得剑桥大学的萨拉·史密森奖学金，得以重返校园，在该校纽汉姆学院攻读哲学，还被选为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员。在剑桥大学期间，默多克结识了维特根斯坦。后者的思想在默多克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尽管其逻辑实证主义并未被默多克所接受。1948年，默多克受聘于牛津大学，担任圣安妮学院哲学教师及研究员，及至1963年她放弃全日制教职专事写作，仍未完全脱离牛津的讲堂，后来还获得荣誉研究员称号。1990年获得爵士的封号。
1956年，默多克同批评家和学者约翰·巴利结婚。人们认为，默多克同约翰·巴利的婚姻是学术与艺术理想的完美结合。1999年默多克去世后，巴利写了回忆录《挽歌献爱妻》（Elegy for Iris），而根据这部回忆录改编而成的电影《艾丽丝的情书》演绎了这位“英国最才华横溢的女性”和她丈夫之间四十余年感人而浪漫的爱情故事，在第五十二届柏林电影节上备受称赞。
小说创作是艾丽斯·默多克的主要成就。她的文学生涯始于20世纪50年代，一生笔耕四十余年，共创作小说二十七部，其中一部分改编成了剧本。（此外，她还出版了一部诗集和四部哲学著作。）第一部小说《在网下》（Under the Net, 1954）一出版即受到文坛关注。1954年也因此书的出版被文学评论家伯纳德·伯冈济称为英国小说史上意义重大的一年。此后默多克每一至二年发表一部作品，直到1996年《杰克逊的困境》（Jacksons Dilemma，1996）出版后封笔。默多克的创作以1968年为分水岭。1968年以前的作品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哥特式气氛极浓。遥远时代留下的巨邸、古堡和怪异的风景构成了背景，主人公多是一些魔化了的人物，在感情、精神和生理上都受到周围人的奴役。作品往往通过神秘的事物和神话故事来表达某种哲学观，评论家萨里文称之为“力的寓言”（allegories of power）。《逃出魔掌》（1956）、《钟》（1958）、《一个砍掉的头》（1961）、《独角兽》（1963）等是这一时期代表性的作品。1968年以后所写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方面更加成熟。默多克有感于宗教之没落及公认的权威之丧失对西方社会文化与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将道德问题的探讨置于首要地位，如她所说：“我后期的大部分小说是关于社会道德上的相互适应，性道德，婚姻中的道德问题以及宗教的问题。”作品往往通过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人公经自省而获得拯救一类故事寻求人与人之间真正了解沟通，建立正常关系的途径。在手法上较多地运用寓言的形式以表达讽喻。后期小说充分显示了作家的才华，作品连连获奖，如《黑王子》（The Black Prince，1973）获詹姆斯·泰特·布拉克纪念奖，《神圣的与世俗的爱情机器》（The Sacred and Profane Love Machine, 1974）获惠特布雷德文学奖，《大海啊，大海》（The Sea, the Sea, 1978）获布克奖。其它作品如《 绿色骑士》(The Green Knight ,1994)、《杰克逊的困境》(1996)等也获得广泛关注。
默多克的小说创作极富独创性。特点之一是作品风格杂糅，涵盖了20世纪英国文学史上不同阶段不同创作群体的特点，熔多种创作手法于一炉。在她的小说中，既有现实主义的日常生活细致描写，又有浪漫主义的热情迸发；既有现代主义的意识流的奔腾，又有后现代主义的自我解构和不确定性。这种杂糅还表现在小说把严肃与荒诞，高雅与通俗，现实与虚幻，直白与隐喻，悲与喜等相互对立的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人们在看到对社会与个人关系的严肃探讨的同时，也可以看到事件透露出来的荒诞滑稽；在看到对崇高理想的追求的同时，也可以看到性关系描写的大胆开放；在追寻事件真相的同时也可能走进传说与神话；在对情与理的思索中也可能陷入寓言的迷雾。因此，她的小说也可以说是若干个二元对立的统一体。事实上，这种杂糅的、对立统一的风格与默多克的小说批评观是紧密相联的。她认为，20世纪的小说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为“晶体型小说”（crystalline novel）, 一为“新闻型小说” (journalistic novel)。前者力图以寓言形式揭示人类状况的真实性，后者满足于故事的讲述，具有文献性。若以现实主义眼光看来，前者可谓“不含有人物”，后者人物“苍白无力”。尽管默多克这一观点针对的是小说人物的塑造，但不能不说，她创造出丰富杂糅的风格式样，正是为避免当代小说色彩单一的努力，是为塑造鲜活人物提供有力支持的努力，这些努力从本质上讲体现了她在当代小说创作艺术上的超越。
特点之二是寓深刻于浅表，寓哲理于艺术。默多克的小说初读起来，似乎与通俗小说毫无二致。人物并非英雄，事件十分平凡，往往少不了性关系的描写。然而在看来平庸的外表下，默多克表达的是对克尔凯郭尔思想或萨特存在主义的思考，是对人与命运、人与邪恶、人与人、偶然与必然一系列哲学问题的探讨。将深邃的哲理与人们熟悉的日常生活与环境结合，将文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予以突破，默多克小说在这方面的成功，既是对18世纪哲理小说的继承，也是当今后现代文学语境下的新尝试，它使默多克在同时代的女作家群中成为独树一帜的佼佼者。
默多克小说的艺术成就获得了广泛认同。1980 年她曾应邀到我国北京大学讲学。1982年她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选为外籍院士。1987年获英国皇家文学学会文学指南奖。1990年纽约国家艺术协会授予她荣誉勋章。她的成就决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以及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黑王子》属于默多克的后期作品，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初，1973年出版。这一时期正是英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时期。
如果说在默多克开始创作的50年代，英国社会还处于二战创伤的治疗和恢复期, 那么到了70年代, 英国已进入后工业时代。以计算机技术为中心的科技革命促进了工业的迅猛发展，导致了社会商业化、消费化加剧，带来了信息的膨胀，知识的爆炸，使得整个社会物质丰富，呈现一片繁荣。尽管如此，在物质繁荣的下面仍然潜藏着经济危机和精神的贫乏。
70年代，英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处在震荡与变化之中，经历着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
