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将嘉道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时段，从研究相对薄弱的灾荒切入社会，在尽量多掌握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探讨这一特殊时段的灾荒成因，分析灾荒对当时社会的深刻影响，总结当时政府应对灾荒的举措，阐述特殊时代下民间力量对抗灾救荒所做的特殊贡献，藉以凸现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社会景象。
　　本书是北京社科院青年课题《嘉道时期的灾荒研究》的最终成果，旨在将嘉道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时段，从研究相对薄弱的灾荒切入社会，在尽量多掌握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探讨这一特殊时段的灾荒成因，分析灾荒对当时社会的深刻影响，总结当时政府应对灾荒的举措，阐述特殊时代下民间力量对抗灾救荒所做的特殊贡献，藉以凸现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社会景象。
　　本书的每一步进展都与诸多前辈、师长的倾心教诲密不可分。在此，我对李文海先生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先生广博的知识，精益求精的严谨学风，谦虚谨慎、坦荡无私的处世风范将使我受益终生。另外，中国人民大学的程献老师、夏明方老师等都曾给予我很多无私的指导。北京社科院历史所尹钧科先生对我们年轻同志悉心指导，吴建雍、王岗所长和袁熹、吴文涛、赵雅丽、许辉等同事在工作上、生活中对我关怀备至。他们的关怀和鼓励，使我感受到同事之间深厚的友情。人民出版社编辑邵永忠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项目中心李岚同志在百忙之中。抽出大量精力，为本书顺利出版付出了很多心血和劳动。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先生和父母家人，他们在我身后默默的奉献为我能够坚持写作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不知不觉中，我的儿子已经十个月了，从安静地躺在床上朦胧张望的婴儿成长为一个伸着小腿到处乱爬，扶着栏杆摇晃着站起，蹒跚学步的小大人。他富有表情的眼神、咯咯的笑声，他的每一个举动，每一步成长，都给我枯燥的写作生活增添了无限的情趣。我在这里一并对他们给予我的一切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其实，要感谢的人真是太多了，正是在诸多师友、亲人的鼓励帮助下，我才能够完成本书的写作。
　　本书即将出版之际，适逢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灾情极其惨烈。

张艳丽，1976年生，河北唐山人，历史学博士，北京社科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灾荒史、北京史等方面的研究。曾参与教育部研究基地重点项目《清代灾荒研究》、国家清史编纂工程《京师志》、北京社科院重大课题《整合北京山区历史文化资源研究》和《北京专史集成•宗教卷》等课题，发表论文多篇。

序言
绪论
第一章 嘉道时期的社会状况
　第一节　嘉道中衰
　　一、吏治全面败坏
　　二、经济发展相对缓慢
　　三、财政拮据严重
　　四、社会危机四伏
　第二节　有心求治，无力回天
第二章　嘉道时期的六大灾荒
　第一节　嘉庆六年（1801年）永定河决口
　第二节　嘉庆十八年（1813年）冀鲁豫三省旱灾
　第三节　道光三年（1823年）北方京畿直隶、南方苏浙皖等省大水灾
　第四节　鸦片战争爆发后连续三年黄河大决口
　第五节　道光二十六、二十七年（1846—1847年）秦豫大旱
　第六节　道光末年的东南各省大水灾
　第七节　其他
第三章　嘉道时期灾因探析
　第一节　自然原因第二节社会原因
　　一、嘉道时期人类不当的生产活动与灾荒一
　　二、政治腐败与灾荒
　　三、战争与灾荒
第四章　嘉道时期的灾荒与农民起义
　第一节　自然灾害促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第二节　灾荒引发农民起义
　第三节　嘉道时期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防范和对策
　第四节　灾荒对战争的影响
　　一、广大贫苦人民尤其是灾民壮大了起义队伍
　　二、粮食补给对作战双方的影响
　　三、自然灾害对作战双方的影响
　第五节　战争对救灾的影响
第五章　嘉道时期政府的荒政举措
　第一节　防灾备荒措施
　　一、重农备荒
　　二、仓储备荒
　　三、兴水利备荒
　　四、治河
　第二节　报灾、勘灾与查赈
　　一、报灾与匿灾、捏灾
　　二、勘灾与勘灾不实
　　三、查赈
　第三节　救灾措施
　　一、蠲缓
　　二、赈济
　　三、调粟
　　四、借贷
　　五、安辑流民
第六章　嘉道时期的民问赈济
　第一节　政府救灾能力的下降
　第二节　政府对民间赈济的倡导
　第三节　民间赈济的状况
　　一、民间赈济力量组成
　　二、民间赈济形式
　　三、民间赈济的地域范围
　　四、民间力量参与救灾的形式
　第四节　民间赈济的地位和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第四章　嘉道时期的灾荒与农民起义
　第五节　战争对救灾的影响
　　战争对救灾的影响是双方面的，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白莲教起义期间，统治阶级办理救灾活动较平时更为重视。湖北是起义爆发和持续作战的主要战区之一。嘉庆七年（1802年）湖北发生水灾。据称汉阳府汉川、沔阳，安陆府潜江、天门、京山、钟祥，荆州府公安、松滋、江陵、监利等州县，或连日大雨，或江水骤涨，致使堤塍被冲塌，州县被淹。而公安县地处下游，受灾更重，“江陵、松滋二水并泻，城内水深至丈许，衙署、民房、城墙、仓廒多有倒塌。”此时，白莲教起义还在进行，徐添德率部进入保康，苟文明率部进入兴、保一带，边界还有其他队伍活动。面对湖北的灾情，嘉庆帝说：“此等就食贫民，虽已设法赈济；但人数较多，若不亟为安辑，饥民无可觅食，必致滋生事端，甚或去而从贼，不可不虑。湖北境内现有徐、苟等逆尚在滋扰，往往裹掠良民，往来啸聚。若此等就食贫民，被贼匪等乘机诱骗，于大局甚有关系。”灾后产生大量饥民，他们对战局起着关键的作用，他们何去何从，引起统治阶级深深的担忧。可见，统治阶级关注救灾活动与镇压农民起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基于此，统治者加强了对灾民的赈济。再以陕西为例，嘉庆五年（1800年），署陕西布政使台斐音奏报，黄河骤涨，朝邑遭受水灾，水深一丈有余，衙署仓廒监狱以及城乡居民房屋庄稼被淹。嘉庆帝考虑到“朝邑地方虽距贼匪奔窜之处较远，但此等被灾贫民，倘抚恤稍有未周或致口食无资，流离失所，即恐去而从贼”。因此，他传谕台斐音不可稍有讳饰，详细查勘灾情，酌量赈济，一定不要遗漏，以便灾民各安生业，不致流离失所。嘉庆七年（1802年），陕西渭南、华州、华阴、潼关四个州县发生水灾，庄稼被淹没，房屋大半倒塌。嘉庆帝谕令地方官实力抚恤，他说：“现在该省南山余匪尚未净尽，该处穷民或因糊口维艰，提挈老幼，四出觅食。 ……