此时，以探寻人的命运、价值、自由为主旨的存在主义已经是强弩之末，取而代之的是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盛行。尤其是解构主义，通过对西方传统哲学观念基本问题的“消解”来攻击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动摇西方传统价值体系，为思想学术界提供了新的认识范式和方法论，促进了人们价值判断和思想观念的转变。文化上的潮起潮落也引起了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的变化。60年代末70年代初，英国文坛出现了属于后现代的实验派小说。如果说现代派作家在小说主题的“内转”、叙事技巧的革新、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那么后现代派作家在继承其创新精神的基础上，在观念、方法和技巧上力图实现超越，有的文学实验甚至表现出反文化和反智性的气质。如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 1926—），作为这类作家的杰出代表，其长篇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1969）就运用了许多实验性元素，包括戏仿、自我反映、小说叙述角度的变换以及开放性的结局等。
处于70年代初社会变革及文化转型中的默多克，此时在哲学思想和文艺观上已臻成熟。在哲学方面，尽管存在主义已强势不再，但无论是萨特的无神论存在主义还是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教存在主义，无论是前者关于个人与他人，选择与行动，理想与现实的认识，还是后者关于荒谬与真实，瞬间与永恒，“虚弱的自我”的哲学观，都已成了她哲学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她始终没有放弃以人的存在作为全部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总是关心人的生存和道德。在哲学论著《至善论》（The Sovereignty of Good，1971）中，她认为，人是生而自私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尽管人生短暂，生活充满不幸和悲哀，但人又是伟大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人生关键在于寻求美与真，在崇高的艺术与无私的爱中，达到目的。她的哲学中除了道德观的部分，还有美学观的部分，两者紧密相连。她探讨何为“真、善、美”以及美与真、艺术与爱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她心目中，艺术是和真、善、美连在一起的，艺术可以把人从卑劣的自我中“拖”出来得到净化。就是在《黑王子》中，她也表明，“好的艺术却能道出真理，实际上它本身就是真理，可能也是唯一的真理。”
在文学方面，她的两篇文学批评《崇高与美的二度思考》,《反对干巴巴》指出了当代小说创作中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颇有影响。
真实是默多克追求的文学理想。在《崇高与美的二度思考》一文中默多克指出，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是为取得自由而奋斗的过程，而自由意味着认识、了解和尊重自我以外的事物。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真诚”这一以自我为中心的认识转到“真实”这一以他人为中心的认识才行。她还指出，要表现真正的现实，作家就要承认现实的多变性与偶然性，从而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在《反对干巴巴》一文中她提出了如何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的重要问题，她赞成文学接过本来由哲学承担的任务，但反对小说人物成为哲学观点的抽象的代言人。她强调，小说必须是有血有肉的人物的理想居室。
上述默多克的哲学思想和文艺观，是她写作《黑王子》的指导思想，这些观点在作品中都得到了艺术的体现。有趣的是，这些思想和观点在表面上似乎与现实主义有些相似，又似乎与她艺术手法的后现代实验性相悖。其实，文学创作是有继承性的，何况她的文学观点中有些说法如“真实”在本质上与要求典型性的现实主义是有区别的。默多克创作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对立统一也正是这个时期的写照。
《黑王子》是默多克后期小说中最受好评的一部，但也是最艰深的作品之一。小说遣词造句考究，语意隐晦幽深，哲理深邃，情节引人，还加上旁征博引，幽默调侃，象征比喻，称得上是一朵艺术的奇葩。不少评论家认为，它是20 世纪英国文学的一部杰作。
小说讲述了五十八岁的作家布拉德利的故事。故事有三条情节线索：主线是布拉德利与好友阿诺尔德的二十岁女儿朱莉安的恋爱，一条副线是布拉德利与年轻作家阿诺尔德的交往及与其妻蕾切尔的感情纠葛，另一条副线是布拉德利不得不承担照顾饱受离婚打击的妹妹的责任。三条线索交织，掀起无限风波。最后因阿诺尔德被自己的妻子、布拉德利的旧情人蕾切尔失手打死，布拉德利应蕾切尔请求去帮忙处理善后，无意中在扑克牌上留下指纹，导致自己锒铛入狱，冤死牢中。
作为一部出色的艺术与哲学思想相结合的作品，《黑王子》有着多重主题。小说的副标题为“爱的庆典”，显然主题与作为情节主线的布拉德利和朱莉安的爱情有关。传统观点认为这是一种老夫少妻式的恋爱，是主人公对性及对他周围人的品质的错误认识和觉醒。也有评论把它称为柏拉图式的恋爱。其实这种老套的阅读、简单的理解仅仅是看到了故事情节的表面现象，未能解释小说透过精巧的结构和大量心理描写的细节所表达的多层面意义。正如我们不能只从性爱的角度去理解劳伦斯一样，也不能只从性爱的角度去理解默多克的作品，因为在这荒诞的恋爱现象的后面蕴藏着多重哲学思考。
布拉德利的爱情，确实有违常情，近乎荒唐，但是荒唐并非等同虚假。从他把朱莉安奉为神明的行为，从他诸如“在我坎坷困顿的一生中，我是多么爱你。……这种爱虽然有所改变，但绝对没有丝毫减弱，它永远有着非常清晰、非常忠诚的记忆”的深情表白，不能否认他的爱有其情感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布拉德利的爱情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克尔凯郭尔关于生存与自我的哲学意义。克氏认为，自我是在生存关系中实现的，生存关系要求人应与一个完善目标相联系，相比照，才能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确认，获得生存的意义。作为有着精神追求的人，布拉德利正是把朱莉安作为生存中的比照目标、促使自我实现和超越的动力来对待的。他荒唐的爱情中又透露出些许精神的力量。
其次，作者要告诉读者的是这样的哲理：人的生活、人的命运中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生活并没有一定之规，它是受机遇与需要支配的。人的命运也并非能够完全把握，偶然性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小说通过布拉德利的命运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布拉德利的种种麻烦和不幸源于他的妻弟在他正要离开伦敦时的不期而至。不早不晚，偏偏在那最后一刻碰上他，给他带来的消息让他从此无法离开伦敦而陷进种种纠葛。倘若布拉德利不去帮蕾切尔处理善后，倘若他没在扑克牌上留下指纹，他就不会遭到厄运，然而他碰巧做了。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摆布着主人公，使其受制于众多外部因素及其他非人为的力量，众多的偶然最终形成了他命运的必然。类似的偶然性事件在小说中很多，甚至默多克还特意提到奥匈帝国皇太子遭谋杀引发一战的历史事件为偶然性作佐证。或许对偶然性的强调隐含着几分悲观主义的苦涩，然而它揭示的是现实中的真实。与此相联系的是，小说通过布拉德利在偶然性的摆布下屡遭失败却始终直面人生的态度，启示人们要聪明坚强地面对生活和命运。对待生活的正确态度，就是正视现实。正如阿诺尔德劝告布拉德利时所说：“ 难道你不明白，你得面对它，不能逃避，不能！”
此外，小说重现了默多克在她的作品中贯有的主题——对自我中心主义的批判。小说将布拉德利同朱莉安之间的爱情纠葛主线，与以他妹妹普丽西娜的遭遇为内容的副线相交织，让不同的人物都在普丽西娜的问题上经受考验。对自我中心主义的批判聚焦在布拉德利身上。他在拯救普丽西娜生命的关键时刻选择了去同朱莉安约会。私欲战胜了亲情和博爱，两相对照，形成了对“爱的庆典”的反讽。事后布拉德利的痛心疾首及由此恋情暴露以致失败的情节，则意味着对自我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对他灵魂的拯救。
《黑王子》不仅因其深邃的哲理而富于认识价值，它在艺术技巧方面也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表现最突出，最值得研究借鉴的是其实验性的后现代特点。需要先说明的是，本小说正文包括以下部分：本书编辑前言，布拉德利·皮尔逊前言，布拉德利·皮尔逊的故事（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布拉德利·皮尔逊所作后记，书中人物所作后记四篇，本书编辑后记。
一、小说的自我解构特征
小说的解构特征首先表现在小说文本的解构。《黑王子》一开头，小说主人公“作家”布拉德利在其“前言”中就宣称将使用一种“时新”手法来写作这部小说，实际上就是仿效20世纪60 年代盛行于美国的后现代“自我反映小说”（self-reflexive fiction），实行文本的解构。例如小说第一部开头，布拉德利以小说“作者”身份直接跟读者交流，谈论他的构思，人物、情节的安排，并解释安排的理由等等。这样处理的结果是作者在建构自己的叙述世界的同时，又通过自我解释或评论来解构这个世界，一边进行小说虚构又一边将虚构戳穿。对文本的解构在小说的前言、章节开头以及文中随处可见。它颠覆了小说创作中作者隐藏在虚构世界后面的传统，在引导读者关心叙述过程和作者操作的同时拉近了同读者的距离，加强了作者读者的互动，增强了读者的兴趣。更妙的是，本书中不是作家默多克本人而是她笔下的“作家”布拉德利来进行解构，这就使小说的层次结构变得更为丰富复杂了。
除文本本身的解构，情节的安排使文本中意义也发生了解构。小说设计了四篇“后记”，由四个人物从各自角度出发，对布拉德利所述事件阐明自己看法。读者面临的是，每个声音都相信自己正确。语言既用来攻击对方又用来防卫自己，不同的声音形成对彼此的解构。而点睛的一笔是布拉德利之死，它使有关布拉德利的一切变得多余，布拉德利故事的现实及其意义被彻底地解构，真实遭遇了后现代的荒谬滑稽。
二、小说充满不确定性
《黑王子》描写了诸多事件，然而事件的意义乃至整个故事的意义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这跟作者赋予文本的功能有关，它似乎只是一个提供叙述、描写的表意关系所在，方便读者参与的平台。也跟小说的叙述方式有关。小说用第一人称写成，主体部分是布拉德利即叙述者“我”在监狱中的回忆。但是，默多克还采用了不同的叙述主体，而且全都用第一人称叙述，如出版社编辑，全书“后记”中蕾切尔、朱莉安等四人，这样的叙述角度保证了每个人叙述的主观性，而当众多的声音汇聚在一起时，其相互的解构会造成“一锤定音”的不可能，从而使意义仍处于不确定状态。因此，无论是布拉德利的恋爱还是故事的主题，其意义的判断因人而异。或许可以借用符号学的话说，默多克是有意将小说写成一个能指，让它有不同的所指，从而揭示意义的多价性。
如同事件的意义，小说中人物形象也是不确定的。《黑王子》中人物形象都带有反英雄特点，每一个都只能被描述而难以用好坏善恶判定。仅以作为作家的布拉德利为例，他对艺术态度严肃，对作品精益求精，对写作怀抱崇高理想，可是与这满腔艺术真诚形成对比的是他长期不出作品。该怎么对他下判断呢？其实人物形象的不确定在某些情况下是人物性格多面性的反映。就默多克而言，这正是她关于塑造人物的观念的产物。为避免人物成为“作家灵魂深处心理冲突的外化”，默多克始终隐藏在幕后，借助于不确定性以保持她小说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默多克深受现代语言哲学的影响，在这部小说中把意义的“滑动”充分运用到了自己的创作中。书名The Black Prince就是一例。其含义，正如康拉德Heart of Darkness有多种解释一样，具有不确定性。用小说中的人物马娄的话说，这三个字有些神秘，含糊， 难以说清。根据布拉德利对书名的暗示，它是否是指扮演丹麦王子的朱莉安？抑或指她代表的Black Eros (黑色爱神厄洛斯)，即“邪恶的性爱”? 很难断定。而马娄经进一步“考证”认为，是指本书主人公，也就是Bladley Pearson本人, 是运用缀字法把Bladley Pearson 连缀成Black Prince。当然，这有些牵强附会，但也不无道理。那么其意究竟如何？连一位西方评论家也说：“我们从未直接地和明确地被告之，主人公为什么被称为Black Prince。” 从内容看，显然 Black Prince 和英国历史上的同名人物无关。但是，也有评论家认为，或许就是指英国历史上叱咤风云，南征北战的历史人物Black Prince（黑王子）, 他代表要摧毁人们拥有的一点幸福的邪恶势力（perverse power）。而从语义看，无论black 还是prince 都有几个义项。Black 不一定意为“黑”，prince 也不一定翻译为“王子”。若是再把副标题The Celebration of Love 加进来考虑, 其意义更具谜语的意味。
三、以艺术的形式阐释文艺理论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呈现出繁荣景象，文艺理论的膨胀达到惊人的程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学脱节而成为包含多学科的“理论”。然而在默多克的小说创作中，不但没有理论与创作的脱节，相反，她还以独特微妙的方式，从文论中吸取营养，运用到自己的小说构思上，以艺术的形式体现了文艺理论观念。
以艺术形式阐释新批评。《黑王子》中有一个重要情节，“作家”布拉德利刚完成他的小说，就得了不治之症，死于狱中。他的亲友仇人纷纷从各自角度出发对他的小说发表看法。人人各执一词，无视他的小说，致使最终也无法分清是非，辨明真相。默多克匠心独运构思的这一场景，形象地表现了意义存在于文本之中的观点，传达出作者已死，死无对证，是非曲直任人评说的认识。这一点正是20世纪美国的新批评理论的代表性观点。新批评派按巴特仿照尼采“上帝已死”之说提出“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author）的理论，从而将文本的解释权留给了读者。同样，小说中还运用了原型批评。布拉德利和朱莉安在皇家剧场观看的《玫瑰骑士》，正是他们爱情故事的预演。读者在剧中人奥克塔维恩和玛夏琳身上看到了这对恋人的原型。
以艺术形式阐释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论。在本书中，默多克将主人公布拉德利设为作者，四篇“后记”由四个不同的“读者”撰写，自己始终隐藏在幕后，等等，这样的构思，实际上为读者提供了活动平台，推动读者参与创作，是读者反应理论被运用于小说创作的范例。尽管默多克的这种实验尚未在她的创作中普遍使用，但毕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新尝试。
四、创作手法的多元性
默多克善于博采众家所长。在艺术手法上，《黑王子》呈现出兼收并蓄的多元特色。在意识流、文本解构一类现代、后现代手法之外，细腻描写、长篇议论和书信体的运用让读者领略到英国19 世纪小说的余风。小说中细致入微的描写随处可见，从人物表情、花园景致到家具陈设、菜市夜景无不栩栩如生。书信体这一传统手法在小说中的运用十分自然。它与第一人称叙述角度相得益彰，共同揭示了人物的内心活动。
使用带有神秘色彩的象征，描写不可解释的力量和事物及其对人物命运产生的微妙影响或暗示，是默多克常用的创作手法。在《黑王子》中，商店，邮政大厦，轮船，风筝等普通事物都包含丰富而深刻的寓意。用书中马娄的话说，是“将内心深情寄寓神秘象征”。以风筝为例。布拉德利在布里斯托尔的酒吧里触景生情说：“风筝对于我总是意味着许多许多。在我看来，那漂浮在九重之上的高远之物，那变化无常的拉力、操纵风筝线的微妙感觉，那条线是那样细得看不见、长得不可测，还有那稍纵即逝的担心，这一切不就是我们处境活生生的写照吗？”神秘与象征元素的加入，丰富了小说内涵，增加了小说的色彩和魅力。
小说的成功还在于默多克对戏剧手法的成功运用。默多克有过将自己的小说改编成剧本的经验，这为她把戏剧手法用于小说创作打下了基础。她在小说中大量采用戏剧巧合的手段，以此突出生活中的偶然性，从而传达了自己的哲学观念。更重要的是她深受莎士比亚的影响，对悲喜剧有深刻的理解。她认为：“然而莎士比亚却把悲剧与喜剧结合起来了，这是伟大的创造。悲剧与喜剧必须结合起来，因为人生本身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结合。完全的悲剧或纯悲剧，在人生场景中是没有的。”从《黑王子》的三条线索来看，每一条都包含一个悲剧的结局：主角布拉德利冤死，他妹妹气死，作家阿诺尔德被妻子杀死。然而书中很多细节却令人忍俊不禁。正是通过这大大小小的悲和喜，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人的生存状态。
小说戏剧手法的巧妙还表现在结构的设计和突变技巧的运用。开头和结尾都呈现出杀人的场面，以血淋淋的现实开始又以血淋淋的现实结束。结尾的一幕实际是开头的重复，只是行为者互换了角色，一个没有得逞，一个真正实现。这样首尾相连的环形结构使小说极富戏剧性。更妙的是结尾。杀人发生在阿诺尔德夫妇之间，但布拉德利却成了凶手。对他来说，这事非但不能幸灾乐祸，而简直是祸从天降。一个戏剧常用的“突变”，令布拉德利从顺境跌落到逆境，其悲剧性就不言自明了。
默多克是一位不易理解的作家。其一，在于她艺术里的哲学。寓哲理于艺术，融哲学、艺术与小说创作于一炉，是她作品的特点之一。情节和事件都富有象征性、哲理性，笔调更富于哲学思想，令人思索。其二，通过人物之口直接发表看法。默多克小说中的人物都对艺术高谈阔论，讲古论今，从神仙故事、中世纪传奇到希腊神话、柏拉图和莎士比亚无不是他们的话题，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蕴，但玄之又玄的论调有时使读者有如坠五里雾中之感，而冗长的议论和说教则可能使欣赏文化快餐的读者没有耐心读下去。
在结构上，也有评论家指出，小说似乎过了三分之一才上正轨，也就是说，前三分之一都可以删去。其间又穿插大量关于爱情性质、艺术和真理的议论， 虽是作为哲学家的默多克的热望，但频繁提出这些令人费解的问题，离开了故事主线。但是试想，如果删去，血淋淋的首尾呼应的精彩场面就不复存在，巧妙结构构成的有机整体必然遭到破坏, 而不同线索的展开也失去了依托。但一到三分之一处，小说峰回路转，步步引人入胜。可见，小说作者的构思虽并非天衣无缝，但是是巧妙的、完整的。有评论说，如果砍掉过多的哲理探讨，就可加强故事主线。但默多克是一位完美主义者，不允许她的文本受到任何编辑或修改。尽管如此，《黑王子》还是列入了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候选名单。总的说来，小说虽有缺点， 但毕竟瑕不掩瑜。它不失为经典。只有细心的读者和回头读者才能体会到妙在其中。
本书编辑前言
对于本书，我的作用不止一方面。作者布拉德利·皮尔逊是我的一位朋友，他把已经写好的书稿交给我出版，因此，就这一点微不足道的技术性工作而言，这本书是由于我起的作用才得以问世的。同时我也是该书提到而且时时被称为“亲爱的朋友”之类的角色。不过，我并不是皮尔逊所讲述的这出戏里的演员。我俩的友谊开始于书中所述事情之后，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特定时刻。那是一段患难的日子，我们都需要友谊的赐福，并且高兴地从对方身上发现了友谊的赐福。我敢说，没有我给布拉德利的鼓励和关怀，这个故事很可能不会形诸文字。那些竭力向一个冷漠世界宣扬真理的人，不是常常感到疲惫不堪，就是归于沉默或干脆开始怀疑自己的才智。所以，如果没有我的帮助，布拉德利·皮尔逊很可能也是这样一个结局。他需要有人相信他说的话，信奉他这个人。于是，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发现了我——他的这位知心朋友。
本书不管是从本质内容还是从语言形式来说，讲述的都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我是指不管从其深层含义还是从其表面形式来看，它写的都是关于爱的故事。人类进行创造性的奋斗、他们对智慧和真理的追求，就是一个爱的故事。本书采取模糊的，甚至有时是拐弯抹角的叙述方法，这是因为人类的追求和奋斗本身就具有模糊性和人为的隐蔽性。这对于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是不难理解的。此外，有什么东西比一个爱的故事更单纯、更可爱呢？艺术赋予可怕的事物以魅力，这或许是它可赞美之处，或许是它该诅咒之处。艺术意味着厄运。它是一直伴随布拉德利·皮尔逊的厄运，同时也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成了我自己的厄运。
作为编辑，我的任务很简单。或许，我应该更加公正地描述我自己——描述成什么呢：某个乐团的指挥？马戏里的小丑，还是那种在演出开始时先在幕前做一番滑稽的表演，然后才一本正经地拉开大幕的角色？在所有这些描述中，我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最后的评判或总结。我最好以布拉德利的弄臣身份出现，而不是当他的法官。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我又两者兼而有之。至于作者写这个故事的动机，书中从多层意义上做了披露。但总而言之，没有任何神秘可言。每位艺术家都是一位不幸的恋人，而凡是不幸的恋人，又个个都希望倾述他们的故事。
编辑 P．罗克西尔斯
布拉德利·皮尔逊前言
尽管我在本书中记叙的事情已经过去好些年了，我仍将采用时新的叙述技巧来讲这个故事，以便在记叙时让我的思绪像一束光，沿着当时时间进展的顺序前进，清晰地认识过去，朦胧地憧憬未来。也就是说，我将以过去的我，本着讲故事的一般目的，完全以当时的理解来讲述当时发生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在很多方面都与现在大相径庭。比如：我写“我现在五十八岁”，即是我当时五十八岁。我将按照我当时的判断来衡量人们，虽然这些判断不充分，甚至也许是不公正的，但绝不是日后在智慧的启迪下才形成的看法。不过，那智慧，即我确信是真知灼见的东西，却是会出现在故事里，并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一定会给这个故事“增光添彩”的。艺术品的善与其创造者的善相等，它不会增多一分，同样亦不会减少一厘。美德有其为他人所不知晓的名字，那就是难以破解的神秘。凡是有价值的事物都是神秘的。我后来过的日子既单调乏味，又管教甚严，对个中体验我既不打算加以描述，也无意列举一二。我希望自己现在比当时更聪明，更有同情心——当然也更幸福了。而且，我也希望照耀在愚人身上的智慧之光，连同愚人的行为，能够揭示出真理朴实无华的概貌。
我已经暗示了这篇“报道”是一件艺术品，当然，我并不因此就说它是幻想之作。一切艺术的内容都是荒谬的，都着眼于朴素简单的东西。但是，好的艺术却能道出真理，实际上它本身就是真理，可能也是唯一的真理。在本书中我尽了一切努力来创造巧妙的艺术和艺术性的巧妙，而且，我尽力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讲述真理，这真理不仅关系到这场戏剧的表面部分和“动人”的方面，还关系到内在的更为深刻的东西。
我很清楚，人们给他人的印象，往往是一种经过了完全加工，与自己本来面目不相符合的印象。真正展示人们自己的是他们长期的一贯的行动，而绝非任何自我描述的言辞。艺术家尤其是这样，尽管他们自以为隐藏了很多自我，殊不知他们已经清晰地展现在自己的作品中了。在这篇故事中，我就是这样，虽然也有那么一点本能想去隐藏自我，但在写作中又不得不把自己清楚地展现出来。然而，尽管有上面这些助人谨慎的说明，我现在仍想做一番尝试，大概描述一下自己。正如我先前说的，我现在要用数年前的那个“我”，用那个在下述故事中默默无闻的主人公的口吻来讲述这个故事。我现年五十八岁，是一个作家。“作家”的确是对我最好的概括，既简单又精确。要说我还是一个心理学家、一个业余哲学家、一个研究人类事务的学者，也不为过，因为这些身份是要成为像我这样的作家的人必须具备的。我自始至终是一个求索者。而我的追求，其表现形式就是力求讲述真理，正如我刚才说的那些。我希望并且相信，对此我保持了我天生的真诚。这就意味着在其他事情上，我从来不是一个成功的作家，因为我从不牺牲真理去取悦于人。很久以来，我一直受到不能倾诉自我的生活的痛苦折磨。可以下达给任何艺术家的最有效、最神圣的命令就是等待。艺术有它自己的殉道者，至少包括那些保持沉默的人。不揣冒昧地说，有些艺术圣人宁愿默默地等候一生，也不愿用那些不完全正确、不很美丽，即不真实的东西去玷污哪怕是一页纸的纯洁。
众所周知，我发表的东西很少。这里我说的“众所周知”是出自于我在艺术边缘上的冒险活动在公众中享有的声誉。我的名字为大家所熟悉，并不因为我是一个作家。作为一个作家，我赢得的读者不多，而且毫无疑问，也将只能赢得富有洞察力的少数读者。下面这篇戏剧性的故事，虽然和我其他作品迥然不同，却可能成为我唯一畅销的作品。这是我一生中的悖论，我并没有停下来，冥思苦想个中的荒谬性。本书中有构成戏剧雏形的要素，也有市井小民喜闻乐见的奇闻故事。实际上，这正是本人使其成为“头版新闻”的功劳。
我不打算介绍自己发表过的作品，虽然恐怕还没人读过它们，但在上文中我已约略提到，关于它们的议论是颇多的。二十五岁时，我发表了一部较为成熟的小说；四十岁时，发表了另一部小说，或称为准小说之类的东西。我还出版了一本“文章”或“研究论文”的集子，书的篇幅不大，为确切起见我不愿称其为哲学著作，也许可称为“笔谈”吧。我还没有来得及成为一个哲学家，于此，我还多少有点遗憾呢。好在只有故事的魔法是真正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一个人的理解域很狭窄，这正是艺术比哲学更能教育人之所在。创造蕴含着某种绝望。这一点，我相信每一位艺术家都是一清二楚的。在艺术领域，正如在道义方面，伟大的事物转瞬即逝，因为我们在关键的时刻总要眨眼睛。何为关键时刻？那就是在我们意识到事物的伟大，并且能把握它、拓展它的时候。但是，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使梦想成真”和“万事皆休，悔之晚矣”，这两者之间的空间太小，小到几乎无法挤进去。于是，凡事我们都听之任之，痴想着反正这样的事情会再度发生，机不会失，失亦再来。如此，艺术品乃至每个人的整个人生，就被这一眨眼的偷懒和一瞬间的消逝给毁掉了。我发现自己常常有故事的构思，但是当我还没有来得及想出细节时，它们似乎已经变得不值得我去写，好像我已经“写过”它们似的。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很糟糕，而是因为它们已经属于过去，我便失去了兴趣。对我来说，我的想法总是很快就失去了新意。有的是因为我下笔匆匆而被糟蹋掉；有的则是因为考虑太多以至过犹不及，还没开始写便结束了。瞬息之间，宏图大志会从模糊的没有实现的梦想变成无法挽救的古老的历史，整部整部的小说就仅见书名了。从这个废墟中产生的三部单薄的作品似乎成了支撑“作家”这一神圣称号的可怜巴巴的基础。但是，实际上（我倒有点想说“当然”），我在这方面对自己的信心，我对这命运甚至厄运的决然性的认识，从没有减弱或动摇过。我“等待”过，虽然并不总是很耐心，但至少近几年我的自信心是与日俱增的。我已经感觉到一个巨大的成功就悄无声息地藏在未来的面纱后面，让那些坚持不懈的人笑一笑吧。如果事情的发展证明，这个关于我的小故事就是我命运之所求，就是随我所有期待而来的王冠，我会不会感觉自己受了蒙骗？当然不会，因为我是在与剥夺人们权利的黑暗现实做斗争。没有人可以行使上帝的权利，一个人所能做的是等待，努力，再等待。凡是一直被普遍弄错和曲解的东西，如果要真实地对它们加以叙述，只需有一般的动机来做好下面这件事：去讲一个迄今为止一直秘不示人的奇迹。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家，因此这个故事就采取了艺术的表达形式。但愿它不辜负我写它的良苦用心。
我还要就我本人再说几句。我的父母开了一个店铺。这个店尽管不如弗朗西斯·马娄想象的那么重要，而且肯定也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个样子，但毕竟是比较重要的。我在所有的“演员”中首先提起弗朗西斯，并不是因为他最重要；弗朗西斯一点也不重要，而且和小说情节的发展也没有很深的联系。正如我估计的那样，弗朗西斯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那种人，他在故事中仅是一个配角，一个伴奏者。可怜的弗朗西斯永远不会成为任何事情的中心人物，但他可以充当任何一辆马车的一个漂亮的备用轮胎。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我把他塑造成了故事的吉祥人物。其部分原因是，从一种纯粹的唯一习惯性意义上说，他拉开了故事的序幕。也就是说，要是那一天他没有……等等，那么我也可能永远不会……等等。还有另外一个悖论。人类必须不断地思考偶然的荒谬性，这个问题比死亡更具有启示意义。我给弗朗西斯一个特殊角色的原因是，在小说的主要人物中，他可能是唯一一个相信我不是撒谎者的人。我要感谢你，弗朗西斯·马娄，如果你还在人间的话，你肯定会有机会读到这些话的。后来，另一个人相信了我，此举已经证明是极为宝贵的。但是，在当时你是唯一一个明了事实并善解人意的人。自那悲剧发生以来，时光荏苒，岁月流逝。跨过这段漫长的时光，我向你致敬，弗朗西斯。
我父母在克洛当的市区开了一家店铺——一家纸店。店里出售一些日报、杂志、信纸以及其他东西，还有可怕的“礼物”。我和妹妹普丽西娜就生活在这个店里。实际上，我们经常在那儿喝茶，我现在还能“记起”睡在柜台下面的情景。不过这个小店就是我们童年时代的家，我们童年时代神秘的领地。一些幸运的孩子有花园、草地作为童年时代嬉戏的场所，而我们则有这个店铺：它的抽屉，它的书架，它的气味，它的无穷尽的卡片箱，还有它特有的灰尘。它可以说是一个蹩脚的生意冷清的铺子，我们的父母也是很寒酸的不成功的人。他俩都是在我二十多岁时去世的，我父亲先走一步，我母亲不久也跟着去了。但她活着看到了我每一本书的出版，而且很为我感到自豪。虽然，我的母亲让我感到恼怒和羞愧，但我仍然爱她。（请安静，弗朗西斯·马娄。）我很不喜欢我的父亲，或者说我已经忘记了对他的爱。一个人是可能忘却爱的，你将会察觉到我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
店铺的事我就说这么多好了。不过，我还常常梦到它，至少一周一次。有一次我向弗朗西斯·马娄提到这件事，他认为其中颇有深意。不过，弗朗西斯属于那种可怜的半吊子理论家，偏好对事物进行种种笼统的、平面化的、“有象征性”的解释，却不愿去承受面对一个独特的人类故事时的恐怖。弗朗西斯想要对我做一番“剖析”。在我走红时，也有其他许多聪明得多的家伙对此跃跃欲试。但是，人是无限复杂的，复杂得令这一类的解读难以说清。我说“无限的”（或者我应该说“几乎是无限的”？唉，我不是哲学家。）是指在这些分析家可能梦想到的东西之外，不但有更多的细节，而且还有更多的具有不同联系的种种细节。你尽可以尝试用一纸图表来“解释”某一个米开朗琪罗，可是，能够做出解释的只有艺术，而艺术却不能自己解释自己。人类是为艺术而被创造出来的，同样，艺术也是为人类而被创造出来的。如果这两者的纽带断掉了，那我们人类的生命也就枯竭了。只有这个类比才站得住脚，也只有这面镜子才照得出公正的映像。当然，我们有“无意识的心智”，这也是我书中所讲的部分内容。但是，关于这个迷失之地的一览表是没有的，当然也没有一张“科学”的图表。
这出戏剧把我的生活推向一个意义重大的高潮。在它开幕之前，我的生活一直很平静。有人甚至可能认为它是乏味的。实际上，如果一个人可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而用较为巧妙、较为尖刻的语言来表达的话，那我要说，我的生活真是非常枯燥无味，极其单调。正如我将要说到的，我结了婚，然后又离了婚，没有孩子。我患有间歇性的胃病和失眠症，通常都过着独居的日子。在我有妻室之前和之后，我也有过其他女人，在此我不愿提及她们的情况，因为她们对于小说而言毫不相干、无足轻重。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正在变老的唐璜，而我所征服的大部分女子都属于梦幻世界。我希望以后在我年迈而无法去征服女人时，我已经写下了一本日记。因为一个人要彻底忘记什么东西的话，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日记将成为某种几乎可以保值的纪念品。我常常想，一本记录内心反省的《风月高手的日记》对我来说也许是一种理想的文学形式。但是，日子却一天天地在健忘中过去，而我在这些日子中原本可以写成这本日记的。关于女人就说这么多。总的来说，我还是一直很开心的，虽然是孤身一人，但并不是不喜欢交际；虽然有时候不幸福，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很快乐的（开心和快乐并非互不相容的两码事）。我几乎没有亲密的朋友。（我想我是不能和女人成为“朋友”的。）这本书实际上讲的是“亲密”友谊的故事。我在办公室工作期间，结交了一些算不上亲密，但也是很好的朋友（你可以称他们为“相识”）。我不想讲我在办公室工作的那段日子，也不想讲那些朋友。这并不是我忘恩负义，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审美的原因。因为他们并不是小说的人物，而且出于敏感，他们可能不再希望与我有什么联系。在这些“老相识”中，我只提一下哈特伯恩，因为他似乎是在我感到枯燥无聊的日子里经常来看望我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代表。有了他，我才能更好地塑造其他人；也因为他最后确实带着诚挚友好的心愿，错误地把自己与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应该指出的是，“办公室”指的是内陆税务办公室，我的行政生涯中的大部分时光就是做一个税务稽查员。
但是，我不打算描述自己的“税务官”生活。由于某种我不能完全理解的原因，“税务官”这个职业就和“牙医”职业一样，似乎是一种笑料。但我怀疑，它们所引起的笑声是令人不安的。税务官和牙医都是唤起人们生活中更深的恐惧的头等形象：我们必须为自己的享乐付出代价，也许是毁灭性的代价；我们的娱乐场所是借来的，而不是白给的；我们最不可替代的器官甚至当它们还生长时就坏掉了。从直接感受上说，有什么比所得税或牙痛更能令人痛苦不堪的呢？毫无疑问，这说明了为什么当一个人承认自己从事或此或彼这两种职业时，常常会遭到私下的、对抗性的敌对嘲笑。但是，我过去常常想，除了像弗朗西斯·马娄这样的傻子，没有人真正相信税务稽查员是出于不可告人的害人目的而选择他们的职业的。我认为每个人都比我残暴，因为我是那么温顺，温顺得让我那受人尊敬的默不作声、埋头工作的态度也被用做反对我的证据了。
故事开始时——我不再拖延它的开始了——我已经从税务办公室提前退休了。我之所以要当税务稽查员，是迫于生计，我知道自己不能靠写作来谋生。当我最终攒足了钱，确信自己有了一笔微薄的年金之后，我就退休了。如我所说的，直到最近，我都一直过着这样的日子：风平浪静，没有戏剧性事件发生，但仍在追求不败人生的目标。我盼望自由。有了自由，我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笔耕工作上。为获得这份自由，我受了不少折磨。不过在另一方面，即使在我不自由的几年里，我也在想方设法写作。除了偶尔的不满，再无怨悔。我不会像一些失意的作家那样，把自己写作的贫乏归结为没有时间。总之，我一直是幸运的，我要说即使现在也是如此。尤其是此刻我更要这么说。
辞职引起的震惊是我始料未及的。哈特伯恩就这么警告过我，但我不相信。也许我以前从没意识到，我是一个墨守成规的家伙。也可能由于不可宽恕的愚蠢，我竟认为有了自由就有了灵感，可没想到自己的天分在辞职后竟然彻底消失了。在此前的岁月中，我的写作状态是稳定的。从容不迫地写下来，又从容不迫地撕掉。我不说到底撕了多少页，反正数目巨大。其间既有自豪，也有伤心。有时，我感觉自己已走到了（用一个可怕的字眼）穷途末路的地步，但是我从没丧失信心，我相信自己能做得更好。在希望、信念和绝对奉献精神的驱使下，我继续向前跋涉，一天天变老，形只影单地生活在自己的感情世界里。不过至少我发现自己总还是能够写出一些东西来的。
但是，当我辞去了税务办公室的工作，能够每天早上坐在家中的书桌前，任凭思绪, 尽情驰骋时，我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思想了。这也是我得耐心忍受的。我等待着，试着建立起一种新的日常工作惯例：竟日不变地写下去，有价值的东西也就从中出现了。我在等待，也在聆听。我住在伦敦一个嘈杂的地方，正如我马上要花较长篇幅谈到的，这是一个曾经很体面，现在却很破落的地方。我想我让自己随着邻居们一起开始远离文雅和修养的朝圣之旅。以前从不令我心烦意乱的噪音现在开始折磨我了。平生第一次，我迫切地想要安静。
当然，也可以幽默而不无讽刺地指出，我在某种意义上始终是崇拜沉默的信徒。阿诺尔德·巴芬就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并且还边说边笑，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四十年不懈努力从事文学创作所写出的三本薄薄小书，决然不是喋喋不休的空话。的确，要说我懂得何为宝贵的话，那就是说，我懂得保持沉默直到恰当的时刻来临是何等重要，哪怕这样做意味着要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写作好比结婚，一个人不等到惊异于自己婚姻的幸运时，就不应该承诺责任。任何时候，我都很讨厌没有节制的信口开河。和流行的想法相反，我认为否定比肯定更有力量，并且是它的主人，而我现在需要的是保持文学上的沉默。
所以，我决定暂时离开伦敦，而同时我开始感觉到越来越舍不得离开自己珍藏的宝贝了。一旦做好了决定，我便又恢复了信心，并感到自己有潜力去做一个真正优雅的艺术家。我决定在海边租一个小屋过夏天。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享受够大海，从来没有和大海一块儿生活过，也从来没有在一个只有涛声的偏僻地方住过，这涛声不是声音而是安静本身的低语。在这一点上，我还必须提及一个不完全合理的看法，这个看法是我很久以来有意无意形成的，那就是：在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之前，我将不得不经受一些“严峻考验”。我曾经徒劳地等待过这种考验，甚至整个战争（我从没穿过军服）都未能搅乱我的生活。我似乎是命中注定要保持沉默的。这个夏天不在伦敦度过，这对我来说甚至又是一场考验，但它可能成为衡量这种沉默的标准，也可能检验我说过的那种温顺的胆怯。当然，对像我这样传统、神经质、拘谨而墨守成规的男人来说，这样的旅行完全有理由被看做是冒险，是一次不可预测的大胆之举。抑或也可以这样看，我是不是凭直觉知道美妙而可怕的东西最后真的已经逼近，便吓得哆嗦着钻到未来的帘子后面去了？我寻觅的目光被一张广告吸引住了，上面写着：海边小屋，低价出租，小屋名叫帕塔拉。我安排妥当正要动身，这时弗朗西斯·马娄这个命运的使者来敲我的门了。最后，我终于到了帕塔拉，但是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
现在来读这篇前言，我发现它远远没有表达出我的想法。也许除了天才，没有人能够娴熟地驾驭语言。虽然我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但与其说我是审美家，还不如说是一个清教徒。我知道人的一生是可怕的，它完全不像艺术。我不信仰宗教，只相信自己生存的责任。传统的宗教全是梦里的东西。一个可怕的、恐怖的世界总是近在咫尺。任何人，包括伟人，也可能在瞬间被击败而无立足之地。任何否定这一切的理论都是谎言。至于我自己，我没有任何理论。真正的政治不外乎是为自由流干的眼泪和无休无止的斗争。没有自由，就没有艺术，也就没有真理。我尊敬伟大的艺术家和那些敢于向暴君说不的人。
现在还剩献辞没写了。当然，本书是写给某人的，这里我不便说出他的名字。不是为了炫耀才华，而是为了尽一份职责，我真心地谨以此书献给你们——我亲爱的朋友、同学和老师，你们曾给予本书无数的鼓励，并使它能够出版。只有你们才知道这份感激有多么深厚。书中难免会有诸多错误之处，还望见谅，正如你们总是带着理解和同情去宽容它有着同样多缺点的作者一样。
布拉德利·皮尔逊
本书编辑后记
当我收集前述资料时，我亲爱的朋友皮尔逊已经过世了。他完成此书后不久就得了癌症，癌细胞扩散很快。他死在狱中。我是他唯一的哀悼者。
总而言之，我没什么可说的。作为编辑，我曾打算写一篇长文评论是非，吸取教训，以彰美德。我还曾满心欢喜地期待在最后来个一锤定音。但布拉德利的死使这篇宏篇大论显得冗长多余。死亡不能让艺术沉默，但死亡带来空白和停顿。所以我无话可说。当读者听到真理的声音，他会辨别出来。如果他无法辨别，则再糟糕不过了。
但是，我不能不发表我关于后记的几点看法。当然，大多是显而易见的。贝林夫人说，言辞是为了掩饰。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这些后记的执笔人的体面表现可谓少之又少。这些人其实是在演戏。比方说，每位女士都宣称（或暗示）布拉德利爱着自己，甚至那位先生也这样说。真动人啊。然而这只是小事，且在意料之中。同在意料之中的是谎言。巴芬夫人撒谎为求自保，贝林夫人为了袒护巴芬夫人而说谎。而贝林夫人的记忆，要清楚就清楚，要模糊就模糊，真是收放自如呀！虽然母女俩早就断绝一切关系，但有这点孝心还是可以理解的。马娄“医生”，在审判时道破真相，现在却卑怯地矢口否认。有人告诉我，他受到了巴芬夫人的律师的恐吓。马娄“医生”并非英雄，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原谅他。布拉德利无缘看到这些糟糕透顶的后记，但若他还活着，也会原谅他的。
不论布拉德利本人会怎么想或怎么做，当他看到这些作者各自心中的小算盘时难保不惊叫起来。每一篇后记都在为自己做广告，其中不乏粗劣之作和雕琢精品。哈特伯恩夫人宣传她的高级女子时装店，马娄“医生”鼓吹他的伪科学、他的“咨询室”和他的著作。巴芬夫人则为她那已广为人知的公众形象——受苦的寡妇脸上贴金。（在这里，任何评论的言辞都是软弱无力的。）这位夫人说布拉德利入狱之后，她就把他彻底遗忘了，至少这倒是肺腑之言。贝林夫人则宣称她是位作家，稍后我会涉及她那篇精心撰写的短文。（她是否会承认她的文风受了布拉德利的影响？这也是她在想方设法加以掩饰的一点！）或许活人总是能比死人智胜一筹。但即使取胜，那也充其量是一场徒有虚名的胜利。艺术作品才是最后的赢家。
我出版这些手稿，有两点初衷。其一，将一部文学作品奉献给公众。我是一个天生的出版经理人。这并非是我初次行使职能。其二，我希望能为我挚友的名誉做一辩白，简短地说上几句，替他澄清谋杀的冤屈。在完成这一任务时我未曾得到贝林夫人和马娄“医生”的任何支持，对此我不感到惊讶，只是觉得悲哀。经年来，混迹人世，阅人多多，深知从人类身上可望得到的好处是多么微乎其微。为了达到第二个目标，我拟写一篇分析长文，就像一部侦探小说末尾的总结，指出矛盾，做出推理，得出结论。但我最终放弃了。部分原因是布拉德利的去世。死亡似乎就是向一个更广泛更庞大的法庭陈述真相。另一部分原因是，重读布拉德利·皮尔逊的故事时，我觉得故事会为自己辩白。
还有两件事：一是对布拉德利·皮尔逊生命的最后时日做简要的交代；二是与贝林夫人理论。（只就某个理论问题谈谈，事实的真相留待她的良知去审度。）在此我要先做第二件事，我的话也不长。我亲爱的贝林夫人，艺术是一株植物，且比你在你那篇文学性后记中想象的更坚韧，更茁壮。恕我直言，你的雄辩近乎浪漫主义，甚至可以说是过于感伤，这是年轻人的特点。当你在艺术上更加成熟以后，你会更加深刻地领会我这番话的。（那时你或许有幸领悟莎士比亚庸俗的一面。）说到灵魂，我们总是言必用暗喻：用得妙却忘得快。我们也许只能同至友谈论灵魂，这就使得道德哲学沦为空谈。事实上，这些事物不是自然科学。不存在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贝林夫人你或其他什么人可以在究竟是什么最终滋养了艺术和什么根本不滋养艺术这二者之间划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为什么你急于把那位伟大的黑人一分为二，是什么让你不安？（这个问题的答案能让你明白许多东西。）事实上，伟大的艺术，只要它认为合适，也可以粗俗、色情，在这里说这个，不免有些多此一举。艺术与欢笑、娱乐甚至荒谬是联结在一起的。巴芬夫人说布拉德利是个滑稽人物，可世上无人没有滑稽可笑之处。艺术要公之于众的正是这一点。艺术是历险故事。（巴芬夫人，你为何嘲弄历险故事？）毫无疑问，艺术与真理相连，艺术创造真理。对此万事万物都会刮目相看，连情欲之爱也不例外。布拉德利的庞杂松散的理论可能显得有些幼稚，或者根本就是很幼稚的。在他理论整体的背后或许存在着若干五花八门各有差异的见解，但在这些见解的背后是一以贯之、整体一致的思考。面对这样一片景致，一个平常人能够望多远，而一位艺术家又需要望多远？艺术有其自身的严格要求，然而对于那种苛责挑剔的哲学，它只能报之以嘲弄。
至于音乐，贝林夫人明确地宣称它是一切艺术的象征，而非一切艺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对此我不愿意说不同意。事实是，我的身份恰好给了我发言权。实际上，作为一名音乐家，我对所有艺术都兴趣盎然。音乐联结了声音与时间，勾勒出人类交流的极限。然而，各种艺术构筑成的不是一座金字塔，而是一个圆圈。这些艺术是语言外在的防御性壁垒，而语言的精确为其他更为简单的交流方式提供了条件。没有这层防御，人将沦为动物。布拉德利曾说音乐指向沉寂，这又是一种象征。每位艺术家都梦想着一种他必须迈入的沉寂，如同某些生物回到海洋产卵。形式的创造者必受没有形式的折磨，甚至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倘若布拉德利·皮尔逊还在世，他会怎么做？他会再写一本书，一部杰作吗？也许吧。人的灵魂充满了惊奇。
布拉德利死得很安详，很平静，与平常人无异。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当医生向布拉德利透露病情时（当时我在场），他脸上那种受伤似的愕然神情。有一次布拉德利失手掉了一把大茶勺，而且眼睁睁地看着它在地上摔碎，当时他的表情也是这般模样。他说：“是吗！”然后转过身来望着我。他没能撑多久。很快他就卧床不起。死神的手在很短时间内就把他变了个样。他的头发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脑袋。他没有试图再握笔。他一直握着我的手，和我交谈，询问我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我们还一起欣赏音乐。
在布拉德利去世的那天早上，他对我说：“我亲爱的朋友，我很遗憾——还是在这种地方——这样地令人乏味。”他接着说：“你不会小题大作，是吧？”“为了什么？”——“我的清白无辜。不值得那样。现在没有关系了。”拧开布拉德利的晶体管收音机，我们一起聆听莫扎特。之后，布拉德利自言自语地说：“真希望《金银岛》是我写的。”将近晚上时，他更加虚弱，几乎讲不出话来。“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什么事？”“那部歌剧……”“哪一部？”“《玫瑰骑士》。”之后，布拉德利好一会儿没出声，然后又说，“它是怎么结束的？那个年轻人——他叫什么？”“奥克塔维恩。”“他继续留在玛歇琳身边还是离开了她，另找了个与他年纪相仿的女孩子？”“他找到一位年纪相仿的女孩，离开了玛歇琳。”“很好，他做得很对，不是吗？”又过了一会儿，布拉德利翻了个身，整个身子贴着床，似乎要睡觉，但仍握着我的手不放。接着他睡了。
想到能在布拉德利临终时予之关怀，我甚感宽慰。我觉得似乎布拉德利毕生都因为缺少我这样的朋友而吃尽苦头。而在布拉德利最后的日子里，我与他一起受折磨，最后为他的死而伤心难过。我同样需要他。他为我的存在增添了意义。
至于我的身份，马娄“医生”，我不可能是布拉德利·皮尔逊笔下虚构的人物。原因很简单：我还活着而皮尔逊已经不在人世了。不错，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福斯泰夫比他更长寿，但他可没有替莎翁编辑过剧本。尽管事实是，不止一位出版商欠我的情，我还是要向哈特伯恩夫人担保，我不是虚构的人物。我听说，更有人猜测布拉德利·皮尔逊和我都系子虚乌有，是某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的虚构。恐惧会滋生各种各样的猜测。不，我不是虚构的，我确实存在。也许巴芬夫人更接近真实，尽管她的思想俗不可耐。布拉德利也确有其人。在我写这篇后记的桌子上，立着一尊青铜制的骑牛女郎铸像。（水牛的一只腿还修补过。）还有一个镀金的鼻烟盒，上面铭刻着“友人之礼物”。布拉德利·皮尔逊的故事，即我鼓励他讲述的那个故事，会比这些玩物流传的时间更为久远。艺术不是轻而易举之事，也不是依样画葫芦。艺术只讲述那些与人类相关的真理。艺术是光明，凭借它我们可以补偿人生诸事的缺陷。而在艺术后面，我向你们所有人保证，空无一物。
P.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